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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也就越深；另一方面，每一个人的行动越是专业化，个性就越鲜明，就越是摆脱集体意识的监督。基于社会相似性的团结为基于分化及加强社会纽带的团结所取代。这种团结被涂尔干比作高级动物的有机结构，其躯体的每个器官，都有各自特定的功能和独立性，一方面高度分化，另一方面又高度统一。有机团结意味着一个有着功能分化和专业化并因各部分的相互联系而达到的统一的系统，有机团结正比于社会的分化和个体化。有机团体的典型社会就是近代工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当然还会
①引自汤普森（Ｋ。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编《埃米尔。涂尔干阅读材料选》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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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刑事法，但它完全与信仰的意念无关，仅仅是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集体不再监视和管制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信念与实际事务也日益失去其宗教的性质；理性思考取得了日益显著的重要性；先前没有差别的一致的道德体系让位于不同团体的不同的道德体系；更多的主动性与个性，更多的活动的自由等观点已深入人心。
①
涂尔干将两种社会团结的区别视为一种历史规律，以反映人类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发展的一般趋势。但他更重视其类型学的意义，在他看来，在所有现存社会中，这两种团结是同时并存的。这样社会团结的类型理论不仅可以用来比较两种对立的社会：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而且还可用来分析同一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
涂尔干的这个类型理论在许多方面类似于斯宾塞的工业社会与尚武社会的社会类型说。这两种社会的不同也在于同质性、集体主义与分化、个人主义的对立。但涂尔干根本不同意斯宾塞关于利己主义的活动及专业化机制如果任其发展可导致社会和谐的论点。他认为，没有任何征兆表明有机团结的出现可令共同体的普遍规范功能自动取消。如果没有普遍化的道德规范，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必然导致失范。他说，“如果社会不再强求每个人步调一致，它将更多地致力于确定和调整不同社会功能之间的特殊关系，由于社会如此分化，这
①参阅涂尔干：《社会劳动分工论》，第１卷第３章，第１１—１１５页，第１２７—１３１页；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２１０—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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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５１３
种活动只会更多“。
①涂尔干谈到恢复原状的法律或补救性法律如何扩展到民法、交易法、宪法之中，并通过专门机构，如行政法庭和自治的地方行政长官发挥积极的作用；谈到国家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一个具有独特的道德规范的新社会的发展。他强调必须用道德规范新社会的发展等。他强调必须用道德信仰的共识来对抗个体化的不良后果，否则会因社会分化的发展导致“极端的道德混乱”和“利己主义”。
“利己主义”
曾经是自自然法到启蒙思想用来批判封建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张本的论战依据。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自由放任的利己主义与自发的社会和谐被斯密认为是统一的过程的两个方面。尽管他在《道德情操论》里发挥利他主义的同情说，但社会秩序问题仍是按功利主义的思路解决的。利己主义被认为是社会纽带瓦解的根源，是从保守主义开始的。
利己主义在孔德的社会理论中变成道德评价的否定性论据，在这一点上，涂尔干是追随孔德的。他对有着贪得无厌的欲望和私心的人的合群能力感到悲观，不相信人本身有任何制约欲望的东西，只有靠外部力量才能使欲望受到有效制约。他在《社会主义》教材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要让社会秩序占据优势，就必须使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心满意足。但要让他们感到心满意足，并不是说他们或多或少有些东西，而要使他们相信他们没有权利得到更多的东西。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他们认为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权威发号施令才行。
这是因为任何人仅仅在自己的需要驱使下，
①引自帕森斯：《社会理论》，第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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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会承认他自己的权力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
①这与《社会劳动分工论》中对劳动分工、社会分化所带来的集体监督松驰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的称颂是不相容的。涂尔干摇摆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保守主义的整体主义的秩序观之间。当他把利己主义等同于失范时，显然是倾向于保守主义的分析。
（４）宗教社会学
涂尔干对宗教问题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兴趣一是源于近代法国的思想传统，一是受到其“社会学主义”倾向的加强和鼓舞。关于第一个影响，正如科塞所说，“从雅各宾派在法国摧毁了天主教并试图创造一种综合的‘理性宗教’去填补随之而来的精神空虚，到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和孔德的人性宗教，法国非宗教思想家一直研究的是，在现代没有宗教信条约束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这一问题。”
②
关于涂尔干的宗教旨趣与其“社会学主义”方法论的关系，我们在前面顺便提及过：宗教使人体验到一种神圣的东西，从而超越人的生物性限制而为道德目标作出牺牲。涂尔干从宗教的这种反个人主义、抑制自然冲动的功能里看到了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即宗教在个人身上创造出力求符合于社会需要的责任感的力量，创造出社会整合的机制。他对宗教
①涂尔干：《社会主义》第２９１页，引自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４１０页。
②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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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７１３
的理解与对宗教的流行解释很少共同之处。
流行的观点把宗教与信仰超自然的现象联结在一起，宗教起源于神灵，起源于人对梦中怪异景象的解释与对人死后灵魂的想象，那就等于说宗教所崇拜者是一种不真实的虚幻的东西及宗教是集体的错觉。
涂尔干认为宗教是异常持久深厚的感受，是一种十分具体的巨大的现实。
神灵、梦境可以解释怪异世界如何产生的，但不能解释神圣世界是如何产生的。
“宗教是一种与圣物（即被升华和禁用的东西）有关的信仰与仪式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仪式把所有坚持信仰和履行仪式的人团结在一个叫做‘教会’的同一个道德共同体内。”
①此，自然主义观点并不能解释宗教的起源。
涂尔干以澳洲土著部落的图腾崇拜为对象来研究宗教的本质。这一研究并非社会学的边缘性的种族民俗学研究，而是为了理解宗教本身，并进而找到解释一般社会生活的出发点。图腾崇拜某物，动物、植物或其它什么事物，某物便成为一神圣的标记，而画有图腾的物件及一些个人也成了圣物，于是有了对圣物的崇敬与对违反崇敬的有关行为的禁忌。重要的是圣俗的区分，即把全体社会现实区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神圣的事物，另一类为世俗的亵渎的事物，只要划分神圣和亵渎的范围，宗教现象就会出现。但任何事物本身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亵渎的，圣俗划分是社会的需要并由社会作出的。
神圣的东西成为价值源和价值中心，将人们凝聚起来，
①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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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他们从平常生活的功利性偏见解放出来，提升到道德的、超越界的高度，使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终极价值联系起来，并赋有了意义。
涂尔干的论点和问题是，任何社会都需要有诸如宗教这种将社会成员结合起来的共同信仰，对个人主义和唯理主义充分发展起决定作用和促进作用的社会更是需要共同信仰，但问题是这类信仰似乎不能再由难以适应科学精神要求的传统宗教来提供了，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用什么可以取代它？传统宗教的退场是否意味着所有价值纽带的断裂与道德共同体的崩溃？
涂尔干认为他的宗教科学（即宗教社会学）揭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宗教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实际上就是被神化了的社会。宗教的本质是对集体力量，对社会的崇拜。最早的图腾崇拜是对氏族的崇拜，而不是对某些动物、某些个人或某些图像的崇拜，是对不知名的非个人力量的崇拜。这种力量存在于上述物体之中，但又不混同于这些物体。没有任何一个人全部拥有这种力量，但所有的人都参加其中。它完全独立于它所体现的个人，因而先于个人，比个人存在得更久。个人死了，一代一代传下去，由别人接替。但是这一力量永远是现时的，充满活力一如往昔。社会所以成为崇拜的对象是因为社会本身具有神圣的力量。社会先于个人，高于个人，比个人远为丰富全面，集体意识是对意识的意识，所以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社会不受个人或局部偶然性的影响，它是从永久的、本质的方面去看待事物，并将其转化为可交流的思想。同时，社会所处地位使它看得更深远。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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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９１３
宗教无非是社会力量的自我神化，那么宗教的式微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式微。社会学发现了所有宗教的奥秘，它不能再创造一种宗教，但可寄希望于社会，相信社会有能力在未来创造自己所需要的众神。但是涂尔干也并未追随圣西门和孔德去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人道宗教，而是致力于去发现“宗教概念的理性替代物”。
①这个理性替代物不是别的，就是公民道德，依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
，不仅道德是一社会事实，社会本身就是一道德事实，涂尔干的意思是说，“在公众舆论的眼光里，当大众无私、忠诚不渝抬头时，才开始有道德。但是只有在我们所从属的主体比我们个人具有更大的价值时，无私才有意义。然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我只知道有一个主体，这就是集体，它较之我们具有更丰富、更复杂的道德现实”。
②总之，不论是宗教还是道德，都蕴含着激发起崇敬、畏惧和服从的“神圣性”
，其功能都在“指引我们的行动去追求那些虽高于我们但同时看起来又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其本质都是一种集体的存在和集体意识，因为只有集体——家庭、教会、团体，才具有道德权威所必须具有的本质属性：“神圣性”。社会主宰着我们，因为它外在于并且高于我们，“它同我们之间的道德差距使它成为我们的意志所服从的权威”。
“社会就在我们中间”
，“集体表象”正是“我们内心对
①涂尔干：《道德教育》（纽约，１９６１年）
，第９页，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１５６页。
②涂尔干：《社会学和哲学》，第７４—７５页，引自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４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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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集体召唤的反响。“
①
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还从仪式活动的角度研究了宗教的社会功能。
首先，个人最初是通过宗教仪式加入集体生活的，禁忌制度（消极的仪式）培养个人的自我约束能力，从而为其参加积极的仪式（到一定年龄后）作准备，因此，宗教仪式是纪律的基本形式。
其次，宗教仪式有助于团体的整合，是社会组织借以定期地重新肯定自己的手段。日常生活使人们彼此分离，导致团体观念的削弱。所以需要定期的仪式，在于使个人再次感受到其与其它成员间的道德的统一，从而起到巩固团结的作用。
再次，宗教仪式保持并发扬了团体的传统继承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个团体的独特道德面貌是至关重要的。涂尔干写道：“一个团体的神话是该团体共同的信仰体系。
因回忆而使其价值不朽的传统表现了社会藉以表现人与世界的方式；它是一种道德体系，一种宇宙论，也是一部历史。仪式的作用是也仅仅是使这些信念保持活力，使其不致被遗忘，总之，复活集体意识中最重要的因素“。
②
现在与过去在仪式中的联系就是个人与团体的一次又一次的联系。
①涂尔干：《社会学和哲学》（伦敦，１９５３年）
，第５８页，引自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１１２页。
②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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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宗教仪式具有使人振奋的作用，在个人遇到不幸和危机时给他们以支持，减轻其痛苦。
恢复教徒的幸福感，恢复他们所从属的精神世界的正义感。重建个人信念与共同信念之间的平衡。
（５）自杀的社会学研究
涂尔干对宗教的社会功能研究，旨在揭示某种持久的社会的与心理的需要，这些需要在所有情况下必须被满足，虽然并不都是以同一种方式来满足。不论宗教是否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永久存在下去，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个人失去了其所属团体的道德支持，他就不能再过正常生活；而当社会不能再对个人施以道德的支持和监督时，也将面临解体，涂尔干称这为失范。
涂尔干在论劳动分工的著作中，已谈到了经济活动缺少一切规范及赞成不加约束的个人放任的社会后果。他声称缺少规范不能保证功能的正常与和谐。他带着恋旧的心情谈到先前的行业公会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他还忧虑地谈到大工业割断了工人与家庭的关系，并使他与工厂主互相对立，这破坏了社会平衡。社会的阶级分化使社会团结变得十分困难。当社会处在分裂状态时，劳动分工就是被迫的和不正常的，这使能力不能得到自然的配置和发展。
涂尔干的自杀研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那些社会控制已经大为削弱，并在其所有生活领域内摆脱了严格管理，但尚未产生可以发挥先前宗教和政治组织功能的新的机构的社会里发生了什么？他对自杀现象的兴趣，在于自杀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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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个人与团体关系趋于紊乱的的反映。自杀虽然是最具有私人性质的个人行为之一，但涂尔干认为不能用心理学原因来解释自杀率这一社会现象。
“当社会高度整合时，社会将个人置于其控制之下，驱使个人为社会服务，并禁止他们随意地处理他们自己。因此，社会反对个人逃避其责任，至死方休”。
①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整合的条件不复存在，故自杀率直线上升。涂尔干的自杀研究，不仅新在运用统计学方法来证明理论假说，为运用“社会学主义”研究具体社会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示范；而且还新在他在吸收了现有经验研究成果的社会学框架内，对不同的自杀率提出一种系统而严密的社会学理论。他把自杀原因同过度的个人主义、社会潮流等联系起来，强调社会潮流将个人引向死亡，这反映出他自杀研究的强烈的社会学主义的关切。
涂尔干把自杀分为四种类型：利己主义型、失范型、利它主义型和宿命论型。失范自杀是社会混乱引起的自杀，产生于个人的活动缺少规范。经济急剧变化时代，社会组织转型期及道德意识松弛落后时，“人们的欲望不再受舆论的控制变得迷乱，不再承认对于他们的适当限制，”
失去节制的人们同时丧失他们原来所在群体的信念与理想；突然出现的社会繁荣会导致一些暴发户的产生，但社会因不能立即向他们施以采取新的生活方式所需的约束力，也会导致失范。总之他的研究展示了由于个人行为缺乏社会规范而产生的后果。他关心的不是个别人的自杀原因，而是广泛的社会伴随现象：自
①涂尔干：《论自杀》（纽约，１９５１年）
，第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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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率或自杀倾向。自杀率同社会在个人心目中的形象有密切关联：失范型自杀正是由于社会规范未能抑制住个人的欲望而产生的。
他由此得出结论：“自杀率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涂尔干发现，他所认为的人类关系的最好的组织（有机团结）并未发展到足以满足基本的社会需要的程度。问题出在现代社会的道德松弛与滞后。因此，他认为最好的措施乃是道德教育，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产生与在传统社会中一样有效的社会纪律，端赖于公民道德的教育。
（６）整体论与功能分析
涂尔干将社会当作自成一类的实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社会作为支配个人的道德结构，其各部分的功能不是同个人，而是同整体联系着，这方面可明显看出孔德对他的影响。他激烈的反个人主义及反还原论与他的整体主义互为表里。他的术语也充满了有机体论的类比：他爱说“社会机体”
、“形态学”
、“生理学”
、“解剖学”
、“灵魂”
、“神经系统”等。涂尔干的有机整体论最好地体现在下列两个假设中，其一，假设社会若处在正常状态（“健康”状态）
，其各部分就是高度耦合的；其二，假设社会机体存在着某些特定的需要，这些需要是必定要满足的，它们不能被还原为其组成部分的需要。
他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与发挥，使他成为功能主义的一位先驱者。他是第一个明确地阐述了功能要求分析的社会学家。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中他指出，“当我们解释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社会现象的真实原因和社会现象所实现的功能。使用功能一词而不用目标或者目的等字眼，这是因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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