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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小镇我似曾相识，可我认不出哪一个是我居住过的了。我居住的小镇大都有山，山上有雪，有的山峰很高，夏天时雪也不消融。在初春时节，路总是泥泞不堪，我总觉得我母亲就是在走完一段泥泞不堪的路后将我生下来的。我见过的房子太多了，它们有时是天堂，有时却是囚室，我曾在天堂中迷失了自己，而又在囚室中找到了自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房屋会完全给人以幸福或悲哀。我从未与树分离过，树木与我一同汲取空气和大地的养分，不同的是，我在大地上消逝的时候，树木仍然对着蓝天成长。我母亲故去多年以后，当我徘徊在初春泥泞的山路上，面对着轰轰烈烈的晚霞，我忽然很怀疑我的父亲是个牧师。我寻遍了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他们没人告诉我父亲是谁，我是一个丢失了父亲的人。有一种歌声就容易被丢失，歌声响起来的时候无数饥渴的心灵把这歌声分食了。我父亲可能就是这样丢失的。我记得进每一个小镇都是颇费周折的，有时候驱车沿着笔直的山路来到一个小镇，你已经看见这小镇的轮廓时，路却变得曲折起来，你不得不把着方向盘转迷宫似的左绕右绕，当你满头大汗在道路尽头停下车时，就有了再也不想离开那里的感觉。”
“战后的一段岁月，假日的时候，我总是这样幽灵似的驱车拜访一个又一个小镇。我独独避开了那个有着温馨咖啡馆的、有着对我来讲比教堂还要重要的邮局的小镇。我曾在一个气候宜人的夏日在一个小镇邂逅了一位作家。他的弟弟是海军，死于太平洋战争，而他自己参加了欧洲战场的战争。他身上弹痕累累，嗜烟如命，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头疼病，是个集温柔与愤怒于一体的矛盾物。他正在写一部关于战争的书，我为他当了一个时期的速记员。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是由我记录下来的。他的房子靠近山谷，那正是可以开窗的季节，新鲜空气层出不穷，我们把窗子长久打开着。他站在窗口背对着我，面向山谷，而我则坐在壁炉旁的硬木椅子里。他口述时从来都是一个姿势：双臂抱胸，仿佛稍稍不慎他的心脏会从胸腔中迸出来，他得竭力按捺住激情。他的语气忽高忽低，一个章节记录下来，他已经精疲力竭，像纸人一样倒在摇椅里。而我因为受了故事的感染不停地催促他赶快进行下一章。我期待结局，而结局久久不肯出现。大个子兵战死了，他的未婚妻正巡回演出到前沿阵地。少校接待了这个女人，并为她的善良和姿色所打动。少校在心中发誓战后一定娶她。然而一次战役中少校不幸失去了双腿，在后方医院里他一遍遍地怀想她的歌声：啊，故乡的风来到我身边，我闻到了四月青草的气味儿，还有岸边的牛羊，我不愿说再见，我在落日余晖中把家乡装在心头。少校在歌声中发誓要使自己站起来。午夜十一点换岗的时候，有一个士兵撒尿时忽然觉得天地一亮，一颗流星迅速划过天际，他想起了故乡的池塘，被阳光照耀着的金色池塘，那一夜他泪流满面。作家在叙述一些令人感怀的情景时语气是平静的，我不知道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那些没有参加战争的人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还是为了纪念那些牺牲在前线的士兵？我不得而知。他的书没有献辞，他不把书献给某人，也许就是献给某个时代了。他创作之余最大的乐趣就是吸烟，当然，有时他也走出房屋，到山谷转上一会儿。尤其是他的头疼病发作的时候，即使是深夜，他也会到山谷去。他的书历时两年，在又一年的春天完成了。书名是《归乡之役》。”
老妇人沉沉地睡着了。钢琴声淹没了仲夏的雨声。女仆摆完纸牌悄悄走进老妇人的写作间，给她披上一条轻柔的羊毛毯子。昏暗的灯光下，女仆望见老妇人的睡态安详宁和，她的斑斑白发浪漫地垂在耳际。桌前的几本画册打开着，一个静美的裸体女人正站在窗前看海，另一空间则是牧羊人赶着羊晚归的情景。女仆将画册一一合好，然后倒了残茶，关了窗，站在老妇人面前看着她的手指，那已经不是弹琴的手指了。女仆叹息了一声，关掉了电唱机，刹那间房间充满了鲜明的雨声。仲夏的雨声使女仆有离群索居的萧瑟感。她回到房间，继续摆纸牌。一对黑颜色的A率先走出牌群，女仆念叨着：“谁的道路这么黑这么难行呢？”
雨声停止的时候森林看上去清新明丽了许多。一带油绿的松树背后是一座桔红色的秃山，这是火山喷发经过的地方，红色的熔岩像坚实的铠甲一样包裹了山体，使它在蓝天下绚丽夺人。老妇人对着这座色彩鲜明的山喝了一刻钟的茶，买早点的女仆再次把云字楼玫瑰油糕涨价的消息带给她：
“云字楼仗着老牌号，一个季度涨了两次价了。”女仆面有温色地说，“倒不如一次涨完了完事。别处的油糕都不如它的味正。”
“二十世纪末了。”老妇人付之一笑：“云字楼不涨价，我的钱就花不完了。我盼着早点把钱花完。”老妇人捏起一个玫瑰油糕，慢吞吞地吃起来，边吃边断断续续地骂着：“可憎的二十世纪。”
拉威尔的少年西班牙的风景再度重现，老妇人很轻易地走入回忆的境界。
“我此生最大的愿望是到战败国看看，我不知道这动机是否善良。我渴望着看到战败国庄严的废墟和肃穆的墓群，它们也许会使我在此生痛彻地哭上一场。我在中国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已不知道哭的滋味了。让我们再看看半个世纪以前的画面：我们的一个同胞赤膊跪在地上，他的目光透出屈辱忧忿和一抹淡淡的无奈。他的身旁正有一个敞开衣襟的日军用军刀蛮横地对准他。不远处的一个打着绑腿的日军叉腰像看木偶戏一样表现得饶有兴味，而另一侧两个留胡子的兵则若无其事地背着手 ‘观战’。画面极深处有两棵枯树，它们将死灭的枝桠努力着送出黄土，画面是猩红色的。再看看这幅黑色画面：一个刚被斩首的同胞的头颅被一个面目臃肿的日军提在左手中，他像提一条鱼那样镇静，而他的右手则斜斜地握着长长的屠刀。他的脚底，是我们同胞无首的尸体。上帝并没有暗示人类首身分离，而人类在战争中却往往让人身首异处，那离开了躯体的头颅是那般秀丽，死者用疲乏的眼睛看着远方。另一幅照片是大屠杀后的情景，冰冷的台阶上横躺竖卧着许多尸体，一个儿童用手扯着他母亲的脚，而他的母亲倒在比他高一级的台阶上，永远地丧失了光明。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是多么想在接触这些照片时突然双目失明，没有任何人喜欢重温苦难的历史。那一幕幕情景已经过去，而它突然像商品广告似的赫然出现在和平年代时，仍然令人痛彻心头。我不想走遍世界，我只想到曾对战争抱有狂热热情的日本去看看。”
与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冬季可媲美的，无疑是日本北海道的层云峡与登别。如果雪天来到那里，温泉区将显得格外清寂幽美。一个年轻的穿红衣的女孩子站在雪景前对着照相机的快门频频微笑，女孩子把快乐的时光播撒在画面上。许多无忧无虑的滑雪爱好者驾车朝雪山来了，这时节世界充满了寒冷的鸟声。
“日俘遣返时我回到扬州，我认识了一个叫张静宁的画匠。他开了一个画坊，画些花鸟虫鱼之类的东西聊以维持生计。张静宁的妻子因为生第二个孩子到乡下的娘家坐月子，而不幸被日寇奸污，她不忍羞辱，投河自尽了。张静宁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尘虚，喜欢画奔马和公鸡。我第一次见这孩子在画坊门前匍匐在地为人画公鸡时，就喜欢上了他。尘虚领我见了他父亲。张静宁三十上下，刀条脸，颧骨很高，瘦高的身形挑着一件灰布长袍，中分头发，严谨刻板，匠气十足。他画的牡丹都是临风怒放的模式。他的画坊看上去俗气而又热闹。战后初期的日子是混乱而欢乐的，许多可以安居乐业的人都来画坊买上一幅喜气洋洋的画，端端正正地挂在厅堂里。出入画坊的，也有一些日侨，有一个叫吉田由美子的非常喜欢画水草和虾，她也喜欢尘虚，可尘虚更喜欢我。我教尘虚画骆驼，这还是幼时父亲教我的，尘虚一学就会。张静宁觉得我很适合做他的妻子，就胆胆怯怯地向我求婚，可我那时没有一点兴趣建立家庭。我想在战后平静地独自想点什么，我拒绝了张静宁。结果他恼怒地说：‘我只不过看上你会画骆驼。吉田由美子，她可比你好看多了。要不是尘虚不从，我要娶吉田由美子。他们吃了败仗，亡了国了，连乡下赶大车的都分文不花就领走了花姐儿。’张静宁一边数落着我和尘虚，一边气喘吁吁地将砚台恼怒地掀翻。浓黑的墨将一株牡丹给洇没了，他又现出心疼和后悔的样子。我离开了那个画坊，走到阳光纷涌的大街上的时候，我仿佛听见了命运的敲门声，我想歌唱。”
让我们看看山顶的木屋。音乐流动的时候，山顶的木屋就扶摇直上。小木屋建在山的断壁上，山顶是浓翠的树木，而木屋所临的断壁则似一位穿着铠甲手握长矛的武士。音乐的节拍抑扬顿挫地把世界切割成许多彩色断带时，木屋旁已干涸的河床就涌下来澎湃的河水。月亮升起来了，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照亮了木屋。褐色的木屋在月光下变成了紫色的，而木屋里躺着的女人也是紫色的。除了她的头发保持生者的姿态外，山谷的风已经吸走了她的血肉，她的骨骼仍然清清白白地与风絮语。在这具骨骼旁边，有一件没有腐烂的红裙子和一本漆黑的《圣经》。这女人在与风结伴远行的时候正聆听上帝的声音，她很希望与圣灵感孕的不是玛丽亚，而是她。耶稣真的能拯救万民吗？耶稣并没有制止战争。天使如若不托梦给约瑟，玛丽亚能逃脱被羞辱的命运吗？我们在这座曾有一个女人生活的小木屋里不止一次听见了天使的歌声。耶稣降临人世了，天使最初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牧羊人：“耶稣来到人间拯救万民了。”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都为之颤动不已。像天使一般美丽的相信上帝的女人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征战的人，她那年轻俊美的军官也英姿勃勃地参战了。她把最伤感的一个吻留在情人湿润的唇上，然后整天捧读《圣经》等待情人归来。她的情人没有归来，归来的是他的名字和像空气一样看不见的荣誉，姑娘噙着泪水离开热闹的都市，她来到山顶的小木屋，她希望圣灵能使她像玛丽亚一样怀孕，那样，她生下来的救世主也许会把她的情人重新找回来。然而上帝离她很远很远，离她最近的是清风明月、夕照河水，她将《圣经》和人间技加于她身上的最后的衣服弃置一旁，她赤身裸体地躺在木床上选择了长眠。在这以后的岁月，小木屋每当河水流动的时候就扶摇直上，它在人间时隐时现，而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却奔涌不息。
“拉威尔为写一首小提琴与乐队狂想曲，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在乐曲中，一个即将死亡的世界沉浸在最后的舞蹈中，让我们沉默地为这个世界祝福吧。飞机跃过日本海，降落到东京的时候，我嗅到了和平和繁华的气息。我在东京湾的海边漫步，是冬日时令，天空是灰蓝色的，有一些鸟飞来飞去。战后的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纵横交错、摩肩接踵。我望着茫茫大海寻找密苏里号战舰的踪影。大海是平静的，它把苦难与幸福一笔抹杀了。我找不到密苏里号战舰的踪影。天皇投降诏书发布前后，日本军界自杀成风。日本陆海军少将以上军官自杀者达三十余人，大佐以下军官自杀者达数百人。在自杀的将官中，最为显赫的人物是最后一任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和杉山元元帅，还有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称‘战争三狂人’的东条英机。当东条英机用那把日本空军击毁美军B27重型轰炸机而从飞行员手中缴获的手枪自杀时，这把手枪与他开了一个浪漫的玩笑，子弹只是由左胸下方擦心脏边缘而过，而那位置恰恰是日本人剖腹入刀的位置。天皇在防空洞中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投降之后，阿南惟几感到大势已去，他整整五个夜晚都在灯前默默垂泪。拂晓时分，他穿着天皇赐予的衬衣，走出房间剖腹自杀。而杉山元与夫人则相邀在异地同一时刻自杀。自杀者标明着一个时代的过去。有些人只能属于一个时代。对于曾经狂热陷身战争的人来讲，与战争同时结束既作为时代又作为个人的历史是最为恰当的。我在东京湾看海，想象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无数战舰从此启航的情景，也想象着日俘遣返归来的颓败景象。没有一种刻骨的过失感，战后的日本不至于发展得这么快。许多游人步履轻盈地步入迪斯尼乐园寻找快乐和神秘去了。我这个被战争逐出乐园的老人只能把目光一次次地投向大海和天空，我望它们的日子是不会太多了。当我转向北海道，在飞雪萦绕的札幌街头徜徉的时候，满目的苍凉和温馨使我忧伤不已。我来到了最有和平气息的登别，在山脚下的温泉馆中洗温泉、赏雪、听北海道民歌，我的眼角常常会被泪水濡湿，我明白我是多么热爱生命，热爱和平。在登别，一个战争的幸存者听说我来自中国，便将他瘦骨嶙峋的手伸过来乞望我对他们曾犯下的罪行谅解。他用不甚流利的汉语告诉我，战后他回到了日本，在千叶的姑姑家住了一段日子，他的妹妹和母亲死于广岛事件，他们在老家广岛的房子已是一片废墟。后来他来到函馆，在一家渔业公司当捕捞员，每天随着捕捞船到海上谋生。三十二岁的时候，他娶妻生子。如今年事已高，妻子患子宫癌故去了，儿子在东京念大学，他便动用积蓄旅行，回首往事。我问他是否想去中国旅行，他垂下头低声说：‘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愿望，我想看看南京，我经常梦见南京。’我没有问他是否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对一个也许曾经双手沾满我们同胞的鲜血、而今又深怀愧意怀念南京的人来讲，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另一个叫做苦小牧的地方，当我坐在一家餐馆靠窗的位置望着苍茫海水边的自然保护区的候鸟的时候，另一个更沉默的老者向我走来。他叫山岸友和，三十年代曾到过长春、沈阳、哈尔滨，是作为前线记者采访战事新闻而来的。他消瘦肃然、面目沉静。我请他喝茶，那时谈话的氛围中正有一支叫不出名字的曲子悄然流淌，它使我们陷入对往事回顾的气氛中。山岸友和只说了一句‘战争太堕落了’，便久久抬不起头来。后来他凄凉地说，八月十五日投降之后，由于冈村宁次一道愚蠢的命令，国民党统治区外的日军仍然继续作战，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强大攻势，做徒劳的抵抗，致使数万日军作无谓伤亡。山岸友和说到此时痛哭失声：‘假使冈村宁次不下那道命令，我弟弟和许多人应该像我一样在祖国安度晚年，我弟弟热爱无线电专业，他死时才二十一岁。’就在这种时候，我积郁已久的泪水喷涌而出，我失声痛哭。我哭战争的胜利并不能拯救作为人的悲剧命运，我哭战争的阴影笼罩我们整整半个多世纪而阴魂不散，我哭好山好水的地方永远拒绝了本该享受它们的人。战争结束了，忧伤的曲子却经久不息。我终于在我要去的地方看到了庄严的废墟和肃穆的墓群。我和山岸友和走出餐馆，萧瑟的海风迎面吹来，远处传来天鹅寂寞的歌唱。山岸友和说，战后他弃文从医，做了大半辈子医生。他盛情邀请我去他在宿川的家中做客，我谢绝了。他驱车离开苫小牧，车速很快，全然不像是一个老人在驾车。那辆车极快地在我的视野中消逝。我望了望苫小牧的街景，然后朝海边走去。”
女仆已经是第三次把云字楼玫瑰油糕涨价的消息带给老妇人，老妇人已经懒于咒骂二十世纪了。女仆又把茶叶涨价的消息报告给她。老妇人沉着地问：
“还有什么东西涨了价？”
“香烟、火柴、毛巾、盐和菠菜。这些只是我知道的。不知道的——”女仆停了一下说，“菠菜只那么一小捆，你猜猜要多少钱？这些个小贩子，要发死了！”
老妇人摆摆手，示意女仆不要再啰嗦了。
女仆偏偏觉得听来的消息还未报告完：“你不出门的习惯真是太好了。前天夜里，一个女学生被人在街拐角的地方糟踏了。糟踏也就糟踏了吧，还杀人灭口。女学生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的，任谁也劝不住。融丰银行更是不幸，保险柜被人撬了，钱丢了好多，现在街上都是拿着电棍的警察。他们要是早些出来，我们的米哪至于没了呢？”
“这都是些什么人干的？”老妇人问。
“都猜着说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干的。男的烫发穿花衣，女的留短发吃香烟，现今的小青年什么也看不惯。”
“不珍惜和平生活的一代。”老妇人默默地说，“和平年代也教人堕落么？” 老妇人伤心地说，“二十世纪末了，该发生的都要发生了。”
金字塔形的白色乡间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远古时代的石器。精美明亮的陈列窗背后是生锈的箭矢、缺口的石斧以及斑驳不堪的衣衫。现代人衣冠楚楚地站在它们面前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面对久远的历史，给人更多的是沧桑感。另一些陈列窗里则有饰有花纹的瓦罐和雕刻精美的花瓶。历史总是与战争难舍难分。与金字塔形的白色历史博物馆相邻的是猩红色的军事博物馆，那里面陈列着自有人类以来大大小小的战争遗迹，弓箭盾牌、长矛号角、步枪大炮等等。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是人类对武器的制造达到登峰造极的一天。这一天，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试验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七月二十四日，杜鲁门在一次会议上走到斯大林面前，低声告诉他，美国已试验出一种战争中从未用过的大威力新式武器。然而杜鲁门的话并未引起斯大林多大的兴趣，这位大元帅没有弄清杜鲁门到底指的是什么，仅表示希望美国在对日作战中有效地使用它。斯大林大概难以预料仅用九秒钟这种新式武器就把广岛送入了地狱。广岛和长崎，这两个遭受原子弹灾难的城市，有许多幸存者在多雾的天气仍然忆起那场可怕的灾难。军事博物馆，最应该收藏的是广岛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