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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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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５９５
却越来越不合理了。人们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搬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
他说：“两种行为类型的一种行为结构，即有目的和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不仅同机构的联系相比较具有一种优越性，而且还会逐渐地把交往行为本身吸收到自身的功能范围中来。”
①“交往行为”
被吸收到“有目的和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中来，必然造成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控制，遭致歪曲。他认为，行为主体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加剧均源于此。
哈贝马斯认为，任何社会都必须建立在被人们认可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合法性”。他说道：“一种政治秩序总要求人们把它当作正确的、正义的存在物加以认可，而合法性意味着它有着充分的理由这样去做。一种合法的秩序理应得到承认。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认可。”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对文化传统的干预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副②作用，”
③这就是使它丧失了被人们认可的理由，出现了“合法化危机”。老百姓是因为这一社会实行“公平交换”
，信奉“企业自由”
，才认为它是合法的，值得认可的。现在既然它丢掉了“公平交换”
、“企业自由”
，那在老百姓眼里，它已变得不合法就是很自然的了。
哈贝马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合法性的就是科学技术。而当
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１０６页。
②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波士顿，１９７９年）
，第１７８页。
③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波士顿，１９７５年）
，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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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５西方社会思想史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就能很成功地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
整个社会出现抬高技术问题，排斥政治问题，即将社会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而置政治问题于不顾，人民群众中普遍滋生一种“明哲保身主义”。大家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丧失了政治意识的人民群众，只因“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崇尚“技术统治论”
，发展科学技术，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物质财富，就认为它是合法的，值得认可的。他说道：“如果合法化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注）
能成功地把实践问题（即政治问题—引者注）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甚至能成功地阻止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普遍主义激进化问题产生，那么，这样一类与合法化相关的问题甚至不需要被考虑。“
①
这就是说，原来的合法化危机一下子消除了。
哈贝马斯上述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良的社会政治后果的揭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他是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来揭露科学技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与“合法化”的影响的，所以，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
，消除合法化危机，只能说明它在帮“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忙，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是消极的。哈贝马斯的上述批判很好地反映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当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时，国家社会政治民主化、人际关系健康化和个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严重受挫的一面，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统治的合法性辩护的新现实。哈贝马斯的揭露和批判实质上是
①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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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７９５
对科技异化的揭露和批判。
从１９世纪后半期起，不少西方思想家对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政治效应倍感失望，展开尖锐的批判。哈贝马斯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进行批判的。他所批判的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政治效应。因此，他的批判的确大大推进了前辈思想家的事业。
同样无疑，哈贝马斯上述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良社会政治后果，即消极社会政治效应的揭露从整体上讲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旁的且不说，就其所作的揭露本身而言，起码有以下三点值得商榷。
第一，能否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
能否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就是起掩盖事实和维护现实的作用？能否认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又是一种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颠倒着的。”
①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把意识形态看作颠倒的意识，哈贝马斯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的根据也就在这里。纵观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以及列宁后来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意识形态包含了否定的方面与肯定的方面。否定的方面意味着意识形态是虚假的，具有保守的功能；肯定的方面意味着意识形态是真实的，具有进步的功能。因此，即使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科学技术在“晚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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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５西方社会思想史
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执行意识形态职能，也不能认为所起的作用一定是保守的、消极的。更何况，能否笼统地断言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即能否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还是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科学技术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强调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混淆起来。科学技术不属于意识形态，这一点不会随着它变为第一生产力而改变。
第二，能否把人的复杂的社会活动简单地截然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
能否把科学技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归结为使人的“工具行为”合理化与使人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能否完全从消极、否定的意义上去看待“工具行为”即劳动的合理化？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行为形形色色、丰富多采，绝非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仅有“工具行为”
和“交往行为”
两类。所以科学技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不会只限于对“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影响。而且，就“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
而言，也不能简单地把科学技术对它们的影响归结为是“合理化”与“不合理化”。显然，哈贝马斯在这里套用的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另外，即使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工具行为”即劳动越来越合理化了，但也不能完全从消极、否定的意义上去看待这种合理化，因为这种合理化首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
第三，能否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说成是一种“合法化”危机？能否认为是科学技术本身在促使广大群众“非政治化”？
能否断言因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晚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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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９９５
本主义“社会已克服了”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
哈贝马斯批评“晚期资本主义”
社会出现了“合法化”
危机，实际上是抱怨这一社会未能有效地调整社会阶级矛盾，调整上下左右关系。他在追求一种资产阶级法的完美性、有效性。不可否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存在着某种“非政治化”倾向，而这种倾向又直接导致了这一社会暂时获得巩固。这并不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所带来的，而是由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制造“技术统治论”意识所致。再说，也不能把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统治的合法性辩护所取得的效果无限夸大，似乎这一社会已完全克服了所谓“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事实告诉我们：这一社会依然危机深重，矛盾丛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尽管有时趋向缓和，但从总体看，是在不断加剧。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提出过科学技术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良社会政治效应，但像哈贝马斯那样，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加以全盘否定的，确实还是不多见的。
哈贝马斯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问题上的根本性错误，还表现在把科学技术的消极的社会作用说成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赋予科学技术一种“原罪”的性质。撇开资本主义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所谓“罪恶”
，他因而又犯下了一个错误。既然科学技术产生消极后果源自科学技术本身而与社会背景无关，既然不论在什么社会背景下科学技术按其本性总是注定会转化为对人的奴役，那么，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履行的社会政治功能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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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即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也主要是消极的。这样哈贝马斯就抹煞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履行社会功能之区别。
在本章里，我们简要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影响的四位思想家。他们自诩为“批判的社会学”
，这是凿凿有据的。
其批判面之广，锋芒之税利，确是社会学理论中少见的。他们的批判实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社会学（他们把实证主义等同于社会学）与工业社会。从他们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分析中提出了若干重要见解。
第一，知识分子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承担起对社会批判的责任，社会学自然要追求客观性和价值中立，但在必要时应毫不犹豫作出价值判断（Ｖａｌｕｅ
ｊｕｄｇBｍｅｎｔｓ）
；第二，人们的观点乃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因此追求彻底的客观性，或消除受缚于文化与时代的偏见是不可能的；第三，批判分析强调经济组织、财产和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它们对文化、人格与政治的影响；第四，批判理论拒绝经济决定论，赋予文化与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一种独立作用；第五，批判理论在其社会现象的分析范围内包括了对心理结构内在动力学的研究；第六，批判理论强调“社会的合理构成”
，力图根据黑格尔的人文观与理性观判断现存社会秩序；第七，批判理论全神贯注于对大众文化，异化的原因及其结果，以及人格与社会结构的互动等问题的批判与分析。
批判的社会学以否定的方式提出了它的一般社会理论，其结论是文化悲观论的。资本主义通过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要及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使人们与资本主义一体化，从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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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１０６
得似乎更加稳固；在集中营与大众文化的两面夹击下，彻底改革的可能性似乎更加渺茫；社会学（实证主义）已成为现有秩序的辩词，现代工业社会已在凝结成整体的官僚管理制度，而国家的权力随着官僚主义集权的加剧而空前地扩大。
人类逐渐在丧失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与人类社会的力量。批判理论对几个世纪来工业社会科层化、合理化的发展结果是悲观的，对被他们认为已整合到现存秩序中去而丧失了革命动机与动力的大众是失望的，对西方社会的前景是迷茫的，因而他们提不出一个积极的一般社会理论，其所持守的只能是精英主义的观点。
同批判理论一样，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认为工业社会走到尽头了，但他所持理由很不一样，如果说批判理论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道德、文化、社会等制度规范的批判，那么贝尔的立论根据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革命性变革，这一变革将导致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因此，贝尔的结论不是悲观主义的和失败主义的。他的社会学分析旨在社会预测、即力图勾划出社会历史趋势所展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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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十八章后工业社会理论
１８１从工业社会社会学到“后……”
A社会学
从孔德以来，确切说从１８世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以降，西方社会学家热切关注的焦点是一个诞生中、发展中的现代工业社会，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分析、比较、解释及批判范式都与这个工业社会牵连着，其轴心概念，如商品生产、社会分工、阶级、科层制、城市化等，都是由对工业社会的分析阐释抽象发挥出来的。自圣西门提出工业社会与尚武社会这对比较性的社会类型概念后，步其后尘乐此不疲者，举其荦荦大者便有斯宾塞（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
；梅因（身份与契约）
；滕尼斯（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ｓｃｈａｆｔ）
，涂尔干（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韦伯（传统型与法理型）以及帕森斯（模式变项）。
所有这些概念对子的结构都可表述为传统—现代，或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
这个概念结构极其能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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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３０６
盖并大体条理和范围西方社会学家的旨趣。
从本世纪５０年代末起，一大批学者广泛使用“后”一词作为一种综合形式来说明一个正在来临的“新”时代，他们都感到一个时代的终了，但对于前景可能如何又毫无一致意见。于是，这种启示录式的共同看法，“时代终了感”
，通过“后工业社会”
，“后资本主义社会”
，“后资产阶级社会”
，“后现代”时代，“后文明”时代，“后传统社会”等概念表达出来，这些“后……”理论究竟有多大解释力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它们的确激发了社会学的想象，开拓了社会研究的视野，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范式：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现代—后现代。
在第十六章里，我们讨论了达尔道夫的冲突理论，这一理论是达氏一般社会理论的基石之一，也是他分析所谓“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依据。他认为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里。
最重要的关系不是所有权关系而是权威关系，随着生产资料法律所有权的缩小，结果在经济与政治秩序之间就发生了分裂。
“劳资矛盾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在体制上被隔离，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就是说：人们的职业地位已经失去对产业工人社会人格的全面塑造力，而只能决定其社会行为的有限部分。”
①“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业的经济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以及政治社会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再是等同的了；换句话说，原则上有了两个独立的斗争战
①达伦道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斯坦福，１９５８年）
，引自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版）
，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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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６西方社会思想史
线。在企业以外；经理可能只是一个公民，而工人却是一名国会议员；他们的劳资阶级地位不再决定他们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地位。“
①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有自主力的是权威关系。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政府权势分子手中。矛盾斗争首先是在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变革是由政府权势分子推行或阻止的，谁是政府权势分子呢？国家的行政官员、内阁的政府部长、法官。他们代表着各种利益，故在他们背后有着“幕后集团”。自由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是：工业社会是一种以国家（政治结构）与市民社会（经济结构）分离为基础的新的组织形式，市民社会的经济结构构成包括国家的政治结构在内的一切组织的基础，质言之，自主独立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权力）。达伦道夫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要点有二：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分离为两种平行的结构；以及政治权威具有自主性。这里的问题集中在政治权力的结构上。
达伦道夫在后来的一次笔战中又谈到了“服务阶级社会”
，他是在列举了社会学家们对他们眼中的新社会起的许多名称如后资本主义与管理社会、闲暇与消费社会，先进工业与群众性社会后，主张不妨再增加一个名称，并宣称欧洲正在大步走向一个服务阶级社会，这个服务阶级在达伦道夫看来主要是社会上的白领阶层，特别是专业和技术阶层。
②这里
①同上。
②达伦道夫：“阶级结构的最近变化”
，载Ｓ。Ｒ。格劳巴德（Ｓ。
Ｒ。
Ｇｒａｕｂａｒｄ）编《一个新欧洲吗？
》（波士顿，１９６４年）
，第３２８页，参见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６４页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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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５０６
的问题则是集中在经济领域中的最新变化上，而不是权力问题了。
达伦道夫概括的这两方面的新趋势，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后……”理论的两种看法，即有的着眼于政治结构的变化，有的则立足于经济、技术结构的变化。例如乔治。利希特海姆（Ｇ。
Ｌｉｃｈｔｈｅｉｍ）认为当前的工业社会正日益成为“后资产阶级”社会。因为社会福利立法和收入再分配都成为约束市场经济活动的“社会化进程的不同方面，”同时，公共所有制的发展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平衡，“最不会发生的情况是工业社会保持‘资产阶级’的面貌。没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如果一方日渐消亡，另一方也不复存在，由于同样原因：现代工业社会并不要求任何一方来使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