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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成员中心的妇女站在被践踏的庄稼地边。玉米、土豆、甘蔗、大豆都被踏倒了，拔了出来，剥了下来。
她们面前的是一群贫民窟的人。男人手拿火把和收割工具。女人的康加里盛满了偷来的食物。孩子的篮子和布袋里装满了掉落的豆子和掰碎的玉米。他们毫无羞耻地面对我们。在踏平的铁丝网外，更多的一群人等在市场前；这群鬣狗，如果暴民赢了，他们会冲进来加入抢劫，如果暴民输了，他们就会鬼鬼祟祟地溜回家。他们的数量比女人多。
二十比一。但我很镇定，我手里有枪。
“滚出这里。”我对他们怒吼着，“这里不是你们的地方。”
“也不是你们的。”领头的人说，他瘦得像具骷髅，光着脚，穿着一条破牛仔裤和一件破烂的肥料公司的T恤。他左手举着一盏罐头做的油灯，右手拿着弯刀。“它是从恰卡那借来的。恰卡会拿回去的。没人能拥有它。在它全部被夺走以前我们要拿我们能拿的。”
“去向联合国说去。”我叫道。
领头的摇摇头。人群又向前走了几步。妇女们忿懑地嘟哝着，紧紧地抓着锄头。
“联合国？你没听说吗？他们正在减少救济的努力。我们被留给了仁慈的恰卡。”
“这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种植它。我们需要它。离开我们的土地！”
“你是谁？”领头的讥笑着说。人群举着镰刀继续前进。
笑声激起了我身体里的黑暗面——这点布若泽·德斯特早就看出来了。它使我变得像战士一样好斗。愤怒和力量充斥着我的大脑，我拔出了枪，把它举过头顶。砰、砰、砰，枪声刺破暗夜。其后是比枪声更加让人震惊的寂静。
“怎么？这个孩子有把枪。”那个饥饿的男人说。
“这个孩子也会开枪。你会是第一个死的。”我说。
“也许。”领头的说，“但你只有三发子弹了。我们有三百双手。”
贫民继续前进，妈妈把我拉到一边。
他们在收割我们的玉米和甘蔗，一把把弯刀映射出黄色的火光。他们后面紧跟着妇女和孩子，在捡拾、筛滤、收集漏下的粮食。三百双手像蝗虫一样啃噬了我们的庄稼。
枪突然像杠铃一样沉重起来，迫使我放下了手臂。我记得自己因为挫折和羞愧而哭了。他们人太多了。我的力量、我的决心、我的武器根本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盲目的勇敢、自负和虚伪的炫耀。
到了早上，田里一片狼藉，到处散乱着茎、秆和扯碎的叶子。没有一个可以吃的果实留下来。早晨，我等在在乔古路边，竖起大拇指要拦一辆马他图，我背着的运动背包里是我全部的财产。我又要开始做个难民了。那场争执是短暂的，无声的。
“这是什么？”母亲没有碰那支枪，她只是用手指着床上的枪质问我。
父亲对此甚至连看也没看。他弓着背坐在一张又深又旧的扶手椅上，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膝盖。
“你从哪弄来这种东西？”
我身体里的黑暗力量仍然很强大。在面对一群暴民时它失败了，但用来对付父母是绰绰有余了。
“从一个谢里夫那儿。”我说，“你们知道谢里夫是谁吗？他是个大人物。在他那儿我把恰卡的孢子藏在身体里，再把它们卖给美国人、欧洲人，任何愿意买的人。”
“不许这样跟我们说话！”
“为什么我不能？除了坐在这等待事情发生，你又做了些什么？我来告诉你惟一会发生的事：恰卡会到来，毁灭一切。至少我已经为这个家尽了自己的义务！至少我没让全家都被赶进下水道！至少我们不用去偷别人的食物！”
“污浊的钱！肮脏的钱，罪恶的钱！”
“当初给你钱时你可是很高兴的。”
“如果我们知道……”
“你问过吗？”
“你应该告诉我们。”
母亲无言以对。她再次指了指枪，仿佛它是所有堕落的证明。
“你用过它吗？”
“没有。”我回答，等着她骂我是个说谎者。
“今晚你不是要用它吗？”
“是的。”我说，“我会用的，只要我认为它能起作用。”
“你到底是怎么了？”母亲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
“你们什么也没做。”我说，“这正是问题所在。你们放弃了。你和他一样只会呆坐在那里。”父亲始终没说一个字。“你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上帝是不会来帮你们的。如果上帝能，他会派来恰卡吗？上帝已经让你们成了乞丐了。”
这时父亲从他的椅子里站起来。
“离开这个房子。”他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我注视着他，“带上你的东西。走吧。现在就离开。你不再是这个家里的一员。以后也不要再回到这来。”
因此我带上装了我东西的包，把枪放在裤子里，钱放在鞋子里，走出了家门。
我觉察到了从每个房间，每个帐篷，每个小棚屋里投射来的目光，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基督徒也会拥有贫民窟的那种眼神。
布若泽·德斯特把俱乐部后面的一个房间给我住。我猜他也许想借这个机会和我上床。
这里气味恶浊，晚上又喧闹不堪，我还经常不得不离开房间给做生意的妓女腾地方，但它毕竟是我的家，我相信自己是自由快乐的。但布若泽·德斯特的话像施在我身上的诅咒，就像有些人只要看上别人一眼就能让人遭殃，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有安宁。
你什么也没做——我已经控诉了我的父母的什么都不做，但我都做了什么？等恰卡来了我能做什么？
几个月过去了，恰卡的边缘到了穆兰加，到了噶尼亚瀑布，到了锡卡，布若泽·德斯特的诅咒依然控制着我。
我看到政府在卡车和汽车的护卫下离开内罗毕前往蒙巴萨。在海尔塞拉西大道的咖啡店——我总是在那给我的信使买早餐咖啡——我看见长长的车队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全部通过。
一群捣乱分子乘着武装巴士在大街上乱窜，像放烟火似的放着曳光弹，直到联合国的重型军用运输车来驱赶他们。
我蹲伏在路边的沟里躲避正在为抢劫油箱而进行的激烈交战。之后我爬起来去了莫伊电信塔的观察站，看见战斗的浓烟在郊区燃起，在远处映衬着火光的薄雾边缘，在南面和北面，除了斑驳的暗褐色地面和贫民区飞扬的尘土外，就是恰卡的奇形怪状的颜色。
我看到报纸宣布2013年，7月18日，两个恰卡的边缘将相遇，内罗毕将不复存在。哪里是安全的？冥冥之中我似乎听见德斯特的声音。你打算做什么？
面对一个人死亡的最后时刻还算是容易的。一口气吐出再没有吸进。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变凉继而凝结。最后的意识在大脑中渐渐淡去。但如果是在死亡刚开始时就没那么容易了。不是吗，比如，当身体进入最终的衰竭？当第一个细胞变黑成了癌？当我们把自己的DNA传给人类新的一代，我们自己的基因变成多余？当我们出生时？一个公务员告诉过我，在他们填好你的出生证明时，他们也准备了你的死亡证明。
内罗毕的死亡也是一样的。全世界通过间谍卫星和摄像飞船看到了它死亡的整个过程。作为一个城市，要确定它终结开始的时间更加不容易。有人说是从联合国撤出内罗毕，整座城市不设防开始。有人说是在恩巴卡西的电力工厂关闭，输送到海岸的燃料和电力被切断时。有人说是在第一个孵化塔出现在西地的大街上时；电视新闻的画面上六角形的恰卡苔藓缓慢淹没了“欢迎到内罗毕”的路牌。对我而言，它是从我和布若泽·德斯特在楼上俱乐部后面的房间睡觉开始。
我告诉他我是处女。
“我总是把你当成一个基督教孩子。”他说。虽然我的童贞使他兴奋，但他从没有试图强迫或无礼地侵犯我。
当时我很紧张，口干舌燥，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只是假装很享受它。事实是我根本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我干吗要做这事？似乎这样才能证明我已经是个很出色的年轻罪犯，只有这样才能把我的生活和我的城市联系起来。
虽然他很温柔体贴，但我们再没有睡在一起。
内罗毕的最后几个月是艰难的时光。有时候日子是那么难熬，我们只能靠回忆一些美好的、光明的事情来度过。我试着诚实坦然地面对最后的时间。
现在我十八岁，自我离开乔古路已经有一年了，我再没看见我的父母和小蛋。我承认自己很骄傲，抱怨父母，也腮陡害怕，但没有一天我不惦记他们，心中充满了对亏欠他们的内疚。
第九章
恰卡自两面进攻：一个从南面推进；一个从北面突袭穿过曾经富饶的西部郊区和格罗夫花园区。肯尼亚军队在那防御，向被称之为“长城”的植物壁垒发射迫击炮，用炮轰来攻击孵化塔。但这就像是在向大海扔石头一样毫无效果。
在南边，联合国把国际机场以各种价格开放。在他们之间，街头的武装分子像街上的野狗似的互相厮打。同盟形成又在同一天瓦解。邻居反目为仇，兄弟互相残杀。内罗毕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散布着子弹壳和烧毁的武装巴士残骸。坐落在莫伊大街上的橱窗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没有一家商店能在洗劫中幸免于难。在所有这些之间还有一千二百万居民和民防队。
我们也结成了自己的联盟——民防队。我们和莫穆比达成默契，他们刚和哈兰血腥地结束了协议；哈兰是谢里夫巨头之一，他们和黑狮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黑狮想在恰卡走后成为新秩序的主宰。愚蠢、自负的索卡小子已经在一夜之间被炬目东狮分队一扫而光。改装的小巴士和足球队队服根本打不过俄国产的装甲运兵车和光散射战斗服。德斯特的联合也是不稳定的：民防队很有钱也很有影响，但没什么力量。除了我们那上个世纪中叶研制出的AK一47步枪和酷酷的街头制服——在最后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有一套制服，我们什么也没有，甚至连索卡小子也能打败我们。我们是罪犯，不是斗士。
北边的里穆鲁、提贾尼、基亚布。南边的阿锡河、马塔西亚、恩巴卡西。这里恰卡吞了一所房子，那里恰卡吞了一所学校、半个教堂、四分之一的街道。每天50米。不会更快，也不会更慢。
当东非保卫军的司令部宣布恰卡的边界到了恩加拉，我开始转移。我穿着德斯特女郎的制服——聚氯乙烯材料做的斑马条纹的长外衣，它正好遮住了我的热裤。
我乘了辆出租车去美国大使馆。司机从河边绕道而行。
“‘滑翔机’落在了里穆鲁路上。”司机解释说。
“滑翔机”的样子吓了我一跳，它们像是从孵化塔上飞出的一些巨大的塑料蝙蝠，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伸展翅膀越过城市上空撒下恰卡的孢子。在我看来那些就是黑暗的死亡之翼——我的脑海里还保留着很多旧约全书里的想像。
军队打掉了附在塔上的一些，直升机在空中又打掉了几个，但仍有不少已经把孢子撒下来了。
内罗毕正在从内部被吞噬。
河边曾经是个富人区。但现在一辆坦克颠倒着泡在一个游泳池里，一座网球场上散布着激战中的死掉的人的肿胀尸体。迷彩的恰卡悄然而至，树丛外我看到了扇形的淡紫色珊瑚礁。
我让司机等在大使馆外面。使馆的空地上挤满了卡车。一队队士兵和工作人员拎着板条箱和机器上了这些卡车。那个黑人海军陆战队员已经认识我了。
“你们要走了吗？”我问。
“是的，女士。”水兵回答。
我把自己的枪交给他。他点点头让我进去。
人群在走廊上推推搡搡，穿梭着搬运成堆的纸张和印有“美国政府所有”字样的盒子。到处都能听到碎纸机的声音。
我找到了要找的办公室。那个叫纳特森的刺头男人正在往他的桌子上垒纸箱。
“我们今天不做生意。”
“我来这不是为了交易。”我说。我告诉了他我来这儿的目的。他看着我，那表情像是我告诉了他世界是由毛线构成的，或是恰卡已经倒退回去了。因此我在他的桌子上理出一块空地，把我带来的照片摊在上面。
“请你告诉我，因为我不明白这些有趣的东西。”我说，“是不是因为他们太年轻了，所以你不能把男孩和女孩区分开来？这也太亲密了吧？”
“混蛋。你不会把它们公开的。”
“已经公开了。如果我每周没有向使馆人事处网站发送一个密码的话，这些资料就会自动下载。”
假使纳特森手里有枪的话，他一定会立刻向我开枪的。
“我根本就不该信任一个拿肉体和外国人做交易的女人。”
“我们都在出卖自己，纳特森先生。你说怎么办？”
“等在这儿。要想离开这个国家你需要植入芯片。”他迅速走出了房间，我待在办公室里研究起墙上挂着的总统像。我对这些具有总统特质的脸部特征很熟悉——也许是因为办公环境的影响——我认为总统的长相都差不多。
这时候纳特森拿着个像大号皮下注射器一样的金属塑料制的装置回来了。
“姓名，地址，社会保障号。”
我把这些给了他。
他轻按了注射器一边的几个微小开关，然后他抓住我的手腕，把针头扎进我的前臂。一声滴答声响起，我感到一阵尖锐的疼痛但没叫出声。
“祝贺你，你现在是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员了。我希望这针他妈的够疼。”
“确实很疼。”血顺着手腕淌下来，“我还需要三个。这是名字。”
除了纳特森和赤身裸体的孩子在床上不堪入目的照片外，我拿出了家人的照片。纳特森把芯片注射枪扔给了我。
“这个。拿去吧。给你这该死的东西。他们不会注意到少了一支的。它使用起来很方便，只要拨一下这个和那个。”
我抄起照片连同芯片注射枪一起放进了口袋。我穿过走廊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踏着满地纸张走到外面的亮光下，我感到皮肤下的芯片在颤动。
回到俱乐部我把金子付给司机——金子和可卡因是现在惟一接受的硬通货。几个月之前我就把所有肯尼亚先令换成了克留格尔兰特①——现在的汇率不太好。
【①克留格尔兰特：南非的货币单位。】
我慢慢走上俱乐部楼梯，进入了……屠杀现场。
昏暗的房间里到处是弹壳。吧台上散落着打碎的玻璃酒瓶，浓郁的酒气溢了出来。桌子四分五裂地倒在地上。椅子也翻倒在地，砸得粉碎。尸体七倒八歪地躺在碎片中，俱乐部的男人们难看地摊着四肢横在地上。地毯上浸透了黏稠的鲜血。苍蝇在尸首上嗡嗡乱飞。我看见了德斯特女郎——我的姐妹们——散乱地躺在地板上，头发、皮肤和条纹制服浸满了鲜血。我在这些尸体间游移，这情景让我想到了在高地平原上的斑马，被狮子袭击，四肢、肌肉、皮肤被撕开。血的腥臭是种可怕的东西——你没法把它从身上去掉。
我看见布若泽·德斯特背靠着舞台，他的头被打烂了。
我们的联盟终结了。
突然有一个声响，我转过身，拔出了枪。我看着手里的枪一躺在地上的这些人手里也握着枪，可他们都成了死人。我害怕了。我迅即跑出了俱乐部，冲下楼梯奔到大街上。
我像疯了一样，手里举着枪，朝着街上的人尖叫，敞开的外衣随着我的奔跑飘向身后。我竭尽全力地飞奔。
我跑向家，跑向乔古路，跑向我丢在那儿的亲人。没什么能阻止我，没什么敢阻止我，我手里还握着枪。
我要回家，我要摆脱这些疯狂。我要告诉家人——联合国要为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带我们飞离这里。我们要飞到不需要枪，不需要难民营，不需要救济的地方，飞到能再次找回自我的地方。
我就这么穿着我的外衣和笨重的靴子一路跑着，路过废弃的乡村巴士终点站边的棚屋，绕过兰德海路上的金属路障，穿过垃圾场，跨过了卢萨卡路——那儿有两辆公共汽车在燃烧。我跑到了乔古路。
有人堵在路上——许多许多人；有汽车——白色的联合国汽车；还有士兵——很多士兵。我看不到教会成员中心。我冲进人群，用枪托朝他们击打，推开挡我路的人。
“别挡我的路，我要回家！”
有人用手抓住了我，一个肯尼亚士兵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拽开。
“你不能进去。”
“我的家人住在这里，在教会成员中心，我需要见他们。”
“任何人不得人内。这里没有教会成员中心了。”
“你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
“一个‘滑翔机’落下来了。”
我挣脱开他的手，奋力穿过人群一直走到士兵组成的警戒线。一排悍马越野车和装甲人员运输车沿着路一字排开100米。在它们后面100码处就是感染外星生物的地方。
“滑翔机”冲进了住宿大楼。我仍能够在灰泥墙上蔓延的菌团和海绵的外壳里看出蝙蝠翅膀的大致形状。
恰卡珊瑚礁的骨架已经顶开了教学大厅的锡皮屋顶，小棚屋成了一摊正在融化的塑料和在褐色烂泥里膨胀起的半透明泡泡。那烂泥碰到哪儿，哪儿就有新的泡泡长出。
礼拜堂已经在一个网状的红色脉络下消失了。就连乔古路上也长满了黄色的花和蓝色的桶状物质。恰卡六角形苔藓的触角正向路边房屋伸展。就在这时，中心外的一株荆棘树坍塌消失，腾起一股银色的微小粒子进了下水道。
“人都在哪儿？”我问一个士兵。
“接受净化。”他说。
“可我的家人还在那里！”我朝他尖叫。
他转过了头。
我朝人群叫嚷。我大声喊着爸爸的名字、妈妈的名字、小蛋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想找到他们。
太多的人，太多的脸。士兵都在看我。他们正在用电台报告，我打扰了他们。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逮捕我。更可能的是，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僻静处，朝我的后脑勺来一枪。太多的人，太多的脸。
我放下枪，伏下身在人群的腿间穿行。
净化，一个联合国用语，联合国东非总部可能已经得到了被污染的记录，去那儿也许能得到家人的消息。
奇罗莫路。我需要交通工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