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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领袖。这种反主流社会的江湖出现于宋代。宋代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游民，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但是城市又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保障，出卖劳动力的人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权利，城市之中形不成市民社会，无论是商人、手工场主，还是出卖劳动力的人们不能形成保卫自己的力量。因此，一旦有社会动乱，原有的工商业、服务业破产，这些人就容易流落江湖，成为反社会的力量。
上述诸要点是本次增修时特别关注的问题，自以为在这些方面有些心得，写入书中，为读者思考提供方便。
自从1991年我的以第一本论述游民文化的专著《中国流民》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至今已经超过十五年了。1999年出版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后来发表了多篇与游民文化有关的论文、随笔及其他文字，抛砖引玉，使这个沉寂多时的社会文化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慎之先生的名文——《发现另一个中国》1999年发表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后经多家报刊转载，海内外学界反响强烈。有些学者开始致力游民文化问题（有人概括为“流氓学”——我以为不甚准确）的研究，并有一些可观的成果出现，不论是在网上和平面媒体中都可以看到，而且还有一些专著问世。这是令人兴奋的。
当这个增修本问世的时候，可能正当慎之先生逝世四周年忌日，本书的修订中考虑到先生一些意见。最重要的是摒弃“封建社会”这个模糊的概念，试用“皇权专制社会”以替代。但仍嫌不够准确，因为这只注意到秦始皇以后社会的政治特征、不能概括这个社会的经济特征，还有待于历史界、理论界进一步探索。
本书最后所附杜亚泉、黄远生等先辈对于游民问题的论述，其实当时关心游民问题的远不止他们二位。梁启超认为当时社会问题中最重要的不是“有产”“无产”的问题，而是“有业”“无业”的问题。这样社会的穷苦人中分成为“劳动者”和“游民”，而且还是游民多而劳动者少。在社会发展中“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他还说：“今之社会主义运动家，或以热心太盛之故，深嫉乎有产阶级智识阶级之腐败不足与语也，又见乎劳动阶级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质亦带保守，不易鼓动也，于是‘为目的不择手段，转而思利用游民。夫天下之最便于利用者，诚莫游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结果，必至全反其所期。今试执共产主义以告任何阶级之人，未必能信受也，即信受未见能奉行也。试以语半兵半匪之军队，则彼可以‘闻斯行诸不俟终日’。数月以来，高阳兵变，宜昌兵变皆籍市民之产而朋分之。彼奚不可以曰：‘吾为实行共产主义来也。’试问社会主义之名义，若为彼辈所假借，则玷此名义为何如者，而国家元气之瘵丧又何如者。故吾愿真爱国真爱主义之人慎勿出此也。”（《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1921，1，19）可见当时人们对游民所构成的社会问题的思考，梁启超对于游民所构成的文化问题多有论述，在此次增修中有所涉及，故在后记稍提梁氏对游民在社会运动中负面作用忧虑，我想不是毫无意义的。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本，王学泰著，即将由同心出版社再版）
家璧伯
章洁思
我站在柜台前开始等待，等待借取的书传递过来。眼前是最先进的传送带，它在不停地运转，传送。在轻微的沙沙声中，我的面前忽然映现出一个慈祥的面容，他微笑着，在对我说着话……
呵，我第一次去上海图书馆，是家璧伯指点的，距今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我刚刚开始整理父亲靳以的著作。经历了浩劫，家里的书早已不全，于是，家璧伯对我说，到上图去，我给你介绍个人，她会给你找到所有的书。于是，我也像今天一样，站到借书台的前面。那时的上图还在南京路，没有现代化的设施。我爬上三楼已经气喘吁吁，腋下的拐杖更令人注目；无怪乎多年以后，当我在新馆邂逅肖斌如女士时，一眼就被她认出。因为，她就是当年家璧伯介绍给我，说能为我找书的人。
时光匆匆，年轮流转。在前辈的鼓励下，我终于开始拿起笔来，一段段撰写对于父亲的回忆。记得那是一个初春的夜晚，我刚刚写完三十年代家璧伯与父亲，还有巴金，他们三人齐心合力创办《文季月刊》的那一段，犹沉浸在他们对于文学事业倾心的氛围之中，忽然听到家璧伯去世的噩耗……悲痛之余，惊愕造物主给予自己怎样的心灵感应！
因为在那一刻，我的手中还捏着家璧伯与父亲的合影。这是家璧伯特地拿来送给我的。他对我说，他有一位翻拍老照片技术很高的朋友，照片果真非常清晰。望着照片上的两位青年，他俩并肩站着，风华正茂，意气风发。那是北京的四合院落：三座门大街14号，是两个杂志《文学季刊》和《水星》月刊的编辑部，也是父亲的家。那时家璧伯初次与父亲相识。
家璧伯回忆说：“我初次与靳以相识是在1935年的5月（笔者按：此为笔误，应为6月，见以下日记），地点在北平火车站，介绍者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郑振铎。”他还在自己的“北上组稿日记”中，把他与父亲的初次相处，作了详尽记载：“6月6日……十时半车到终点站北平。郑振铎和章靳以联袂来接。同去振铎家午饭，朱自清在座。饭后同游古物成立所和中山公园。夜宿章靳以所租北海前门东侧三座门大街十四号一座北方小院子的北屋。6月7日靳以陪我去附近北海公园进早点。……五时靳以陪我去见沈从文，后三人同去北海，沈从文邀靳以和我在北海共进晚餐，交谈京沪文坛近况。6月8日今天中午靳以正式设宴于撷英番菜馆，把我介绍给北平的文学界朋友，到梁宗岱、沉樱、李健吾、萨空了、沈从文、郑振铎等十余人……6月10日靳以伴我同去北平图书馆参观，在沙锅居共进午饭。……在靳以家晚饭后，同去吉祥戏院观《茶花女》演出。6月19日晨起整理行装。午刻假同和居菜馆设宴答谢在平部分文艺界友人，出席者章靳以、沈从文、李健吾、林庚、萧乾等，郑振铎已于数日前离平南下。午后搭车返沪，靳以送我至车站，五时起行，扬巾而别。”
短短十几日的朝夕相处，已在家璧伯与父亲之间确认了志同道合，由此延伸了他们的友谊。这友谊延续了整整二十四年，直至父亲于1959年去世。
父亲是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的。我只记得，在人来人往的慰问者之中，母亲忽然看见了家璧伯，她伸出双手，像看见自己的兄长一样，终于哭出声来。而在这之前，母亲的眼泪一直被压抑着。
后来我才知道，当母亲还是个天真烂漫的高中学生时，她就认识了家璧伯。那时，母亲正与父亲交往，有时，会随着父亲去他的住处，即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华邮一号。母亲一去，家璧伯就会特意让自己的夫人，烧几样可口的菜肴，送上楼去招待母亲。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大家当时又多么年轻啊！
说起“华邮”这个住处，家璧伯不知对我念叨过多少次，还把它写进文章。那是战乱年代，父亲主动为家璧伯提供的家。这对父亲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事；然家璧伯一提此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抗战期间，家璧伯的故乡松江不幸沦入敌手，他一家老老少少六七口人逃难至上海，无奈之中，偶遇父亲。在相互问候之下，父亲了解到他的处境，立即邀请他们全家住到华邮自己家中。家璧伯对我说道：“试想战时的上海租界各地难民群集，房屋紧张万分，我一家六七口的乡下人能一下子找到如此理想而不附任何经济条件的一套住房，今天回想，简直像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一样。然而靳以不要我说一个谢字……”他还充满感情地告诉我：“……正在走投无路的我，像发现了大救星一样，我开始还半信半疑，我素知靳以一直是一位说话算话的老实朋友，当我们双方同意以后，我真想把他拥抱一下，以示我衷心的感谢。”
听了这段话，我实在想象不出印象中有点内向的家璧伯，怎会“真想”把父亲“拥抱一下”。但那是他的实情实意，他确实表露无遗。
在我的印象中，家璧伯是位做事规规整整的人，这也许与他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习惯了有条不紊有关。当他给我建议，让我去查资料，让我整理父亲的稿件刊物，他也为我提供了自己手头的收集。除了上述他给我的那张照片外，他还送我整整齐齐一叠九张照片，还有一份复印件。这九张照片，是父亲三十年代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辑的一套丛书“现代散文新集”及大型刊物《文季月刊》（创刊号）的书影。复印件是这套丛书七种书的预告。记得那天，他握住我的手，深情地向我展示这份复印件。他对我说：这些预告的广告词都是你父亲亲手写的，你一定要好好读读。这份东西，你可要好好收藏啊。
那是八十年代，复印件、翻拍照，实为稀罕之物。他赠我这么宝贵的资料，还对我讲了这么宝贵的话，除了感激，他在我心中，父辈的分量愈发重沉。我感觉到，他正在手把着手，牵引着我，走进他们共同倾心的文学殿堂，走进灿烂的新文学天地。
一天，他又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即刻赶到当时位于淮海中路的上海旧书店，说那里正在处理一批旧书（包括抄家物资）。他已关照书店的熟人，让他们把父亲的旧版本挑出来。就这样，我不失时机地买回好些父亲珍贵的早年版本。直到今天，每当我轻轻摩挲这些陈旧的书籍时，心里都会泛起父辈关怀的暖意。
他曾为父亲写过一篇长长的纪念文章，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8年的第2期上。这篇文章，从他动笔之前，直至完稿，他曾两次从虹口住处来到西区我家，之前之间之后还写信给我，核对有关事实，甚至还问及母亲，他们在华邨相遇的点点细节。他治学著文如此严谨，令我印象深刻。文章发表后，他发现错字，又来信致歉。……当时，我已在出版社工作，而他是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我这个小辈，亲聆他的言传身教，从此不敢懈怠。
传送带还在耳边沙沙，我选的书已经送到跟前。在这书香四溢的大厅里，我转回头，见一些读者正流连在一个个陈列台前。我趋上前去，惊讶地发现，满目均是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出版物。陈旧的书刊静静躺在明亮的玻璃柜里，霎那间拉近了时空的距离。我感到亲切温暖，它们仿佛在替我呼唤我正想念的家璧伯。
此时此刻，这是否又是家璧伯在给予我心灵感应！透过这些年久悠远的书刊，四川北路图书公司三楼，那间朝西的小屋，家璧伯与父亲在一起办公的影像仿佛呈现眼前。他们在为刊物，为出书计划讨论正欢。他们年轻的脸满溢着笑容，他们年轻的心燃烧着热情。他们携手走来，一路走出生命的光彩。
安娜·西格斯与胡兰畦
吴晓樵
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1900～1983）是二十世纪德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她的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死者青春常在》，蜚声于国际文坛。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安娜·西格斯还是一位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德语作家。她与我国女作家、社会活动家胡兰畦三十年代初期在柏林结下的深厚友谊和开展的文学合作活动，一更是二十世纪中德文学因缘的佳话。
安娜·西格斯早年曾在海德堡、科隆等地学习汉学，她对关于远方的中国的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博学多才、思想进步的汉学家菲利普·谢费尔（PhilippSchaeffer，1894～1943）对她影响很大。1928年，西格斯发表成名作长篇小说《圣芭芭拉渔民的起义》，获得克莱斯特奖，1934年被著名导演埃尔文·皮斯卡托在苏联搬上银幕。1928年，她加入德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的工作。1930年11月，安娜·西格斯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会议，中国“左联”特派萧三出席此次国际会议。胡兰畦和安娜·西格斯的文学交往，应该与西格斯学习汉学和积极参与当时德国的左翼文学运动的经历不无关联。
胡兰畦1901年生于成都，早在二十年代初她就在恽代英的影响下在四川参加了进步妇女运动。1926年她在广州参加了北伐，后来到武汉，进入中央军校女生队。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虹》中的女主人公“梅女士”就是以胡兰畦为原型创作的，向茅盾提供此创作素材的秦德君是胡的同学兼好友。1930年胡兰畦来到德国，与旅居德国的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民主人士关系密切。在柏林，她由廖承志、成仿吾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在柏林，胡兰畦见到了德国著名的女社会活动家克拉拉·蔡特金。胡兰畦在柏林的交往圈子奠定了她同德国左翼文学界建立联系的基础。她就是在这里与当时在德国文坛初露头角的安娜·西格斯结下友谊并开始文学上的合作的。
1932年，安娜·西格斯和胡兰畦合作的通讯《杨树浦的五一节》作为头篇发表在德国共产党五月一日出版的《红旗》（Die Rote Fahne）杂志上。两人合作的对话《来自我的工作作坊的小报告》发表在德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左翼阵线》上，安娜·西格斯采用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合作式的“写作作坊”的创作方式。文章报告的就是创作反映上海杨树浦的纺织女工怎样准备庆祝五一节这篇通讯诞生的具体过程。在这篇文章中，西格斯提出了“我们不是为描写而写作，而是为了通过描写，为改变而写作”的著名论点。1933年，西格斯在《红旗》上又发表了《重山》一文，也是根据“兰畦”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在西格斯193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伙伴》中出现了一对姓廖的中国兄弟，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儿子廖承志在柏林，以及他们与胡兰畦的关系，就会发现西格斯小说中的中国人物命名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根据1933年发表在《红旗》杂志第9期上的一则纪录，安娜·西格斯还准备和一位名叫Schü Kreng（实际上就是胡兰畦）的中国女作家创作一部反映一位中国妇女的人生和发展的长篇小说。可惜因德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使这一合作计划搁浅。否则中德文学关系史将会出现一部与茅盾的《虹》相对应的德文作品。
1933年春，因从事进步运动，胡兰畦被希特勒法西斯关进德国女牢。当时在上海，宋庆龄、鲁迅等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沪领事馆提出抗议。三个月后，胡兰畦才获释，不久被迫流亡他国。像大多数德国进步作家一样，安娜·西格斯也于这年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
出狱后，胡兰畦写了《在德国女牢中》一书，该书曾经在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连载，被译成英、德、俄、西等国文字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36年该书在上海出版，半年内重印四次。1983年，该书由成都人民出版社再版。
1941年，流亡在墨西哥的安娜·西格斯还记着胡兰畦，她在《自由德国》上发表了短篇翻译《挑夫》，载明原作者是“兰畦”作，由中文翻译。在墨西哥期间，西格斯还在《自由德国》（1944年第8期、第9期）上撰文介绍评价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一书。
1950年9、10月间，作为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代表的安娜·西格斯随团访问中国，参加我国国庆盛典。她在来中国的飞机上，与研究德语文学出访归国的冯至先生相遇，他们提到胡兰畦。西格斯在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飞机越过长城。在机上遇见的戴大眼镜的，他认识兰畦。”冯至也有文字记载这次相逢（冯至：《安娜·西格斯印象》，初刊于1951年《文艺报》）。据说她在这次访问中还特地与胡兰畦见了面。顺便说一下，安娜·西格斯还为1952年德国艺术科学院出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德译本撰写了后记，1952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她的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的文字。同年，西格斯还写作了《关于中国戏剧的通讯》一文。
西格斯和胡兰畦当年在文学上的合作关系一直处于尘封中，成为研究界的不解之谜。这与西格斯所留文字中对胡兰畦名字的多样记载不无关联，或简略为L。，或Schtü…Yin（胡兰畦曾化名为徐茵），或Shui Kreng，或Shui…Kiang，或Lansi，无怪乎会给德国的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难。早在1965年出版的弗·阿尔布莱希特（Friedrich Albrecht）《叙述家安娜·西格斯1926—1932》（Die Erz？hlerin Anna seghers）中就已提及西格斯与中国女作家Schü Yin（徐茵）的合作。1984年民主德国研究西格斯的著名专家弗兰克·瓦格纳教授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所作的《西格斯与中国》的学术报告中表示不知道这位在三十年代与西格斯合作的中国女作家是谁。1993年旅居美国的德语文学女学者克·奇·罗米奥（Christiane Zehn Romero）在其专著《安娜·西格斯传》中首次发表了一幅安娜·西格斯与一位名叫Schü Yin的中国作家的照片，但不知道她就是胡兰畦。德国女学者阿·里希特（Albrecht Richter）在其发表于1994的专门研究西格斯与中国文学关系的博士论文《安娜·西格斯作品中的中国和“中国因素”》（China und'Chinesisches’im Werk von Anna Seghers）中，也未能发掘出胡兰畦与西格斯这段鲜为人知的中德文学因缘。
直至1994年后，德国安娜·西格斯研究界在中德学者（瓦格纳、李士勋、杜文棠）的合作下，这一文学之谜才得以解开，为世人所知。1996年，德国安娜·西格斯学会年刊《墨鱼舟》刊发了弗兰克·瓦格纳的《一个女人和她的名字》（西格斯有一部长篇小说标题为《一个男人和他的名字》，在五十年代曾由德语文学翻译家、音乐家廖尚果译为中文）、杜文棠的《谁是胡兰畦》和李士勋的《胡兰畦的最后岁月》等文，向德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