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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谷梁传至汉武帝时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谷梁传曰，时代尤相抵牾。其殆后人依托，非贾原本欤？
辨证曰：“案谷梁传出世时代，御览卷六百十引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作传，弥失其本事矣。’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章，疏引郑玄云：‘谷梁近孔子，公羊正当六国之亡。’（此郑释废疾之文）汉书儒林传云：‘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又云：‘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并无谷梁传至武帝时始出之说。提要之意，盖以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于鲁申公，申公之学，惟江公尽能传之，申公至武帝时年八十余乃卒，而江公在武帝时与董仲舒并，（以上并见儒林传）因谓谷梁传至是始出，为贾所不及见；不知申公为浮邱伯弟子，其谷梁春秋之学，自当是受之于伯，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师盖即浮邱伯，其时贾方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居左右；吕太后时，浮邱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见楚元王传及儒林传）贾亦方为陈平画与绛侯交驩之策，（均见贾传）是贾与浮邱伯正同时人，又同处一地，何为不可以见谷梁春秋乎？新语资质篇云：‘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盐铁论毁学篇云：‘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不免于瓮牖蒿庐。’又云：‘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包邱子饭麻蓬藜，条道白屋之下，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豢，无赫赫之势，亦无戚戚之忧。’与新语所言鲍丘、李斯之事合，饭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即所谓伏隐蒿庐之下，包邱即鲍邱，古字通用。（文苑英华卷八百五顾况华亭县令包公壁记云：“鲍靓通灵之士，秦有包邱，汉有包咸。”是唐人尚以鲍邱与包邱为一姓也。）包又与浮通，左氏隐八年经浮来，谷梁作包来，是其证。鲍邱子即浮邱伯，（汪中荀卿子通论、顾千里盐铁论考证后序、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十七，均谓包邱子即浮邱伯，今参用其意，更详加考证如此。）浮邱伯为孙卿门人，见楚元王交传。贾着新语，在申公卒业之前，浮邱尚未甚老，贾之年辈当亦与相上下，而贾极口称之，形于奏进之篇，其意盖欲以此当荐书，则其学出于浮邱伯，尤有明征。谷梁传序疏云：‘谷梁子名俶，字符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四云：‘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荀卿门人，申于诗为再传，何独于春秋而亲受业乎？且申至武帝初年八十余，计其生当在秦初幷天下日，荀卒已久，疏凡此等，俱悠谬不胜辨。’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四云：‘案申公之年，不能逮事荀卿，而其师浮邱伯也，盖
荀卿传浮邱伯，浮邱伯传申公。’其说是也。浮邱伯以诗及谷梁传授弟子，贾与之同时，敬其德行，安知其不从之问春秋大义，如司马迁之问故于孔安国耶？特贾非专门名家，故儒林传不列其名耳。则其引谷梁传，曾何足异乎？（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云：‘汉兴，天下惟有易、卜。至文帝时，诗始萌芽。至武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者，特谓文、景以前诸儒，皆孤经传授，至武帝时，邹、鲁、梁、赵，皆有先师，其传始广耳。考之汉书楚元王传：‘交与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至楚，高后时，浮邱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又儒林传云：‘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又云：‘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胡毋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皆修春秋左氏传。’是则诗之萌芽，早在高后之时，而礼与春秋，自汉兴已有先师矣，安得执刘歆之言，谓谷梁传至武帝时始出乎？）辨惑篇引鲁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事，与谷梁传略同，而其词加详。公羊既无其事，左传所载复不同，知其用谷梁义也。‘两君升坛，两相处下，而相欲揖’，传作‘两君就坛，两相相揖’，‘夷狄之民何求為’，傳作‘夷狄之民何來為’，‘使優■。。於魯公之幕下’，传作‘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可以考见古今传文之异。至德篇云：‘鲁庄公一年之中，以三时兴筑作之役，（案谓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也。）规固山林草泽之利，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刻桷丹楹，眩曜靡丽，收十二之税，不足以供回邪之欲，膳不用之好，以快（“快”字原缺，据治要补。）妇人之目，财尽于骄盈，人力罢于不急，上困于用，下饥于食，乃遣臧孙辰请（原缺二字）于齐，仓廪空匮，外人知之，于是为宋、陈、卫所伐。’考谷梁庄二十八年冬筑微传云：‘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臧孙辰告籴于齐传云：‘国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古者税什一，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饥，君子非之。’三十一年秋筑台于秦传云：‘不正，罢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贾说全出于此。所谓规固山林草泽之利，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者，左氏、公羊皆无此事，知贾为用谷梁师说也。明诫篇云：‘圣人察物，无所遗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鸟兽草木昆虫，（原缺三字）鹢之退飞，治五石之所陨，所以不失纤微。至于鸲鹆来，冬多麋，言鸟兽之类（原缺三字）也。十有二月李梅实，十月殒霜不杀菽，言寒暑之气失其节也。鸟兽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纲之以法，纪之以数，而况于人乎？’案谷梁僖十六年六鹢退飞过宋都传云：‘子曰：石，无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鶂犹且尽其辞，而况于人呼？故五石、六鹢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范宁注云：“不遗细微，故王道可举。”）此亦左氏、公羊所未言，知贾说本于此也。以此数条推之，知全书所言春秋时事，皆用谷梁家法，又不独道基篇所引一条而已。（近人刘师培左庵集卷二春秋三传先后考云：“周季汉初之儒，凡治春秋，均三传并治，非惟荀卿之书可征也，观陆贾新语道基篇，明引谷梁传，而辅政、无为、至德、怀虑、明诫诸篇，均述公羊谊，为繁露所本。若辨惑一篇，甄引孔子论嘉乐诸言，则又悉本左传。”又左氏学行于西汉考云：“新语之说，多本公、谷，然辨惑篇载孔子‘嘉乐
不野合’二语，均本左传，则贾兼通三传。”余谓贾兼左传，诚如刘说，但不过引用其语耳；至其说春秋大义，实用谷梁家法。若春秋繁露之说，或有与贾相似者，此自仲舒被服新语耳，不得以贾为述公羊谊也。盖公羊传至汉景帝时始由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当汉初时，尚是口说相传，贾未必得闻之。若谷梁则贾亲从浮邱伯游，自得从之问故也。）又至德篇末有‘故春秋谷’四字，其下文阙佚，盖亦引谷梁传也。杨士勋谷梁疏谓‘谷梁子为经作传’，而徐彦公羊疏则谓：‘谷梁亦是着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谷梁传。’二说不同，今亦不敢断其孰是。（四库提要卷二十六云：“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然既为贾所征引，足知其着竹帛先于公羊，桓谭、郑玄之言，信而有征矣。汉儒诸经师说虽多亡佚，然其遗文，散见诸书者，多可裒集；惟谷梁春秋，以后人治之者鲜，汉儒之说几希殆绝，贾书幸而仅存其说，犹在申公、瑕邱江公之前，去着竹帛时未远，微言大义，皆有所受，治经者宜若何宝重之乎？有清一代，经学极盛，而于贾之谷梁义，鲜称述之者，岂非为提要不根之说所惑耶？”
考马总意林所载，皆与今本相符。李善文选注于司马彪赠山涛诗引新语曰：“楩梓仆则为世用。”于王粲从军诗引新语曰：“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岂不难哉？”于陆机日出东南隅行引新语曰：“高台百仞。”于古诗第一首引新语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于张载杂诗第七首引新语曰：“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也。”以今本核校，虽文句有详略异同，而大致亦悉相应，似其伪犹在唐前。惟玉海称：“陆贾新语，今存于世者，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当作“质”）、至德、怀虑纔七篇。”此本十有二篇，乃反多于宋本，为不可解；或后人因不完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旧目也。
辨证曰：“案严氏新语叙曰：‘史记本传十二篇，汉书同，艺文志作二十三篇，疑兼他论譔计之。史记正义引梁七录：新语二卷，陆贾撰。隋志、旧、新唐志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皆不着录。王伯厚汉艺文志考证云：今存道基、术事、无为、资质、至德、怀虑七篇。盖宋时佚而复出，出亦不全。至明弘治间，莆阳李廷梧字仲阳，得十二篇足本，刻版于桐乡县治，后此有姜思复本、胡维新本、子汇本、程荣、何镗丛书本，皆祖李廷梧。或疑明本十二篇，反多于王伯厚所见，恐是后人因不全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篇数；今知不然者，群书治要载有八篇，（按见治要卷四十）其辨惑、本行、明诫、思务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见，而与明本相同。文选张载杂诗注引“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也”，古诗行行重行行注引“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今在辨惑篇；王粲从军诗注引“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岂不难哉”，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载“众口毁誉，浮石沈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今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碗刻镂，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今在本行篇；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严氏所考，足以释提要之疑。群书治要为修四库书时所未见，提要不知其所载新语同于今本，固不足怪；独是提要既谓此书之伪，似在唐前，又谓后人因不完之本补缀五篇。夫所谓不完之本者，即王伯厚之所见也，伯厚为南宋末人，信如提要之言，则必伯厚所见之七篇为唐以前人所伪作，今本多出之五篇，出于宋以后人之伪作而后可；乃其所引意林及选注所谓与今本虽有详略异同而大致亦悉相应者，竟多见于后出之篇；然则此五篇者，究出于唐以前耶？宋以后耶？可谓自相矛盾，多所抵牾者矣。考宋黄震日钞卷五十六云：‘新语十
二篇，汉大中大夫陆贾所撰。一曰道基，言天地既位，而列圣制作之功。次曰术事，言帝王之功，当思之于身，舜弃黄金，禹捐珠玉，道取其至要。三曰辅政，言用贤。四曰无为，言舜、周。五曰辨惑，言不苟合。六曰慎微，言谨内行。七曰资质，言质美者在遇合。八曰至德，言善治者不尚刑。九曰怀虑，言立功当专一。十曰本行，言立行本仁义。十一曰明诫，言君臣当谨言行。十二曰思务，言闻见当务执守。此其大略也。’其所叙篇目，与今本皆合，且能每篇言其作意，是十二篇未尝阙也。黄氏与王伯厚皆生于宋末，正是同时之人；然则当时自有两本，一只七篇，一则十二篇，王氏偶见不全之本耳。乃提要遽谓宋本只七篇，余出后人补缀，严氏亦谓宋时佚而复出，出亦不全，皆不考之过也。”
今但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引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据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传既久，其真其赝，存而不论可矣。
辨证曰：“案班固宾戏云：‘近者，陆生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辨章旧闻；杨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壸奥，婆娑虖术艺之场，休息虖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汉书叙传、文选卷四十五）汉书高祖本纪云：‘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高纪此节，史记所无，班固采自太史公自序，但自序无“陆贾造新语”一句，又班氏所自增。）论衡案书篇云：‘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案汉书河间献王传云：“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注：“师古曰：‘被服，言常居处于其中也。’”通鉴卷十八胡注：“被服者，言以儒术衣服其身也。”与颜注虽异，而意亦不甚相远。王先谦汉书补注定从胡注，未为不可；乃又云：“史记作‘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则谓不服奇邪，不苟行止也。”此则纯出臆说，未免画蛇添足。如此文之董仲舒相被服，可以不服奇邪解之乎？）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又超奇篇：‘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又云：‘陆贾消吕氏之谋，与新语同一意。’其为汉人推重如此。王充谓其言君臣政治得失，论说世事，与今本体裁亦复相合，知新语确为敷陈治道之书，非记事之书。且班固称之曰：‘究先圣之壸奥，婆娑术艺，休息篇籍。’王充称之曰：‘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则其崇王道，黜霸术，援据春秋、论语，以孔氏为宗，正不待作提要之时，读其书而始知之也。况班固以之与董仲舒、刘向、扬雄并言，又与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诸家之开国制作同称，其重之也至矣。王充谓新语盖董仲舒相被服，是仲舒固亦推服其书，故充屡以二人之书相衡较，且谓仲舒不如贾；然则提要所谓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者，不独不足为奇，尚嫌高视仲舒，所以赞贾者，未及其量也。黄震日抄卷四十六谓：‘汉初诸儒，未有贾比。’卷四十七又谓：‘贾庶几以道事君者。’其称誉贾甚至；然其卷五十六又谓：‘此书似非贾之本真。’则其识亦尚未足以知贾矣。严氏叙云：‘子书，新语最纯最早，贵仁义，贱刑威，述诗、书、春秋、论语，绍孟、荀而开贾、董，卓然儒者之言，史迁目为辨士，未足以尽之。’严氏此论甚善。虽其意亦取之于提要，然提要非真能知新语者，惟严氏乃能知之耳。但严氏又谓谷梁传孝武始立学，非陆贾
所预见，则犹未免惑于提要之说。谷梁传由荀卿、浮邱伯以授之申公，贾与浮邱伯同时相善，何为不可预见乎？且据儒林传，谷梁春秋至宣帝时始征江公孙为博士，孝武时未尝立诸学官也。道基篇所引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今谷梁传无其文，钟文蒸谷梁补注谓此语乃汉志所称谷梁外传、谷梁章句之语，而通谓之传。’（见补注卷首论传篇）其说似为得之。严氏谓贾所见者，谷梁旧传，疑瑕邱江公所受于鲁申公者，其本复经改造，非谷梁赤之旧。亦未必然也。要之，贾在汉初，粹然儒者，于诗、书煨烬之余，独能诵法孔氏，开有汉数百年文学之先，较之贾、董为尤难，其功不在浮邱伯、伏生以下，故班固、王充皆亟称之，汉高以马上得天下，不知重儒，贾独为之称说诗、书，陈述仁义，本传言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论衡书解篇云：‘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后汉书儒林谢该传载孔融上书荐该曰：‘臣闻高祖创业，陆贾、叔孙通进说诗、书。’则汉初之拨乱反正，贾有力焉。融以贾与叔孙通、范升、卫宏而言，亦以贾为经学之儒也。然贾实具内圣外王之学，非叔孙通辈陋儒所敢望，惜乎未尽其用，否则经术之兴，不待汉武时也。史迁乃曰：‘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辨士。’夫新语岂飞箝捭阖书耶？然则国人皆以孟子为好辩，又何为读之废书而叹也！本传叙贾着新语，但粗述存亡之征，盖其不足以知陆生如此；班固之智虽足以知之，而其为贾作传，仅删去粗述存亡之征一语，（此盖不以史记为然，有意删去。）其它皆沿袭史记，无所发明，传赞虽改作，但称其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竟不复道及新语；叙传亦只言从容讽议，博我以文而已。（博我以文，即指新语言之。）后儒因之，遂鲜称述之者。幸而遗书具在，犹可考见其学问，而提要不能博考，臆决唱声，诬为赝作，岂不重可叹哉！愚故逐条辨驳，表而出之，无使读者惑焉。”
所载卫公子鱄奔晋一条，与三传皆不合，莫详所本。中多阙文，亦无可校补。所谓文公种米，曾子驾羊诸事，刘昼新论、马总意林皆全句引之，知无讹误，然皆不知其何说。又据冰嗝报之语，训诂亦不可通。古书佚亡，今不尽见，阙所不知可也。
辩证曰：“案新语明诫篇云：‘故春秋书卫侯之弟鱄出奔晋，书鱄绝骨肉之亲，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穷涉寒饥，织履而食，不明之效也。’考谷梁襄二十七年传云：‘卫杀其大夫宁喜，卫侯之弟专出奔晋。专，喜之徒也。专之为喜之徒何也？己虽急纳其兄，与人之臣谋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专，其曰弟何也？专有是信者，君赂不入乎喜而杀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晋，织絇邯郸，终身不言卫。专之去，合乎春秋。’是谷梁未尝以绝骨肉之亲责鱄；左氏叙鱄事，意多褒美；公羊亦无贬辞。故提要以新语为与三传不合。然新语之织履，即谷梁之织絇也，（礼记玉藻注云：“絇，履头饰也。”）此事左氏、公羊皆不载，则仍是用谷梁义也。谷梁虽谓鱄之去合乎春秋，然又谓鱄亦弒君者，则于鱄有所不满，陆生因谓之不明。公羊何休注云：‘传极道此者，是献公无信，刺鱄兄为强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为奸约，献公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