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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北京的衮衮诸公相比，兴献王世子有什么呢？许多方面他都处于不利境地，不过他却牢牢掌握有三个优势：一、皇帝的宝座注定属于他，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二、尽管年方十五，他却已经形成和显现出成熟的政治素质；三、不要忘记，他来自“九头鸟”之乡，“九头鸟”死缠烂打、百折不挠、一拼到底的精神，杨廷和们很快就可以领教。
朱厚熜斩钉截铁地退回礼部呈表，命其重拟。杨廷和出乎意料，但并没放在心上。他率群臣以上疏的方式，敦促朱厚熜接受和履行礼部所拟程序，并重复了其要点：“上【指朱厚熜】如礼部所具仪，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群臣】上笺劝进，择日登极。”｛6｝朱厚熜再次加以断然拒绝。
双方僵持不下。
国家无君一月有余，新君明明已迎奉来京，却迟不即位。这种局面拖不得，拖下去，人心浮动，乱由隙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兴献王世子吃准了这一点。从根本上说，现在是北京方面有求于己，应该让步的也是他们。无形中，他以国家为质，来逼迫对方满足自己的条件。
张太后发话了：
天位不可久虚。嗣君【皇位继承人】已至行殿【城外驻跸之所】，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劝进。｛7｝
这道懿旨表明，张太后知道拖不起，打算让步。她让文武百官“即日”上笺劝进，而杨廷和前日还坚持说，要等兴献王世子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之后，群臣才能上笺劝进。这暗示着张太后可以接受取消具有完成皇太子身份的象征含义的那道程序。
于是，群臣三进笺表，兴献王世子头两次推谢，第三次接受下来。这里的两次拒绝没有实质含意，依惯例必须劝进三次，头两次一定要推辞，第三次才“勉从所请”——这不过是古代当“非常情形”之下，最高权力实现移交的一种酸腐套路。
不过，“劝进至再，至三”而后“勉从所请”，虽为虚礼，幕后却悄悄进行了一番实质性的讨价还价。
兴献王世子及其幕僚进行磋商后，提出新的即位仪注。其要点是，四月二十二日举行登基大典，新君将从正阳门中门入城，经大明门｛8｝正面入宫；在派遣勋贵官员为代表告于太庙和社稷坛的同时，新君本人将前往武宗“几筵”（即灵前）谒见，然后叩拜张太后；做完这两件事，就直趋奉天殿。奉天殿，即现今太和殿（清顺治年间改称），民间俗谓“金銮殿”是也，为帝王临朝之处。登上奉天殿，就意味着行使帝权。可见，朱厚熜方面设计的仪注，从实质上省却了取得皇太子身份的环节，而直接临朝称制。当然，这里面也给朱厚照和张太后留了面子：登基之前，先去两处拜谒。对方固可将此解释为尽皇太子的义务，兴献王世子却也不妨有他自己的解释——作为皇位继承人，落座之前，跟大行皇帝和皇太后打一声招呼，照照面，这样的礼节总还是要讲的嘛。
张太后以及内阁肯定不喜欢这种安排，但出于无奈也只能同意。这样，朱厚熜拟定的即位程序，就以礼部尚书毛澄的名义加以公布。
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四月二十二日，登基大典顺利举行，上自皇太后下至百官，都松了一口气。武宗晏驾以来，事情千头万绪，每个人神经都高度紧张。尤其由旁支入继为君的局面，本朝尚第一次出现｛9｝，谁也没有经验。虽然出了小小的岔子，但好歹已经应付过去，大家都盼着新君正位之后，万象更始，国家步入正轨，将前朝的弊政逐一纠矫。
至少内阁首辅杨廷和没有把即位礼仪之争放在心上。这位武宗在世之时一直抱负难伸的政府首脑，此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在新君到来之前，他已经成功解决掉前豹房近幸和以江彬将军为首的军人集团，解散了豹房里乌七八糟、三教九流之众，关闭滥设的皇店，封存宣府离宫（所谓“镇国公府”）的财物。接下来，他想办的事情还很多。他在代为起草的即位诏书中指出，正德年间“权奸曲为蒙蔽，潜弄政柄，大播凶威”，亟待拨乱反正之处比比皆是。诏书差不多就是一份改革宣言，里面列出的除弊计划及拟推行的新政，达七十余条。诸如，削弱日益膨胀的宦官权力，恢复文官政治；大幅度裁汰臃肿不堪而又惯于作威作福的锦衣卫旗校；抑制特权阶层，挤压他们得利的空间；查还为皇族勋贵太监之流所侵夺的民田；治理腐败，尤其是冒功、冒职、冒赏等现象；彻查冤假错案，重建法制，案件审理必须合乎程序，以《大明律》为断案之唯一依据。废止弘治十三年之后新增的一切条例……
这是一位实干的政治家。他所列出的改革内容，非常具体，并且多属当务之急。他一定特别期盼随着新君即位，国家稳定下来，然后迅速展开对各种问题的治理。
或因此，他对礼仪细节，考审未精未详。有关这方面的疏漏，沈德符曾经评论道：“兄终弟及祖训，盖指同父弟兄，如孝宗之于献王【朱祐杭】是也，若世宗【朱厚熜】之于武宗，乃同堂伯仲，安得援为亲兄弟？”｛10｝尽管由于武宗是独子，“兄终弟及”的引用，事实上只能面向旁支，但考虑周全些的话，杨廷和至少可先做一番理论疏证工作，将来免生龃龉。但一来事情紧急，二来想必他主观上对这种虚礼确实重视不足，自以为秉忠办事，大方向正确，而思虑则主要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然而，朱厚熜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套。如果他也像杨廷和一样，将注意力集中在怎样尽快扭转正德朝的种种倒行逆施，让朝政恢复清明和秩序，而不那么在意自己的私利和面子，则会迎来一个君明臣贤的局面。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兴献王世子不仅是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而且是过于自尊的人。这种禀性，又为其以藩王入继大统这种身份进一步地火上浇油，令他对于面子极为敏感。他始终以一个外省人的眼光，来揣测京城集团，认定后者的诸种安排，都潜含对于他额外的轻蔑。登基大典上，有一个细节准确深刻地揭示了他这种心理：
辛巳登极，御袍偶【意谓事出偶然】长，上屡俛【通“俯”，弯腰，低头】而视之，意殊不愜。首揆杨新都【即杨廷和，廷和，新都人】进曰：“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天颜顿怡。｛11｝
无非衣服不甚合体，他毕竟才十五岁，可能个子也偏小，事先准备的龙袍长了一些，有关方面考虑不周是有的，但仓促间未臻善美，对于心胸豁达之人来说，不会放在心上，至少可以谅解。朱厚熜的表现却是，频频弯腰低头打量这不太合体的龙袍，脸上极其明显地流露出不快——这套身体语言，说明他小肚鸡肠，不是干大事的人。而且很可能，他内心会把别人这种工作上的疏忽，视为故意，成心让他难堪，或至少对他这个外藩出身的皇帝不够尊重，糊弄了事。杨廷和察觉到他的不快，急中生智，用《易传·系辞下》里一句颂扬古代圣君黄帝和尧舜的话来开释，朱厚熜才找回心理平衡。
还有一个细节。登基那天，即位诏书发表之前，内阁送呈朱厚熜批准。“帝迟回久之，方报可。”｛12｝拖了很长时间，才答复同意发表。原因是内中有一句话，让朱厚熜很不受用。这句话是：“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祧，指祭祀。入奉宗祧，直接的解释是接过祭祀祖宗的职责，而实际的意思是过继给别人，成为别人家香火的传递者。兴献王世子坚持认为，自己继承皇位所循原则是“继统不继嗣”，说白了，只当皇帝，不当孝宗、武宗家的后代。所以“入奉宗祧”这句话，他最见不得。久拖不复，而终于同意，应该是经随行的王府谋士苦劝，告以“小不忍则乱大谋”，暂且隐让的结果。
这样的细节，其实蕴涵着一股很可怕的能量。出身、个性，加上抵京后直至登基大典的种种别扭，已使他对于京城集团形成成见。一旦有了成见，像他这样睚眦必报、心劲甚强、习惯于咬住不放的人，势必要将肚内恶气尽吐之而后快的。
大明王朝刚刚送走一位没脸没皮、胡作非为、根本不要面子的皇帝，又迎来一位超级敏感、超级自尊、超级爱面子的新皇帝。这对堂兄弟之间，一切犹如冰炭水火，分别走到两个极端。历史也真幽默，竟然做出如此安排。朱厚照在位一十六年，以泼皮方式当皇帝，嬉笑怒骂，毁圣非礼；紧接着，就来了一位对礼法死抠字眼、斤斤计较，进而有志开创礼制新时代，欲以伟大的礼学思想家、理论家名垂史册的君主——这让人怎么受得了？
“大礼”之议
朱厚熜登基，改年号“嘉靖”，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嘉靖时代开始了。
这年号，是朱厚熜亲自取定的。内阁原先奏请以“绍治”为年号，被否决。朱厚熜不喜欢那个“绍”字的“继承”含义，虽然“绍治”无非是将治世发扬光大的意思，也不喜欢，他在心理上讨厌一切暗示他需要“继承”什么的字眼。他所更定的“嘉靖”，语出《尚书》“嘉靖殷邦”，意谓“美好的政治，富足的国度”。
后世，人们对他就以“嘉靖皇帝”相称。
起初，的确很有一番“嘉靖”的气象。除罢前朝弊政的诏旨，一道接着一道。“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13｝皇家鹰犬、宦官的势力大为削弱，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减轻许多，而拉关系、走后门、靠政治腐败升官发财的人，纷纷失去了职位。“正德中蠹政厘抉【清除】且尽”，“中外称新天子‘圣人’”。｛14｝
其实，这一切跟嘉靖皇帝并无关系，所有举措，都是杨廷和依据他所起草的即位诏书精神，一一加以落实罢了，嘉靖无非签字批准而已。那些在新政中蒙受损失的人，很清楚“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他们咬牙切齿，恚恨不已，以致要跟杨廷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廷和入朝，有挟白刃伺舆旁者”｛15｝——情形如此危重，以致嘉靖皇帝不得不下令派百人卫队，保护杨廷和出入。
这个正统的儒家官僚，在过去多年的政治生涯中，饱尝个人理念与现实之间激烈冲突之苦。身为首辅，他眼睁睁看着正德皇帝恣意胡为，“未尝不谏，俱不听”，“以是邑邑【悒悒】不自得”，心灰意冷，多次提交退休报告，却又不被批准。现在，终于改朝换代，国家迎来新的君主。这就像注入一剂强心针，杨廷和的政治热情高涨起来，积郁多年的抱负似乎有了施展的机遇。应该说，他对于嘉靖皇帝是寄予很高期待的，“以帝虽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辅太平”。复活的热情，对年轻皇帝的期待，使杨廷和特别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嘉靖全盘托出自己的政治理想：“敬天戒，法祖训，隆孝道，保圣躬，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16｝这三十六个字，浓缩了儒家对于“有道明君”的基本认识，果能一一践行，寓涵在“嘉靖”中的愿望，庶几可以变为现实。
嘉靖对杨廷和的除弊举措，均予照准；对杨廷和疏请的三十六字，也“优诏报可”。单就这些迹象看，君臣和睦，嘉靖朝似乎有一个良好开端。但所有这些，或者并未触及朱厚熜的个人利益，或者不过是一些空洞的道德承诺，他不难拿出开明的姿态。
而在新气象的底下，一股暗流已经悄然涌来。
即位刚刚第三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嘉靖降旨遣员，去安陆迎取母妃蒋氏来京。两天后，四月二十七日，他又发出旨意，同样与自己的父母有关，“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17｝。
——此即“大礼议”之肇端。简明通俗地讲，礼，就是王权制度下的等级秩序，是这种秩序对社会成员的关系与差别的规定。因为这次所涉及的是皇家级别的人和事，所以特别加上一个“大”字。其他很多时候也都这样，比如，皇帝结婚称“大婚”，刚刚去世的皇帝叫“大行皇帝”等等。
迎取蒋氏的谕旨这样说：“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18｝据说，辞别蒋氏、启程来京之际，朱厚熜“不忍远离”，好一顿哭鼻子，“呜咽涕泣者久之”。论理，十五岁并不算小孩子了，但作为王子，自幼娇生惯养，独立性比较差，对母亲仍感依恋，这可以理解。
提出兴献王封号问题，也在情理之中。兴献王世子现在成为皇帝，作为皇帝本生父，名分如何，和皇帝之间关系又怎样，自当议定。
倘若事情仅只如此，就很寻常。实际却不这么简单。嘉靖这两个连续动作，是继位过程中就礼仪问题与北京当权派所发生的矛盾的延伸——他没有忘掉矛盾，也不打算回避，相反，进一步表明了挑战的姿态。
礼部尚书毛澄承旨，召集会议商讨兴献王封号问题。与会者对这个问题在理学上如何看，没有犹疑；关键是找到“故事”，亦即以往历史上处理此类问题的范例。杨廷和举出两个先例，认为最适合作为处理眼下兴献王地位问题的范本。
一个是汉成帝以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的故事。成帝在位二十余年仍无子嗣，因此在绥和二年决定册立皇侄刘欣为太子。刘欣成为太子的同时，自动过继到成帝一宗。为了解决定陶王一支奉祀乏人的问题，成帝下旨让楚孝王之孙刘景袭爵定陶王。
第二个例子来自宋代。宋仁宗无子，遂于至和二年立濮安王第十三子赵曙为皇太子，此即日后之宋英宗。英宗即位后，从伦理上如何认定身份，当时的大儒名公之间一派混战，欧阳修等人主张英宗可以本生为皇考，而司马光等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论战持续十八个月，是为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事件。结果，英宗强行决定以本生为皇考，司马光等台谏集体请辞作为抗议。英宗虽以权力达到目的，但在道义上却没有赢，因为理学宗师程颐明确站在反对立场，说：“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19｝既然你继承了别人的家业，就理当成为别人的后代，这样的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正因程颐这样的大宗师持此观点，杨廷和才把宋英宗的故事当做能够支持己方立场的例子，加以引用。
两个例子，一个是正确的实践，另一个虽然实践是错的，但理学上却早已形成公认为权威的结论，可以说代表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非常好，相信皇帝从这样两个例子当中，自然能够了解眼下关于兴献王的封号问题可取的态度是什么。
大家一致赞同杨廷和的意见，并由毛澄形诸文字，作为奏章上呈嘉靖。奏章叙述了汉代和宋代那两个例子，又引征程颐的观点，最后写道：
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俱自称“侄皇帝”某，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以为万世法。｛20｝
扼要地讲，他们建议，以后嘉靖要称孝宗朱祐樘为父亲，而改称自己亲生父母为叔父、叔母。
朱厚熜见奏，气不打一处来：“父母岂有说换就换的？”发回再议。
五月二十四日，再议的结果出来了：大臣们不单坚持原有意见，还争辩说，本朝历来皇帝对于藩亲，在相应情形下，都只称伯父、叔父，是不能加称“皇”字的，同时自称也径用“皇帝”，后面并不带名讳的；现在，廷议认为皇上对于兴献王可以称“皇叔父大王”，可以在“皇帝”后面加上自己的名讳，明显把兴献王与其他宗藩区别对待，已算格外破例，相当隆重了。争辩的同时，他们还把程颐的《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专门抄了一份，请嘉靖看，隐约有教训的意思。
嘉靖不吃这套，命礼部“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潜台词是，别拿程颐压我。
毛澄、杨廷和们同样固执。他们的确重新开会研究了，但只是做做样子，上报的意见丝毫未变。
嘉靖一时没有办法，就来个“留中不发”——把问题搁在那里，以表示坚决不同意廷臣的立场。
皇帝与重臣之间争执不下，已两月有余，闹得满城风雨。面对传闻，有个人静观其变，到了七月初，觉得看出了一些眉目，因此决定出手。
此人姓张名璁，浙江永嘉人氏。他前半生功名不顺，从弘治七年起，二十年来，连续七届会试皆落榜。到了第八次，也就是正德十六年辛巳科，时来运转，终于中了二甲第七十七名进士。此时，他年近五旬，一般而言谈不上有何辉煌前程了。但他并不死心，因为有人曾替他算命，说他不光有中进士的命，还有“骤贵”的命。中进士的预言已然实现，恐怕“骤贵”也不远。他笃信不疑。新皇帝登基以来，他密切关注朝中动向。新皇帝因欲尊崇本生父之故，与朝廷当权派陷于拉锯局面。张璁一面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观察，一面用心思考。观察，主要是搞清楚皇帝的决心到底有多大，如果陛下本人态度不够坚决，那么以杨廷和在朝中如日中天的威望和势力，他张璁贸然出手，下场一定是逮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至于思考，则因此事实质在于如何阐释礼学的精神，所以理论上要过硬，站得住，足以和对方抗衡。
嘉靖两次把廷议退回“命再议”，以致搁置廷议不予答复，让张璁确信陛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自信在理论上也找到了突破口。眼下，满朝上下还无一人敢于站在皇帝这一边，跟杨廷和唱对台戏，张璁却断定僵局迟早要被打破。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否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皇帝、抢得头功至关重要。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