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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屠岸先生的十四行诗中，我喜欢那些纯粹地抒写个体生存的生命状态的，如《声波》、《呼吸》、《忧思》等（22），这些诗作不依赖对外在的事件、景物的叙述，完全地在自己的内心挖掘，显示出一个诗人在特定情境下对生命的沉思，由于是“十四行”的形式，避免了落人浪漫主义式的感情泛滥，显得细致、深刻而又节制，有一种自由而含蓄的美。《忧思》：“我迷惘。仿佛要失落什么东西。／我数着时间：一小时，一分，一秒……／潮汐将无声地淹没海边的礁石，／夜雾渐浓，将隐去窗外的夕照。／／我迷惘。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翻开黄昏，它已经漶漫尘封。／仿佛有一丝笑影隐进了青灯，／然后是死寂。然而，会不会有夜风……／／我迷惘。现在太静了。仿佛时光／已经停止了他永不停止的脚步。／白衣人推着白衣人进了白墙——／门关了。月光和流水开始凝固。／／我担忧什么？不会有一声惊恐／在黎明之前发自我战栗的心胸！”这首诗作于1981年作者因妻子患癌症在医院陪住时。一个人在医院里那冷寂的环境中会自然地思考到生命的来去、人生的目的这些问题，因为在医院里我们会常见人的死生。《忧思》表达了作者在某个夜晚内心的“恐惧与颤栗”，在漶漫尘封的黄昏、在时间停住了脚步的夜半，在白衣人推着白衣人进了白墙（死亡的暗示）的情景面前、在月光和流水开始凝固的时刻，“我”担忧什么？担忧自己的生命的瞬间流逝，担忧自己在这个夜晚的软弱。但是，诗人的信心战胜了这一切，尽管他的内心是“战栗”的（因为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内心是敏感的），但他没有“惊恐”！屠岸的风格类似《忧思》的这种完全写个人心理体验的诗作，较好地体现了十四行诗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在表达人的思想和感情之时一种“形式”和“内容”的、“精神与形体调和的美”。
最令我感动的还是《雪冬》（“2000年12月2日，我的老师，诗人卞之琳先生以九十高龄无疾而终于北京。悲痛之余，谨以此诗呈于卞先生之灵前。”），这首不同寻常的诗，真是形式上具备了冯至《十四行集》的体式，在诗艺上体现了卞之琳诗的风格。以这样的诗作告慰逝去的卞之琳师，实在叫人感到安慰：雪线划过无泪的天幕，雪帘网住长啸的枯枝；檐下挂着颤抖的冰柱——牢栅围困缄口的囚室。冥中有鹅雏飞越雪野，带起北风把狱门吹裂。窗上的冰花抛下郁结；银丝织成出殡的行列。 暖气片一再降下温度，九朵水仙护送着弥留。墙洞里早已遁去腐鼠；呼吸凝滞在老人胸口。寒霜紧裹着一代宗师—欢乐颂乐波滤净哀思。
恩师去世，不胜伤悲，但诗人的伤悲却是隐含在诗歌的境象中：那划过天幕的雪线、网住枯枝的雪帘、屋檐下颤抖的冰柱、被栅栏围困的缄默的囚室……这些无声的境象，恰是诗人沉痛的内心的写照，天空也在无声的哭泣，没有眼泪；风中的树木似乎也是为逝者呼啸；屋檐下挂着的冰柱也在为老人的离去而颤抖，而“我”的内心，有千言万语无法说出，正如被重重栅栏围困的沉默的囚室，被囚禁的是我悲痛、复杂的内心，它甚至无法痛哭。屠岸在移情于那些没有生命的事物身上，使个体的悲痛在这些事物身上生动地显现，他赋予了这些事物以“感官”，使人抽象的情感显得具体、深刻。而“感官性”正是卞之琳诗在描写人抽象的感觉时一个明显特征，如他的名句：“伸向黄昏去的路像一段灰心”（《归》）、（“伸向黄昏去的路”和灰的心互相指涉，前者有后者的茫然感，后者有前者的形象性，抽象的事物具有了肉体的体验，抽象的感觉有了具体的“外形”。）“记得在什么地方／我掏过一掬繁华”（《路》）。 （繁华如水，双手掬起，原来是空。）“暖气片一再降下温度”——明明是“我”的心在降温，但抒情主体移至客体“暖气片”身上；“九朵水仙护送着弥留”，一种冰清玉洁的气氛围绕着老人离去的时刻——“水仙护送着弥留”，这些毫不相干的意象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墙洞里的腐鼠早已遁去，但呼吸却凝滞在老人胸口，生动的“鼠”与抽象的“呼吸”有相互阐释的效果。一个人写悼念之诗，是不可能太多思虑技法的，《雪冬》如此美妙、感人，只能解释为卞之琳诗之精魂，已深深浸入了屠岸的心中，已经沉淀在他意识的深处。
①朱自清：《新诗杂话·诗与哲理》，转引自陈旭光：《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
②袁可嘉：《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文艺研究》1990年第二期。
③里尔克：《秋日》（冯至译），见臧棣编《里尔克诗选》，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王家新：《持续的到达》，《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⑤⑥⑦（12）（18）《诗歌是生命的播撒——屠岸访谈录》，《深秋有如初春》，第386、388、389、394、388页。
⑧卞之琳：《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7页。
⑨赵毅衡：《读卞之琳》，见《豌豆三笑》，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⑩＇俄＇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散文理论》，转引自胡经之、王岳川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1994年第164页。
（11）鲁迅：《两地书·三二》，《鲁迅全集》11卷，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曹庸译，见《外国文艺》1980年第3期。
（14）屠岸：《精微与冷隽的闪光——读卞之琳｛雕虫纪历）》，见《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285页。
（15）屠岸：《哑歌人的自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16）林焕标（凡尼）：《中国现代新诗的流变与建构》，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
（17）本文所引的《十四行集》见王圣思编：《冯至作品集》，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
（19）闻一多：《诗的格律》，1926年5月13日《晨报副刊·诗镌》。
（20）屠岸：《汉语十四行体诗的诞生与发展——序｛中国十四行诗体诗选）》，《深秋有如初春》第385页。
（21）这一美学命题来自于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CliveBell（1881
1964），其著有《艺术》等书。
（22）屠岸：《屠岸十四行诗》，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让我们张开诗的翅膀飞翔
■ 张 锲
高平兄：
今年夏季，你和《敦煌》诗刊编辑部给中华文学基金会及我个人，陆续来了几封信，还附了你们请求救助《敦煌》诗刊的报告。其情也殷殷，其词也切切。我知道：《敦煌》诗刊是你参与创办的一份刊物。你和西部地区一些热爱诗歌的朋友，为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在当前，有不少人都认为诗歌正处于阅读低迷期，你们却不顾一切困难，高高擎起一面中国诗歌艺术的西部旗帜。在地方财政没有给以足够支持的情况下，参与编创的人员不要一分钱酬劳，连车费都实行自理，就把一份高品位、大气派的诗歌刊物创办了出来，其热情、勇气和你们的奉献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尽管当时基金会的经济状况并不很好，我们还是给以了一定的支持。虽然这对于你们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但于我们却也是慰情略胜于无了。
在那之后，我认真地拜读了《敦煌》诗刊的创刊号。早就想给你写封读后感的信，顺便也说说我对当前诗歌创作的一些看法，却又总是因为各种杂务，一直安不下心来。这些天，正好赶上国庆节休假，我就抓紧这些难得的休息日来偿还文债。
敦煌是西部文化建设中一张很有号召力、影响力的王牌。你们抓住敦煌这个品牌不放，以它作为诗刊的名字，是很有见地的。敦煌标志着鲜明的地域特色，特色就是优势，就是一种文化资源，是一笔无形资产。从创刊号看，应该说，这是一份办得不错的刊物。内容丰富，品位高雅，装帧和版式设计独特新颖，一些诗歌创作，颇具特色。有几篇评析诗人和诗歌创作的文章，如尔雅的《斯人昌耀》和晓雪的《诗美断想》等，均写得颇具力度、颇有新意，值得一读。尤为难得的，是你们花了很大的力气，组织了一场国内最大规模的关于“现代诗歌在当代中国大学生中普及状况”的问卷调查，在历时两个月的时间里，将一千份问卷发放到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海南大学等 18所综合性大学，就现代诗歌在当代大学生中的生存状况等等，向这些最有资格评说诗歌现实和未来的群体，作了直接的询问和了解，并且写出了名为《抚摸与疼痛》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对于我们准确地去认识诗歌现实及其发展的流向，显然有着相当的参考价值。
撰写这份调查报告的作者，从大量的数据里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现代诗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整体上的衰落似乎成为不争的事实：诗歌的创作和影响都在下降，诗歌出版物在萎缩，诗歌的读者群在日渐疏远……”我尊重作者所引用的数据，却觉得由此得出的结论未免过于悲观。我恰恰在一些同样的数据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仿佛在密布的阴云中透过云的缝隙看到了阳光。我觉得：所谓的“诗歌的创作和影响都在下降”，只是与人们对诗歌的期望值过高和愿望的殷切相比较而言的。事实上，诗歌就是诗歌，一切把诗歌的作用估计得过高或过低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许多不朽的佳作，都是经过历史长河的浪涛淘洗而筛留下来的，不可能都全部集中在一个短暂的十年、八年历史阶段里。而所谓的“诗歌出版物在萎缩”，显然与事实不符。在建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份《诗刊》和一份四川的《星星》，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有了11份以发表现代诗歌为主的刊物，如果再加上一百多家诗歌网站，和发行量正在迅速上涨的《中华诗词》，以及在全国蓬勃兴起的以发表古典诗词为主的公开 半公开刊物在内，我国的诗歌出版物不是在萎缩，而是在飞跃地发展，其势还方兴未艾。江苏的《扬子江诗刊》和甘肃的《敦煌》等诗歌刊物的创办，以及北京的《涛刊》从月刊改为半月刊等，就都是可以说明这一现象的具体事例。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数量是否有所增加，还是有所萎缩，而在于诗歌创作的质量以及这些新创作的诗歌是否真正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否跟得上时代对于诗歌的要求？在这些方面，《抚摸与疼痛》这份调查报告中那些从大学生群体中反馈过来的信息，是值得每一个关心诗歌创作的人们认真思考的。
一方面诗歌出版物的数量在增加，一方面是人们对诗歌现状和诗歌作者现状的普遍不满，这中间究竟出了些什么问题？我注意到调查报告中被调查者对“您对现代诗歌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这一问题的回答。回答很满意的人只有4．5％，而回答“不满意”、“不太满意”、“无所谓”的人，却占95．5％。这中间，认为“没有足够的作品让人兴奋”者有之；认为现代诗歌创作“无病呻吟”、诗歌中夹杂着“迷茫与颓废”者有之；认为“说废话、乱讲话就是现代诗”、“做诗的人太多而诗人太少”者有之；认为“酸涩难懂的语言、杂沓的意象、私有化情感、创新精神的萎缩，所有这些都使现代诗歌的天空一片糜烂”者有之。种种议论，不一而足。
我对于这些议论，因为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很难发表更多意见，但就我个人的阅读经历而盲，有一种现象却使我感到十分困惑，那就是：在近年来发表的诗歌作品中，那些让我觉得不知所云，觉得很难读懂的诗，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从迹象看，这似乎也是受到某些编辑同志所鼓励的。有的时候，我甚至怀疑是否自己的水平太低，或者思想观念过于陈旧。为此，我不得不把一些我觉得不知所云和很难读懂的诗，读了又读，读了再读，想从字里行间读出点新意来，但却越读越糊涂，最后只好废然放弃。这也是像我这样一个喜爱诗歌的人，近来也很少读诗，懒于读诗的缘故。恕我直言，在这本《敦煌》诗刊的创刊号里，有少量诗歌创作正是这一类作品。这样的诗，如果发表的太多太滥，也就难怪会出现“诗歌的读者群在日渐疏远”的现象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是全部的事实。在你们发出的问卷中，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你喜欢读下列哪些中国诗人的诗歌作品？”回答喜欢徐志摩的共计有505人，喜欢余光中的有382人，喜欢艾青的有286人，喜欢舒婷的有285人，喜欢臧克家的有169人，喜欢贺敬之的有 140人，喜欢北岛的有131人，喜欢食指的有 40人……其中，喜欢徐志摩的诗歌作品的人，竟占发出的全部问卷的一半以上，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在大学生中被喜爱的比例也甚为可观。考虑到在偌大的中国的众多名牌大学的学生中，竟然有那么多人不仅知道这些诗人的名字，而且还喜欢读他们的作品，我想这不光是徐志摩等人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欢欣，所有活着的诗人也都是足够欣慰的了。由此也可见到：现代诗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这里，我还想说说新诗和旧体诗的继承关系问题。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诗歌的特别辉煌的时期。现在，由于对新诗的不满，很容易产生一种对旧体诗的怀念。在你们的调查报告中，就有人提出：“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有人甚至认为悠久而辉煌的中国古典诗歌，迟早还将重登诗坛的主流地位。我觉得，争论新诗和旧诗谁将占领诗歌的主流，是没有必要的。白话体新诗的兴起和发展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它既是对旧体诗的一种否定，也是从旧体诗这个母体上继承和繁衍起来的。旧体诗也有必要继续改革，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和黄遵宪等人就大力提倡诗界革命。现在看来，他们当初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不仅对旧体诗，而且对于新诗的成长与进步，也很有现实意义。这二者之间，绝不能互相排斥，彼此不屑一顾，而是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以利于诗歌的全面繁荣。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尤其觉得：必须提倡新诗的作者，从旧体诗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任何一个自称是中国诗人的人，如果连中国的诗歌瑰宝都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就很难指望他在诗歌创作上有多大的成就。
在对于新诗和旧体诗的态度上，我欣赏诗界泰斗臧克家老人的话：“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这里的关键是：无论新诗和旧诗都首先必须是诗。诗是什么？人言言殊。有 人说：诗是一种以抒情、言志、体悟为其内在质素的性情文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曾听过郭小川同志谈诗，他说：“诗是一条闪光的、叮咚作响的河流。”很多年过去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上。他所以说：诗是“闪光的”，也就是说诗应该是美的，在某种意义上，诗应该是美的代名词、美的化身。他还说：诗是“叮咚作响的”，也就是说诗和音乐应该联系在一起，无论哪一国，哪种流派的诗歌，既然是诗，就离不开一定的节奏、旋律和音韵等方面某些特殊的要求。至于说是“河流”，我看应该是指诗是流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诗是丰富的，而不是狭小的，等等。总之，我觉得，郭小川四十多年前说的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诗的本质，应该还是有用的。
关于诗歌是否已经陷入“琐碎平庸化”，是否对重大题材关注不够，以及诗歌如何表现崇高等问题。我在给你写这封信的同时，注意到由北京诗刊社等单位在陕西举办的汉江诗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觉得：对于有些已经出现的问题，适时的予以指出，有所提倡、有所引导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毕竟已经进入多元化的社会，人们对于诗歌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当前诗歌创作出现某种琐碎平庸的倾向，正是对于我们在建国之后把文艺和政治事事处处捆在一起的另一种倾向的反动。事实上，刻意表现崇高的未必崇高，某些抒写重大题材的诗歌也有着平庸的倾向。而一些看似普普通通的题材，只要写出真情实感，却成为流传久远的名篇。比如，《敦煌》诗刊创刊号刊载的“经典重读”中普希金所写的《我曾经爱过你》，就是一例。他写的是一个失恋的人对曾经爱过的女主人公的倾吐和祝福。你说普通不普通、琐碎不琐碎？！但它曾经打动过千千万万少男少女的心，甚至像我这样已经进入老年而又饱经沧桑的人，每一次读到下面这些诗句：“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都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
我国西部地区是一块出人才、出诗人的诗歌沃土。古代是这样，近、当代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你在诗歌创作上辛勤耕耘，成绩卓著。你所写的爱情诗尤见真情，引人喜爱。我的书架上，至今还放着你赠送我的一本爱情诗集，我已翻阅了好几遍，读来兴趣盎然。可惜对于西部诗人的研究和宣传都很不够。好几年前，我有一次在福建和诗人舒婷同行。对于舒婷的诗，我一直是非常推崇的。在车上，我问到她对于同时代的诗人的看法。没有想到，她提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诗人昌耀，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这次读到《敦煌》诗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斯人昌耀》，真是如见故人。他在生前，我失去了很多和他交谈的机会，现在想来真是遗憾之至！
生活中不能没有诗。《敦煌》诗刊的《卷首语》中说：“天地间自从有了诗，人类便不再绝望。我们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