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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手里拿着帽子。照规矩我们就是回到了哥里察还得戴钢盔，虽则戴起来怪不舒服，而且太装腔作势，因为镇上的老百姓根本尚未撤退。我上前线各站去时，只好戴它一顶，同时还带了一个英国制造的防毒面罩。我们现在开始搞到一些面罩了。地道的面罩。照规矩我们还得佩带手枪；就是军医和卫生人员也不能例外。我现在就感觉得到手枪正顶在椅背上。并且还得把枪佩带在人家看得见的地方，否则有被捕的可能性。雷那蒂佩着一只手枪皮套，里面装的可尽是大便用的卫生纸。我佩带的倒是一支真枪，所以自己大有枪手的感觉，后来试放几下，才知道不行。那是支7。65口径的阿斯特拉牌手枪，枪筒短，开起来跳动得非常厉害，别想打中任何目标。我练习了一个时期，尽量往靶子的下边打，想尽方法克服短枪筒那种滑稽的颤跳，到了后来，终于能够在二十步外打中离靶子一码远的地方了，后来我常常感到佩带手枪的荒唐滑稽，但不久也就忘记了它，随便吊在腰背上，一点感觉都没有，除非是偶尔碰到讲英语的人，才多少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我现在坐在椅子上，有一个勤务模样的人坐在一张台子后边，不以为然地盯着我，而我则看着大理石地板、摆有雕像的柱子和墙上的壁画，等待巴克莱小姐。壁画还算不错。任何壁画，只要开始剥落，总是行的。
我看见凯瑟琳·巴克莱走下门廊来，便站起身。她朝我走来的时候并不显得怎么高，不过很可爱。
“晚安，亨利先生，”她说。
“您好！”我说。那个勤务在办公桌后边听着。
“这儿坐坐呢，还是到花园去？”
“还是到外边去溜溜吧。外边阴凉多了。”
我跟在她后边走进花园，那个勤务在后边望着我们。我们走到铺沙的车道上时，她说，“你去过哪儿？”
“我到救护站去了。”
“你难道不能捎张字条儿给我吗？”
“不行，”我说。“不很方便。当时我以为当天就回来的。”“你总得通知我一声啊，亲爱的。”
我们走下车路，在树荫里走着。我抓住她的手，停下了步，吻她。“有没有我们可以去的地方？”
① 比萨是意大利中西部的古城。
② 热那亚是意大利西北部地中海边的城市。
“没有，”她说。“我们只好在这儿散步。你去了好久了。”“这是第三天。现在我可回来了。”
她望着我：“你是爱我的吧？”
“是的。”
“你说过你爱我的吧？”
“是的，”我撒谎。“我爱你。”这话我以前没说过。
“你还叫我凯瑟琳吧？”
“凯瑟琳。”我们走了一会，在一棵树底下停住。
“说，‘我夜晚回来找凯瑟琳。’”
“我夜晚回来找凯瑟琳。”
“噢，亲爱的，你是回来了吧？”
“回来了。”
“我是那么的疼你，疼得难受。你不会离开我吧？”
“不会。我总会回来的。”
“噢，我是多么疼爱你。请你再把手放在这儿。”
“并没有挪开过啊。”我把她扭过来，以便吻她时看得到她的脸，想不到她双眼都是闭着的。我亲一亲她那一对合拢的眼睛，心里想，她大概有点疯疯癫癫吧。就是有点神经也没有关系，我何必计较这个。这总比每天晚上逛窑子好得多——窑子里的姑娘陪着别的军官们一次次上楼去，每次回来，往你身上一爬，把你的帽舌拉到脑后，便算跟你有特别的交情了。我知道我并不爱凯瑟琳·巴克莱，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这是场游戏，就像打桥牌一般，不过不是在玩牌，而是在说话。就像桥牌一般，你得假装你是在赌钱，或是为着什么别的东西在打赌。没有人提起下的赌注究竟是什么。这对我并没有什么不方便。
“希望有个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我说。我正在经历男性站着求爱无法坚持长久的困难。
“没地方去啊，”她说。她回话前不晓得在想什么心事。
“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我们坐在扁平的石制条凳上，我握着凯瑟琳的手。但她不让我用胳臂搂她。
“你很疲乏吗？”她问。
“不。”
她低头看着地上的草。
“我们演的这场戏坏透了，可不是吗？”
“什么戏？”
“别装傻啦。”
“我倒不是故意装的。”
“你是个好人，”她说。“你总算尽你的能力在演。不过这场戏坏透了。”
“人家心里的事你总知道的吗？”
“那也不一定。不过你一转念头，我总知道。你犯不着假装爱我。晚上这场戏已经演完了。你还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
“我可是真心爱你啊。”
“在不必要的时候你我还是少撒谎吧。今天晚上我已经演了一出小小的好戏，我现在行了。你知道，我并没有神经病，并不发疯。只是有时候稍微有一点点。”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亲爱的凯瑟琳。”
“现在凯瑟琳这个名字听起来好滑稽。你叫这名字的声调并不很一致。
不过你的人不错。你是个很好的孩子。”
“教士也是这么说。”
“是的，你这人很不错。你再来看我吧？”
“当然。”
“你也不必说你爱我。这暂且算结束了。”她站起身，伸出手来。“晚安。”
我想要吻她。
“不，”她说。“我累死了。”
“不过还得吻吻我，”我说。
“我累死了，亲爱的。”
“吻我。”
“你当真这么急吗？”
“真的。”
我们亲嘴，接着她突然挣开了身。“不。晚安，求求你，亲爱的。”我们走到门口，我看着她进去，走进门廊。我喜欢看她走动时的样子。她顺着门廊一直走。我回家去。那天夜里天气热，山峰间军事活动频繁。我望着圣迦伯烈山①上炮火的闪光。我在玫瑰别墅的前边歇下脚来。百叶窗都已经上了，不过妓院里边好像还很热闹。还有人在唱歌哩。我走回家去。我正在脱衣服的时候，雷那蒂走进来。
“啊哈！”他说。“看情形不大妙啊。你这小乖乖，一副为难的脸孔。”
“你上哪儿去了？”
“玫瑰别墅。很有启发，乖乖。大家都唱了歌。你呢？”
“拜访英国人去了。”
“感谢天主，我犯不着跟英国人纠缠在一起了。”
① 圣迦伯烈山在哥里察的东南，控制着卡索高原
第二天下午，我打山中的第一救护站回来，把车子停在后送站门口，伤病员就在那儿按照各人的病历卡，分门别类，送往不同的医院。那天由我开车，我坐在车子里等，叫司机拿看病历卡进去。那天天气炎热，天空非常明亮青碧，道路干燥得变成白色，满是尘沙。我坐在菲亚特牌汽车的高座上，什么事都不想。路上有一团兵走过，我看着他们经过我身边。士兵们热得汗水直淌。有的还戴着钢盔，但是大部分的人则把钢盔斜吊在各人的背包上。钢盔大多太大，戴着它的人，差不多连耳朵都给遮住了。军官们都戴钢盔；大小比较合适。这些士兵是巴西利卡塔②旅的一半兵力。这是我从他们领章上的红白条纹辨识出来的。这一团兵开过好久后，还有些散兵——跟不上队伍的人们。他们一身是汗和灰尘，十分疲乏。有的看模样很不行。掉队的人走完后，还来了一个士兵。他跛着脚走。他停下了，在路边坐下来。我下车走近他。
“怎么啦？”
他望望我，站起身来。
“我要朝前走的。”
“你哪儿不舒服？”
“——妈的战争。”
“你的腿怎么啦？”
“不是腿的问题，是疝气发了。”
“那你为什么不搭运输车？”我问。“你为什么不上医院？”“人家不让我这么做。中尉说我故意把疝带搞丢了。”
“我来摸摸看。”
“滑出来了。”
“在哪一边？”
“这儿。”
我摸到了。
“咳嗽，”我说。
“我怕越咳会越大。现在比今儿早上大一倍了。”
“坐下，”我说。“等伤员的病历卡一弄好，我就带你上路，把你交给你们的医务官。”
“他会说是我故意搞丢的。”
“他们不能拿你怎么样，”我说。“这又不是伤。你这是老毛病，从前可不就发过吗？”
“但是我把疝带搞丢了。”
“人家会送你上医院的。”
“我可不可以就呆在这儿，中尉？”
“不行，我没有你的病历卡。”
司机走出门来，带来了车上伤员们的病历卡。
“四个到105。两个上132，”他说。这两家医院都在河的另一边。“你开车吧，”我说。我扶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上了车，跟我同那开车的坐在一起。“你会讲英语吗？”他问。
② 巴西利卡塔是意大利南部一地区名。
“当然啦。”
“你对这该死的战争觉得怎么样？”
“坏透了。”
“真是坏透了，耶稣基督，真是坏透了。”
“你到过美国吗？”
“到过。在匹兹堡呆过。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难道我的意大利语还不到家吗？”
“反正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又是个美国人，”司机用意大利语说，望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听着，中尉。你非把我送回我那个团不行吗？”
“只好这么做。”
“团里的上尉级医官早知道我有疝病。我故意丢掉了那条该死的疝带，希望病状恶化一点就可以不必上前线了。”
“原来如此。”
“你没法子送我到旁的地方去吗？”
“倘若更贴近前线的话，我可以送你上急救站。但是在这儿，你非有病历卡不可。”
“我如果往回走，人家就会给我动手术，等我病好了，就会叫我经常呆在前线了。”
我考虑了一下。
“你也不想经常呆在前线吧？”他问。
“是的。”
“耶稣基督，难道这不是场该死的战争？”
“听着，”我说。“你还是下车，在路边想法子在头上撞出一个疙瘩，我车子回来时就送你上医院。我们在这儿停一下吧，阿尔多。”我们在路边停住车。我扶他下了车。
“我就在这儿等，中尉，”他说。
“回头见，”我说。车子继续上路，朝前开了约摸一英里就追上了那团士兵，随后过了河。河水混浊，掺杂有雪水，在桥桩间疾流着。车子沿着平原上的路驶去，把伤员送交那两家医院。回去的时候由我开车，空车子开得快，要赶回去找那个到过匹兹堡的士兵。我们首先碰到的又是那团士兵，他们现在走得更热更慢了；接着便是那些掉队的散兵。随后我们看到有一辆救护马车停在路边。有两个人正抬着那患疝病的士兵上车。他所属的部队派人来接他回去了。他对我摇摇头。他的钢盔已经掉了，额上的头发的边沿在流血。他的鼻子擦破了皮，流血的伤口和头发上都有尘土。
“中尉，你看这疙瘩！”他叫道。“没有用。他们赶回来找我了。”
我们回到别墅的时候已经是五点钟了，我到洗车子的地方洗了个淋浴。
随后我回房去打报告，坐在敞开的窗前，只穿着长裤和汗衫。进攻将于后天开始，我得带上一批车子到普拉伐去。我已经好久没写信回美国，心里明知道该写信，只是已经拖了那么长久，现在就是想写，也差不多不晓得该从哪儿写起了。没什么可写的。我寄了几张战区明信片去，什么都不写，只说我身体平安。这些明信片大概可以敷衍亲友一下。这些明信片到了美国一定行；又新奇又神秘。这战区是又新奇又神秘的，不过比起过去跟奥军打的那几次战役，已经算是更有效率，更凶残的了。奥军的存在，本是方便拿破仑打胜仗的；随便哪一个拿破仑都行。我希望我们现在最好也有一位拿破仑，可惜我们只有卡多那大将军①，又肥胖又得发，还有国王维多利奥·埃马努埃莱，一个长着细长脖子和山羊须的小个子。坐在他们右边的是亚俄斯塔公爵。也许他长得太漂亮，不像个大将军，但是他可像个人。许多意大利人希望他来当国王。他的样子就像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现任第三军总指挥。我们是属于第二军的。第三军里有些英国炮队。我在米兰曾碰到两个英国炮兵。他们俩很不错，我们那天晚上玩得好痛快。他们俩个子大，很害臊，忸怩不安，凡事体贴人意。我倒希望能够跟英国军队在一起。那样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那就有死亡的危险。干救护车这种工作是不会死的。不，那也说不定。英国救护车的驾驶员有时也有阵亡的。哼，我知道我是不会死的。不会死于这次战争中。因为它与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照我看来，这次战争对我的危险性，就好比是电影中的战争。但愿战争就结束。也许今年夏天就会结束。也许奥军会垮掉。他们以前打仗，岂不是次次都垮的吗？这次战争出了什么毛病？人人都说法军不济事了。雷那蒂说法军哗变了，转向巴黎进军。我问他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噢，人家拦住了他们。”我很想在太平时代到奥地利去一趟。我想去黑森林①。我想上哈尔兹山②。哈尔兹山究竟在哪儿啊？他们正在喀尔巴阡山作战。喀尔巴阡山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去。不过那地方也许也不错。假如没有战争的话，我可以到西班牙去。太阳在下山了，天气凉了一点。晚饭后找凯瑟琳去。我希望她现在就在这儿。我希望我和她现在就在米兰。在科伐咖啡店吃一顿饭，顺着曼佐尼大街散步以消磨这炎热的夏晚，然后过桥去，沿着运河和凯瑟琳·巴克莱一同走进旅馆。也许她肯的。也许她会把我当做那个阵亡的爱人，我们于是一同走进旅馆的前门，看门人连忙摘帽，我找掌柜的拿钥匙，她则站在电梯边等，随后我们一同走进电梯，电梯开得很慢，的的嗒嗒地过了一层又一层，到了我们那一层时，小郎打开门，站在一边，她走出去，我走出去，一同顺着走廊走，我拿钥匙去开门，门开了，我们进去，拿下电话机，吩咐他们送一瓶装在放满冰块的银桶子里的卡普里白葡萄酒来，你听得见走廊上有冰块碰着提桶的响声，小郎敲敲门，我就说请放在门外。因为我们一丝不挂，因为天气太热；窗子打开着，燕子在人家屋顶上飞掠，后来天黑了，你走到窗口去，几只很小的蝙蝠在屋顶上找东西吃，低低地贴着树梢飞，我们喝卡普里酒，门儿锁上了，天气炎热，只盖一条单被，整个夜晚，整夜相亲相爱，在米兰度过一个炎热的夜晚。这样子才对劲啦。我还是快点吃饭，早一点找凯瑟琳·巴克莱去吧。
饭堂里人们话说得太多。我喝了一点酒，因为我不喝一点的话，人家会说我不够亲热友爱。我和教士谈起大主教爱尔兰③的事，他似乎是位高尚的人物，他在美国受了冤枉，作为美国人的我，对于这种冤枉行为也是有份的，这些事我根本听都没有听见过，教士既在说，我只好装做知道的样子。教士长篇大论地解释主教受迫害的原因，怎样遭到人家的误解，我听了以后再说完全不知道，未免不够礼貌了。我觉得这大主教的姓氏倒也不错，而且还是从那个名字很好听的明尼苏达州来的：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威斯康星州的爱尔兰，密执安州的爱尔兰。
①卡多那（1850—1928），意大利将军，出身贵族。
① 德国南部风景区。
② 德国中部名山。
③美国天主教教士约翰·爱尔兰（1838—1918）于1888 年升任大主教。
这姓氏念起来很像爱兰④，因此特别好听。不，不是这样。没有那么简单。是，神父。真的，神父。也许是吧，神父。不，神父。嗯，也许是吧，神父。你知道的比我多，神父。教士是个好人，可是没趣。军官们不是好人，也很没趣。国王是个好人，同样没趣。酒并不好，但不会使人感到没趣。酒剥掉牙齿上的珐琅，把它留在上颚上。
“后来教士给人家关了起来，”罗卡在说，“因为人家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利息三厘的公债券。这当然是在法国啦。要是在这儿，人家不会逮捕他的。关于三厘公债，他说他完全不晓得。这件事发生在贝齐埃尔①。我恰巧也在那儿，看到了报上的报道，就跑到监牢去，说要会会那教士。公债明明是他偷的。”
“我完全不相信你的话，”雷那蒂说。
“那就听便，”罗卡说。“反正我是讲给我们这位教士听的。很有教育意义。他既是教士，一定会有体会的。”
教士笑笑。“说下去吧，”他说。“我在听着。”
“有些公债自然是不知去向了，但是他们在教士身上搜到了全部的三厘公债和一些地方债券，究竟是哪一种债券我现在也忘了。方才说到我到监牢里去，这就是故事的精彩地方，我站在他的牢房外，好像要向神父忏悔似的，我说，‘祝福我，神父，因为你犯罪了。’”
人人大笑。
“那么他怎么说呢？”教士问。罗卡不理睬教士所提的问题，只是继续对我讲着这个笑话。“你懂了吧？”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倘若你真懂的话，这故事是非常好笑的。他们又给我倒了一些酒，于是我讲了一个人家叫英国小兵被逼冲淋浴的故事。少校讲了一个十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兵和一个匈牙利下士的故事。再喝了一些酒后，我又讲了一个骑师寻到铜板的故事。少校说意大利也有这么一个故事，讲公爵夫人夜里睡不着。这当儿教士走了，我就讲了一个旅行推销员的故事，说他于清早五时到达马赛，当时正刮着又干又冷的北风。少校说他听人家讲我很能喝酒。我否认。他说我一定能喝，凭酒神巴克斯的尸体起誓，我们来试试看。不要凭巴克斯，我说。不要巴克斯。要巴克斯，他说。我得和菲利波·文森柴·巴锡一杯一杯比酒。巴锡说不行，他不能比，他已经比我多喝了一倍啦。我说他撒谎不漂亮，什么巴克斯不巴克斯，菲利波·文森柴·巴锡或是巴锡·菲利波·文森柴今天晚上都没喝过一滴酒，再说，他的姓名究竟怎么叫啊？他说我的姓名究竟是费德里科·恩里科①还是恩里科·费德里科？我说别管他什么巴克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