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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烨大婚标志少年皇帝正在步入青年，其亲理政事已为期不远。换言之，孝庄是以此为孙儿早口亲政制造舆论，打下基础。当鳌拜得知玄烨选后的结果时，因希冀落空，心怀妒忌”，气恼万分，竟与遏必隆一起入宫“奏阻”。这恰恰证明孝庄这步棋的巧妙：既分化了四辅臣，使索尼同鳌拜之间出现芥蒂，又促使索尼更为效忠皇室，无形中增加了皇室的力量。不过．从其后情况看，孝庄这时对鳌拜还未完全失去信任，仍希望他在辅臣任内善始善终，能够善始善终。
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换土地事件。鳌拜在索尼、遏必隆支持下，将清朝入关初期圈占土地时分配给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强行互换，并再次圈占大量地，致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加剧了满仅民族矛盾。三辅臣还不顾玄烨的反对，矫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户部事务苏纳诲（正白旗）等3名大臣处死，造成一大冤案。这一事件说明，鳌拜并未真正领会到孝庄的包容苦心，而是在擅权乱政路上已愈走愈远。对此，孝庄也相应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玄烨“躬亲大政”，但辅臣们“仍行佐理”。孝庄特为孙儿收权安排 过渡阶段，以使他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同时也让辅臣有个适应过程，将他们因交权而产生的失落感，减少到显低限度，从而保证此次权力交接稳妥进行。
树欲静而风不止。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鳌拜实际上成为首席辅臣，遏必隆对他亦步亦趋，苏克萨哈更加孤立。玄烨亲政后，苏克萨哈立即请求“往守先帝陵寝”，以逼迫鳌拜、遏必隆辞去辅政。整奸为清除异己，独掌辅政大权，竟罗织苏克萨哈的“罪状”，企图将他置于死地。尽管玄烨坚决反对，但鳌拜等不肯罢休，一连七日强奏，竟将苏克萨哈及子孙全部处死，并没收家产。
苏克萨哈被除去后，鳌拜的权势进一步扩大，更为飞扬跋扈，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门下”，甚至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玄烨去南苑狩猎时，让随行的鳌拜奏闻祖母，但鳌拜“乃不遵旨”，全然不把玄烨放在眼中。他的种种僭越行径，已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至此，孝庄终于作出决断，支持并指点孙儿拟定清除鳌拜集团的全盘计划。
此前，孝庄让玄烨广泛求言，制造舆论，通过各种举措，纠正辅臣政治上的失误与弊端，这使朝廷上下人心振奋，玄烨威望日增，鳌拜逐渐走向孤立。与之同时，玄烨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年轻的满族贵族成员，他们朝气勃勃，索额图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索额图为索尼之子，孝庄太皇太后选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加深了索尼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也加强了正黄旗对皇室的向心力，并影响到镶黄旗。索额图对玄烨十分忠诚，在清除鳌拜集团的过程中，成为玄烨最得力的助手。
鳌拜集团附者甚众，盘根错节，已控制中央机构各要害部门。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和不必要损失，孝庄帮助玄烨制定了“擒贼先擒王”，迅速打击主要党羽，震慑其他成员，稳妥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据此，玄烨命索额图秘密的组织起一支善于扑击的少年卫队，又在行动前，有意将鳌拜的部分党羽遣往外地，以分散其力量，玄烨还采取了其它某些周密部署。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召进宫，旋即被卫队擒拿，其主要党羽也先后被逮捕归案。考虑到鳌拜以往为清朝所作贡献，玄烨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免死，没收家产，终身监禁；对其众多追随者，也只处死最主要的数人，其余一律宽免；就连遏必隆也被免罪，仅革去太师，后又给还公爵，值宿内廷，恢复对他的信任从而团结了镶黄旗。
清除鳌拜集团，排除了威胁皇权的潜在危险，扫除了清朝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后，玄烨真正掌捏了清朝大权。他在“首推满洲”的原则下，努力改善满汉关系，祟儒重道，发挥汉族官员积极性，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在短短几年内，政局进一步稳定，得到汉族地主阶级更广泛的拥护，经济也开始有了起色，为其后平定三藩之乱，打下重要基础。进而为康乾盛世开好了局。
铲除鳌拜集团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是玄烨君收天下后，祖母对他的一次关键性指导与帮助。当时，玄烨年仅16岁，还缺乏足够的智谋与经验。若无祖母的指教、授计，他很难在亲政后第三年，便一举粉碎这一把持朝政多年、势力颇大的宗派集团，稳妥、彻底，不留后患。显然，鳌拜集团存在时间愈长，对清朝的危害愈大，势必积重难返；如果玄烨的治国方针受到阻挠，三藩之乱将更加旷日持久，康乾盛世的出现也会大大推迟。
另一方面，对鳌拜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孝庄、玄烨祖孙相互加深了解，感情更为深厚。其间，玄烨表现出他那一年龄少有的胆略和杰出组织才能，使孝庄满意而欣慰；另一方面，玄烨也从祖母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坚决、果敢的作风外，对他印象最深的，是祖母对人处事宽厚豁达的态度。正是在祖母的影响下，他处置鳌拜及其党羽时，运用宽严相济，打击面小，安抚、团结绝大多数朝臣的策略，收到人心安定、朝政稳固的效果。孝庄的言传身教使康熙逐步具备一代名君所应有的宽阔心胸与气度，这不仅在此次斗争中显示出来，在他其后的漫长统治岁月里，无论是平息党派之争，还是处理二废太子事件，或采取其它重要举措，这种方针、策略依然完整的保留下来。足见孝庄的智慧、品德与作风，已经体现在孙儿身上，由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另外，孝庄指导玄烨宽大处理鳌拜集团，也是对当年两黄旗大臣同心合力，拥立幼主（福临）的回报，表明她为保护幼孙，从清朝的长远统治计，而不得不清除对她效忠多年的老臣时，手下留情。作为一位政治家，孝庄的这种做法难能可贵。
缔造一代明君：康熙
第一部分 缔造一代明君：康熙（3） 作者 ： 章恺 平三藩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以明朝降将吴三桂等人为首的三藩发生叛乱。是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以所部兵反”；十二月二十一日，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在京举事；翌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十五年尚之信据广东反。与此同时，有些地方原已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响应。叛军气势凶猛，很快控制了南方广大地区，并延伸至陕西、甘肃等地。 孝庄和康熙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此前，吴三桂等反叛之心已露端倪，政治嗅觉敏锐的孝庄有所预感。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六闩，她提醒孙儿在天下太干之际，应不忘武备，居安思危；随后，又通过其它措施，如令儒臣翻译儒家经典，颁赐诸臣等，帮助孙儿加强统治，进一步搞好君臣关系。因此，当三藩之乱突然发生，清朝统治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刻，祖孙二人都表现得异常镇静。
吴三桂叛音刚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元旦来临。清廷仍同以往，举行盛大朝贺与筵宴，以此向臣民显示最高决策层无所畏惧的气概，以及与叛军决战决胜的坚定信念，起到安定朝野，鼓舞士气的作用。
在祖母的鼓励下，玄烨料理军务谨谨有条，持心坚定。康熙十三年（1674年）九月，他恢复了一度因“政务繁忙”而中断的“每日进讲”，坚持学习儒家经典。他甚至每日出游景山骑射，对于“投贴于景山路旁”的谣言诽谤，一概“置若罔闻”。多年后，玄烨回忆道：“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心，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结局则不可知也。”
康熙十四年（＇675年）三月，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清廷集中力量对付三藩，无暇它顾之机，发动叛乱。因京城八旗精锐部分出征，部分肩负拱卫之责。前往平叛已无兵可调。正当玄烨苦思筹集兵源，及派谁充任领兵之人时，孝庄向他建议：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玄烨“立召公，授以将印”。图海果然不负重托，率领数万名八旗家奴，迅即平定了布尔尼叛乱。这一事例表明，孝庄平时对文武重臣了如指掌，因而能在紧要关头，及时点玄烨，帮助他渡过难关。
平叛期间，每逢玄烨遇到棘手之事，孝庄便为之出谋划策，并凭借自己在朝中的崇高地位和威信，给予孙儿有力支持。举朝官员对此无不知之，一致认为：“吴三桂叛乱以来，太皇太后心甚忧劳。”玄烨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与爱戴，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亲撰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颂，书锦屏恭进”；回同年十二月，恭进太皇太后锦衣，亲撰表文中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十八年（1679年）二月，孝庄67岁生日，玄烨再次亲撰表文诗篇，书“万寿无疆”恭进，诗中写道：“喜得万方同孝养，千秋福德井苍穹”，“宫中尧舜兼文母，恭捧南山万寿觞。”
因指挥得当，加之采取剿抚并用，重用汉人，孤立分化对方等一系列正确策略，平叛战争以清廷获取全胜而告结束。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十四日，玄烨亲至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报捷。整整八年，孝庄与孙儿一起，分担了无尽的焦虑与辛劳，当终于大功告成，普天同庆之时，他俩的内心感受，只有彼此最能理解，别人是难以真正体会到的。
孝庄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起的作用，旁者是根本无以替代的，这一点举朝尽知。可当玄烨和大臣们请求按照朝中惯例，为她加上尊号时，她却表现了十分谦逊的作风，再三拒绝，并对奏请前来的大学士们说，八年以来，“皇帝焦心劳思，运奇制胜，故得寇盗削干，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予处探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末惬。”孝庄全力扶持康熙，想让孙儿的威望通过平定三藩更加扩大，为此。她尽量掩去自己的作用，将功劳一并归于爱孙。
从孝庄作为玄烨政治导师和保护人的角度审视，随着玄烨不断成热与孝庄的日渐衰迈，康熙二十年前后，他们的关系逐步过渡到一个新的时期。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孝庄去世，尽管玄烨早已对各项政务应付自如，不再需要祖母的点拨，但还是将祖母视为顾问，“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孝庄虽然精力不济，但也仍同以往，时刻关怀孙儿，处处予以支持。
孝庄病逝：祖孙情深
第一部分 孝庄病逝：祖孙情深 作者 ： 章恺 古今中外，晚辈对于自己最依恋的年长之人的感情。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其健康状况的极大关注上，玄烨也是如此。随着孝庄年事不断增高，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祖母的身体。祖母稍有不适，他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担忧与恐惧；祖母—旦安康，他便如释重负，心喜若狂。为使祖母康健，去除病灾，玄烨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他曾分别于畅春园和南苑，建造思佑寺和永墓寺，以给祖母祈求福佑；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二月，他亲自居景山斋戒祭星，为祖母祈福，并派遣近御侍卫关保，偕同太监牛之奇、乾清官首领太监顾文兴，“祭星三年”。然而，人的生老病死乃客观规律，玄烨的愿望与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扭转孝庄身体日渐衰弱的趋势。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孝庄72岁后．身体开始明显走下坡路，本已有的脑血管硬化、高血压等病症，进一步严重起来。从保留至今的孝庄画像看，她晚年比较胖，当是诱发这些疾病的重要因素。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六月，玄烨身体欠安，孝庄体恤爱孙”命往口外避暑静掇”。玄烨遂遵旨，协同是太子、皇长子巡幸塞外。不料玄烨返京前，八月二十八日深夜，孝庄突然中风，右肢麻木，言语不清。孝庄的近侍太监崔邦吉立刻告知请太医共同诊视、商议，又增加几味药，开下药方，很快配制煎好，给孝庄服用。几位太医禀告闻信赶来的裕亲王福全、内务府总管图巴等人：太皇太后“脉尚好，断无大妨”。 服药后，孝庄的病情迅速缓解。八月二十九日黎明，她吩咐一在身边守候的福全传旨：“著蒙古喇嘛奈宁呼图克图看视。”奈宁呼图克图诊视后，认为“太皇太后中风乃因不洁食物人口而致”，并建议由包括他本人在内共4日名喇嘛，当日起即在慈宁宫花园诵经。孝庄同意了这一做法。
九月初一日，玄烨接到图巴等人关于孝庄突然发病的奏报，心急如焚，在折子上做了简短朱批：“知道。联从速返回。”他星夜兼程，初二口正午抵京后，直奔慧宁宫祖母榻前。当玄烨看到祖母“慈体己安，尚在服药”，才稍稍松口气。他为祖母“亲侍进药，侍奉至夜半”。此后数日内，玄烨每天两、三次去祖母宫中问安探望。
由于医治及时，对症下药，孝庄的身体逐步恢复。为感谢神明的“助佑”，她下旨“修葺庙宇”，特命玄烨于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吉日”，前往白塔寺（位于今北京阜城门内）进香礼拜。十八日当天，玄烨正准备从宫中动身时，突然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近侍担心雨大路滑，泥泞难行，请求玄烨稍停片刻，等雨停后再去。玄烨没有同意，他说：“近固莹祖母偶尔违和，朕心忧虑。今日痊愈，甚为庆幸，伺惮此往。”说完毅然冒雨祈祉。玄烨为了满足祖母的心愿，为使祖母能上保安康，可谓不惜任何代价，冒雨而行，对他来讲又算得了什么呢。 事实证明，在孝庄宫中专设御医，昼夜值宁的措施，对于她此次中风后得到妥善救治，起到决定性作用。翌年五月，玄烨谕令吏部嘉奖两位有功的御医：“昨年太皇太后圣体偶有违和，命太医院御医李玉白、张世良殚心诊视，恭酌方药，今已万安，朕心欢悦。伊等克尽殿职，尔等可量加议叙。”可见孝庄自二十四年秋发病，经真确的医治大大缓解后，又过了半年多时间，才完全康复。
孝庄初愈不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迎来她的74岁生日。玄烨特“上太皇太后万寿表”，上面写道：“臣幼荷深思，长资明训，孝养难酬，罔极尊祟，聊展承欢，伏愿景命弥新，纯禧益茂，东朝永范，亿万年而成算，祖母常来。”在此前后，玄烨还专为祖母铸造了一尊高73厘米的黄铜镀金四臂观音像，其莲座下沿刻有满、蒙、汉、藏4种文字写成的铭文：“大清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宜弘靖太皇太后，虞奉三宝，福庇万灵，自于康熙二十五年，岁次丙寅，恭奉圣谕，不日告成。永念圣祖母仁慈，垂佑众生，更耪菩萨感应，圣寿无疆云尔。”这尊佛像后来一直被供奉在慈宁宫大佛堂。
万寿表和四臂观音像，是玄烨献给祖母74岁生日的两件珍贵礼物，反映出他感戴祖母，企盼祖母健康长寿的真切心愿。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冬天，是玄烨—生永难忘怀，感情历程中最痛苦的日子。正是在此时，他平口最为担心，不愿想也不敢想的事，终于发生。
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75岁高龄的孝庄“旧症复发”，“疹患骤作”，病势凶猛，不同以往。从这一天起，玄烨处理完政务，便立即趋至慈宁官侍疾。他守侯在祖母的床边，“衣不解带，寝食俱废”，为祖母“亲凋药饵”。孝庄入睡时，他“隔幔静候，席地危坐，一闻太皇太后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孝庄心疼孙儿，多次让他回宫休息一下，但玄烨执意不肯稍离。他“惟恐圣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备，故凡坐卧所须以及饮食肴馔。无不备具”，就连米粥也准备了三十多种，以供祖母所求。孝庄因“病势渐增，实不思食，有时故意索未备之晶，不意随所欲用，一呼即至。”见康熙如此殷切周到，正受病痛煎熬的孝庄也不禁老泪纵横，她抚摸着玄烨的肩背感叹道：“因我老病，汝日夜焦劳，竭尽心思，诸凡服用以及饮食之类，无所不备。我实不思食，适所欲用，不过借此支吾，安慰汝心，谁知汝皆先令备在彼，如此竭诚体贴，孝之至也。惟愿天下后世，人人法皇帝如此大孝可也。”
为挽救祖母的生命，玄烨“在宫中五日不竭诚默祷”。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下诏刑部，除十恶死罪等重犯外，其余一概藏等发落，希望能以此好生之德，感动上苍，保佑祖母转危为安。然而，孝庄的病情仍在加重，“一句之内，渐觉沉驾，旦夕可虑”。万般无奈之下，玄烨不顾众臣反对，断然采取丁一项前所末有的举措。
十二月初一日凌晨，寒风刺骨。玄烨率王公大臣从乾清官出发，步行前往天坛致祭。事前他亲自撰就的祭文中说：伏恳苍天佑助，“悯念笃诚，立垂昭鉴，俾沉疴迅起，遐算长延。若大数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玄烨跪在坛前，滴泪成冰，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泣。34岁的玄烨竟然乞求上苍，以减少他本人的寿命为交换，尽可能地延长孝庄的生命，足见他对祖母感情之深，依恋之至。
可是，玄烨的赤诚并没有感动上苍，这次不同寻常的天坛之行，未能取得他期望的效果。由于为祖母延长寿命的愿望未能实现，玄烨从此放弃亲诣天坛求雨的做法，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祖母之死对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她嘱咐玄烨：“太宗文皇帝梓官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 她知道孙儿对她的感情，担心孙儿过度悲伤，特在遗诏中指出：“惟是皇帝大孝性成，超越千古，恐过于悲痛，宜勉自节皮，以万机为重”。“其丧制，悉遵典礼，成服后三日，皇帝即行听政。”又叮嘱身为皇太后的儿媳：“我病若不起，皇帝断勿割辫。”
尽管玄烨已有精神准备，但事情真的到来时，仍然难以承受。孝庄逝世后一连十余日，玄烨水浆不入口，以至吐血昏迷。他违反清朝后丧皇帝例不割辫的祖制，不遵祖母遗旨，不听皇太后劝告，毅然割辫；又拒绝臣子关于“我朝向日所行，年内丧事不令蹄年”的奏告，决定将孝庄梓官安放在意宁宫内，直到翌年正月十一日发引。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春佳节，玄烨坚持于慈宁宫为祖母守丧。他“每念教育深思，哀痛实难自禁”，恸哭不止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