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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1期-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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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之子汪朗在《岁月留痕》中写道: 
  林斤澜要爸爸把所写的谈文学创作的文章汇编成集,找地方出版。爸爸出的作品集,都是有人要出版才编的,从来没有拿着稿子找过人,也不会。惟独这本《晚翠谈文》是例外。但是这种文论集不被看好,出版很难。林斤澜连赔时间带搭面子,联系了好几处地方,最后还是由他老家的浙江出版社把书出了。林斤澜干这些事,纯粹是帮朋友。爸爸后来到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时,香港一个作家也是他的朋友写信提出,要在台湾帮他联系出版作品集,不过要按规矩他提一成。爸爸同意了。在写给家里人的信中,他说“反正在国外就是这样,交情是交情,钱是钱。像林斤澜那样和浙江洽谈《晚翠谈文》,门也没有。” 
  1987年,作为《北京文学》主编的林斤澜,主持召开《汪曾祺作品讨论会》,这是关于汪曾祺作品的惟一的讨论会。汪曾祺为讨论会作了一个发言,是他晚年一贯的文学主张,题目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当时几个外国朋友要求参加,临时来不及办手续,没来。来的多是青年学者,会上很有学术气氛,有的论点经久不衰,越见影响。比如北大的几位学者,给汪曾祺定了个位,大意是“汪曾祺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等等。 
  林斤澜还帮汪曾祺主编《国风文丛》。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要出版一套书,是反映各地风土人情、山川景色、乃至瓜果吃食的散文,诸如《卢沟晓月》(北京卷)、《黄河落日圆》(鲁豫卷)、《杂花生树》(吴越卷)、《渚青沙白》(湘鄂卷)、《弄狮》(闽台卷)、《雪域佛光》(西藏卷)等等。他们找林斤澜商量,要他和汪曾祺共同主编这套书。林斤澜说,主编还是让汪曾祺来做,我可以帮他。我就做吴越卷的主编好了。他找汪曾祺谈,汪曾祺同意。具体做起来时,汪曾祺却木然,后来索性把这事弄忘了。这样,许多事只能由林斤澜来做。林斤澜对汪曾祺说:“你写一个总序吧,其他事不管啦。”为了写这篇序,林斤澜先后送了三次材料,前两次送的全不知丢在哪了! 
  这是汪曾祺临终前一年的事。他的序仍然葱茏漂亮。《国风文丛》是一套极其精美的书。 
  同样,汪曾祺对林斤澜也有友爱的表示。沈从文,就是汪曾祺介绍认识的。林斤澜回忆说是汪曾祺带他到天安门后面的午门楼上,熟上沈从文。汪曾祺写了《林斤澜的矮凳桥》,尽管不长,但一反学院派的云里雾里,句句点穴,枝经肯綮。汪曾祺认为林斤澜的小说一下子看不明白,让人觉得陌生。这是他有意为之的。他就是要叫读者陌生,不希望似曾相识。这种做法不但是出于苦心,而且确实是“孤诣”。说他常常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无话则长,有话则短。说他小说结构的精义,是打破结构的常规。说矮凳桥系列小说的贯串性主题是人或者人的价值,具体到一点就是“皮实”,也就是生命的韧性。说林斤澜写人已经超越了“性格”,他写的是人的内在的东西,人的气质,人的“品”。得其精而遗其粗。他不是写人,写的是一首一首的诗。朴素无华的,淡紫色的诗。还分析了林斤澜的语言又流畅、轻快变得涩起来,是有意为之,是觉得过去写小说北京话用得太多,有点“贫”,想改变一下,他把家乡的温州话融入文学语言,增加表现力,是成功的。同时也建议林斤澜不妨把自己的语言稍微往回拉一点,更顺一点。这样会使读者觉得更亲切。汪曾祺最后带着感情说:“董解元云:‘冷淡清虚最难做’。斤澜珍重!” 
  一个魔术家,表演无人喝彩,当是悲哀的。一个作家,作品无人理解,少人说好,也少人说不好,也是叫人失落的事。以读者的多和寡、评论的热和冷论,汪曾祺和林斤澜是两个极端。前者好评如潮,后者如大观园里的栊翠庵,尽管储藏了不少真正的艺术品,但总是冷冷清清(孙犁语)。复出创作十来年,也就孙犁、谢冕、黄子平几个人评论叫好,远不如一些二三流作家门庭热闹。这时汪曾祺一声清亮的喝彩,无疑给了朋友很大鼓舞。看得出来,《林斤澜的矮凳桥》写得非常用心,非常精到,是中国评论园中的一枝奇葩。 
  生命自有奥秘,汪曾祺先生的逝世,我认为是寿终正寝。汪潮回忆道:
  爸于1997年5月×日消化道大出血,5月×日去世。住院期间,看上去病势已渐渐缓和,我们只告诉了不多的几个人。林叔叔闻讯接连两天去看他。一对老朋友又凑在一起了,不过一个是坐着,一个却躺着,口鼻中还插着管子。他们大概都想到了什么,又都没有说。爸去世当日,我回到家,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林叔叔。我关上房门,压低嗓音,以免躺在隔壁的妈听到。林叔叔却在电话的另一端失声叫道:“啊!怎么会这样!”那一刻,我强压着哽咽,发不出任何声音来。 
  告别仪式那天,林叔叔没有去。头天他已经和几个年轻作家到医院太平间去看过爸。他特意到家里来,和我们的二姨一起守护着卧病在床的妈。他们装着若无其事地陪妈说话,这是比参加告别仪式更艰难的事。 
  文中说到“他已经和几个青年作家到太平间去看过爸”,青年作家是指李陀、余华、史铁生、李锐和何志云。那天还有高邮文联及亲属等人。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人,是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 
  尽管林斤澜通脱世事人生,汪曾祺的死还是让他感觉到强烈的沉痛。你只要读一读《纪终年》,你就会感觉到这种沉痛。《纪终年》一反林斤澜构思精深、行文简约的特点,“流水账”一般写了近八千字。近八千字,是林斤澜复出后散文惟一的一篇。写汪曾祺最后一年,特别是最后几天的事,用的全是记述,没有抒情,也没有议论,字里行间是友谊,看得出贯穿全文的气脉是两个字:沉痛。《纪终年》中,林斤澜写到听闻噩耗(我用这个词,林斤澜可能不会喜欢)后等两段文字,我还是抄录于后: 
  16日中午,汪朝来电话,立刻想到有新情况,但汪朝的声音镇定。说上午八点钟还要眼镜,要看书。十点钟再次出血,这会儿便是血。我知道医生有言在先,出血就没有办法了。不觉失声叫道,怎么会这样!汪朝静默,再说什么不知是我没有听清还是她说不清楚了。 
  …… 
  我这里电话不断,有本地有外地,有在旅途的,有辗转打过来的,有饮泣不成声的,有埋怨诸多,有建议……归总说给汪朝,她说有些“抒情的”怕做不到,有些学术性的从长计议。一并附记文末。 
  这之后,林斤澜又写了《〈纪终年〉补》、《关于猫》、《纪念》、《安息》、《呼唤新艺术》、《淡绿嫩黄》等纪念和褒扬汪曾祺的文章。《安息》一篇是美文,是林斤澜散文精品之一。写汪曾祺夫妇骨灰墓葬,以及汪氏后代群像。林斤澜还作了《“若即若离”“我行我素”——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前言”的写法别具一格。林斤澜用了十五组文字,每组中把汪曾祺的原话放在前边,自己的放在后边。后边的是对前边的说明、补充、阐述、拓展。展示汪曾祺的创作历程、特点和意义。这种“亦步亦趋”的写法,“不但是出于苦心,而且确实是‘孤诣’。” 
  林斤澜用“前言”两字,而不用“序”字。而且,“前言”作者署名的后面,林斤澜添上了两个字:“整理”。我拿这个问过林斤澜,林斤澜说:“依汪曾祺的成就,他的序不应当由我来写。可出版社和家属确实找不到合适的人,即使有合适的人,也免不了敷衍。他的子女问我,我就说:‘我来吧’。——我写这个前言很用力,动了不少脑筋,费了不少时间。” 
  写好这一章,我无端地想给白居易写《白公墓碑铭》的李商隐。似乎林斤澜就是李商隐,汪曾祺就是白居易。 
  我为什么有林斤澜像李商隐、汪曾祺像白居易这种想法呢? 
  不知道。 
  我说不清楚。 
   

2004年第六站冠军揭晓
  “《当代》文学拉力赛”2004年第六站冠军揭晓 
   
  竞赛评委组成: 
  孙小宁(《北京晚报》记者) 
  邢育森(网络作家) 
  匡文立(兰州市作协副主席) 
  杨浪(《证券市场周刊》副社长) 
  冯小虎(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评委推荐篇目?押 
  《我们的爱情》作者:荆歌 
  推荐人:匡文立邢育森孙小宁 
  《小于千分之一》作者:王大进 
  推荐人:冯小虎 
  《原子弹往事》作者:梁东元 
  推荐人:杨浪 
  评选结果: 
  长篇小说《我们的爱情》荣获2004年第六站“《当代》最佳”称号 


2004年第六站评委评语
  “《当代》文学拉力赛”2004年第六站评委评语 
   
  推荐人:孙小宁 
  推荐篇目:《我们的爱情》作者?押荆歌 
  推荐理由:这期的小说,令人击节叫好的不多,相比之下,《我们的爱情》是读得舒服的一篇。一种小桥流水的细致与舒缓,大致会出在南方作家的笔下。三个普通教师的爱情岁月,从青春到中年,延伸出长长的岁月轨迹,结局既出乎意料,又似在情理之中。总之荆歌的叙述是令人信服的那种,仿佛生活本身令人信服一样。看小说,一方面喜欢被情节牵引着欲罢不能,另一方面又喜欢这类与生活贴得天衣无缝的。看似不经意的叙述,人生的况味都在其中。其他那几篇,我总觉得是意念在导引情节,做的痕迹强了点。顺便说一句,《当代》每期登载的李国文先生的文章,每次读都获益匪浅。但每每评选时,又觉得将他与小说放在一起评不合适,年终能否给他一个特别奖? 
  推荐人:匡文立 
  推荐篇目:《我们的爱情》作者:荆歌 
  推荐意见:6期整体有点平,几篇小说都有可观,但也都不很抢眼。《卖米》质朴动人,但难免简单幼稚;《淹没在时代里的父亲》,老得有点受不了。其他的,也许城市生活注定就是那个样子,那点杯水悲欢,总的来说已经见得太多。 
  本来想选择《小于千分之一》,可惜再看看,标题和故事都觉得太用力,以至于有故弄玄虚之感,对当下都市众生相的理解与表现似乎比较滞后了,同时某些部分的“性别优越”也来得莫名其妙。大概,生活气息薄弱的时候,关于人物生存现实及性格逻辑,人为的戏剧化编排就自然得增多。 
  《我们的爱情》,初读也觉“老”,耐心深入进去,能够发现一些相当温暖感人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不显得虚假造作。《我们的爱情》沉静地追缅着一个时代的性灵与诗意,尽管它们盲目而略带荒诞,但比起什么都看透,什么都玩成了碎片的“后来”,偶尔回忆一把,也可以赢得一票了。 
  推荐人:邢育森 
  推荐篇目:《我们的爱情》 
  推荐理由:读完《小于千分之一》,我感觉并不喜欢,这让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这篇作品明显是非常出色的。后来我意识到,原来我一直不太喜欢结构过于精巧的中篇小说。《小于千分之一》,和其他一些的乍读起来很精彩的作品,都是在“引人入胜”上做足了功夫,可是我被“引”到“胜处”后,内心并没有怎么被打动,竟然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了——这不禁让我失望。就像一次被高明的导游牵着鼻子走的旅行,心里曾经充满振奋和憧憬,但最后什么风景也没看见——这更让我对那些“可读性”很强、非常“好看”的小说,充满警惕和疑虑了。 
  于是推荐《我们的爱情》。这篇的好处在于作者不经意地处处露拙,显得创作技巧并不圆润华丽,但正是这些朴实真诚的“拙”,把我一点一点打动。下面提两处该篇的问题:1)第38页和第10页的内容,明显是前后矛盾的;2)在第35页,作者写道“朱滢滢只写过一封回信给他。并且他的信,她也只收到一封”;而在第30页,作者写道“当朱滢滢在信中告诉他,她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事实上她还是一个坏女孩,当她很明白地告诉他,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失去童贞了……”——这封信明显是朱滢滢的口气,但根据逻辑却是卢小丽写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宁愿相信是作者的逻辑混乱和行文有误,否则卢小丽这个小女孩就太有心计了,已经近乎可怕了! 
  关于《卖米》,确实还不错,也就说这么多吧。 
  推荐人:冯小虎 
  推荐篇目:《小于千分之一》作者:王大进 
  推荐意见:时近年关,杂志们不论老嫩,纷纷好看起来了。 
  本期质量不错,可称“篇篇可读”。因为我是在天上看的(具体地说是在飞往上海的CA1557航班上看的),所以感觉水平相当高。其实也算资深文学老青年了,看文学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属于不论好歹、见字就看的那一类,连DVD没字幕,都能丧魂失魄看不下去,无论女主角如何盘儿亮而条儿顺。 
  天天吃瓜子,铁定要吃到发霉的。所以,就经常看到烂文学。看完烂文学,其失望空虚之深,胜过失恋。如果把文学当成女人,那本期《当代》就是美女云集,看完之后神清气爽,隐隐中似乎要重新焕发青春活力的样子(当然只是理论上焕发。实际上焕发老婆也不同意)。 
  《原子弹往事》,很好。如果写成小说,大约会比很好还好一些。《卖米》、《淹没在时代里的父亲》,很好,《我们的爱情》,也很好。李国文,一贯好。《蓝海胆》,哇傻,如果发在其他期,简直也可以得奖。 
  选《小于千分之一》,是因为《当代》“克隆真实”、“关注现实、关注百姓、关注人生”的宗旨。它讲述的故事,我看随时可以发生在今天北京城里。 
  推荐人:杨浪 
  推荐篇目:《原子弹往事》作者:梁东元 
  推荐意见:几乎每期都会有举棋不定首鼠两端的时候——这回是《我们的爱情》和《原子弹往事》。把这两篇比在一起倒可以在中文系上课的时候做文章风格化的案例:在文字上,“爱情”轻盈温润,“往事”则原始粗粝;处理人物,“爱情”是围绕三个人的“三维动画”,“往事”是反映精英们的记录影片;情节上,“爱情”是“言情故事”,“往事”是历史篇章。一个豪放,一个婉约;一个小桥流水,一个大江东去;一个温语款款,一个宏大叙事。从审美意义上,两种风格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阅读快感上,两篇小说也各有动人心魄之处。此为我的犹豫。 
  细想起来,其实可琢磨的地方在于“往事”。它显然已占有题材、人物的上风处,在一个缺少宏大叙事的时代,又占了风格的稀有;不过在一本文学期刊上读起来,总好像少一点“文学”。不过当我试图以一个新闻编辑的职业感读它,就感觉,如果是我来组织编辑的一个长篇通讯,本文真的是很出色呐! 
  这就有了一个“准学术问题”:新闻和文学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长篇通讯与报告文学有无区别?再从评奖的角度看,纯小说与报告文学之间有没有一种可测度的共同价值标准? 
  嗨,把事情复杂化了!还是投“往事”一票吧。因为从“传世”的意义上,它用文字所记录的这些人物、细节、故事,足以传诸后人,留在中国的史册上——尽管它显得不那么“文学”。 


看《当代》
云 雷 
  看《当代》 
   
  (2004年第四期) 
  如上期一样,本期《当代》推出了两部长篇小说。不知是否凑巧,这两部小说的作者王刚和王海鸰都是当红的影视编剧。“影视与小说创作的关系”这个话题,想避都避不开了。 
  王刚的《英格力士》(长篇)篇名为“English”的音译,小说原名即“英语”。小说写的是一个70年代中国少年成长过程中遭遇“文明”的经历,“英语”就象征着文明。小说描写的地点在新疆,但并不强调传奇性或地方色彩,而是具有较强的自传性和抒情性。作品塑造了一些鲜明的人物形象,讲究绅士风度的英语教师王亚军,美丽的阿吉泰,在时代转换与感情的挣扎中的“我爸爸”与“我妈妈”,与“我”一同成长但性格不同的黄旭升、李垃圾等等。其中最引人的形象是来自上海的英语教师王亚军,他的悲剧命运也象征着文明与知识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命运。而少年“我”对王亚军的追随,则将青春的叛逆与对“文明”的追求融合在一起。以一个英语教师和一本英语词典作为人类知识与文明的象征,在今天“第三世界”的文化视野中,或许显得一厢情愿,但却极其鲜明准确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想像。 
  如果说王朔的《动物凶猛》写出了“京城”里“大院子弟们”青春期特有的“阳光灿烂”,《英格力士》则写出了身居偏远“外地”的知识分子后代们的压抑和渴求。相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内部参考资料”的“红色贵族”们,“我”的渴盼显得那么简单、正统——竟是一本普通的英文字典,但却更贴近那个时代广大平民的处境和心态,从而引起更普遍的共鸣。在艺术上,《动物凶猛》更加元气淋漓,而这部小说气韵稍嫌不足,结构上也颇多枝蔓。看得出,作为“非职业”的小说作家,作者在技术上还不够全面圆熟。不过,“业余性”却成就了这部作品最大的优点:经验真切,纯朴感人。独到的意蕴与气质,使之堪称一部力作。 
  《英格力士》是王刚在创作了《甲方乙方》等流行影视剧之后的“回头之作”,他有意地避开影视剧的影响,力图创作一部“纯正”的小说。这样的努力已经被小说实践所证明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多年影视剧创作对作者影响,比如,小说在场面描写上具有清晰的画面感,结构安排上的“小节”也能看出分镜头剧本的影子。总的来说,对影视创作技法有意无意的借鉴使小说具有了新鲜的表达方法,至少未造成大的伤害。 
  对照之下,《中国式离婚》更显出典型的“影视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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