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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毁灭性的争吵发生在上周。
昨天晚上，她在报纸的好莱坞栏里读到，有人看到摩根同一个意大利年轻女电影演员一起进餐。
她晚上有3个小时没睡着。
她猛地感到时间到了。她看了看桌上的钟表，在椅子里动了动身。“好了，米切尔小姐，恐怕时间到了，”雷切尔宣布说，“这是一次最有用的会见，尽管你感觉不到，那便是有了进步。”
米切尔小姐已经坐了起来，理着头发，最后站了起来，脸上比先前轻松多了。
雷切尔站起来。“周末愉快，我希望星期一的同一时间再见到你。”
“好的，”米切尔小姐说。她向门走去，雷切尔留在后面，她犹豫了一下，转过头来。“我——我希望能像你那样，德京博士。我能吗？”
“不能，你也别要那样。很快，有一天你就会完全成了你自己，一个你评价甚高的自己，那就足够了。”
“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的，再见。”
病人走后，雷切尔·德京倚在过道墙壁上，感到了莫名其妙的迷惘。用了好大劲，她才弄明白已到中午，直到4点不会再有别的病人。为什么是这样呢？突然，她想起来了。她要去参加一个讨论会，在贝弗里希尔思高中的讲台上，同塞缨尔森博士和林德博士一道。讨论会议题是青少年和早婚，随后会议就对参加旁听的父母和老师们开放，来听取发言中的问题。对此，几个月以前就做出了安排，这将占用她今下午1点到3点的时间。邀请一到，她就欣然接受了。她总是喜欢这种事情中的给予和拿取，精神挑战和刺激。现在，她感到软弱和担忧，对乔感到不快，对自己感到憎恶，对自我估价不高感到沉闷。她并不处在精力旺盛、才华横溢和精神病学方面才智发挥的最佳状态，她需要独自一人来恢复一下精神，想一想，自我解脱。可是，她知道不能不如约参加答应过的会议，她从没这样干过，而且现在也不能这样做。找人代替已经太晚了，她只得走一遭了，还要尽上自己的最大力量。
从洗手间出来后，她整理了一下面容，拽上外套，离开了办公室。路过接待室时，她看到了放在灯台上的早晨邮件，有半打信，她将信塞进口袋里，锁上办公室门，钻进电梯，下到办公楼的大厅里。
外面，冷飕飕的，天色昏暗阴沉，就像她的心情一样。她原打算乘上她的敞篷车开进贝弗里希尔思，在一家好点的餐馆里来上一杯，安安静静地吃顿饭，然后在1点前赶到讨论会上，但现在，她心境不佳，难以那样喝上一杯，吃一顿真正的午饭了。于是，她走上威尔什尔大街，安步当车，朝拐角处的快餐店走去。
柜台上差不多都坐满了，仅有两个位子空着，她坐进了就近的一个，为的是想要清静些。订了一碗豆汤、不老不嫩的吉司汉堡包和咖啡后。便坐了下来，两手在桌子上叠在一起，努力想从近几个月的废墟中建立起的某种东西。
她不能因为乔和女影星约会而责备他，或者因为将来的一些约会而责备他，这是十分清楚的，他也有他的生活，他不得不过他的生活。他的约会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他的感情已经移入别处，这或许不至于走到私通的地步。乔上次还说过他要同她结婚，对此她心里明白。唉，该死，她要同他结婚，对此她也清楚。她当时看出，明智的做法是到他那儿去，坦率地和盘托出，暴露自己，暴露她感情抑制的程度，他是有精神上的准备的，他会理解的。有了他的理解和支持，她会去找她的精神分析医生教练，找出症结所在，最后，她是能够嫁给乔的。
对她的精神病学者的自我来说，这是简单的，也是唯一的程式。可是，她的女性的自我——她的绝对女性的自我——不赞成。她不想把自己的基本问题展示给他。这对事情有点影响，很小的影响。新娘有一个问题，她不能揭去面纱。这是愚蠢，病态的愚蠢，可这是客观存在。她又感到困惑了，曾经是非常简单的问题现在又向包围在四周的复杂性屈膝了。
午餐厅里热气蒸腾，有点闷人，当她脱外衣时，触到了口袋里的邮件。她叠了叠外衣，放到身旁的座位上，从口袋里将邮件拿出来。
她一边用匙搅着汤，一边扒拉着邮件。没有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于是拿起了最后一个信封。回信地址是：“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雷纳学院莫德·海登博士。”这令人惊奇。雷切尔对莫德·海登相当了解，她将莫德看作是由于职业关系经常相见的熟人，如此而已。她从没去过莫德的家，莫德也没来访问过她的住所。在此之前她们谁也没有给谁写过信。她想不出莫德·海登为什么要给她写信，可是她对这位她认为在人类学界佼佼者中是如此伟大的老大姐的敬慕，令她迅速将信封撕开。信就放在她面前，接着她就进入了遥远的三海妖世界。
喝完汤，细嚼着吉司汉堡包，呷着咖啡，雷切尔·德京继续读下去。她读了一页又一页，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伊斯特岱报告的节录，她的私人世界已经被她自己同约瑟夫·摩根、同米切尔小姐的问题给充得够满了，现在又有这么多人挤了进来，亚历山大·伊斯特岱、拉斯马森船长、托马斯·考特尼、一个叫莫尔图利的波利尼西亚人和他的头人父亲鲍迪·赖特。
莫德·海登的信和所附材料令她飘然升空，将颤颤抖抖地她带到了一个寂静的、没有落脚地的、古怪的星球，一种由马林诺夫斯基的博亚瓦、在塔利的《极乐鸟》中之梦境南海和德·赫·劳伦斯的拉格拜大厦。她想把自己置于三海妖这幅图画中，发现她的理智的自我被这种文化所吸引，但又为这种文化中的明显的色欲主义所排斥。早些时候，当她的神经过敏还不这么厉害，压抑还舒舒服服地深埋心底，她一定会感兴趣，一定会立即给莫德·海登去电话的。
正如莫德在信中提到的，雷切尔也记起了一年前她曾自愿要求参加一次在一名能够教给她许多东西的师傅指导下的实地考察。她曾对婚姻习俗感兴趣，极端感兴趣。那是在一个不同的时期，那时她的思想、她的工作和她的社会生活（当时刚刚开始同乔一道出去）都是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的。今天，参加这样一次旅行就显得愚蠢，研究无节制的性表演和美满的婚姻，这对她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她对此已失去客观性或平衡。此外，她怎么把同乔还没解决的关系抛在一边而离开呢？她怎能离开米切尔小姐和另外30位病人6个星期呢？当然，过去也有几次她离开病人较长时间，而且也没有什么可预示她留下来会解决同乔的任何问题。还有，在当今之时，三海妖纯属幻想，不可能有那种自我放纵的事情，切不可把当它回事。
手拿帐单的女招待出现，将她从遥远的土地上拉了回来。她看了一下表。差18分钟1点，得赶快到讨论会上去了。
她匆忙从快餐店出来直奔汽车，驾车去贝弗里希尔思高中。她到达讲台后面时，正好会议主持人在叫她的名字。听众们已经就座，礼堂都坐满了，眼下——今天下午的一切活动对她都有着一种魂不守舍、昏然欲睡的特性在里面——她发现自己已坐到了桌子后面，在塞缨尔森博士和林德博士之间，正在参加一个关于十几岁青少年婚姻的生动讨论会。
时间过得很快，她明白自己在争论中扮演了一个被动的角色，听凭塞缨尔森博士和林德博士左右听众，占尽上风，只有点到她的名字而不得不讲时她才开口。通常，她在这种争论中表现都是不错的，可今天下午，她心里明白，表现得太差劲了——说错话、说废话、生搬硬套——就差没骂出口来了。
雷切尔模模糊糊地觉察到，讨论已经结束了，听众们的问题正在向他们3人涌来。有两个问题是提给她的，而她的两位同事则要对付一打以上的问题。墙上的钟告诉她，罪快要受够了。她靠到椅背上，考虑着同乔的可能的摊牌。
突然，她听到叫她的名字，这意味着有人给她提出一个问题。她在木椅里挺了挺身子，想把问题完全听明白。
听完了问题，她装出思索的表情——乔可能早已看透了她这一招——然后开始回答。
“是的，我明白，太太，”她说。“我没有读过你提到的他的深受欢迎的那篇东西，但如果其内容像你所说的那样，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声明无论如何我决不会动一动深受欢迎的那话儿……”
她的声音犹豫、迷惑。一阵嘈杂的声音打破了听众的沉寂，紧接着是咯咯笑声，现在又爆发出一阵不高的窃笑和嗡嗡的说话声。
雷切尔迟疑了，迷糊了，胡乱地了结道。“——好了，我相信你掌握了我说的要点。”
令人费解的是，全部听众一齐大笑起来。
喧闹声里，雷切尔无可奈何地转向林德博士，而他两颊红红，两眼死死盯住前方，好像不得不假装没有偷听一场桃色事件一样。雷切尔赶紧转向塞缨尔森博士，他在拐着嘴笑，也是正直向前看着听众。
“他们是怎么了？”雷切尔对嘈杂的声音小声说。“他们笑什么？”她想记起她说了些什么，关于不要动那篇杂志上的文章去寻求任何东西——寻求任何东西——那篇文章——那受人欢迎的一篇——篇——东西——忽然，她喘了口气，对塞缨尔森博士耳语说，“我是……”
而他，仍然两眼盯着前方，用一种令人兴奋的低嗓门从嘴角里回答道，“恐怕，德京博士，你那说漏嘴的毛病又犯了。”
“噢，上帝，”雷切尔咕噜着，“你是说我说漏嘴了。”
主持人敲他的小槌子，秩序很快恢复了，于是后面的问题和回答将漏嘴事件湮没了。雷切尔告诫自己不得再说话了。继续呆下去，木然坐在那儿亮相，是对性格的一次考验。当别人的说话给她提供了一道保护的屏障时，她的心思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和当时读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中的“语失”：“一次，有个少妇在社交界表现自己——她说的话令人感到是在激情的伴随下和在许多种发自肺腑的情感的压榨下冲出口边的：‘是的，一个女人如果要使男人高兴，她就必须长得漂亮。男人则轻松多了，只要他有笔直的‘五肢’就足够了！……在我所用来治疗和消除神经过敏症状的精神治疗法过程中，我经常面临着从病人偶然嘣出的话语和冒出的幻想中发现其思想内容的任务。尽管病人尽力想隐瞒其思想内容，然而又会无意地背叛了自己。”
雷切尔沉思了一会这个，又用几秒钟想了想自己的“语失”，发觉讨论会已经结束，宣布休会了。她站起身，走下讲台，悄悄地离开，她清楚今晚要写两封信，一封给约瑟夫·摩根，是好是坏，向他吐露她的问题真情，让他决定是否愿意等她，直到她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另一封给莫德·海登，告诉她雷切尔·德京将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准备在六、七月份随队到三海妖去呆上6个星期。
莫德·海登拿起克莱尔打出并寄给在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开克的萨姆·卡普维茨博士那封信的复写本，读信前，她转向克莱尔。
“我希望这能打动他，”她说。“我们很需要萨姆参加。他不仅是位出色的自由植物学家，而且是位杰出的摄影家，少数具有创造性的人物之一。我担心的只有一件事——见鬼，萨姆是个顾家的人，而我偏偏忘了邀请他的妻子和女儿一道去。也许他们去不成问题，但我尽力想使考察队小一点。”
“如果他坚持要带上全家又怎么样？”克莱尔问。
“那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萨姆对我太重要了，我想任何条件我都会接受，即使带上他的爷爷、鬈毛哈巴狗和温室……得了，我们还是往好处想吧，没有过不去的独木桥。我们等着瞧萨姆怎么说吧。”
06
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萨姆·卡普维茨锁上暗房门，穿过几码宽潮湿的草坪来到石阶上，疲惫地登上石阶跨进门廊，在门外的柳条躺椅旁停住了脚，吸进一口凉爽、干燥的夜空气，清凉一下头脑里的暗房气味。吸进的空气像美酒一样令人陶醉，他闭上眼睛，连着吸入和呼出几次，然后睁开眼，欣赏了一刹成排的路灯和向格兰德河延伸的星散的住宅灯光。路灯好象在闪烁和移动，带着黄色的威严，就像他去年在墨西哥的萨尔蒂约和蒙特雷之间看到的一个夜间宗教队伍的火把一样。
他静静地站在屋廊下，不愿放弃这个地方和在此看到的景色所带来的快乐。他对这周围的环境，对附近阿克马和圣菲利普的尘土飞扬的村庄、平坦的牧场和浇过的辣椒地、蓝色的美丽山峦等的感情是深厚和不可动摇的。
他痛苦地想到是什么带他到这儿，对一个从诞生到长大成人对纽约的布朗克斯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是一个如此不令人喜欢的地方。战争——希特勒战争期间，他结识了厄恩尼·派尔。萨姆是一个新闻官员和信号部队摄影师，他在大学里的生物学学位派不上用场只好不提；派尔则是一名战地记者。在3个太平洋岛子上他们曾一块长途跋涉，萨姆总是大谈太平洋植物生态学的奇妙，而派尔在萨姆的催促下则讲他对家乡新墨西哥州的宁静的感情。派尔在一次战斗中死去数月后，萨姆从部队退役来到加利福尼亚。他买了一部破旧的车子，自东南部向纽约开去，决心在埋身于首都教育的单调生活之前看一看这个国家。
他的路线穿过阿尔布开克，一到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不拜访一下派尔太太、厄恩尼的茅屋及其周围的一切就无法离开；他已故的朋友生前经常怀着无限的爱谈论这一切。萨姆在爱尔瓦拉多旅馆的一个4块钱单间里住了下来，圣费车站就在旅馆隔壁。洗整、吃饭、到服务台问了一下之后，他驱车穿过热乎乎、静悄悄的商业区，路过村庄式的大学，上了吉拉德大道。他向右拐上一条铺过的街，由于他死去的朋友生前的描写，这儿显得是那么熟悉和亲切，向前走了1英里，两旁尽是土坯房子，再往前街面变成了石子路，过了几个街口，便到了吉拉德大道和圣莫尼卡大道的拐角处。厄恩尼·派尔曾说过，他的茅舍在南吉拉德大道700号，一幢有灌林丛的拐角上的房子，水泥门廊，一只叫奇塔的狗，房子是白色的，但屋顶是绿瓦，表示向往和平。
萨姆停下车，走到屋子跟前，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保姆，他说明了身份和来意。保姆告诉他，派尔太太病得太厉害了，难以见任何人；但她又提议说，如果他是厄恩尼的朋友，也许愿意看一下厄恩尼的房间，自从他离开后从来没有动过。在萨姆头脑里的那双眼睛经常见到过这间房子，所以，一切似曾相识，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在某些方面，这间屋子比爱丝苔尔正在那儿等他的那间在布朗克斯的公寓房更像他的房问。他在房中转了一遭——打开的字典还在架子上，洛的带有签名的画，两壁图书，镶在镜框里的厄恩尼同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交谈的照片，挂在衣钩上的一顶脏乎乎的绿垒球帽——最后，萨姆带着对派尔太太的感激崇敬之情离去。
一走到外面，萨姆便沿着石子路向前溜达着，一位正在修剪草坪的邻居点头致意，望了望远处大学的房子，在几处驻足询问了一下，还不时停下来凝视着远处的山峦，最后他回到汽车上向城里开去。
他在阿尔布开克不只过了一夜。他住了一星期。这期间他到新墨西哥大学求得了一个职务，然后才开始他的穿越祖国旅行。
1年后，他成了那所大学的一个讲师，有一个个人实验室和一架崭新的复合显微镜；两年后，他在南吉拉德大道上有了自己的土坯房。
他今晚就站在这儿，这所房子的房廊下。他从未为他的搬迁后悔过，爱丝苔尔也没有。只有在当他因公出差必须离开阿尔布开克的情况下，他才感到遗憾。
他最后一次吸进沁人心肺的空气，使之充满那瘦瘦的胸膛，感到或多或少地恢复了一些精神，通过开着的餐厅玻璃门走进房子里。他关上门，喊道，“爱丝苔尔，来点咖啡怎么样？”
“早好了，正等着哩！”她也喊着回答。“在会客室里！”
他发现爱丝苔尔蟋缩在宽扶手椅里。她的紫灰色头发用卷发器卷起来，肥大的浴袍将她胖大的身躯和椅子一起罩了起来。他肯定，她很像一顶舒适的印第安人帐篷。她正在读里斯曼的《个人主义再思考》，那种专心致志的劲头表示着她的自我完善。现在，她放下书，站起来，从微型电热盘上取来咖啡壶。萨姆走向对面的扶手椅，就像由吊车放下来似的，将瘦长的骨架吱吱咯咯地安放进椅子里。他一坐下，两条细长腿伸出去，便轻松地呻吟了一下。
“你的动静像个老翁，”爱丝苔尔说，一边将咖啡倒进漆木桌上的杯子里。
“《圣经》上说，男人到了49，泰然呻吟有自由。”
“那就无病呻吟好了。你完成不少了吧？”
“洗了一些我在小瀑布周围拍的资料。这墨西哥太阳太亮了，要找到正确的清晰度就得像丧家犬一样。还好，《皮塔哈亚》进展顺利，差不多快完了，我想再有几星期就可脱手。你打字打得怎样了？”
“我赶上你了，”爱丝苔尔说着，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你一写出剩下的那些说明，我就把它们打出来。”
萨姆尝了尝咖啡，用劲吹着，最后有滋有味地喝起来，剩下半杯放了回去。他摘下无边方眼镜——他女儿称之为“舒伯特眼镜”——因为上面蒙了一层蒸气，随着又感到不太对劲，顺理了一下凌乱的黄灰色头发，用一个手指将高耸的眉毛逐个抿了抿，最后寻找到一支雪茄。他正准备点烟，突然扫视了一圈。“玛丽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