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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抄者所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人【应为“久”字之误】”。“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168｝无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师”，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多伦）一命西归。
如雷贯耳的“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实情原来如此。
每次北征，均出动二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的人马，声势这么浩大，但遭遇的敌人往往仅千百，最多一次“可三万余人”。这就好比动用每秒运算十亿次的超级计算机，解一道最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式。明显多余，明显不上算。朱棣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我替他分析，可能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老话题了——作为非法的篡位者，他亟须以种种“不世”之伟业，来为自己正名，树立威信。我们看，即位以来他就不断折腾，而且全是极大的动静，几乎没有一天停歇过，最后连死都死在实施“壮举”的过程中，可见其心理压力之大。说实话，这也真够难为他的了。
第二，他是个很虚荣、又很在乎表面文章的人，一心想干惊天动地的大事，以厕身于历史上的伟大君主行列；或者说，他所理解的伟大君主，应当是轰轰烈烈的，气吞山河的，建立丰功伟绩的。这一点，跟他父亲颇不相同。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沙漠，是史上光复中华的第一人，原本很有理由自视甚高，然而他反倒相当谨慎，一生很少追求大而无当的虚荣，治国的基本思路是务实——国家一旦统一，立即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和民生问题；国防思想注重构建牢靠的防御体系，对外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修建南京，没搞过什么太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事。朱棣则是另一极端。试看从燕王时代到驾崩榆木川这二十来年时间里，他先后发动一场全面的国内战争（“靖难之役”）、六次大规模对外战争（一次对安南，五次对蒙古诸部落），决定并实施迁都和对北京的营造，六次派超大舰队远航，此外还有完整地重新疏通大运河、修建大报恩寺等一系列巨型工程……洪武时代的三十年，好不容易从战乱中恢复并重建的经济，就被他如此没完没了的好大喜功挥霍掉。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成为“伟人”。他的大臣们都懂他这心思，所以在每次明明华而不实的北征之后，纷纷献上如此的赞歌：“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刘邦】哉？”｛169｝“乘舆所至，盖汉武【刘彻】唐宗【李世民】所不到者。”｛170｝“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万世不拔之功业”｛171｝，“自古所无有也”，“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172｝别人歌功颂德不算，朱棣自己在北征途中，所到之处，也迫不及待地留名，树碑立传，制铭刻石，大书“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于铄六师，用歼丑虏”｛173｝之类的豪言壮语。
第三，或许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疑心朱棣五次兴致勃勃的北征，除展现其“雄伟抱负”外，也兼带有游山玩水之打算。其实，这样揣想朱棣并不见得过分，喜欢游山玩水，向来是帝王们的传统，那些性情不安分、爱折腾或自以为胸怀宽广的帝王，尤其在皇宫和京城待不住。秦始皇是个例子，隋炀帝是个例子，朱棣的六世孙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例子，以后的康熙、乾隆也是个例子。这几个人性情都比较“恢弘”，不能做到安安静静，故而喜欢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单说明朝皇帝，就是安静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很少离开；弘治、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这几个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兴致，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绝，过于安静，以致躲到西苑里不出来，钻研他的道教，许多大臣多年欲见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跟他们不一样，当燕王时他就带着兵到处跑，做了皇帝更闲不住，让他憋在京城和宫里，估计八成会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论在南京或后来的北京，正经待在那里的时间极有限。从他北征途中见着塞外风光而发的感慨，分明可以感到，除了是“御驾亲征”的天子，他也很有一番旅游者的意识，到处勒石留言，跟今天每每在景点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游客似乎没有多大分别；此外，对朱棣来说，塞外也算故地重游了，年轻时作为燕王他曾统军来到此地，所以不能排除他现在以当了皇帝的心情，到此旧梦重温，别样地体验往昔的荣光——人都是怀旧而自恋的，朱棣恐怕尤如此，他在给金幼孜等指点塞外风光时，言谈话语间很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炫示感。
第四，朱棣的北征，是他缜密谋划的某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涉及迁都北京、削藩这两件对巩固其到手的权力至关重要的大事；换言之，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他必须走出北征这招棋。思考不妨从这里开始：御驾亲征究竟有何必要？实际上看不出有任何必要性。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也搞过一次北征，但是他没有也不必亲自出马，而由燕王朱棣和晋王朱棡担任统帅。历史上，皇帝向来不可轻动，如想表示重视，派亲王或至多太子以皇帝名义出征，规格就足够了。征安南的时候，作为军事行动，其规模尚在北征之上，朱棣更有理由重视，但他却未自己挂帅。他何以单单对北征如此热衷，每次皆躬亲其事？还有，从前面所述可知，五次北征的隆重上演，实际上是小题大做，甚至所谓敌情也纯属子虚乌有，这不能不令人疑其另有文章。我们可以留意，在时间上，北征恰恰是随着营建北京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以及工程开工日近而发生的。我们当还记得，永乐五年徐皇后病故，朱棣借机把皇家陵寝迁至北京，派官员和命理家择“吉壤”，永乐七年结果出来了，朱棣去北京验收，竟就此留下不走，而第二年，他便发动第一次北征。这绝非时间上的巧合，明显是紧凑弈出的有连贯性的两手——陵址安置在昌平，显示了他迁都北京的决心；而以北京为基地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则意在增加北京的政治军事分量，同时使他得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以北京为中心，来削弱南京的意义。又如我前面讲过的，迁都北京还不是他的底牌，迁都隐含了他另一个处心积虑的目的，即改变洪武时代以几大“塞王”负责北部边防的布局，将后者迁往内地，然后自己来填补塞王内迁所造成的边防空虚，此系旨在释塞王兵权、消除权力隐患的苦心经营的一手。而为了显示塞王内迁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损伤，他必须大张旗鼓地一次又一次搞“御驾亲征”，宣传其“战果”，以证明其决策的正确。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从其过程看，明显不必要，并带有刻意而为的痕迹；换成今天的话来讲，基本属于为迁都北京和削藩这两大目的而服务的政治“作秀”。
他这一作秀不要紧，银子可就花得如流水一般。兹以永乐二十年第三次北征为例，我在《太宗实录》里找到他所动用的人力物力的一项统计数字：
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从之。｛174｝
这远非整个此次北征使用的人力物力，甚至也非全部后勤使用的人力物力，而仅仅是后勤中运粮这一项所使用的人力物力，却已到令人咂舌的地步。想象一下，三十多万头驴、十多万辆车、二十多万民夫、三十多万石粮食的付出，末了只换来数百名战俘（多半还是老弱平民），这桩买卖是否太亏了？朱棣当然不会心疼，因为花的是百姓的钱，受苦受难的也是百姓，而他却收获了“万世不拔”的称颂，何乐而不为？
一次北征即如此，他竟然总共搞了五次！还要加上征安南、造北京、下西洋……国无宁日。
难怪在他死后，那个叫黄泽的湖广官员，不避斧钺，公然抨击永乐时代“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可几百年后，颇有人既不研究历史，也不把屁股坐在人民一边，只是看见朱棣“尚武”、“勇于拓疆”，就慷慨地送他一顶“有作为君主”的高帽子。
其实，朱棣没给中国增加一寸土地。不仅如此，与他那些唬人的御驾亲征所乔装打扮出来的民族英雄、爱国者形象刚好相反，他为了一己之私，从根本上瓦解了朱元璋构建的北疆防御体系，给以后的国家安全埋下严重隐患。
那还须从他发动叛乱时说起。朱棣乃心思细密之人，起兵之际瞻前顾后，不仅对造反的决断周详考量，甚至虑及南下与政府军作战之后北平作为其后方是否会为人所趁。当时，封于大宁的宁王朱权握有重兵，实力仅次于己。万一朱权阴怀“鹬蚌相持，渔翁得利”之心，则腹背受敌。朱棣左思右想，想出一条狠计，不单教朱权无法从背后捅刀子，还进而使大宁之兵为己所用，那将大大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此所谓“一石二鸟”——为达此目的，朱棣与大宁所属兀良哈三卫构成密约，借后者之六千蒙古骑兵胁迫朱权入关。
那么，朱棣是以怎样优厚的条件，使兀良哈部落同意与他合作的呢？《明史》白纸黑字，记之甚明：“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畀【给，给予】三卫，以偿前劳。”｛175｝即：将宁王封地改为南昌，将大宁行都司所在地迁往关内的保定，将原来大宁所辖之地全部割让于兀良哈三卫。这三个“报偿”，朱棣即位之后，果然一一兑现。
引狼入室、割地求荣，这样的事件若搁在近代，朱棣必落得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他所以侥幸逃此骂名，甚至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有这样的污点，只是因为兀良哈部落比较弱小，并非劲敌，倘若兀良哈与宋代时的辽国或明末的女真人相似，朱棣则注定臭名远扬。
但朱棣所为的恶劣之处，一是尽管兀良哈不足构成中国大患，但此事性质与历来的“卖国”没什么区别；二是朱棣纯属出于个人夺权需要，而出卖国家利益；三是迁徙宁王于南昌、迁徙大宁行都司于保定，把大宁三卫拱手让与异族，在北京正北至东北防线撕开一个大口子，后患无穷。
顾炎武所撰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明史研究是极重要的著作。其对兵要地理，尤有深考，凡各地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等，无不详述。在谈到大宁对明朝东北边防的意义时，它这样说：
大宁，居遵化【在河北，后为清东陵所在地】之北一百里，沿山海【即山海关】以逮【及、至、直到】独石【即长城独石口，在今河北赤城县北，是宣府镇明长城之重要关口】，一墙【指长城】之外皆其地。独石、山海离京师皆七百里，与大宁正相等。国初【指明朝初年】建谷、宁、辽三王……以屏藩东北，其为计深矣。｛176｝
大宁的军事地理重要性体现在，可以同时扼制蒙古、女真两部，而朱棣将大宁行都司后撤，不啻乎使大明国从正面完全暴露，外寇随时可以长驱南下侵扰。因此，“正统已巳、嘉靖庚戌，诸敌犯内，皆从此至【祸根是由大宁内撤种下的】”｛177｝。不单明代中期时受蒙古部落侵扰与此有关，尤为惨痛的是，明代晚期东北建州女真人崛起，直至导致明亡国，与这一带防卫的空虚，关系也很直接。明亡后，痛定思痛，有人将矛头直指朱棣：
抚今追昔，宁无叹慨？而况于数千里严疆，一旦波沉陆海，则明季【末年、末代】边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意谓明代末年未能尽其职责的边臣，实在有其难言之隐】。而迹其始境【追溯其由来】，宁不罪有所归哉！｛178｝
朱棣有没有意识到割弃大宁的潜在危险？绝对意识到了。华而不实的五次北征，恐即为掩盖割弃大宁造成边防空虚的事实而设，他仿佛拍着胸口说：有朕亲自坐镇北京，不时加以征讨，区区“胡虏”不足忧虑。
也可能在他脑中，真正心腹大患乃是身边像宁王那种拥有重兵的潜在挑战者，至于寒碜“诸夷”，只要不时搞一搞“御驾亲征”，即足压制。看来，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果然是历来中国独裁者们的共识，他们的全部精力总是放在消灭内部异己势力上——老慈禧不也有言曰“宁与洋人，不与家奴”吗？
道德化暴君
前面把朱棣归在暴君之列，而他一生的作为，也的确当得起这称号，所以我们并不打算收回这样的评价。
但其实这并不是他的真正特色，仅仅给他这样的评价，有点委屈他了，抑或把他过于简单化了。
暴君屡见不鲜，朱棣却只有一个。
一般暴君，自有一腔桀骜之气，唯我可负天下，为所欲为，把恶作到淋漓尽致；他们对于自己的暴虐从不掩饰，一览无余。这固然令人切齿，却也不失直爽。这种暴君，包括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和北朝后赵石虎｛179｝之流。
按我们通常的经验，暴君不屑于讲仁义道德。而朱棣作为暴君，残暴虽不逊于同类，却具有其他暴君都没有的特点：满口仁义道德。这是他在古往今来暴君中的岐嶷不凡之处，也是一种真正的明代特色。
明代已是帝制社会晚期。这概念，一面意味着帝国趋于老迈和衰落，一面也意味着帝国进入稳固和成熟，早期的野朴和中期的蓬勃都渐渐化于循规蹈矩的凝重。界限出现在宋代。宋及以后，倘将短暂插足而未肯融入中原文明的元代除外，则可看到这七八百年的历史，秦汉的霸气，魏晋的放荡，隋唐的开阔，俱往矣；代之而来的，是缜密和刻板。这也是两千年帝制中儒家伦理真正树立起权威的时候。其间，明代尤具承上启下之作用，它一面将宋儒所开辟的理学从元蒙之搁弃中恢复，一面加以发扬光大，结合到本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建设和世俗生活准则之中；后世称“宋明理学”，若单论创言立说和对理学的贡献，明不如宋，然而把“知”转化为“行”，实践性地把理学原理深入融于体制和社会生活规范，明又超过了宋。正是明代所起的中间作用，才有按照儒家尺度最平稳运行的典范般的清代——它在制度上悉遵明制，却能够吸取明代的若干教训，从而在19世纪之前，把儒家伦理的政治能量发挥到极致。｛180｝
野蛮的冲动虽然仍有，却面临业已不可动摇的儒家道德权威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有所自我抑制。朱元璋很典型，他天性之中明显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并在具体事件和局部行为上时有流露，但总体上他却能够了解接受儒家仁爱为君理念的意义。还有起自蛮荒的满族人，起初他们的表现，跟以往一入中原唯知杀戮与蹂躏的其他蛮族，没有两样，然而当天下既定、切实实行统治的时候，他们却意识到收敛野性、洗心革面的必要，转而成为有史以来在中原执掌政权的最理性之异族。总之，无所顾忌、赤裸裸、将破坏性宣泄殆尽的暴政，宋、明、清三代并不存在。
唯一有潜力发展成“暗黑破坏神”式暴君的，便是朱棣。从他做下的一些事，完全可以看出他在这一方面的罕见禀赋。永乐十九年，仅仅为着一个宠妃之死，朱棣即悍然在后宫实施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因朝鲜进贡的权妃而起，这权氏进宫后很受朱棣喜欢，渐教她掌管六宫之事，难免为别的妃嫔所嫉。永乐八年的一天，权妃突然死了，但当时并未引出什么事。到了永乐十二年，忽然传出权妃当时是被另一朝鲜宫人吕美人下毒害死的说法——其实这纯属后宫龃龉导致的诬陷——朱棣怒极，兽性大发，命人将被冤枉的吕美人用烙铁足足烙了一个月，方才处死，另外还处死宫女数百人。他又坚持要求朝鲜国王杀吕氏满门。与此同时，为了泄愤，“将赴征【此时朱棣结束第一次北征，刚刚回到北京】时逃军及从军士之妻妾奸他夫者”，共计一百多人，全部杀掉，每天杀人时他都亲临现场观看。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不久，诬告吕美人的宫人吕氏（也姓吕，不过是中国人），还有另一宫人鱼氏，曾因难耐寂寞而与宦官私通，朱棣似有觉察，吕、鱼感到事情败露，双双自尽。吕、鱼之死，令当年权氏旧案复发，朱棣大行拷掠，宫婢不堪受刑往往信口胡言以求暂解，结果刑逼之下，生出所谓宫中存在谋杀朱棣的阴谋之说，一旦如此，进而辗转攀连，牵及宫女二千八百人——这二千八百名宫女全被杀光，而且个个以剐刑处死，每剐一人朱棣均亲自监刑。据说，有宫女受剐刑之时，破口大骂朱棣：“自家衰阳，故私年少寺人【与年轻宦官私通】，何咎之有？”｛181｝看来以“尚武”闻名的永乐大帝，作为男人其实并不值得骄傲，难怪他如此丧心病狂。
累计起来，从永乐十二年起，至永乐十九年止，朱棣因为权氏之死而引起的这件惨剧，前后杀人逾三千。
此事足以证明，朱棣其人的残暴，绝不在后赵皇帝石虎之下。但是，类似这样的行径，我们在《太宗实录》里却找不到一点踪迹，全部被掩盖起来。这场后宫大屠杀，所以为后世知晓，仅仅由于当时宫中有个名唤金黑的朝鲜籍乳娘，她在朱棣死后，得返朝鲜，将全部经过对朝鲜国王做了汇报，然后载于《李朝实录》。
金黑还报告说，朱棣死后，共有三十余名妃嫔，被强令殉葬；从金黑所提及的人名看，多为朱棣生前所宠爱的女人。这些女人被领入一间大殿，事先已有许多小床放在那里，她们被扶上小床，将脖颈伸入绳套，随即撤去小床……金黑描述说，朱棣的宠姬韩氏，这位与之母女相称的朝鲜美人，临死之际哭叫道：“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182｝其状甚惨。殉葬的旨意，究系朱棣早有吩咐，还是出于其子仁宗朱高炽，不明。但细察此事的风格，兼以朱棣一贯的为人、性格、心理来推测，十有八九是朱棣的安排。汉代以来，殉葬在中国已经废止，以宫人殉大行皇帝之事鲜有所闻；一般做法是遣散或在宫中养起来，“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是比较典型的情形。朱棣能在15世纪有此倒行逆施之事，一是强烈而可怕的独占心和嫉妒心作祟，再有，只能说此人过于刻毒，天良丧尽。
幸赖外国史志，这些本已湮没的史实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