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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相对纯粹的技术。面容姣好的陈美在舞台上扭动着自己的身体，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她手中的小提琴的炫技，在快到密不透风的旋律里拉出每一个音符。观众关心的是，钢琴家的十个手指弹出一百个手指才够用的旋律，她是怎么忙活过来的？看看人家，多么厉害！
技术始终是艺术的有机成分，是为了表达特殊状态下的情感而存在的。至少我们以前是这样认为的。技术从艺术中的分离，以商业面目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那只是二十年间历史性的渐变。起初，我们都煞有介事地坐在中华剧场里，听原本不熟悉的交响乐，而且为鼓错了掌而懊恼。那时我们真是渴望在精神上和一个导师、一片净土和家园相遇。记得我买第一张CD《钟声》（THEBELLS）时，听得灵魂出窍。接着开始买很多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曲和钢琴协奏曲。恍惚间心中有一片原野，铅云低垂，人民、牛羊和大地融为一体，生存与苦难的主题如此感动灵魂。而在闲暇时，则看看《英雄本色》（周润发版）、《魔鬼司令》（斯瓦辛格版），看看长衣、墨镜、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江湖英雄。我第一次看见老斯的肌肉时大吃一惊，他一只手拎起一个匪徒的一只脚，使之悬在崖壁上，然后漫不经心地乱说一通，然后松手，让人叹为观止啊。
但随后又觉得我的欣赏跑题啦。于是我回来听克莱斯勒、德沃夏克、布鲁赫。史塔克演奏德沃夏克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时，让人落泪，正在遥远的故乡，正在被怀念——有这样心思的人都会哭泣。在那乡思里，定然也流过斯美塔那念念不忘的伏尔塔瓦河。而电影则看《走出非洲》或者《克莱默夫妇》、《与狼共舞》种种。
我们的主题就是这样两个，一个是社会性的，庄重严谨，建立在我们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上，那是我们通向世界的一扇门。一个是感官的，像枕边书，成龙、金庸、斯皮尔伯格以及《金瓶梅》等。生活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常态，那就是贝多芬不能进我们的卧房，而《本能》也不能在客厅里面播放。即使商业性力量再强大，这个规矩也不能破。
可后者是如此强大的潮流，对于严肃的事物构成了毁灭性的消解，它以技术全面而精美地迎合了感官需求，以至于，严肃的艺术渐渐成为一种象征，出现在祭坛之上。书柜的布局也有这样的象征：不能没有《鲁迅全集》、《红楼梦》或者《圣经》，尽管可以不看，把它们放在高处就行了。下面腾出地方都放上《心灵的鸡汤》之类。
那天，我在网上查我所尊敬的奥斯卡奖名单，一直心怀感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看看获奖的电影：《莫扎特》、《走出非洲》、《野战排》、《末代皇帝》、《雨人》、《与狼共舞》、《辛德勒名单》、《阿甘正传》、《英国病人》、《美丽心灵》等。尽管美国有那么多又恶心又好看的商业电影，但是始终没有得最佳影片奖，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美国人没有让感官电影获得这一荣誉。而《猎鹿人》、《野战排》居然还反思自己国家的侵略行为！《雨人》要在美国社会打开亲情，《辛德勒名单》描述人类史的悲剧，这些主题不可谓不沉重。可是，近几年来，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技术对这个奖项的侵袭。《泰坦尼克号》、《角斗士》、《拯救大兵瑞恩》一方面制作极其精致，贴近感官，一方面开始主题简单化、童话化——这就是技术占领艺术空间的体现。2003年获奖的《钢琴师》承接了《辛德勒名单》的主题，但强调的是事件的细节真实，这也倾向于感官。
2004年是奥斯卡精神资源油尽灯枯的一年，获奖的是《魔戒三》，那是正式向感官投降的标志，也是精神成为了技术本身的标志。至少在这一届里，生活已经远离了电影，正式成为一个游戏，制作的游戏和精神的游戏，最后成为童话。奥斯卡无非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投射。技术演进的过程，无非是人类群体精神消退的过程。这几乎使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全部的精神和现实问题——没有，当然没有，实际情况是，在巨大的现实面前，我们已经看见了梦想的可笑，也看见了改变现实这个想法的幼稚，甚至宣泄都成了可耻的标志。
人在2004年成熟了，不再需要精神的手杖。他们历尽种种精神沧桑，未免不是为了这个结果，这何尝不是自由一种，否则谁在推动这么大的浪潮？
人类生活中始终有一个群体，是个孤独的精神源流，他们坚持为人们掌灯，仿佛世界是一处无边无际的黑暗。马勒带我们走时，我们听见了生命的哀鸣，企求向上帝接近。听《科尔尼德莱》时，我们是在向上帝倾诉和忏悔。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关闭精神的窗口，因为世界只是一个比较大的露天广场。只要打开感官，就能找到乐子。所以，今天幸福的标准，不是个人精神探险，而是融身大众之中。
孤独者就是孤独者，我们已经看见了谜底，已经看清楚去路了。贝多芬、老柴等，不用再扮演夜莺了。现在，我是盗版CD与DVD市场的常客。开始时，老板问我：李斯特全集，要不，大哥？现在他问我：靠！枪战，老激烈了，咣咣地，要多少？
我们身处这样一个世界里，像一次错误的投胎，可谁又能说错呢？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7节 哈佛见闻录
《万科》周刊
吴晓波
2004年6月，我受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邀请，去做一次短期访问学者。在紧张而不无枯燥的学术交流之余，我倒更喜欢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瞧瞧那些不太为美国人发现的哈佛。于是，有了以下这些随笔。
当Carol嫁给Beth
Beth是哈佛肯尼迪学院MPA班的学生，她的台湾同学显国至今还记得第一堂课自我介绍时的情形。Beth一上台就声称自己是一个女同性恋，她来读MPA就是为了日后能够进入政府，为同性恋立法奋斗。然后，她指着坐在墙角后排的一位女生说，她就是我的妻子。
Beth的妻子叫Carol，一个特别喜欢笑的胖女生。6月6日，就在毕业前的四天，Carol和Beth宣布她们将举办婚礼。哈佛所在的麻省是目前美国惟一立法认可同性恋婚姻的州，而她们是哈佛大学建校以来第一对同性结婚的学生。那天，经显国的介绍，我被认可参与这场特殊的婚礼。
婚礼在一所学院的教堂旁举办。显国告诉我，35年前，哈佛是一个男女分校的大学，这里是当年的女子学院。特别爱瞎想的他喃喃地说，Carol和Beth选在这里结婚，是不是表明一种微妙的性别立场？
来参加观礼的有一百多人，很多人手中都拎着或抱着食品，大家嘻嘻哈哈的，看上去与其说像吃喜酒，倒不如说是来开一场PARTY。举办婚礼的地方是一个空荡的大房子，上百个人围成一圈，在屋子的中间，由四位女生举着四根竹子，一块大的丝巾绑在竹子的顶部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拱顶，Carol和Beth就站在丝巾下面。她们的一位同样也是同性恋的女同学头戴神父式的蓝格子小帽主持婚礼。她听上去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能够把每一项仪式都说成一个段子，逗得大家哈哈笑。
新人互致信词，她们的一些同学代表，来自印度、非洲、中国等国家的同学对她们一一进行了祝福。听上去，那些祝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每个人讲完，四周的掌声和笑声就格外地响。我想，在场的每个人看上去很轻松，其实也未必真如此。
举着竹杆的四个女生也是同性恋者，其中一位身材高挑的一直热泪盈眶，不时地擦着自己的眼睛。显国告诉我，Carol和Beth已经相恋12年，这次终于迈出了勇敢的一步，美国同性恋争取合法婚姻并不仅仅为了形式，在医疗保险等方面，这都有很多实质性的意义。比如根据美国法律，一对夫妻的医疗保险可以在任何一方的公司投保，因此很多家庭都在条件较好的一方投保，如果没有合法夫妻身份的同性恋家庭便不能享受到这项政策。
婚礼的最后，是Carol和Beth在结婚证书上签字，证书被贴在一块很大的纸板上，她们邀请的证婚人是肯尼迪学院的院长，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
我溜到人群的最前面给Carol和Beth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就站在人圈的最外面。波士顿六月的天格外地蓝，婚礼的屋子很大，四周都是玻璃，院子里的花香一阵阵地吹进来，从这个窗口吹进，又从那个窗口出来。
一大盘无核葡萄装在一只印有阿拉伯花纹的铜盘中，在与会的宾客中静悄悄地传递着，每个人都掰下几粒葡萄放进嘴里，这是当地对新人的一种祝福方式。一对女同性恋微笑地把它传到我手中，我摘下一粒，放进嘴里。葡萄很甜，可葡萄皮有点酸。
哈佛毕业观礼
关于哈佛学生将在毕业典礼的前夜用裸奔来庆祝的传闻，在最后一刻崩塌。据说，是因为前来观礼的家长实在太多了，本年度哈佛毕业生是创记录的6500人，而观礼的家长来了2万多，把一个小小的Cambridge市挤得满满的。
6月10日早上，天就开始下雨，举办典礼的哈佛广场从6点多起就人流湍动，到9点正式开始的时候，已经是遍地各色人等，满目缤纷雨伞了。当各院学生鱼贯进场的时候，他们手中拿着的东西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商学院学生理所当然拿的是一美元，肯尼迪政府学院拿的是地球仪，神学院拿的是一朵鲜花，公共卫生学院拿的是避孕套，法学院拿的是鳄鱼。据说他们以前拿的是公平仪，这些年才改成鳄鱼，说是这个世界公平已成，律师只需如鳄鱼般敏捷凶猛就行了。
哈佛的毕业礼，每年都弄得很隆重，这次请来的宾客中便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土耳其的总理，后者的女儿刚巧今年从商学院毕业。典礼分两部分组成，上午是全校学生集中在一起，由校长萨默斯主持，斯人曾任美国财政部长，据说自他出任哈佛校长之后，理财有当，致使校产大大增加，现已超过400亿美元，比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教育资源之和还要多。在全校集中之后，所有的毕业生便分散到各个学院各自活动。
我因在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便去观礼了本学院的活动。在肯尼迪广场上，一条红地毯已经铺好，学生的家人都站在两旁，当学生排队而入的时候，四周时时响起一阵阵的尖叫和掌声。鲜花处处，祝福四溅，一时间真让人感动于知识的荣耀。
学院的仪式很是庄重简洁，先是院长D。Ellwood讲话，然后由副院长唱名，每个学生上台领取自己的毕业证书，这无疑是最令人难忘的一刻。本届肯尼迪学院毕业生中有两位很特殊的人，一位是67岁的老先生，他的年龄竟比很多教授都还大，另一位是坐着轮椅、戴着呼吸器的女生，她读的是公共政策硕士，当他们上台领取毕业证书的时候，满场学生起立长时间鼓掌。
Ellwood在讲话中说，尽管肯尼迪学院以培养政治家为理想，可是对于每个学生来说，你们未来最大的理想将实现在家庭。我希望20年后，你们能再来哈佛，那时，你们的子女坐在你们现在的位置上，而你们坐在父母的位置上。
如果说这段话很让人动容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段话就有点酸溜溜的了。在现在哈佛的各学院中，商学院似乎最为显赫，在最新出版的毕业纪念报纸上，有人做出调查，23。2％的学生表示将从商，而从政的比例则只有8。3％。Ellwood院长在致辞中似乎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很有点酸葡萄地说，“我们隔壁的那个学院（谁都听得出他讲的是谁），他们手中拿的是美元，而我们的学生拿的却是心怀天下的地球仪，这就是肯尼迪学院的骄傲。”
恰巧，在肯尼迪学院观完礼后，我又溜到商学院去玩。学院的院长Clark正满脸笑容地与一个个学生拍照，有人便开玩笑地把Ellwood的话讲给了Clark听，他耸耸肩说，这就对了，我们的美元是效益，而他们手中的地球仪从来都是成本。
四周的人哈哈一笑，各怀心事，天高云淡地散去了。
萨默斯治校
我在哈佛的毕业典礼上远远地看到过一眼萨默斯，他个头不高，跟那次来参加典礼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站在一起矮半个头，可讲起话来的声音却比细声细气的安南要响很多。在这里，经常有人提起萨默斯。
萨默斯是哈佛自己培养出来的“神童”，他27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3年，年仅28岁的萨默斯就当上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在哈佛执教10年，他以研究“失业、资本税、储蓄行为及宏观经济”而著称。他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9年出任美国财政部长，2001年3月，在戈尔竞选失败之后，他被聘为哈佛360多年历史上的第27任校长。
萨默斯治校，据说有三招。
第一是广聚财源。他的前任鲁登斯坦校长已经是个敛财高手了，可萨默斯的手段好像更高，除了向大财团和富人募资之外——这是美国高校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与中国靠财政拨款大大地不同，他更是在资本市场上大展身手。萨默斯本来就是全球新经济的旗手级经济学家，在他的打理下，如今的哈佛投资基金在华尔街已经是一只举足轻重的大鳄了。
第二是狂抢教授。有了钱，萨默斯就大笔大笔地去买明星教授，近年来，MIT、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很多教授都被他挖了来，颇是引起了一些不满和非议，而很多政府的高官在下野之后也被招进哈佛，在肯尼迪学院里，就有退下来的美国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和联合国副秘书长。明星排排站，光芒自然来，学校的质量便油然地更上了一层楼。
第三是向平民倾斜。萨默斯出身世家，他的舅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可在治校上他却绝对地走的是反权贵路线。在就任演说中，他就宣称哈佛绝不应该是一所贵族学堂，而应该向更多的种族、国家开放，向平民子弟开放。近年来，哈佛的国际交流学生大量增加，这与萨默斯的力推是分不开的。近期，他甚至提出全免年收入在四万美元以下的贫寒家庭子弟的学费，使得这些人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深造。
到哈佛这些日子，我总是不可救药地拿它与我熟悉的中国高校相比。在这里，你看不到很新潮的建筑物，连高楼大厦都没有几幢，它的学生宿舍绝大多数没有空调器，如果单从气派、时尚和豪华来说，它跟目前中国的很多动辄上千亩的大学城相比简直就是“小巫比大巫”。但是，哈佛有35座图书馆，20多个博物馆，有世界级的教授学者，有肆无忌惮的学术气氛，这一些却好像不是一两年就能建造起来的。
美国人喜欢搞排行榜，哈佛已有的26任校长干得好不好，都会由后来者一一点评排行。我不知道萨默斯会排在第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靠归大堆和造高楼而能够名垂青史的概率大概非常非常的低。
让人头痛的郑和
今年夏天，在哈佛人文学术圈里最热门的中国名人是郑和。对，就是600年前的那个明朝太监。不久前，有一位哈佛学者发表论文，试图证明哥伦布到北美大陆的时候，确实看到过中国人，也就是说郑和比他要早到87年。
其实这种说法早在两年前就由一位英国业余历史学者提出过，不过这次哈佛学者给出了更为确凿的证据。明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后年则是哥伦布去世500周年，在这种关头一再出现中国人首先发现美洲大陆的声音，终于在全美学术圈溅起了一圈不小的涟漪。有很多人纷纷跳出来反驳这种论点的荒谬，并认为那些猜测不值一辩，因为“哥伦布看到过的中国人，毫无疑问是印地安土著”。那位哈佛学者自然不服气，说他还会拿出更有力的证据。大家都有点紧张，不知道他袖子里还有什么炸弹。
我一开始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太在意。郑和到没有到过美洲，都是老鼻子以前的事了，难不成中国就因此对北美大陆拥有主权，然后可以把它讨回来？
可是，告诉我这个事情的李若红博士却很严肃，她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如果郑和真的比哥伦布早到美国，并且真的有中国人在这里生活的话，那么美国文化起源就要重新写过了。美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血缘来自欧洲大陆，由此，他们建立了基督教的道德正统和文化渊源，可是如果加上一个郑和的话，所有的结论都要重新下过，所有的价值都会被重新评估，这个事情就闹大了。所以，李博士斩钉截铁地说，就算是那位学者千真万确地拿出了郑和到过北美大陆的证据，美国人也会梗着脖子不相信。
这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它让我们如此真实地看到了学术的另一面，那掩藏在种族、政治和文化立场背后的另一种价值观。
近来，美国最热闹的当然是大选，小布什的声势还是很盛，可是一些揭露布什家族的内幕电影和书籍也让他很是不好受。有一本书披露，小布什攻打伊拉克就是为了替老布什报仇，当年萨达姆对老布什恨之入骨，伊拉克国民大会的入门口地板上就是一幅老布什的大头照，谁要进会堂都要踩着他过去。这种“蔑父大仇”，当总统的儿子怎么咽得下恶气。还有一本书，则把布什父子与本·拉登的渊源说了个来龙去脉，其中一个细节是，“9·11”事件后全球禁航，但就是有一架飞机把本·拉登的几十个直系家属从欧洲运到了沙特阿拉伯。
天天在这些新闻中沉进浮出，一方面闹得人一头雾水，不知道真伪到底如何，可是另一方面却也油然地想起英国首相邱吉尔说过的那句大白话：在政治和国家问题上，永远只有利益，而没有朋友。前两天，哈佛商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谈到反倾销问题时也对我说，商业史一再证明，任何国际经济摩擦都无所谓是非，全部是利益在说话。选择性的聆听和有立场的真理，从来是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
话说到这里，似乎掀开了美国式正义的另一层面纱。让人悲哀的只是，就连郑和到没有到过北美这种纯学术的问题上，也会遭遇如此强大的文化认同阻力。不过替美国人想想也是，如果将来美国历史上写，第一个到这片土地的文明人是中国人，然后才是欧洲人，那么，大鼻子老师怎么接着往下讲呢？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