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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没有给万通带来什么麻烦，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企业变成了大人，学会了控制弹性和节奏。
希望万通未来能做到这三句话。如果做到了，也就成为盈利能力最强，最受同行尊敬，股东最满意的公司，这个境界应该说是一辈子的追求，未必是我能做到的。
五岁娶媳妇
大部分房地产公司的领导都会做项目，但不会做公司，做项目和做公司是两套功夫，就好比会打铁和会经营钢铁公司是两回事。我说过，五岁娶媳妇不是机遇，因为还没有能力，能力跟机会要匹配才能成事。美女从窗前过都瞎激动，但带回家去没法使。15岁生孩子不一定会当爹，生孩子只需要一分钟的冲动，组织家庭，承担责任却需要更多能力。25岁会当爹不一定能作教育家，当爹只教育一个孩子，能教育好所有孩子，还能办学的才是教育家。
企业家应该是这样的教育家，只要是房地产公司都能搞好才是企业家。王石管理的公司没有不赚钱的，这就是企业家。一般公司做三个项目，老板就没法睡觉了。万科这个公司已经发展成织物的形式，可以不断复制，万科做40多个项目，王石还能满世界“玩”——其实我不同意媒体说这是“玩”。王总和我在外面的时候，讨论的都是很宏观的问题。管理40多个项目的董事长，就应该关心全球的问题。如果他光知道门窗怎么钉，这个公司就死定了，和5岁娶媳妇一样，全乱了。一个董事长管理的资产规模越大，视野就应该越大。我和王石一起去过很多地方，讨论人类历史、企业历史、社会变迁，大的判断都是站在终点来看企业。董事长理性的原则是要成为一个教育家，建立制度——这是董事长最重要的产品，建立持续盈利的公司这样一个机器，而这样一个机器是通过一整套制度来建立的。
华盛顿创造了美国制度，200年来，美国的财富积累成为世界第一，GDP占全球将三分之一。中国200年前的GDP比美国高，那以后出了很多领袖，他们创造了很多伟大的传奇但没有创造财富，如今中国的GDP不到全球4％。我们的传奇比美国多，美国总统一届4年，还来不及传奇就下去了。而中国尝试一个主张，用了70年，社会成本巨大。
公司也一样，不能让大家为一个人的决策陪葬，公司应该少出领袖。创业者建立起持续创造财富的制度，然后应该淡化自己，用好的机制选拔人，用业绩淘汰人，这个公司就能进步——哪怕关于房地产的事儿一点都不懂，懂这两句话，就能行。
大和尚
小和尚怎么才能成为大和尚？要勤奋地念经，从一部经念到五部经，从门前扫地念到后堂，由看得见念到看不见，然后开始云游四方。云游的都是大和尚，小和尚就是打扫卫生。万科的董事长就是大和尚，云游、修庙——这不是“玩”，是研修，实地读书。
比如这次我们到北朝鲜，就能看到制度和财富创造的关系，我们还讨论到个人权力一定要受规则的制约。王石说到万科内部建立反对机制，万通也要有合理的反对机制。虽然我自己还是大股东代表，但正因如此，没有制约机制潜在的危险更大。在制约机制下，我提出任何建议都要先经过反对机制过一遍，然后再正常决策。
另外，还要把决策的责任放在天大的位置。不管企业多大多安稳，一项决策可能的破坏力都是巨大的。比如我们现在选择美国模式，必然使万通的财务弹性大，而土地储备少，在未来几年，决策带来的差距就会显现。但我们的选择是支付足够多的决策成本，以减少未来的执行成本和纠错成本。
中国人从来都是吝啬决策成本，而愿意支付大量的纠错成本，拨乱反正、治理整顿、调整……决策不花成本，都是一个领导者一个主意，没有制度制约，永远都是决策偏离轨道，总要解决遗留问题。我们200年来的制度选择太多样了，而西方在500年前选择过一次之后就没再选择，只一套，500年不变。所以500年前荷兰、西班牙牛气，400年前葡萄牙牛气，300年前是英国，200年前美国开始牛气，100年前日本兴起，50年前四小龙兴起，我们这20年来才开始牛气。从清末开始，我们试错了70年，才能得出一个结论，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是孙中山夭亡了，蒋介石跑了，毛主席去世了——都是自然规律，竟不能用和平的办法讨论清楚一个好办法，然后定下来不变。
我希望万通的未来也不要因为我死了才发生变化，应该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好的机制。还要实行任期制，该退就要退。后人说秦朝，其兴也忽，其亡也忽，快起快落，就是因为创始人能干，“咵”地起来，“咵”地弄死。德隆是一个例子，如果在它起来之后，迅速建立一个制度，有人能制止创始人的膨胀，可能就会好。
在公司里，我不追求绝对权力，希望在我能做事的时间里，把制度做好，把持续创造财富的机器做好。门窗是经理的事情，公司开发的项目门窗不好，这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间接关系，因为我建立的制度没有能把门窗做好。我只调整制度，不调整门窗，我创造优秀的制度，选出优秀的经理，让公司的经理们发自内心地把门窗搞好。
万科能迅速成长到今天，很大一个原因是上市以后迅速建立了一套制度，现在的万科是公司推动项目，而不是老板推动项目。国内很多房地产老板不想办公司，只想做项目，公司成为老板的附属，外人看不见公司，只看见老板。
由“平常心、前瞻性”引出来很多思考，最后还是归结到这六个字上面。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9节 象征大于一切
《万科》周刊
吴晓波
2003年度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最大的特点是：他们中一半以上与本年度中国财经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无关。“偶然性”和“象征性”成为了人物入选的最重要的标杆。
【丁磊】
一年前，如果有人对网易的丁磊说，他将成为中国首富，这位1971年出生的宁波青年一定不会相信，可是，在胡润的2003年中国百富榜上，他攀上了这座巅峰。在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之际，丁磊因为迟疑不决而使得手中的网易股票数度出手未果，谁知道，正是这一大把在三四年前几乎变成垃圾的股票让丁磊因祸得福，2003年6月以来，在“中国概念”的刺激下网易股价一路上扬，最高达70美元，这正应了洛克菲勒的那句话：发财真是要一点运气的。在成为首富后，丁磊的清醒和低调让人印象深刻，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张扬的前辈们似乎代沟分明。
【张庆伟】
肯定有很多人不知道张庆伟是谁，但他成为“年度大奖”的获得者却似乎是众望所归。在某种意义上，这位42岁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是代表一个久被淡忘的光荣群体而走上领奖台的。在2003年度，“神州五号”载人飞行无疑是共和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张庆伟说，“航天这个行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要么成功，要么就是失败。”这是人们在整个充满了表演、矫情和不知所措的颁奖晚会上听到的最血性、最有男人味的对话。
【温铁军】
吴敬链先生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温铁军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这虽然是一句过誉之词，却有着一份由衷的肯定。温铁军的入选纯粹是一个象征。“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胡鞍钢的这一观点如今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呼应，可是，它要真正成为国策制订的第一要义却还有待时日。以研究“三农问题”出名的温铁军此次站到聚光灯下，应是这一呼声的最直接的体现。温铁军还跟茅于轼先生一样，亲自弯下腰进入乡村从事实际的教育工作——在2003年，他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免费培养农民的“晏阳乡村建设学院”。在温铁军的身旁，我们看到另一些同时代人的身影：茅于轼、曹锦清、秦晖，而在他的前面，我们依稀看得到另一些已经遥远的身影：费孝通、梁漱溟、马若孟（美）……
【吴鹰】
在国有资本充分垄断的移动运营领域，居然能冲杀出“中国第七富豪”（胡润百富榜），吴鹰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异数，也因此，他一直行进在怀疑的眼光中。1997年当“小灵通”在浙江余杭开通第一个系统的时候，几乎所有电信行业中的专家都认为它是一个短命的过渡性产品，直到今天，是否应该限制小灵通的发展仍然是一个莫衷一是的话题。然而，小灵通最终成为中国电信在移动通信领域对抗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惟一王牌，在过去的几年里，尽管有关监管部门屡次下达禁止令，尽管小灵通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多次遭遇政策狙击，可是，吴鹰似乎总能在最后时刻化险为夷。2003年6月，他创办的UT斯达康公司被《商业2。0》评为全球高速成长企业的第一位。
【顾雏军】
每一年的中国财经圈都会惊爆出一些溅起满天风雨的争议人物，在2003年，便有杨斌、周正毅、艾克拉马、陈凯等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却不可能入围年度人物。关于顾雏军，在很多人看来，他当选经济人物应该是在去年，当时他以超低的价格收购科龙引发一场新闻大战。
43岁的顾雏军需要证明自己的东西很多：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一个高明的资本猎手吗？他有从事实业的耐心和能力吗？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顾雏军先后将科龙、容声、华宝、康拜恩、美菱等品牌纳入旗下，俨然成为中国家电业继张瑞敏、李东生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家电大王，他甚至宣称，“我要整合的不仅是冰箱行业，而是整个制冷产业链。”在一次采访中，顾雏军说自己的梦是“成为民企中的第三代企业家领袖”。显然，他的故事还在路上。
【黄发静】
即便是在浙江传媒界，黄发静都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他的当选在很多人看来都十分的意外。在2003年初爆发的那场温州打火机与欧盟之间的反倾销纠纷中，最活跃的企业家似乎应该是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的周大虎先生。至少在Google里，与周大虎有关的页面数为1140个，而与黄发静有关的则是696个，而且其中一半是报道他入围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新闻。
【苗圩】
正如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所言，“行业决定企业命运”，经济人物的表现往往与一个行业的兴衰密不可分。近年来，汽车行业的迅猛成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象征，在2002年的CCTV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中，一汽集团公司总经理竺延风入围，而在今年，另一家汽车巨头东风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苗圩——这位经常被读错名字的企业家，“圩”常常被读成“yu”，而其实应该读作“wei”——毫无意外地又以行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年度经济人物”名单中。而可以预见的是，在一年之后的下一个年度经济人物名单中，上汽公司的当家人绝对有可能赫然在榜。
【龙永图】
如果龙永图现在还是外经贸部副部长，他肯定不会出现在年度经济人物的候选名单上。与此可以类比的是，在本年度的中国财经世界中，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表现和影响力有目共睹，由中海油转任海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卫留成（他曾以中海油总裁身份入选2001年度的CCTV年度经济人物）引人瞩目，然而他们却无缘任何评选。在入选的消息公布后，有记者问目前身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先生，他希望颁奖晚会上由谁来为他颁奖时，他脱口而出的名字是：朱镕基。
【牛根生】
牛根生似乎是一个很有新闻细胞的企业家，在2003年，他领导的蒙牛总是跟各种各样的新闻联系在一起：蒙牛累计为非典捐款捐奶1200万元成为国内第一家捐款抗击“非典”的企业；10月，牛根生作为中国第一民营企业家参加泰国的APEC会议；2003年11月，蒙牛借力“神五”发射开拓市场；同月，蒙牛以3。1亿元成为2004年央视标王。
牛根生说，我做实业不作秀。这句话在很多人读来好像有点欲盖弥彰。不过，1999年才创办的蒙牛公司却似乎真的在创造奇迹：仅用四年时间便成为中国乳业领军人物，利乐包纯鲜牛奶销量名列全球第一；冰淇淋销量名列全国第二。
【唐运祥】
说起人保，全中国无人不知，但若说起唐运祥，知者几何？相对于此次评选中其他当选者的知名度而言，唐运祥头顶的“星环”要黯淡得多：如果你在Google中搜索一下他的名字，关于他的记录只比黄发静多一点！
唐能入选，更多代表了大型国企在过去几年改革的阶段成功——正是这位曾经当过县长的人保财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将一家54年历史的特大型国企推向了国际资本市场，使人保成为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的海外第一股，能做到这点，也实属不易。所以唐更加具有象征意义，就像他自己在颁奖晚会上说的：获奖是我的动力。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0节 德隆困局
《万科》周刊
彭涛
进入4月，一向不平静的中国证券市场再掀惊天波澜。有“天下第一庄”之称的新疆德隆集团旗下的三只股票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同时上演高台跳水。
2004年4月12日开盘不久，新疆屯河就直奔跌停板而去，全天在此附近徘徊，尾盘收9。87元，跌幅8。27％。湘火炬的走势与新疆屯河如出一辙，尾盘收报9。33元，跌幅达到7。07％。新疆屯河成交334万股，湘火炬成交440万股均创下近期的天量，呈现典型的放量急跌形态。
在此之前的三个多月中，新疆屯河的高点是在14。67元，湘火炬的高点出现在16。18元，新疆屯河的下跌幅度超过35％，湘火炬的下跌幅度超过40％。当天跌幅没有超过7％的合金股份盘中最低跌去5％，尾盘收回略挫1。24％报21。96元，但即便如此，距离去年11月底29。40元的高位也有25％以上的跌幅。
对许多市场观察者来说，这一天的到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事实上，德隆旗下“三驾马车”的股价，自去年底以来即步入缓慢但坚决的跌势，至今年5月初，每股帐面价值平均下挫30％至40％。雪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媒体铺天盖地负面报道而来的，是德隆信用的急速贬值。一个月内，德隆系掌控的上市公司蒸发了150亿元的市值，衰败的征兆笼罩着唐万新、唐万里兄弟及其伙伴们苦心经营了10年的金融产业帝国。
4月21日，徳隆集团董事局主席唐万里打破一贯低调的作风，面对媒体检讨此次危机。“刚开始暴跌的那一两天，我突然蒙了，好像一直良性运转的物体，突然离开了自己所掌控的视线。有点像断了线的风筝。”
“自从3月2日起，我们就出现了信贷危机，那一天是个分水岭。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之前德隆信贷危机还没有形成，但那一天有媒体说我们资金链断裂了，这个信息迅速被传开，银行也没说不给我们贷款了，但他们开始拖。拖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是看德隆到底有没有问题，二是看其他金融机构的动静。”
唐万里称，德隆系的资金压力并不在上市公司这个层面，而是主要体现在非上市公司体系内。德隆合并报表的公司总资产是240多亿元，净资产大约50亿至60亿元，而德隆相当一部分非上市公司还处于投入期，投资5亿多元的乳业今年才形成销售收入，钾盐产业也是投入好几个亿，未到收获期，还有一个投资比较大的农业种植业利润才几百万元。
据唐万里介绍，德隆集团合并报表总负债是130多亿元，总负债里很大一部分发生在下面的子公司里，所有公司都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所以这些负债由所属公司自己消化，用利润来冲抵财务成本。发生在德隆集团层面的负债大概有8亿元。按照这个说法，德隆的债务窟窿似乎并不大。
然而市场反应让人们更相信，德隆的债务已经远远高于其资产，即使按照唐万里的说法，变卖德隆资产也难以偿还债务，这是德隆面临的真正危机。
从德隆对外披露的信息看，与该公司进行战略合作的机构投资者大概有1000多个，有很多战略伙伴关系都发生在德隆的子公司内，德隆集团这个层面接触的并不多。最近，德隆的抛盘主要就是来自战略投资机构，而这些机构基本都与相关证券公司等方面签有三方协议。
问题也许就在这些“三方协议”之中。显然，德隆在融资安排上充分考虑了各个企业之间的“防火墙”，这确实是非常高明的资本运作手法。
但就像一位金融专家指出的那样，国内商业银行有时只看企业贷款手续是否合规，而对企业的风险视而不见，这就是国内银行业的道德风险。
从长期的观察来看，1992年便涉足中国证券市场、成长至今的“德隆系”在资本市场上具备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在产业领域，徳隆斥巨资收购了数百家公司，所涉行业涵括番茄酱、水泥、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种子、矿业不等；在金融领域，北方证券、泰阳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金新信托、厦门联合信托等一一被德隆纳入囊中。这个颇为庞杂的组合是一项项成功的资本运作的结果。
德隆曾声称，其目标是成为依托资本市场整合中国传统产业的“国际化战略投资公司”。一手做产业整合，一手做资产证券化，创造金融产品，卖给投资者，这便是所谓的“德隆模式”的真正核心。
这条路径在理论上看起来很美，但在中国现实的商业环境下却更像虚幻的梦。国内不仅没有成熟开放的资本市场以释放并购形成的种种风险，也没有足够的市场资源支撑企业并购后的发展。
外界很快发现，德隆对产业的整合远没有在资本市场上运作成功。在投入巨大的资金之后，产业整合并没有产生德隆所许诺的那种点石成金的效果。足够的现金流回报并没有出现。主营番茄酱的新疆屯河近年来的利润则始终在5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来回波动；主营电动工具的合金投资自2000年以后的业绩从来没有恢复到德隆入主之初的水平；湘火炬的利润有一定增长，但业内有所存疑，其他未计入上市公司中的产业详情无法尽知，但据有关商业银行方面的调查表明，情况并不乐观。
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