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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鸠用比较方法研究法律，都是受了布丹的影响与启发。
４４莫尔：乌托邦A“乌托邦”是莫尔（Ｔ。
Ｍｏｒｅ，１４７８—１５３５）一本书的书名，它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一种非主流的社会思潮的旗号，在其名下还可以归入康帕内拉（Ｔ。
Ｃａｍｐａｎｅｌａ，１５６８—１６３９）
的《太阳城》和弗兰西斯。培根（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１５６１—１６２６）的《新大西岛》。初一看，他们的工作与那一时代其它政治学家所作的现实分析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描绘了人迹罕至处的世外桃源，这些幻想似乎都是些智力游戏的产物，而与真实的生活没有关系。对于文艺复兴流行的一种关于任何事都可能在其中发生的开放的和变动的世界观念，他们针锋相对地描绘了一幅封闭和安定的社会图画。因此，许多人在他们那里看到的是一种乡愁式的怀恋，甚至是对中古寺院生活的一种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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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１０１
然而，乌托邦思想与文艺复兴社会思想主流是有密切关系的。莫尔的《乌托邦》清楚表明他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对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对当时英国社会状况所作的现实分析，他的结论是：政治手段不能解决基本问题。他试图证明，无论如何完备的法律都不能消除现有的罪恶，如果滋生罪恶的条件依然不变的话。
①同１９世纪的乌托邦运动一样，莫尔将社会思想的重心从政治学、法律转至社会经济组织。当马基雅维里和布丹试图通过重建国家权威来救治社会时，莫尔却主张彻底变革社会经济体系，尤其是要废除私有制，因为私有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产生孕育罪恶的贫困。
②在莫尔看来，社会秩序问题并非一个政治和法律的问题。他的乌托邦社会中的居民很少法律设施，却生活得很自在很安全，他们批评别处的人民，尽管后者搞了那么多的法律，但其国家却仍不能保证秩序和安全。
因此，目标在于设计一个和谐的和自我管理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乌托邦》第二部分的主题。莫尔详细描绘了一种理想的社会，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不劳而获者、争斗及违法行为，所有人宛如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主要地基于对人类生活的最高价值和最优良的制度安排的一致意见达到了这种社会和谐。社会的监督几乎无例外地是自我管理。乌托邦岛的社会秩序被认为已达到最完美的稳定，因此其居民有意地孤立于外部世界，以免后者的有害影响。
①参阅莫尔：《乌托邦》中译本，第４４—４５页，第２３—２４页。
②同上，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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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西方社会思想史
莫尔与文艺复兴其它的思想家一样，也以一套关于人性的假设指导他的社会思想，但他反对将他的人性观念放在对在某些条件下人的行为的观察的基础上，这些条件扭曲人性，使人变得丑恶不堪。莫尔认为对人性的一种经验分析，旨在勾画一幅真实人性的画面，如果不把由于社会强迫导致的人的行为的变形全都考虑进去，就会产生虚假的图画。在现存境况中的真实的社会人不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人和社会的人的合二而一，只在流行于乌托邦的那种制度下才有可能。
根据马基雅维里，我们从观察历史中的人们获得人性和知识；而依莫尔的观点，我们从发现何为人性的永恒本质以及何为社会制度的产物来获得对人性的了解。
上述的不同不应妨碍我们去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相同点，而这确实是存在的。具体而言，我们在本章谈判的所有的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全都坚信社会秩序是人为的产物，因此，能够依环境的要求和永恒的人性特征来对社会秩序加以合理的改良（或改造）
，不论这永恒的人性是什么。这个时期另一典型观点是相信我们从过去接受下来的秩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秩序；对这些思想家来说，既不能因为时间久远，也不能因为教会权威而将我们袭得的秩序神圣化，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应该不断提出的问题。
４５宗教改革A文艺复兴的时代也是宗教改革的时代，文艺复兴用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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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３０１
表示是宗教改革（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这次宗教改革是人类的精神对于精神方面的事务中的绝对权力所发起的反抗。
在１６世纪时，自由、平等及自主的精神处在强有力的躁动中。那时教会已经冥顽不灵，并且陷于衰败之中，但还是维持着一副俨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它与当代的生活及人类的思想失去了接触。
而更重要的是，教会“给封建制度蒙上了神赐的圣光。
它按照封建等级制度的模样建立了自己的等级制……，要在每个国度内起来和世俗的封建制度作斗争，就必须首先摧毁它的这一中心的神圣组织“。
①由马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１４８３—１５４６）发动的宗教改革便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的第一次大决战（恩格斯语）。
②
宗教改革既是一场深刻的宗教运动，它也对世俗事务发生巨大影响。它猛烈抨击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原则，传播了一种作为信仰团体的教会的理想。宗教改革对社会思想的影响非常类似于文艺复兴先前的作用，文艺复兴从神学那里解放了政治，而路德的改革则从政治那里解放了神学。黑格尔对此有一相当准确的解说，他说：“现在已经认识到宗教应当在人的精神中存在的，并且得救的整个过程也应当是在他的精神里面进行的，他的得救乃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借它而与自己的良心发生关系和直接面对上帝，而不需要那些自以为手中握有神恩的教士们来作媒介。”
③样，路德又返回奥古斯丁，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３９０页。
②同上。
③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３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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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１西方社会思想史
但是“只保存他的教义中讲灵魂与神的关系那一部分，不保留关于教会的部分”
，①这种神学就是一种削弱教会权力的神学。路德要把信仰（神学）从制度的控制（政治）下解放出来，教会只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等级制的神权政府。
但是，平等的社会观（每个信徒直接面对上帝）只限于信仰领域，路德在政治上决不是一个激进分子，他公开反对将平等原则运用到世俗生活中，他对打着社会正义和平等旗号的闵采尔（Ｔ。
Ｍｕｎｔｚｅｒ，约１４９３—１５２５）的人民宗教改革持敌视的态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可以说，主张宗教的自由平等，更应支持君主的强权和尘世的不平等，因为宗教向个人展示的是（灵魂）救赎之道，而不能提供关于世俗社会政治组织的任何方案，宗教在中世纪却一直干着这种越分的事。路德认为，如果世俗社会不想陷入混乱之中，就需要极权和铁腕。
恩格斯说得好，“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建立了新的信条，即适合君主专制的宗教”。
②中世纪教士将教会摆在国家上面；近代反抗中世纪的斗争是从攻击教会开始的，因而颂场国家也是从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的；其后霍布斯更发挥了一种国家至上说，这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国家勃然兴起的历史大趋势。
另一方面，恩格斯充分肯定路德的改革对确立近代的自
①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４１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３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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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５０１
由平等的道德新原则作出了重大贡献。
①黑格尔与另一些作者认为宗教改革的宗教原则与法国革命的政治原则之间存在一致性，这一看法有几分道理。宗教团体的新观念预示了一个由平等和自由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新观念，他们的行动受自己良知而非任何权威所指导。
德尔马说：“路德为卡尔文开辟了道路，卡尔文为伏尔泰开辟了道路”。
②孔德证明，从路德到现代无神论是一脉相承的。质言之，宗教改革构成为欧洲个人主义哲学的重要一章。
①同上书第４卷，第７６页。
②德尔马：《欧洲文明》，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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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１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五章１７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
５１近代自然法：历史遗产与时代特征A１７世纪一种新的自然法哲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占居了中心地位，它就是本章所讨论的古典自然法。它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引起的改造欧洲社会的力量的产物。
１７世纪自然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荷兰的雨果。格老修斯（ＨｕｇｏＧｒｏｔｉｕｓ，１５８３—１６４５）
；斯宾诺莎（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Ｓｐｉｎｏｚａ，１６３２—１６７）
；以及德国的萨缪尔。普芬道夫（Ｓ。
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１６３２—１６９４）等。正如熊彼特所说，自然法“这个题目对于所有社会科学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①
这首先是因为“自然法哲学家试图建立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即试图创立一种有关社会的综合性理论，涉及社会的所
①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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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１７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７０１
有方面和所有问题“
，①在近代自然法中，包含了自然法、人为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等概念，涉及社会的起源、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社会结合的原则、公民社会组织的合理性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那个变革时代所关心的焦点。
其次，直到１９世纪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兴起之前，以自然法哲学为代表的思潮一直占据欧洲社会学思想的主流地位，从霍布斯到卢梭（Ｊ。
Ｊ。
Ｒｏｕ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８）
，再到边沁（Ｊ。
Ｂｅｎｔｈａｍ，１７４８—１８３２）
，构成了自然法运动历时三世纪的凯旋行程。无论接受还是反对自然法的原则，谁都能感受到它的巨大影响。最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思想由洛克、卢梭等人发扬而在英、美、法等国发生极大的影响，成为革命的动力，并创建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及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骨干思想。
古典自然法继承了文艺复兴社会思想的世俗取向——个人主义，仍热衷于讨论主权问题。但它也未全盘接受文艺复兴的遗产。它不是从权势中引出社会秩序，而是从自然法的诸原则中引出社会秩序。这些原则本身先于任何政治权力和个人意志。根据马基雅维里的观点，是权势创造法律，因此只有实定法。但根据自然法，在任何权势出现之前就存在有某种法律，这样就可以撇开或至少不纠缠于任何权力问题而专注于发现法律的真谛。这观念本身当然不是全新的，我们先已在文艺复兴的理论中发现过类似观念。例如布丹就已谈到过神法（Ｄｉｖｉｎｅ
Ｌａｗ）
，虽然他认为国家的主权有其世俗
①同上，第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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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１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起源，但又主张政府法（Ｌａｗ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建立在神法的基础之上，并且必须符合神法。
１７世纪的自然法大大扩展了这一思想并从中引伸出一切可能的结论。
熊彼特说：“自然法这一理想包含有这样一个发现，即社会状况方面的事实——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一致的过程或状态，或者说，如果不干扰社会状况方面的事实，让它们自由发展，它们就会决定事情发生的某种先后次序”。
①也就是说，自然法的理论家们发现了人类关系的一个确定的领域，它的形成不仅独立于政治制度和实定法之外，而且还是后者所由产生的基础，关于这个确定的领域，１７世纪视之为（与人为的政治结构相对的）
“自然的”社会结构；１８世纪则已明确将其规定为“市民社会”
；１９世纪以后的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尽管大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为基础的新的组织形式”。
②这样一种分离正是近代社会学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熊彼特说“社会科学起源于自然法概念”。
③
为了理解近代自然法，有必要先对自然法概念的一般含义，以及近代自然法与历史上曾流行过的自然法观点的关系有一简明的了解。
就其最基本的特征而言，自然法概念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要求：（ａ）自然法者乃合乎天理、公道与正义的普遍的、永
①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１７３页。
②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３２３页。
③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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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１７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９０１
久的真理或原则，足以为一切行为、一切制度的规范与法式。
（ｂ）自然法可作为若干积极要求的准则或目标，例如所有人都秉有理性，都生而平等。前者为消极性的义务原则，约束人的行为使之符合道义，规范不合理的制度使之有所改善。
后者是积极性的权利原则，据以得到若干利益与目标，如人权与自由等。这两方面的要求以不同的比例包含在古代、中世纪及近代的大多数自然法观点中，这就构成了自然法思想的逻辑的与历史的连续性。
情况并非像有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古典自然法与历史上的自然法彻底决裂了。熊彼特令人信服地证明，近代自然法学者不仅从经院学者那里采纳了许多基本概念，而且还承袭了其大部分论证方式。
①第一，他们都把自然的公正等同于在特定人类社会的实际历史环境中社会生活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阿奎那认为自然法就是符合社会需要或便利的一套法则。
②普芬道夫说，“自然法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规定，因为‘正当理由’使我们认识到这种规定是维持整个人类社会所必需的”。
③第二，他们都明确地把自然法等同于健全的理性。托马斯是把合乎公共利益的目标与合乎理性同等看待的。
④自然法就是根据公共利益所作的理性判断；或者说，惟有健全的理性能使我们发现公共利益之所在。格老修斯正是这样规定自然法的。
他说，“自然法是一种正当理
①同上，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②参阅《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１１７页。
③转引自维克多。埃尔（ＶｉｃｔｏｒＨｅｌ）
：《文化概念》中译本，第２１页。
④参阅《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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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西方社会思想史
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理性的本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必要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
①最后，运用理性从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
，是自然法哲学家与经院学者的共同的行动纲领，尽管他们对人性的具体看法不尽相同。
当然，我们既不能忽视自然法思想中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连续性，更应注意到其间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不能用思想本身的原因来解释，而应在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中寻求解释。这种社会的全幅变革最终导致罗素所谓的近代精神气质的变化。
就１７世纪的自然法思想而言，转折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它完成和强化了法学和神学的分离，使自然法脱离神法而世俗化了。阿奎那把法律分为反映神意的法律和根据人类理性可以辩识的自然法，已经为此奠定了基础，但他仍是从神法推出自然法的。
自然法本质上独立于上帝的意志，上帝不能改变自然法，正像上帝不能改变数学定律一样。这意味着从中古晚期的自然观点向近代的反思的国家法观点的转折。
第二，近代自然法的人的概念也是新颖的，在其人类学的思考中已无原罪概念和人的超自然命运的概念的地位。特别是霍布斯所倡导的彻底经验主义的人性观使对自然法的解释革命化了。自然法越来越不同于道德命令，而成为对仅仅作为自然丛林中的一种生物的人的生存问题所作的一种享乐
①转引自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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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１７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１１
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解决方案，趋利避害被宣布为最高原则，从强调自然法的义务原则转向强调权利原则；从人人献身于道德责任转向追求个人的幸福；从人人感恩于上帝到关注他个人的偏好。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不仅被认为是人性的基质，还被认为是人皆有之的永恒不变的天性，因为人类心灵和身体的天赋才能在大多数自然法哲学家看来大致相等，相互之间的差别极为有限，以致可以假定它们完全相等。这样，他们相信运用典型的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性是完全可行的，从而在其研究方式方面完成了从对人性的目的论到因果论和经验论的转变。亚里士多德及中古经院学者把人自发地趋向于某种善的目标，致力于自身完善的理性能力规定为人的本性。除非有不健康的和“非自然”的障碍的干扰，这种发展将会使人的真正的本性完全成熟。按照这种观点，成圣成德既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