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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前斗将，并不稀罕。唐宋之际，藩镇混战，行军部署的缓急轻重，以及列阵攻击的形式，尤于战争胜败当中占主导因素。将兵之道，虽然由各种客观环境，诸如敌我的地势、兵数、补给等因素左右，唯将领在战斗中发挥的才具应变，亦足以改变双方强弱的定律。唐末、五代、宋初，战阵中的单骑决斗方式，充分体验权力争霸过程中善战军人的英雄主义，类于欧洲中古时期的骑士精神，而双方主将的骑斗形式，也在很多时候构成两军胜负的关键所在。
历史上由唐入宋的五代时期，正是中国全面进人割据分裂之局，又于极短时间内完成统一之势，将帅短兵相接的情况频繁，作战的理论与实际经验得以提升，因而形成一种特别的战争文化。单骑决战，常于两军屯驻据点、列阵对垒之形势下临时启动，反映两军经过权衡轻重，以挑战与应战的方式，达至速战速决的军事效果。
唐末五代盛行阵前骑斗，与阵式中马军的战斗角色不断崛起有关。战争之道在于攻守，历代兵法均以列阵来统整行军或作战队伍。由于各类兵种位置配合得宜与否，能左右全军进退，在实战当中逐渐得出不同的布阵经验。春秋战国，随着铁器广泛使用于兵器战具上，车战的主力逐渐由骑兵和步兵取代，无论是左中右三军或前后左右中五军的布阵，马队均配置于前列及两侧位置，掺杂步兵，负责急击行动，并作为居中主帅和后勤轴重的必然掩护。隋唐行军列阵心得，继承自汉魏南北朝之漫长中古时期，最终衍成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式作战原则。
史称大唐名将李靖从诸葛亮的八阵变化中加以改良，创置六花军阵，加速马步军之间的成熟配搭，骑队纷纷编成战队及跳荡队名目，作为支援正兵的突击奇兵。六花阵法，就是将马军和步军整合于六个方阵之内，即右虞候军、右前军、右后军、左虞候军、左后军、左前军，连同置中的中军，构成行军时随时开列的七军阵势。在《李卫公问对》里，又提及李靖认同曹魏治骑兵的理论，即在作战时，“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至于“回军转阵，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的三个互相庇护的层次。而战骑一陷骑一游骑的职分，使我国中古时期的马军日趋精锐，成功建立起前线作战的阶梯。
唐太宗以轻骑扫除群雄，在在显示马军的机动应变能力，有效作为突袭奇兵的一股新力量。为应付突厥人侵，武则天时期且于万岁通天二年及圣历二年，于山东、河南、河北等处成立武骑团，以加强国内马军实力。这些地方的马兵团，加上各种城傍及步兵团，最终演为藩镇团结兵的马步军种。如以河朔三镇的军力而言，大历十二年，魏博七州和冀七州各拥兵五万，而平卢十五州则有十万之众以上，与建中四年幽州十二州之兵数相约，为较强的藩镇。一般小型藩镇的兵员则在二至三万人，如襄阳六州、凤翔一府一州（现在李茂贞时期除外，他其实有几个镇的地盘）和泽潞五州等。
藩镇之间的战争，常指联合数州四五万的兵力作定点招讨而已，与唐前期动辄率十万以上大军持续长途的境外作战，本质上呈明显的差异。藩镇私兵有限，令战争的动员规模与作战方式也趋于灵活多变，过往在中央行军部署中常作先头作战的虞候角色，在藩镇行军体制中迅速发展，逐渐成为藩镇禁卫的中核力量。例如历史上后梁将领徐怀玉“雄豪自任，勇于战阵”，以轻骑屡破敌军，任左长剑都虞候；后唐将领梁汉顒“善骑射，勇于格战”，伐蜀时为中军马步都虞候。王晋卿为周世宗北征的先锋，“督战有功，诏权控鹤都虞候”，而韩重赞则“从征淮南，先登中流矢，转（铁骑）都虞候”。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各藩镇无不讲求部队的精良及行动的便捷，尤其注意马军的奔冲厮杀能力，以期达至速胜的战争效果。山泽河野的不同割据局面，令敌我之间行军部署时，更为强调队伍的结阵方式，以应付多变的地理形势。由于各藩镇私兵的力量相若，不易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将领间倾向采取攻守兼备的弹性战略，务使损兵折将的程度减至最低。于是敌我阵营之间的骑斗文化应运而生，逐渐成为两军对峙时的序幕战。从双方列阵后的邀战、迎战，至彼此大军合战，将帅间固守着习以为常的战斗步骤，将武人的战斗礼仪推向高峰。
事实上到了宋朝，《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后集“挑战”之条里专门说了这个：“凡与敌战，营垒相远，势力相均，可轻骑挑攻之，矢兵以待之，其军可破。若敌用此谋，我不可以全气击之，法日远而挑战，欲人之进也。”此说明是由唐末五代入宋的一种战争经验，每当敌我实力均等，尚存相当作战距离，一方会先遣轻骑作主动挑衅，从而测试敌军虚实。不过，彼方虽深谙来者的试探动机，惟于不肯示弱的情况下，依然愿意派员应战，由此容易产生一触即发的格斗局面。在一决胜负的共同心理下，胜方乘胜追击，败者丧师而逃，形势立时产生强弱立判的转挨点。
战将的对决行动流行于整个中国中古时代，经历魏晋南北朝的胡汉融合，至唐五代尤盛于产马的华北地区，已非胡族军人的专利。史载：“隋窦荣定击突厥，史万岁诣辕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日：‘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使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遂引军去。”由此可知，一骑独斗的传统于胡汉武人之间早有共识，有助简化本来复杂的军事对峙，同时成为斗将建立声名的门槛捷径。
唐前期名将辈出，拥个人绝艺而扬威阵前者不在少数，例如尉迟敬德于阵中夺槊，薛仁贵以三箭镇抚天山等，皆为阵将的单挑对决立下英雄典范。发展至大唐后期，骑将格斗的手段趋于多元化，或以弓矢作中距离的对射，或用枪矛棍棒为近距离的冲锋，并备短刃随时埋身搏斗。这种马上随机应变的作战方式，已然扭转以往战争中，蕃部必占优于骑战，汉军只能以步射制敌的被动格局。而藩帅坐镇观斗，在计量战争成败之余，亦可藉此审视部下的勇艺才具。
有一点众所周知，唐末五代藩镇尚武之风最盛，历史上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基本上就是河南、山西及河北地区藩镇混战的结局。唐末以降，朱温建立的后梁，自始至终与沙陀李克用父子周旋，时刻须养兵蓄锐。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以至晋汉间的石敬瑭、刘知远，无不继承了沙陀部的好战精神。而后周至宋初的侍卫、殿前亲军，也孕育出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能征惯战的军人性格，成功实现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因此，由唐至宋的整个转折阶段，肇始于武力割据分裂，也是透过武力完成统合。在频繁的争役当中，藩镇帝王和将领的军事主从关系至为重要，藩帅立于中军大阵，对靡下诸将临阵作战的表现尤为重视。＇注1，对梁、晋双方的几场典型骑斗的分析说明。＇
河东、晋、后唐与敌交锋，骑上独斗的战例特多，沙陀民族骁勇喜战的因素是其中不能忽视的。基本上斗将独战，并无固定的回合，视乎双方胜负而止。对斗之武器亦无严格限制，但一方若先采骑射方式，即意味另一方不得不以同类的方法还击，制造正面对射的场面。由于引弓骑射，须多次发矢始能击中目标，故战斗者往往身披数创而仍处于酣战状态之中。后唐攻燕之际，李嗣源与元行钦的决战便为一例。
又如李存勖后来大举攻梁，本有周德威与镇、定军左右护翼，自己领军居中，又以李存审负责沿路辐重，行军列阵可谓四平八稳。但是，李存勖好领精锐挑战，不意为梁伏兵所围困。李存审领兵在前，急于从外围杀人营救，管下轴重由是骤失统序，扰乱周德威一军的作战，最后酿成周德威父子败亡的结局，代价可谓沉重。由此也说明，斗将之间的好战与迎战，必须视现实环境，方能展开。若一方于阵前勉强为之，容易为敌所乘，对全军而言将造成不良效果。而且，单骑对战并不止于阵前序幕，两军势已相合，一方主帅败北而逃，胜者认为机不可失，速以独骑追击，也算是相方较量的延续。至五代后期，统一战事从华北战场延展至淮南，主将之间仍擅长以骑斗决胜。
只不过，阵前决斗虽然流行，但并非每场战争均能如期产生独斗的场面，个中天时与地利条件，至影响作战的形式。例如在一方未战而先处于逆势下，纵然勉强对垒，亦务求持重为上。按大唐常见的布阵经验，军队若在平原，固可顺应行军次序，诸如右虞候、右军、前军、中军、后军、左军、左虞候等开列为圆阵或方阵。若据半险之处，至少可缩为半圆的月阵。一旦“诸贼徒恃险固、阻山布阵，不得横列，兵士分立，宜为竖阵”。竖阵是抢山的较佳战法，必须聚集弩手、弓手和战锋队顺次居前，两侧夹有驻队，随鼓、角及黄旗讯号而攻占，因而减少主将独战的机会。例如梁晋胡柳之战，梁军先据土山，居高列阵，晋军以兵锋仰战，故晋将帅只能选择拥众而上，一骑斗的场面也就很难出现。
此刻正是两军阵前，阵前斗将并无不可，只是今日情况略微有些意外，竟然是华州方面挑衅河中军。要知道，河中军现在是属于河东军事集团的，沙陀之风极胜，虽然这种攻城前的阵前斗战对自己一方并不划算——因为韩建斗将失败也不可能就轻易投降——但从维护河中军威考虑，李曜不得不接下这一战。
毕竟，这是蒲军进入关中的第一战！
果然，惊愕过后，蒲军麾下诸将纷纷请战，可谓群情激奋。李曜抬头看了一眼城楼之上，在那个一身明晃晃金甲披身的韩建韩令公身边，李巨川轻轻点了点头。
李曜嘴角露出一抹冷笑，杀气弥漫周身：“朱押衙何在。”
“末将在！”憨娃儿精神一振，声若雷霆！
李曜语气冷如千年寒潭：“去，取他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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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梁、晋双方的几场典型骑斗（包括分析）。
《新五代史·张归霸附弟归厚传》记载：
秦宗权攻汴，归霸战数有功。张晊军赤冈，以骑兵挑战，矢中归霸，归霸拔之，反以射贼，一发而毙，夺其马而归。太祖从高丘望见，甚壮之，赏以金帛，并以其马赐之……弟归厚，字德坤。为将善用弓粱，能以少击众。张晊屯赤冈，归厚与晊独战阵前，晊惫而却，诸将乘之，晊遂大败。太祖大悦，以为骑长。
两军对垒，以取得制高点一方占优，所谓“用兵之势，据高以临下者胜”。凡主帅必坐镇高丘，制置指挥，由左右偏将冲锋陷阵。大本营镇驻高丘，既易于观战定夺，众将士能望之而团结，亦有统军之利。秦宗权的部下张晊于赤冈挑战，梁祖先遣善于骑射的张归霸迎敌，是玉成二将的决斗局面。两者互以弓矢击射，受箭伤的归霸居然能反胜克敌，因而深受梁祖奖赏。至于归霸之弟归厚亦善用弓架，与张晊处同一战场交手，史称两者“独战阵前”，当与其兄接受阵前挑战的形势相若，结果亦不负全忠所望。归厚为梁之出色斗将，在九里山与徐兵相遇，“叛将陈潘在贼阵中，归厚忽见之，因瞋目大骂，单马直往，期于必取”。其勇于战斗的本色，又见载于蹼州之役，史载：
郴王友裕攻邪，屯濮州，太祖从后至，友裕徒栅，与太祖相失。太祖卒与郓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郓兵才千人，太祖与归厚以厅子军直冲之，战已合，郓兵大至，归厚度不能支，以数十骑卫太祖先还。归厚马中矢僵，乃持梁步斗。太祖还军中，遣张筠驰骑第取之，以为必死矣。归厚体被十余箭，得筠马乃归，太祖见之，泣曰：“尔在，丧军何足计乎！”使弃归宣武。
梁祖攻郓，亲率部队与朱友裕脱节，遭增援的郸兵围困。梁之厅子军虽著于陷阵，惟敌众我寡，归厚只有弃伤马而持桨步斗，身披乱箭之间，掩护全忠脱险。所谓步斗是相对于马上格斗而言，由于格斗者是“短兵接斗，两两相当，以力角力”，加上归厚领军直突敌阵前后达二十余合，当中激斗是不难想象的。如归厚的阵前斗将，实肩负着合战前的挑战或接战的多重角色，至混战之间亦须身先士卒，随时作殊死战，以保障主帅的生命安危。朱温称雄一方，勇武亲从众多，如王彦章、寇彦卿、葛从周和张廷寿等，皆以陷阵见称。梁之斗将为表现晓勇一面，往往自动请缨出战，与好斗的李克用军相遇，自是展开一番角逐。陈章和周德威的对斗，便是典型的例子，《旧五代史·周德威传》载：
初事武皇为帐中骑督，晓勇便骑射，胆气智数皆过人……汴将氏叔琮率众逼太原，有陈章者，以彪勇知名，众谓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晋人所恃者周阳五，愿擒之，请赏以郡。”陈章尝乘骢马朱甲以自异。武皇戒德威曰：“我闻陈夜叉欲取尔求郡，宜善备之。”德威曰：“陈章大言，未知鹿死谁手。”他日致师，戒部下曰：“如阵上见陈夜叉，尔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战，部下伪退，陈章马追之，德威背挥铁挺击堕马，生获以献，由是知名。
在近距离的骑斗中，将领多以最熟练的武器应战，陈章所持者为战将常用的矛枪，而德威所用的则属于长柄铁锤。周德威在晋军中以勇见称，但阵前非旨在与陈章死斗，其以退为进的手法，结合了心理与技艺两种战术。德威微服杂卒，同时佯作走避，令急于求成的陈章见猎松懈，未及应付突如其来的变速反击。类似的对战手法，也见于德威与燕将单廷硅的骑斗。《资治通鉴·后梁太祖乾化二年五月》：
燕主守光遣其将单廷硅将精兵万人出战，与周德威遇于龙头冈。廷硅曰：“今日必擒周阳五以献。”阳五者，德威小名也，既战，见德威于陈，援枪单骑逐之，枪及德威背，德威侧身避之，奋祖反击廷硅坠乌，生擒，置于军门。燕兵退走，德威引骑乘之，燕兵大败，斩首三千级。廷硅，燕绕将也，燕人失之，夺气。
关于两方独斗时的技术操作，胡三省于该条注谓：“单廷硅之马方疾驰，势不得止。周德威侧身避其锋，马差过前，则德威已在枪里，奋挝击廷硅，廷硅安所避之，此其所以坠马也。”胡氏特谓“格斗之势，刀不如棒”，似乎说明马上持挝，如能灵活使用，其横扫的力度与角度较单向的枪尖冲刺为大。前后两战，德威的战技如出一辙，可知斗将以勇力相持之余，须善观敌者作战心理。在梁唐的重大战役中，周德威的阵前挑战，成功动摇了敌军士气，令梁军彻底败阵。例如天佑七年，梁遣王景仁将魏、滑、汁、宋等兵七万人击赵，晋遣德威赴赵州救王铭。“德威晨遣三百骑叩梁营挑战，自以劲兵三千继之。景仁怒，悉其军以出，与德威转斗数十里，至于部南。两军皆阵，梁军横亘六七里，汁、宋之军居西，魏、滑之军居东。”
德威乘梁军东偏尘起，摩其西偏，讹谓魏、滑军已走，又摩其东偏，讹谓梁军亦走，由此令梁阵动摇而大败。盖斗将出击在立阵以后，具经验者往往能洞悉敌阵的漏洞所在，乘势以狙击。部南会战，梁之东西军阵分别合魏、滑、沛、宋等七万联军组成，倚角之势已然成功围困赵王王榕，本非晋遣德威之三百先头部队可以济事。唯梁军的列阵方式，容易造成东西失顾，德威遂以语言煽惑，令两路大军自乱阵脚，最终晋军得以乘胜击溃。德威行军进退持重，务必稳中求胜，首先是挑引敌方骄兵出战，再乘彼之松懈而急攻全军的两端，继而沿途截击歼灭，几成为其战斗的独特风格。
《资治通鉴·后梁太祖乾化三年三月》《考异》引《周太祖实录》载：
嗣源与行硅追摄至广边军，行钦帅骑拒战。行硅呼谓行钦曰：“与公俱事刘家，我为刘家守城，尔则借称留后，谁之过也？今日之事，何劳士众，与君抗衡以决胜负。”行钦绕猛，骑射绝众，报曰“可！”行钦马足微服，将路，嗣源跃马救之，极击行钦几坠。行钦正身引弓射嗣源，中稗贯鞍。嗣源拔矢，凡八战，控弦七发，矢中行钦，犹抹血酣战不解。是夜，行钦穷吏，固守广边军，晋兵围之……翌日，行钦面缚出降。嗣源酌酒饮之，抚其背曰：“吾子壮士也。”养为假子。临敌擒生必有所获，名闻军中。
嗣源与行钦凡八战始决胜负，后因爱其才而养为假子，辗转为庄宗所用。元行钦阵前独斗的表现强悍，早年效力于刘守光靡下，应战刘守文及契丹、吐谷浑四万联军时，已经初露锋芒。史载双方对阵，“守文单马立于陈前，泣谓其众日：‘勿杀吾弟。’守光将元行钦识之，直前擒之，沧德兵皆溃。”其后行钦与嗣源、庄宗交锋而深受对方赏识，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其他梁将身上。例如庄宗“与梁战于河上也，梁拱震左厢都指挥使陆思铎善射，常于苛上自镂姓名，射帝，中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铎从众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铎伏地待罪，帝慰而释之，寻授龙武右厢都指挥使”。唐末五代的战斗文化兴盛，武人纷纷藉战场比试标榜勇力，以庄宗为例，热爱亲战程度几至于沉迷。其每次出人重围均以身犯险，俨然取代斗将的能事，却加重了前锋施救的负担。《旧五代史·元行钦传》载：
庄宗好战，勇于大敌，或临阵有急兵，行钦必横身解斗翼卫之。庄宗营于德胜也，与汁军战于潘张，王师不利，诸军奔乱。庄宗得三四骑而旋，中野为汁军数百骑攒矛攻之，事将不测，行钦识其帜，急驰一骑，奋剑断二矛，斩一级，汴军乃解围，翼庄宗还宫。庄宗因流涕言曰：“富贵与卿共之！”
自武皇驾崩始，庄宗李存勖即面对宗室李克宁之叛乱及后梁的不断攻袭，不能不以军事强人的姿态展开亲征。事实上，在对梁的潞州战役里，庄宗及其精锐部队确以精骑突袭的方式，大破梁军的围城，助长存励亲自战斗的信心。此种战法特殊，尤用极迅速的时间与途径直闯敌阵，达至以寡敌众的效果，若彼方预早设兵重围，则相对胜算机会不大。除李绍荣奋身营救外，几乎在晋王身边的所有将佐，均以行军持重为理由极力反对，造成内部战术部署的不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