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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初郡制未见记载外，东汉、魏、晋都有相同或相似的建置。
唐 在唐朝的的疆域内主要有四种制度：
第一，道、州（郡）、县正式行政区。这是秦汉郡县制的继续，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
第二，羁縻都督府、州、县。主要设置于南方、西南、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一般由都护府、都督府或道 管辖，形式上与内地的都督府、州、县无异，实际上大多是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性质的单位。这些单位的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上司的任命实际只是认可而已。长官以下人员由其自定，上司一概不管。不征收赋税，仅定期或不定期交纳以土特产为主的贡品，一般还可获得超值的赏赐。内部事务自理，上司不加干涉。这些单位的义务是忠于朝廷，不反不叛，不吞并其他羁縻单位，不得侵略内地州县，必要时要服从调遣提供兵力，一些靠近内地州县附近的单位除了土官世袭和内部自治外，其他方面与正式州县没有多少区别，但也有一些单位形同虚设，上司对它们毫无约束能力，甚至连它们的确切位置、实际情况都一无所知。
第三，都护府。这是汉代都护府的继续和发展，但在制度与功能上已有较大的变化。唐代主要设过安西、北庭、单于、安北、安东和安南等说个都护府。其中的安都护府的辖境长期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郡县，实际上是正式政区，只是也管辖一些羁縻州县。其他五个都护府之间和一都护府内部也有不同，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存在的时间不长，以后就寄治于关内道的缘边，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辖境；安东都护府虽一度管辖被灭的高丽国，但不到一年即迁到辽东，几年后又撤到了辽西，情况与前二者一样；比较稳定而有典型意义的是安西、北庭二都护府以及它们的前身。它们的基本制度和职能与汉代相似，但由朝廷派遣的机构、人员和矣军增加了，设置的镇、守护、城数量更多，范围更广，因而对该地区的控制能力更强。西域诸国虽还保持内部自治，但已取消了国的名义，置为羁縻都督府。都护府对它们不再仅仅是监护作用，而是更直接的管辖。但是安西都护府的西部（今阿富汗、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至咸海）很多是羁縻都督府和羁縻州，大多有名无实。有的虽曾归属于安西都护府，但时间很短，唐朝的军队一离开，关系就中断了。有的小国只是为了寻求军事庇护，取得一个名义，实际上一直在唐朝的控制圈之外。而且从龙朔元年（661年）唐朝进入葱岭以西，三年后即撤退了。到开元三年（715年）怛罗斯一仗唐朝被大食击败，就完全撤至葱岭和巴尔喀什湖一线。所以安西都护府的东部和西部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严格说来，西部只能算是唐朝的势力范围。
第四，边州都督府。设置于缘边少数民族地区，监护所辖的羁縻都督府、州。州以下不设羁縻县继续采用原来的部族名称。这可能是由于边疆幅员广阔，不存在设置县级单位（即使是羁縻性质的）的条件。
宋朝北方和西北的边界都止于正式州县，所以只有正式政区和南方羁縻政区有两种制度。
元 元朝制度大致有四种：
一是行省、路、州、县的正式政区。
二是在四川、云南、湖广等行省和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蛮夷军民长官司和寨、部、族、甸、处等单位，给部族首领授予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官职，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府、州、县设置土官。这一土司制度是羁縻制度的继续和发展，与羁縻州县相比，土司受到的控制更加严密，而且也要承担规定的贡赋和征发，但在它们内部依然保持传统的统治方式和权力，不受上司的干涉。
三是岭北行省（今蒙古和以北俄罗斯部分）和辽阳行省（今东北和其东、北至于海的境外地区）境内的部族，元朝并未设置什么政区。虽然它们也受到行省控制，但基本上是自治的。
四是由宣政院管辖的吐蕃地区。宣政院（初名总制院）是一个管辖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但它直接管辖设在吐蕃地区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和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其官员僧俗并用，兼管军民，虽然还不是政教合一，但宗教已占据了重要地位。
明朝的政区分为四类：
第一，隶属于二京（北直隶、南直隶）和十三布政使司（省）的府、州、县。这是主要的、正式的地方行政区。
第二，隶属于西南各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土司。这与元朝的土司制度基本相同，但更加制度化：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官隶兵部；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属吏部，均给予世袭符印，并确立承袭、等级、考核、贡赋、征发等制度。明朝曾在今贵州实行改土归流，废土司，置正式行政区；也曾趁镇压土司叛乱之机加以废止；但大多数土司仍继续存在。其中一部分单位，如云南缘边诸土司中有的实际上是自立政权，有的根本不受明朝的管辖。
第三，都司卫所制。开始是设于各地的军事机构，都司（都指挥司、行都指挥司掌握卫、所（守御千户所），卫所统辖驻军。但从洪武年间开始，一些边境州县罢废后就由当地的都司卫所行使原来由州县行使的民政权，以后就成为定例，在未设州县的地区设置卫所，这样，这一类卫所已经成了兼治军民的地方行政区。在一贯边疆地区的都司、都指挥使、同知、佥事等职务由流官（朝廷或上级委任的，一般非本地人）担任，而所统卫所的指挥、知户等职任用土官，一般由当地的部族首领来担任。这些土官与西南的土司相似，但边疆地广人稀，有的部族流动性大，加上明朝的军事力量有限，宣德以后就退却到长城以内，这些部族大多不再受明朝管辖了。
第四，西藏地区。明初曾经设置乌思藏、朵甘二都司，下辖万户府、行都司等，形式上与都司卫所制相同。实际上明朝对西藏地区的控制远不如元朝，朝廷对西藏的关注也远不如元朝。宣德以后，乌思藏、朵甘二都司的控制继续削弱，明朝所封当地的阐化、阐教、辅教、赞善、护教五王及大宝、大乘、大慈三法王实际已成为政教合一的地方首领，它们的教区即等于政区。
清朝在疆域全盛时设有25个一级政区和内蒙古的盟、旗。按其制度可以分为几类：
第一，十八省所辖的府、州、县、厅正式行政区，这是清朝最主要、最基本的政区。
第二，西南几省少数民族地区承袭元、明遗留下来的土司制度。雍正时陆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土官数量和统治的范围大大缩小，但直到民国时还有少量土官存在。
第三，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五个将军辖区。其中盛京将军所辖虽也有副都统、协领、城守慰、防守慰各级驻防，但主要建置是府、州、厅、县，与内地十八省基本相同。吉林、黑龙江将军辖区则不设州县，由将军统辖下的驻防机构兼管民政，因为居民极少。新疆地区也是以将军所辖的都统、参赞、办事、领队等各级驻扎大臣兼管民政的，但东部一些府、州、厅、县隶属于甘肃；本地的一些伯克依然保留，类似西南的土司。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下的喀尔喀四部（盟）、唐努乌梁海与科布多参赞大臣（约相当今蒙古及其西北俄罗斯一部）兼管军民，民政系统是盟（部）、旗制。
第四，内蒙古六盟、西套蒙古、察合尔等实行盟、旗制，与乌里雅苏台辖区的民政系统相同，但由中央的理藩院直辖。
第五，西宁办事大臣所辖的青海地区主要是两部分：厄鲁特二十九旗，与蒙古的盟旗相同；玉树等四十族土司，与西南土司制相同。
第六，西藏办事大臣统辖卫、藏、喀木和阿里四个地区的营、城、呼图克图领地、部族及寺院。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如西藏与邻国的关系、军队驻防、内部叛乱、宗教领袖的继承等，均由大臣处理并上报朝廷决定。而内部则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大臣系统不加干涉。
清朝的政区制度虽然比较复杂，实际上只有三种类型：第一，省、府、州、厅、县制，主要实施于汉人为主的农业区。如东北三将军，到晚清时人口增加，农业开发已有了相当规模，就取消将军置省。新疆的置省除了经济开发的条件外，还有国防上的考虑。第二，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治区，如西南的土司、蒙古的盟旗；这些单位都有具体的部门管辖，承担一定的贡赋和力役，但在各自范围内享有按传统制度统治的权力。第三，高度自治的西藏，除宗教领袖的继承和册封、军事、外交权由朝廷掌握外，内部实行政教合一，地方政府服从宗教领袖。
3。 一般与特殊
综观这些统一王朝的行政制度，我们可以看到，不管统治者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当一个政权的领土包括农业区和牧业区，国民有多种成分，疆域有新的扩展时，就会在某些政区实行特殊的政策。这些政策一般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尽可能利用原来的统治机构和首领，以便减少敌对行为和敌对情绪，维持社会稳定。二是给予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中央和上级政权不干预其内部事务。三是经济上给予一定的优待，如免除赋税徭役，或规定一定数量的贡品和力役，其负担一般低于其他地区，有时还以赏赐等名义给予经济资助。
这些政策一般比较稳定，实施较长的阶段，在条件具备时才作改变。如土司制度，自元朝实行后，到民国时才最终废除，其间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较长时间，并且一般只局限于某一地区，然后逐步推行。另一方面这些制度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政权的巩固，经济实力的增强，地区间和民族间交流的密切，一部分特殊政区会逐渐具备改置为正式政区的条件。当然这要把握时机，举措得当，否则会激化民族矛盾或地区矛盾，影响安定和统一。
统治者还会根据特殊情况，充分利用有利因素，调整具体政策。例如在宗教方面，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虽曾多次出现皇帝佞佛和灭佛，尊崇道教等，但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没有被奉为国教，更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政权。但在一些地区性政权中，宗教的作用就要大得多。
在西藏地区，自从7世纪时佛教正式传入后，虽曾发生过激烈的宗教冲突，但到10世纪后期佛教复兴，逐渐形成喇嘛教。吐蕃国亡后，政治上的统一已不复存在，但喇嘛教却成了西藏地区普遍接受的宗教。13世纪喇嘛教传入蒙古，成了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的联系纽带。以后萨迦派五代祖师八思巴成为忽必烈的帝师，随着元朝成为中原的主人，西藏地区与中原的关系也更密切了，元朝统治者充分利用了宗教这一有利因素，以管理全国佛教的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管辖西藏地区，将西藏纳入了统一版图。在西藏内部，扶持萨迦派、噶举派执掌地方政权，以消除分裂因素，也是明智的措施。西藏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虽然早已存在着各种联系，唐朝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对吐蕃王国曾产生很大影响，但由于地理障碍的阻隔和当时生产力的限制，14世纪以前从未处于同一个政权之中。而从元朝开始却能一直归属于中原王朝，宗教因素无疑起了重大作用。元朝的政策基本为明朝所沿袭。清朝又进一步扶持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黄教），使之成为西藏的宗教领袖，并掌握地方政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于巩固国家统一是有积极意义的。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在一个国家中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行政制度（包括经济、赋税、刑法等制度），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相反，只要应用得当，结果必然会维护和加强统一。清朝能够最终确立统一中国的政权，完成这一巨大的历史性工程，与它成功地实行了适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分不开的。
制度的一致和文化的相同，有其有利于统一的一面，但并不是统一的先决条件，更不会必定导致统一。因为先进文化必然会影响比较落后的文化，吸引其效仿。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原王朝的制度是东亚大陆最完善、最成熟，自然会成为邻国效法的对象。如朝鲜和越南，它们都曾是中原王朝的郡县，越南更长达千年，受中原文化的薰陶很深，独立建国后的政体、制度基本都是仿照中原王朝的。直到清朝末年，这两国的制度和文化与中国内地十八省的相似之处比中国内地省与某些边疆地区、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相似处要多得多，但两国独立后再也没有与中国政权合为一体。
五 芸芸众生与风流人物
引言：环境、生产方式、人口分布、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对统一国家的形成均有影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其中有的因素是决定性的。比如说在航海技术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以中原为中心的统一政权不可能超越太平洋；在人口数量低于农业生产可容的极限之前，农业民族不可能大规模地向牧业区扩张。但也有些因素只是一种可能，要将它们转变为必然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说东亚大陆农业区之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因为同一个产业区完全可能分割为不同的几个政权，中国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在世界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
把可能性转变成为必然性的是人，是历史形形色色的人或由个人汇集起来的集团。
1。 “帝力”的变化
相传作于尧时的一首民歌唱道（今译）：
太阳出来干活，太阳下山休息。喝的是自己打的进里的水，吃的是自己耕田收的粮。帝呀！你又能对我怎么样？
我们今天自然不必相信这会出于上古农夫之口，但这首民歌反映了进入农业社会初期人们的追求目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生产能力低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其简单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更多的欲望。而作为部落首领的“帝”的权力和物质享受也很有限，“帝力”对百姓的作用的确可以说是“何有哉”。
这种理想在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一直没有失去它的吸引力，在烽火四起，群雄逐鹿的年代尤其如此。老子的主张多少代表了这样一种追求，他的理想国是（今译）：
国家要小，人民要少。使老百姓有过多的用具而不去使用，使他们害怕死亡而不会迁移到远方。虽然有车和船，却没有必要乘坐；虽然有武器装备，却没有机会显示。要让老百姓回复到结绳记事的方法，对能吃到的都感到美味可口，对能穿戴的都以为美观得体，对自己的居宅认为安全舒适，对自己的风俗习惯乐于保持。相邻的国之间都能互相见到，鸡犬之声都能互相听到，但老百姓直到老也不要相互来往。
这就不仅要求君主放弃对权力、领土和人口的追求，而且要求每一个人都抛弃已有的物质文明，回到原始的、封闭式的耕作生活中去，以至能够抵制邻国鸡犬之声的诱惑而绝对不相往来。如果老子的理想真正实现了，那就绝不会有秦始皇灭六国，更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幸而这种主张不仅君主不能接受，就是老百姓也受不了。不打仗、不迁移固然好，毁灭已有的文明、近邻不能来往，却是连保守的老农也不会接受。
随着生产的发展－－无论这种发展是多么缓慢－－剩余产品会逐渐增加，因此足以供养更多的非生产人员，也可以为部族首领或国家的君主提供更好的物质待遇，“帝力”会随之增加，国家机器会越来越复杂，附属人员会越来越多。“帝”的形象已由栉风沐雨、胼手胝足变成了养尊处优、至高无上了。从传说中的禅让制向世袭制的过渡完成以后，国家的权力就高度集中在君主和少数几个人的手中，强悍的君主就是国家的同义词。
对百姓来说，尽管依然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但已经不能脱离“帝力”的约束了。他们或者必须先耕“公田”，然后才种私田；或者完全委身于贵族，连人身自由也已丧失；或者必须以劳役或实物交纳赋税；“帝力”所不及的地方，只有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这毕竟只是文学家的描述，在历史上，桃花源式的小社会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特殊地区中才能短时间存在。
2。 苍生望太平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个人数以亿计，统一和分裂离不开这些个人。一次大的战争要动用数十万以至上百万人的兵力，至少还需要同样数量的人供应他们的粮食、武器和必需的物资。战争的胜负牵涉到更多人的命运和利益，而决定统一或分裂往往需要很多次这样的战争。为巩固和维持一个政权，需要更多人付出代价，从长城、运河、驰道驿路、渠道等公共建筑和修建，到每年赋税的交纳；从首都，边关、隘口的重兵镇守，到穷乡僻壤的吏胥催逼，甚至县太爷堂上的板子责打，几乎每一个成年的居民都在所难免。但是谁也不能否定，每一个个人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秦始皇和蒙恬固然不同，蒙恬和赵佗又何尝一样？一个刑徒、一个士兵、一个平民，尽管他付出的代价也许就是最宝贵的生命，但又怎么能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相提并论呢？
同样，每一个个人对统一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当屈原呼天抢地，悲愤地投入汨罗江时，秦国的君臣或许正在设宴欢庆，桃花源的创业者们或许正在开垦荒地。大多数楚国农民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尽管他们尊崇和同情屈原，却绝不跟着他去殉国；如果不是秦朝的统治过于残酷，他们的子孙也会跟着项羽去造反。
冷漠的农民 对统一人分裂最冷漠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尽管对每一次统一和分裂作出最大牺牲的也是他们。
从经济利益而言，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感受到的是赋役的轻重，所以任何轻徭薄赋的政策都会受到农民的欢迎。至于这个政权的大小，这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不发生战乱就行。事实上，历史上统一王朝的农民的负担产不一定比分裂时期轻，大国的农民也不见得比小国的农民生活得好。当兵打仗，只是农民不得不承担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