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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子孙 作者:张贤亮-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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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造联”夺了县委的权,“红革造”又夺了“革造联”的权。“红革造”台前虽也是一帮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而背后摇羽毛扇的却是原来的县委书记王一虎。王一虎从他躲藏的老乡家跑出来,运筹帷幄,第一件事是抓两个人:一个当然是吴尚荣,另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竟是他的搭档尤小舟。 
  尤小舟又被抓了进去,这给了他一个极大的刺激,他早先也闻风到正副书记一上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可是想炸脑袋也想不到王一虎会使出这样的梨花枪:刚掌了权,就趁《红旗》杂志发表《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之机,给尤小舟戴上个“彭德怀分子”的帽子。 
  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吴尚荣是个坏熊,王一虎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在县委大院里摩拳擦掌,想回去把“农民赤卫队”再召集来干一场,而好心的政治干事跑来悄悄地告诉他,抓尤小舟的命令盖的可是省上的大印,因为北京批来了他给中央的一封信。你反对么?那就是反革命;你不同意么?那就是反党。“就尤小舟自己,不也是乖乖地坐上吉普车走了么?” 
  不是恐惧,而是失望;不是畏缩,而是气沮;不是惊吓,而是愤懣,他刚刚被王一虎扶上副县太爷的位子上,就扔下印把子跑回了老家。 
  “熊!”王一虎也是西北人,唾沫横飞地在“红革造”那帮头头面前骂了他一顿,“驴毛擀不了毡,野人当不了官;狗肉不上席面。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县上的通讯员三天两头登登登跑到魏家桥来请他起驾回衙——虽说是块“狗肉”,但县革命政权缺了这个著名的贫下中农代表,的确不成“席”。他先是托病耍赖,后来越想越憋气,突然大发脾气: 
  “咋的?还想把他爹我也扣个‘彭德怀分子’,送进省上的大狱呀?休想!回去!跟你们那个王一‘兔’说,他爹我就是彭德怀!看他能把我咋的!哼哼,七品芝麻官,跟我一样,没一点文化水水子,我眼睛夹都不夹他!” 
  小通讯员怏怏地跑回去后,县上又传出了小道消息——而那时小道消息总比大道消息准确,说王一虎和“红革造”那帮人又要把他揪到县上去批斗。 
  鸡也飞了,蛋也打了。那边反戈击了“革造联”,这边又得罪了“红革造”。眼看水稻要分蘖了,急需县上拨的专用化肥。而这次,该“红革造”给他小鞋穿了。 
  “唉,革造革造,都他妈是虼蚤!”他懊丧地在大队办公室里转圈圈。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你尊敬的人,却总没有机会或是没有勇气去亲近他,你不尊敬的人,倒像和你结下了不解之缘,处处离不了他。他跟尤小舟与贺立德的关系,就是这样。 
  正在他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背黑人造革背包,穿一身绿军服的青年人来到魏家桥。 
  “您是魏天贵同志吧?”年轻人矜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打量名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他。 
  “唔。”他刚从水稻田里回来,带着两脚泥水,阴沉地瞥了来人一眼:这年月,年轻人都像下大神似的,中了邪气,这尕娃穿一身军装,可细皮白肉的,说起话来咬文嚼字,哪有一点军人的威武气派。他打心眼里觉得别扭。“找我干啥?” 
  “您认识贺立德同志签名的笔迹吗?”年轻人从办公桌对面把脸凑近他,用一副电影里常见的特务接头时的诡谲神态问。 
  他警觉地盯着年轻人,伸出手去: 
  “拿来。” 
  年轻人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条,展开递到他面前,纸条只有二指宽,看来是准备随时吞进肚子里的。 
  他蹙着眉,一只眼睛瞪着纸条——其实他根本认不清是否贺立德的笔迹,另一只眼睛在窥视年轻人的神色——他不得不防王一虎使计:把他骗到县上,然后一把抓起来。直到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贺立德派来的,才抬起头: 
  “说吧,啥事?” 
  “咦,”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指着纸条,“这上面不是写着吗?” 
  “我问你有啥事你就说啥事。”年轻人敢怒而不敢言地吮了吮嘴唇:“贺立德同志请您马上进一趟城。” 
  “好。”他霍地推开太师椅,把胳膊塞进袖管。“现在就走。” 
  “嗳……贺书记说‘马上’也不是现在。”年轻人不再矜持了,慌忙站起来,抖抖沾满尘土的军装,哭笑不得,“你看,这,我刚从班车上下来,再说,现在回城的班车也没了。” 
  “走着去!”他手一劈,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走,到县城刚好天黑,明天早上就到省城了。实话告诉你,白天我不能在县城露面。” 
  一晚上,细皮白肉的小尕子带着一身黄尘,背着盥洗用具跟他跑了近一百里路,把革命意志和革命干劲消磨殆尽。清晨进了省城,到一家早点铺吃了两碗酿皮,又领着他穿大街走小巷,才在一个很僻静的胡同里找到这地方。 
  这就是他今天去的住宅。但那时破旧得很,门口是垃圾站,正在烧大字报的废纸,烟雾缭绕,谁也想不到这里藏着龙、卧着虎。 
  “啊哈,老伙计,来来来!” 
  刚见面的一瞬间,贺立德首先给了他这样一个印象:八个月不见,这个人变了,变得平易近人而又机敏世故了——这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进了屋,贺立德亲热地攥着他的胳膊,把他轻轻地推到两个四十多岁的干部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面前。“这就是我说的魏天贵。老实说,魏家桥大队是他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独立王国——哈,你别介意,我可不是说你们那儿是‘北京市委’。玩笑,玩笑!——他那儿风景好,交通也便利,最主要的是绝对保险!” 
  两个神情疲惫的干部坐在条凳上,带着勉强的微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好像在估计他的保险系数。那个坐在床上的妇女却很活跃,手软软地一挥,又拃开中指,指着贺立德用外省口音笑道: 
  “听你前几天跟我说,我还以为他是个木头木脑的老农民哩,这不明明是个《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嘛!” 
  “你看你,卫青,我什么时候说他是老农民啦?”贺立德穿一身整齐的蓝制服,脸刮得光光的,显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和八个月前在厕所里时判若两人,笑盈盈地说,“我再老实跟你们说,他早就看出了‘革造联’那批人是纯粹的反革命。老实说,他比我们认识得都早。真是毛主席说得对:‘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那时候,这房子里的陈设也很简陋,好像是属于这位叫“卫青”的女人的。她端来茶,又从隔壁房里拿来一把脱了榫的椅子。在寒暄之间,他敏感地觉察到,这四个人一大早聚集在这屋里要办的头等大事就是等待他到来。他们等待他,他们欢迎他,这就说明他们需要他。他把大脑计算机开动一下,计算出他们相互需要的程度,大约还是一比一平。于是不卑不亢地对几个人笑笑,坐在说他是打虎英雄的妇女旁边。 
  “这样吧,”贺立德仍然站着,看了看表,“时间不多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别的事。我这就给你交代一下任务。你呢,今后不要公开参加任何活动,要隐蔽起来。你在魏家桥大队收拾出几间比较好的房子,专门接待我这儿给你送去的人。你要让他们吃好、住好——钱由省上‘红革造’出。最最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安全,必要的时候可以往河东转移,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到那帮牛鬼蛇神手里。懂不懂?” 
  四个人一齐紧张地望着他。他也挨个儿地看看他们的面孔,寻思了一下,微微点点头。 
  “好!”贺立德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老实说,我这里给你送去的全是省地机关的领导,你可千万不要露出一点口风。当然,我知道,你是个谨慎人,才把这么重大的事情交给你。你要做好精神准备,这场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我呢,也给你派去一个联络员,帮助你接待这些被揪斗的领导同志……” 
  “谁?”他讨厌那个拖了他一晚上,现在在隔壁打鼾的鼻涕虫,不由得打断贺立德滔滔不绝的部署。 
  “喏,”贺立德笑着指指那个妇女,“刘卫青同志,原来叫刘玉青,商业局的干部,我们勇敢的女闯将。” 
  “刘卫青同志”仿佛要扑打贺立德似的,手抬起来朝空中一挥,又掉过头对他嫣然一笑。 
  “唔。”他也向刘卫青点点头,表示满意。“可……县上‘红革造’那边……” 
  “哦,哦,”贺立德以不屑一提的表情晃晃脑袋,“那方面你不必担心。我知道,你和老王之间有点误会,老实说,他跟你一样,也是个大老粗,可还是个好同志。你别在意。我们谈完以后,我给老王挂个长途。从此你不要在乎县上那帮人,以前怎么样今后还怎么样。不过,”说到这里,贺立德好像有点难于启齿,“你……舍不舍得那顶乌纱帽呢?老实说,你在县上挂个名,我总觉得还是太显眼。” 
  烂羊皮也能换麻糖!他立刻佯装出一副恋栈的表情,“啧、啧”地咂着嘴。 
  “啧,这,贺书记,你看……” 
  “别叫我‘贺书记’。”贺立德感情真挚地拍拍他的肩膀,“以后,就像那天那样,叫我‘老贺’,老实说,那天,我永远也忘不了——真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呀!”接着,又安慰他说,“我看,那个虚名就算了吧,好不好?以后,在别的方面多照顾照顾你们魏家桥,不是一样的么?” 
  为了加重他那张“烂羊皮”的砝码,他低下头半天不吱声,急得旁边四个人面面相觑。直到他觉着火候到了,才好像很委屈似地点点头。 
  当天下午,他赶回魏家桥,回来,可是堂堂正正坐的班车。刘卫青亲自送他到车站,给他买了票,又从窗口里递进来两个苹果,说是怕他路上渴。 
  在县城下了班车,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县委大院,找到挂着“生产指挥部”牌子的办公室。主管人员一看他进来了,还没等他张嘴,就从抽屉里拿出已经签好的提货单。他一看,拨的化肥要叫他愁仓库都装不下。王一虎大概反而觉得不好意思,没有跟他照面。 
  他按贺立德的要求,指挥社员收拾出三间像样的房子。两天以后,刘卫青就领着第一批领导干部来避难了。为了更严格地保密,来客的姓名职务都没有告诉他。不过,尽管这些人气色晦暗,惊悸不安,还是可以从他们的举止步态上看出都是些坐小卧卧车的人物,有的还很面熟,可能是过去在主席台上见过的。 
  刘卫青——刘玉青虽然已经不年轻了,但一对大眼睛还很活泼伶俐,老是露出明亮的牙齿吃吃地笑。栗黑色的头发学红卫兵的模样扎成两个小羊角辫;穿的绿军装显然经过自己精心剪裁,绷在丰满的身体上。 
  “你别看现在造反闹得欢,能反得了共产党的天下?”她一面从提包里往外掏东西,把象棋、扑克牌、水果糖摊了一桌子,一面跟他说,“我是造反派,可我比别人看得透:反不了共产党的天下,以后还得这些老干部掌权。老魏,我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咱们俩一样,都是小老百姓,我过去在西街站过柜台,可咱们并不比他们笨。你别看老贺这样的干部,那都是看文件看傻了,所以他老念叨你对他的开导。对着哩!现在你对这些老干部好,将来一定有你的好处。” 
  “哦,”他冷冷地笑道,“你还真会做买卖。” 
  “可不呗,”刘卫青又说,“说透了,这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大买卖!” 
   
  
   第九章   
  下面,到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留恋而又是最伤心的时刻了。 
  头顶上,夜空浩渺无际,但只有一轮孤零零的月亮,星星都在它远处胆怯地闪烁着寂寞的微光,并且小心翼翼地向更远、更深的太空隐去。 
  崖底下有个漩涡,“嗬嗬”地唱着深不可知的咏叹调。有时候,河水又像老太婆悲恸时拍巴掌那样,一边抽泣一边叙述:“啪啪”、“啪啪”……这声音白天被别的嘈杂声所淹没,夜间却显得纯净而清晰。这声音使他飘然进入了如梦的境界。 
  月亮已偏向西山。驴车继续走在高坡上。驴背上,驮着一片忧郁而清冷的月光。他孤独的身影长长地拖在光秃秃的坡顶上,无精打采地颠簸着……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农村很快恢复了生机,老贺说的也对,搞了多少年集体化没有白搞。要不是集体,“黄毛鬼”的五个娃娃能养活大么?要不是集体,韩玉梅能直起腰板又正正经经做人么?那些年,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庄户人生活的改善首先反映在添丁进口上。庄子上,几乎家家门口都晾着五颜六色的尿布;“哇,哇——”差不多每铺炕头上都有落地不久的娃娃在嚎叫。每天上下午,在稻田里薅草薅到半截,你看吧,挺着衣襟上已经湿了一片的胸脯,或是甩打着像面口袋一样的大奶子的妇女,就纷纷爬上田埂,成群结队地往回跑,光脚丫子啪叽啪叽打着渠堤。 
  “大嫂,还不喂奶去呀?” 
  “走呀,我奶头子早胀得疼啦!” 
  “可不呗,娃娃也不知哭成啥样子啦!” 
  看她们那副骄傲的样子,如同一群平了番、抗了金回来的女将,从蹲在渠堤上的大队书记魏天贵面前昂首而过——虽说“读书人怕赶考,庄户上怕薅草”,可给娃娃喂奶,谁也管不着! 
  “妈的,你们这些懒婆娘,可得快去快回呀!” 
  “那咋的?也得让娃娃吃饱呀!” 
  更有那轻佻的说: 
  “要不,你书记也帮着咂两口呀!” 
  田野上、大路上、庄子上,到处洋溢着妇女的笑声。啊!那简直是黄金岁月。魏家桥大队合庄并点,家家翻盖了新房。一座座农舍列成排,庄子按几何图形规划了起来,集体化化到了庄户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现在你走进庄子,就可以看到崭新的黄泥墙在太阳下粲然发光,宅旁的林木高矮不等,却都郁郁葱葱。笔直的渠道排沟,呈井字形地围着庄子,从暮春到深秋,像颤动的琴弦一样始终淙淙地唱着欢快的歌。 
  庄户人从三年困难时期中的禁欲状态苏醒过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于是一下子掀起了一个婚配嫁娶的热潮。罗寡妇门前拥挤得不下于八十年代的婚姻介绍所,大田的活她也不干了,忙得脚跟打后脑勺子。当然,河滩上的这位凤凰——韩玉梅家里也少不了她的足迹。 
  一九六二年,魏家桥大队就拉上了电,当年,又买来了碾米磨面的机器。石头碾子石头磨的碾房,已经成了娃娃们乐不知返的游乐场。新的米面加工房建起来的那天,他就派韩玉梅专门负责。那是个又轻省又得利的活,一天光拉合个电闸,坏了有工人修理;机器旁边随便一扫,麸子、糠屑就够喂鸡养鸭的了。 
  魏家桥大队一共是十个生产队,沿着黄河边自南到北一字儿排开。他所在的生产队,也就是大队部所在的庄子排行第五,正在魏家桥大队领地的中央,是黄河沿通往县城的乡间土路的起点,当然也是这条乡间土路的终点。韩玉梅的加工房在庄子头上,现在也里外翻盖一新。房顶上,拉着好几条动力线,确有一股“现代化的气派”。黄泥墙上特别粉刷了一层白灰,在一片绿阴黄墙的掩映中更为耀眼夺目。好耍的学生娃娃,还用大排笔在上面浓涂重抹地刷上了一行儿童体的大字: 
    
  魏家桥粮食工厂 厂长韩玉梅同志!!! 
  在“同志”后面的三个大惊叹号,足以使任何刚到魏家桥来的客人肃然起敬。 
  他和韩玉梅没有再单独来往,但是,只要他听见那“粮食工厂”隆隆的机器声,心中总感到温暖和安慰,而且也和那马达的运转一样,全身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活力。要是哪一天加工房里悄无声息,他就会担心起来:莫不是病了吧? 
  韩玉梅在那连守了十年寡的寡妇都跃跃欲嫁的婚配热潮中,却使罗寡妇非常失望,任罗寡妇磨破了嘴皮子也矢志不嫁。那时候,指名要韩玉梅的人在罗寡妇手头能编成一个班:有精简回乡,手头有两个钱而又能自谋工作的工人,有靠倒腾胡萝卜土豆、发了“三年自然灾害”财的庄户人,有退了职、存着一笔退职费的干部,甚至还有一个戴着“右派”帽子、被打到公社卫生院来当医生的大学生。可韩玉梅不知怎么,老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样一直拖到六四年。 
  那一年,庄子上来了个河南木匠,是串村串户给人打家具的手艺人,一副流里流气的模样,可韩玉梅却看上他了,也没谈几天,就仓促草率地嫁给了这个叫宋天贵的小尕子…… 
  啊,想到这里,他的心都揪了起来,尽管这一切过去多少年了,尽管这一切像那一丝游云一样,不知飘散到了何方…… 
  头一年,他还没有听说他们夫妻俩的感情如何好或如何坏。庄户人,成了家就是过日子,生儿育女呗,只要没有三灾两病,就不算有什么波澜。第二年,渐渐有人向他反映——他是不缺耳报神的,说那个河南尕子有了钱就喝酒,在外面挣的钱不给韩玉梅,偷偷地从县上的邮局往老家寄,反过来又伸手向韩玉梅要钱。小尕子虽然不打老婆——一个外乡人,敢吗?可经常给韩玉梅气受,隔壁邻居有时在晚上听见她一个人痛哭流涕。 
  “呸!”对这些机密,他又想听又不想听。而庄子上那些长舌老婆子却好像故意要在他面前唠叨。他自己呢,只要一听“韩玉梅”三个字,又没出息地马上支起耳朵。后来,他去井台上挑水,有意识地观察了她一下,看到她肚子虽然鼓了出来,脸面却比过去苍白憔悴了…… 
  终于,河南木匠和韩玉梅的家庭裂痕暴露了,并且一发即不可收拾。 
  一九六七年,正在他骑着高头大马,耍着红缨枪,威武不可一世的时候,韩玉梅临产了。当晚,韩玉梅捂着肚子,哼哟哎哟地在炕上打滚,屋里挤着一堆老婆子,连“黄毛鬼”的烂眼婆姨都跑去帮忙了,可就不见她的男人。罗寡妇急忙打发一个半大小子去找河南木匠,叫他赶紧回来套车送到县医院,半大小子在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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