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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实的材料基础，卓越的考证工夫先生学问广博，著作论文多有识断。如杨万里生年，后世多据《宋史》推算，定于宣和六年。自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行世，相沿成习。先生则据杨万里长子长孺《诚斋杨公墓志》：“建炎元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二日子时生。”定于建炎元年丁未岁。（《杨万里年谱》第7页）正如先生所言，“毫无疑问，此墓志铭应为最确凿无误之证据。”（《陆游年谱》，第13页）并且列出《再答陆务观郎中书》《上陈勉之丞相辞免新除宝谟阁直学士书》、周必大《益公题三老图》《答虞祖禹兄弟书》等材料以作进一步支持。
先生多辨前人之诬，充分表现了一位学者的注重实证的精神。再如陆游前妻唐琬与陆母为姑侄关系，几为定论，然先生却云：“唐氏与其母夫人为姑侄之说，未可轻信。”（《陆游年谱》第44页）先生认为：“周密《齐东野语》谓陆游妻系唐闳之女，‘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以姑侄骨肉之亲，非逐之门外，迫其仳离不可，违情悖理，殊属可疑。经反复探索，始知‘姑侄’这说不确，应作‘族姑侄’方符实际。”（《陆游年谱》第56页）先生从唐闳一族与唐介一族之来源考订，两者并非嫡亲，而从“通谱”入手，通过精详考证，力辨此说，度之以人情，揆之以学理，结论可信。
三、考述极富，无间小大。巨细殊列先生所著年谱涉及面极广，凡与谱主有所关联者皆一一列出，详考细订。三种年谱所涉及人物几乎覆盖南宋中兴时期大半，且多有考述。如陆游、杨万里均与张鎡交往，有关研究并不多。在《陆游年谱》内，不仅有张鎡的简要介绍，并且分别录出《诚斋集》中《跋张功父通判直阁所惠约斋诗乙稿》《约斋南湖集序》《谢张功父送近诗集》《进退格寄张功父姜尧章》等诗，从中可见诗人之间的交游，对研究张鎡意义重大。又如赵宗印，陆游《剑南诗稿》卷九《赵将军》有诗赞美之，认为赵乃一英雄，而先生则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二的记载中认为赵“乃临阵遁逃之懦夫。”（《陆游年谱》第222页）先生探微钩沉，表现了诗人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
（《于北山先生年谱著作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版，《陆游年谱》49。00元，《范成大年谱》38。00元，《杨万里年谱》68。00元）
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近距观察
金 鹏
1831年4月2日，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希·德·托克维尔乘船离开法国，踏上了实地考察美国民主制度的路程。9个月之后，他结束了考察；又用了9年的时间完成了至今仍旧深刻影响着世界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他在研究中并没有像当时的学者那样从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去说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程，而是通过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实地考察来阐述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和实践，从而为当时处于深刻社会变革中的法国曲解了的民主进行拨乱反正。
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迁。制度变革中的民主潮流不可阻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别的国家的经验中借鉴些什么，中央编译局高新军研究员的著作《美国地方政府治理：案例调查与制度研究》做了可贵的尝试。从1997年开始，作者利用多次赴美国学习和访问的机会，对十余个美国地方政府进行了实地调查，地域涉及美国的东南西北，历时7年（其中在美国1年半以上）。在谈到自己之所以从事美国地方政府治理实地调查和研究的原因时，他说，从1995年开始对中国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等课题的研究是促使他考察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主要动力。“在进行这些课题研究时，一直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进行案例调查和理论研究时，有没有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样本可以参照和学习？我们既然可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和借鉴，那么，在政府治理方面我们为什么不能很好地研究一下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呢？我认为，美国既然可以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处于世界第一，就必然有其体制上的先进之处。地方政府是一个政权的基础，因此它在整个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行中自有其重要的分量。尽管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不同，但我相信正如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遵循统一的规律一样，要实现政治的现代化，也有大致相同的规律需要遵循，在地方政府一级尤其如此。同时，近年来国内的报纸、杂志在介绍美国地方政府治理时大都失之零碎，有时甚至是以讹传讹。在美国政治学界，对地方政府治理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寥寥无几，仅有的书籍中对地方政府治理的介绍不仅线条过于粗疏，而且靠这些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研究地方政府治理的学者对美国地方政府治理进行实地考察和案例研究，不仅最有说服力，而且是最容易进行比较研究的途径。”（高新军：《美国地方政府治理：案例调查与制度研究》“前言”，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2～3页）
纵观这本近18万字的著作，其主要特点在于：
该书较为扼要地介绍和分析了美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运作特点、预算制定和财政管理制度、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以及公民参与、选举、决策和政党制度。它包括：自制体制；三级政府架构；两种基本的地方政府组织形式；选举产生市镇长、议会议员以及地方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人；两套政府班子（详后）；大城市自治式的社区管理；县政府的组织形式；独立的学校管理区；强有力的州和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分税制的财政收入体系；财政拨款只能满足公务员的薪水，但却有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保证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平衡的地方财政运作和通过资本市场筹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透明公开的决策过程；政党政治影响微弱；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力度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有多种参政渠道，但公众参与率较低；很高的地方民众自组织水平等18个要点。这部著作是近年来我国在这个领域内以实地调查为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成果，也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这个方面的空白。
书中在介绍美国县政府的组织形式时指出，美国有的州（如得克萨斯州）县政府组织形式是“县法院＋法官”。但是，这里的法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案件审理者，而是事实上县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这里的法庭并不是专门审理案件的，而是一个管理委员会；这里的县法院也不仅仅是审理案件的地方，而主要是县政府的办公地点，只不过它叫这个名称而已。
在美国，实际上可以概括出3种不同的县政府的模式。
第一种是新英格兰模式。那里基本上没有县政府，因为县域内各个市镇边界相连，没有给县留下可供管理的对象。有的只是起协调作用的由各个地方政府的代表组成的具有咨询意义的“地区政府理事会”。这些组织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只是在协调县域内各个市镇在消防、学校、低收入住宅建筑、通信、供水、供气等关系上起有限的作用。
第二种是县政府和市政府各自管理自己领域里的事情，在许多涉及双方利益的事情上，有分工也有合作。这主要出现在有大城市但是也有广大农村的县域里。在那里，城市政府管理城市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城市以外的广大农村地区则是县政府管理的区域。在一些关系到市县双边关系的共同领域，双方共同组成委员会和理事会进行管理。
第三种是县域里只有一个县政府，没有其他地方政府存在。马里兰州的豪伍德县就是这种模式。在一个人口不过26万，面积只有650平方公里，而且交通发达的县，选择这种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不仅降低了政府运行成本，也能为居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书中也介绍了美国的特区管理方式，特别是“独立的学校管理区”。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基础教育是地方政府最为关注的内容。在美国，所有的学校管理区不仅在行政上，而且在财政上都是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学校管理区的领导机构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资金则来自地方政府的税收、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民间机构的捐赠等，其中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很大，一般要占到学校管理区财力的60％以上。
在介绍美国地方政府的“两套政府班子”时，作者认为，这恐怕是美国地方政府最有特色的治理内容之一。一套是由不拿报酬（或只有少量补贴）的市民志愿者组成的各种理事会和委员会，他们对政府决策起参谋和咨询作用。另一套是以市经理（city Manager）为首的行政机构，他们受雇于市政府，是全日制的政府雇员，政府决策的执行者和政府日常事务的管理者。
美国地方政府的议案通常是由市政府的各个部门提出，由市议会或镇理事会做出决策。但是在决策的过程中，主要由市民志愿者组成的各种理事会和委员会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普通市民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之一。
为了培养市民了解和参与政府的工作，美国有些地方政府（例如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姆市）通过开办学院的方式来培养普通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兴趣和能力。学院请市政府和县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向学员介绍市县政府是怎么运作的，鼓励学员成为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这其实是美国地方政府治理公开、透明，鼓励民众参与的一个特点。作者在所有调查过的美国地方政府都看到了这种现象。让市民在政府的日常管理和决策中就起顾问和咨询的作用，从而不仅从开始的选举环节和最后的结果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而且政府日常运作中的每一个月和每一项决策上都要充分考虑市民的意见。
在理论分析上，该书从五个方面综合阐述了“美国地方政府的预算制定、执行和管理”；“地方政府治理中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方式与制衡”；“美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资源的取得和使用”；“美国社会是怎样监督地方政府官员的”和“美国的政党政治及其运作规律和特点”。
在讨论对美国地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的问题时，作者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1）美国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几乎是复制了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总经理是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关系，由此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在地方政府中，选民、市长或市经理（行政长官）、市议会（立法机构）也是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关系，由此形成合理的政府治理结构。选民投票选举出市议会议员、市长或镇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镇理事会，并由他们去聘用市经理或镇经理（Town Manager），由市经理或镇经理对政府的日常事务行使管理权。有关市镇的重大事项，要由市议会或镇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市经理或镇经理则必须对市议会或镇民代表大会负责。（2）地方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3）没有听证就没有决策，重大事项交全民公决，决策中注重程序公正原则和保护少数原则。（4）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不长，每年都有部分改选。美国人认为，如果政治家的任期长，选民对政治家的控制力将被削弱，政治市场的作用也会被削弱，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5）民众的自组织水平高，已对地方政府官员形成了制约之势。（6）政府运作公开透明，民众参政、议政渠道多。
书中还附录了作者对美国社会观察的8篇随笔，涉及哈佛大学的教育、在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美国的旅游业、美国的汽车文明和堵车、反对恐怖主义以及和美国的警察打交道等。这些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读来十分有趣也发人深思。
韩方明博士在为本书作的“序”中说，“使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研究报告并不是那种纯学究式的晦涩理论，而是建立在丰富调查材料上的通俗表述……不能说新军兄的这项研究工作涵盖了所有的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模式，但是，可以说，他的工作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在这方面的研究，填补了空白、开创了先河。”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在不少方面应该可以从新军兄的研究案例中得到启示和借鉴。比如，地方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权力的制衡；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联邦和州政府对地方政府教育的支持；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方法；多数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和保护少数原则的有机统一；听证在决策中的作用，等等，都值得我们在进行地方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上学习和借鉴。”
“过去我国许多官员和学者赴美访问后，都对那里地方政府治理的方方面面进行过点滴的评价。由于各人观察的角度不同，接触的人不同，难以给人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概念。新军兄的这本书正好通过对不同案例的实地调查和理论分析，给出了一个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全景式的概览。这便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美国地方政府治理：案例调查与制度研究》，高新军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16。00元）
街头的生存意蕴
丁国强
街头是社会的缩影，也是城市风貌的最表层。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从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人手，探寻城市的文化本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历史的独特视角。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成都在社会剧变的冲击下，城市的街头成为政客、文人、军阀和下层民众混杂的公共空间。街头景象的转变是最迅捷的，社会改良者故意将摧毁旧秩序的象征性活动放在街头进行，因为谁控制了街头，谁就获得了城市的话语霸权。街头交织着新与旧、精英与大众等各方面因素，新的东西通过街头表演来渗透人心，旧的东西则是民众谋生的根本依靠，而为了对抗军阀的进入以维持街头的太平，民众与精英形成了无形的合作关系。捍卫生活的延续性，是精英与民众的共同利益所在。街头其实已经担当了消化社会危机的重任。街头的平静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层外壳，却能够承载一个城市的所有矛盾冲突，只要一切都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街头就会安然面对。近现代历史上的成都是一个相对封闭保守的城市，缓慢的变化使得城市空间弥漫着传统思想意识和习俗，这些东西因为不符合“文明”标准而被社会改良者嗤为陋习。成都民众以其强大的生存惯性揶揄着改良与革命，它之所以能够生发出的强大的僵持力量，是因为它拥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城市社会和生活世界。一个城市的真实力量来自庞大的市民群体。只有城市居民才能赋予城市以最真切的关怀。从生存者的视角去观察城市是一个去蔽的过程，作为一个生存容器，城市给予它的居民百般滋味，也在日常生活流程中印证了各种解释与说法的虚妄。而对于旅行者来说，城市只是一种观赏对象，获取的是一种没有痛痒的感觉，街头在他们眼中只是一种假象。
包罗万象的街头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进入历史的。街头在精英的历史书写中向来是一个空白点，他们对于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的生活方式的隔膜。虽然他们自身也难以从街头这个“剧场”中脱身，但是，他们常常忽视街头这一重要公共空间的存在，好像街头只是城市地理中一个静止的方位而已。正如王笛所说：“目前我们仍然缺乏对公共空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人们对街头的争夺，国家权力对社会基层的控制程度，以及街头在地方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的了解。”（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页码）。由于清朝的最基层的官僚机构只设到县级，这大大限制了国家进入社会的程度，地方政府很少直接参与街头控制，街头主要由邻里组织和保甲系统控制，这使得城市街头处于一种松散的自由状态。晚清的城市生活并不像后来者所描述的那样糟糕或者腐烂。城市街头在大多数时候总是保持着日常生活的平静和美感。1901年2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这样记录着美国人对中国内陆城市的感受：“步行在用石板铺就的街道上，两旁店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满载货物的蒸汽轮船从拱桥下穿过。帕尔森赞叹道，这真是优雅的风景。”（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其实，成都的优雅风度在很早就开始培育起来了。下层市民的生活空间并不像异质叙述者所描述的那样肮脏、嘈杂和恶心，满目疮痍。这种误读不仅是偏见所致，更与常识的匮乏有很大关系。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处于城市上层的权力阶层，而对于城市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是怎么组织的则一窍不通。被妖魔化的底层生活实质上暗藏着中国社会的全部秘密。
下层民众处于城市的边缘，置身于城市权力格局之外，却又是城市公共空间的进入者，尽管他们的立足之地十分可怜，但是，他们又在无时不刻地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生存方式。下层民众往往最具有地方性和沉淀性，他们所创造的生活风格和大众文化具有惊人的生命力，是一座城市文化史的最有力的见证者。对底层生活的盲视证明了精英分子全能叙述的失败。精英与民众知识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对街头的理解与使用上。底层民众对于街头的占据是一种生活事实，也是一种坚固的生活传统，他们在街头艰苦谋生或乘凉休闲，本身就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参与。而社会改良者则力图按照西方的观念改造城市，易引发轰动效应的街头遂成了他们教化启蒙民众、领导动员民众的重要平台，他们在构建新秩序过程中，打破了街头文化的渐进性。除非像“讲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