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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晚太累了，陪我聊聊天吧。”陈超说道。
“好啊，一看就知道您是见过世面的人。说吧，是谈巫山云雨呢，还是桃花春风呢？哦，对了，我叫碧玉。”
又是云雨。那些古典爱情故事里常提到这个词。这个姑娘很聪明，像是宋词里那种“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角色。
只是她此刻穿的是一件比基尼，没有红巾也没有翠袖。她踢掉了脚上的高跟鞋，把腿蜷了起来。
“给我讲讲你的工作吧。”陈超笑着说道。
“你愿意听？那好吧，”碧玉喝了口果汁，“干我们这行，赚钱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容易。夜总会又不给我们开工资，反倒是我们要交‘台费’。当然，我能从您这样的客人手上拿到小费，一次能有个两三百块。有时运气好一晚能陪两个客人。竞争虽然激烈，但总会有被客人连包几天的机会。”
“为什么要交钱？”
“按照夜总会老板的说法，他租房子招人都要花钱，更别说还得给黑白两道交保护费。”
“除了陪唱歌你们还提供什么服务？”
“那就看您需要什么服务了。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啦，”碧玉说道，“我先给您唱首歌吧。”
或许是陈超问话的方式吓到她了吧。也可能是她需要唱一两首歌换点小费。不过她选的歌却有点让人出乎意料，居然是苏轼那首描写中秋的《但愿人长久》。她在红色地毯上边歌边舞的样子，仿佛一朵洁白的莲花。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不知何时，那位妈妈桑走进包间，说道：“这姑娘不错吧，她以前可是跳过芭蕾舞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您看，我介绍了这么多，您总得意思意思吧。”
“还有这规矩呢？”陈超掏出两张十元钞票递过去。
“上海人哪有不知道这规矩的，”老鸨一边把钱塞到裤兜里，一边转身离去，“真抠门儿，这么点钱让我喝西北风去啊。”
大款们应该懂这些规矩吧，反正陈超是不懂的。
“别管她，”说着，碧玉坐到了陈超腿上，“她就是个拉皮条的。”
也许他应该抓紧多问些情况，然后抽身离开。
“我听说最近有一起连环杀人案，凶手专杀风月场上的女子。你不怕吗？”
“当然怕啊，”碧玉紧紧靠在陈超怀里，“我听说其中有一个受害者就是我这样在夜总会里混的。每个人都很紧张，可紧张又有什么用呢。”
“怎么？”
“怎么？你第一次来这儿吧。你是个成功男人，但绝非那种暴发户。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估计是个律师什么的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过如果你要包夜的话，我会跟你走的《｜wＲsＨu。ＣoＭ》，什么都不问。那件杀人案一出，我们这行更不好干了。客人们怕警察来查，就像上次百乐门那样。很多人恐怕要等到风声过去才敢重新来玩……”
忽然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
碧玉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门就被推开了。一个看上去也就五六岁的小男孩儿走进来，说道：“妈妈，熊叔要听你唱《哭砂》，妈妈桑阿姨让我来叫你。”
“对不起，这孩子是我儿子，今天晚上家里没人照顾他。”碧玉对陈超说道，“熊叔是这儿的常客，他特别爱听《哭砂》。我一会儿就回来。”
“好吧。”陈超说道。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妈妈桑有意安排的。碧玉应该已经发现他并不是那种土大款了。
“你不是一般人。”说完这话，碧玉低头在陈超额前轻轻一吻。然后她对小男孩儿说，“回办公室去，不许随便出来。”
陈超被单独留在包间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环顾四周，他发现这包间与普通歌厅包房差不太多，只是装潢更为考究而己。外面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这让他有些不安。也许是那孩子在跑来跑去吧。他妈妈不应该把他带到这种地方来的。陈超心想，好在自己不是那种来买春的“常客”，否则刚才那孩子就会撞到龌龊淫荡的一幕了。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他想到了梅老师的儿子。
当年的那个下午，他被释放回来，却在家门口撞见自己的寡母与别的男人行苟且之事。这足以解释他为什么转身就跑，而梅老师要光着身子追赶。
如今那些关于梅老师儿子的线索可以被串起来了。他有犯罪动机，他熟知那种红色旗袍，更熟知梅老师的一切。
这也能解释老田和他的女儿田陌所遭到的报复。当初田陌的尸身被扔在那样一个地方，而且穿着红色的旗袍……
可梅老师的儿子现在究竟是什么身份呢？连向教授和翁主任都不甚了解。可以确定的是，他肯定没失踪。后来他曾经回来过，还卖掉了明府的老洋房。
这一切都符合之前陈超和于光明讨论过的那种心理模型：孤独；童年曾遭受精神创伤，大概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或许有恋母情结。
一位女侍者走进包间，将一小筐爆米花放在桌上。陈超掏出一张十元钞票。
“不好意思先生，五十。”
“好吧，”他试着装成一个有派的顾客，拿出钱包。这一次他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正是这个包间里发生的一切让他对案情有了新的认识。他抽出一张百元大钞放在桌上，示意那姑娘可以走了。
“谢谢您，先生。我以前是个模特儿，可是青春饭吃不了几年……”
这时碧玉回到了包间，盯着那个卖爆米花的姑娘，仿佛看见了外星人。那姑娘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碧玉说道，“我能再点一杯果汁吗？”
果汁很快就被端进包间，另外又送来一个果盘。可能是这家夜总会的规矩吧。侍者甚至都没征求他的同意，就放下这些东西离开了。
这让陈超有点犯难。虽然他并不打算享受碧玉之前所说的那“巫山云雨”般的特殊服务，但类似小费之类的开销也越来越高了。
碧玉剥了一个橘子递给他。他没接，而是找了个借口暂时离开了包间。他来到卫生间，走进一个隔间，关上门，拿出钱包数了数，发现里面还剩九百元钱，应该够今晚的开销了。但他并不想立刻回包间去，他需要整理思路。在包间看着碧玉和那些侍者们进进出出，是很难集中精神的。
隔间门上一个小窗忽然被打开，伸进来一只手，递来一条热毛巾。也许是所谓的卫生间服务吧。陈超感到很厌恶，便开门走出了隔间。离开卫生间之前，他往洗手池边的一个白碗里丢了一把零钱。
当他重新坐到包间的沙发上时，碧玉靠上前来用她那纤纤玉手喂给他一瓣橘子。包间里灯光昏暗，弥漫着一股暧昧的气息。
“今晚你打算去哪儿？”碧玉柔声说道，“天不早了。外面烟雨蒙蒙的，路也滑，别走了吧。真的，街上这会儿哪儿还有人啊。”
这番话让陈超想起一首描写昏君的宋词。
看眼前的男人没答话，碧玉抓起他的手，放到了自己光滑的大腿上。
“对不起，碧玉，我得走了，”陈超说道，“我埋单吧。今晚能和你在一起我很开心。”
“如果你一定要走的话，怎么着也得给我点儿小费吧。”
陈超递给她三张百元钞票之后，碧玉让侍者进包间结账。
可看了一眼账单陈超就愣住了。一杯果汁要一百块钱，碧玉点了两杯；他自己要的那壶茶价格是一百二十块；两个果盘，每个一百五十块；桌上的四盘干果也都要照价付钱，八十块一盘，还有百分之二十的服务费……单子上，各种项目加起来共要一千三百块。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可他却又不能亮出警官的身份。如果他那样做了，今晚倒是好说，以后就要为这一夜的“风流韵事”付出更高昂的代价了。
“怎么了？”碧玉问道。
“对不起，碧玉，我钱不够了。”陈超尴尬一笑。
“呃……你手上还剩多少？”
“之前是九百块，现在就剩六百块了。”
“没事，别担心。你要是真没带够钱的话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碧玉在陈超耳边轻声说道，“不过你得跟他们说你就给了我一百块钱小费。”
看来这就是她为什么先要小费的原因了。陈超心想，这姑娘果然很有经验。这时一个大块头男人走进了包间。
“这是我们张经理。”碧玉介绍道。
“对不起，张经理，这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玩，身上没带够钱。”陈超把钱包里的钞票都码在了桌子上。
“你有多少？”桌上的钱那位张经理看都没看一眼。
“六百，”陈超说道，“下个礼拜给你再送七百来。我保证。”
“他给你小费了吗？”张经理问碧玉。
“给了，就给了一百，”碧玉说道，“他就玩了两三个小时，其间我还去陪了陪熊叔。”
“有卡吗？”张经理又转向陈超，问道。
“什么卡？”
“信用卡。”
“没有。”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张经理看了一眼桌上的钱，随手拿起两张百元钞票，把剩下的推给了陈超。
“第一次来玩嘛，那些果盘啊干果啊算是我们店里请客了。这外面天怪冷的，我总得给大哥你留点儿钱打车吧。”张经理说道。
这前后反差也太大了。难道是为了揽回头客？陈超感到自己很幸运。
“那真谢谢你了，张经理。”
“不客气，我也见识过不少人了，我觉得你不是一般人。风水轮流转，没准将来哪天咱们还能打交道。”
张经理一路送陈超走到电梯。门一打开，走出一个醉醺醺的客人。伴着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陈超看到一大群姑娘争先恐后地迎了上去。碧玉也在其中。
而她却根本没往他这里瞧一眼。
“下次再来啊，大哥。你到那边那个路口就能打着车。”张经理挥手告别。
走出夜总会，陈超却并没有去打车。
已经接近凌晨四点了。他此刻想到一句词“到底是良宵常短梦常空”。他也说不清自己刚才在夜总会里的经历能否算是“良宵”，但起码时间消磨得很快。
寒夜将尽。刚才在包间里想到的思路，此刻似乎被阵阵冷风吹得七零八落。其实有的想法还是显得牵强了些。
不过陈超决定从当年梅老师儿子卖掉老洋房这件事入手，去调查一下他的背景。作为明府老洋房的继承者，他卖房子的时候一定会留下签名之类的个人身份信息。
已经是星期四了，不能再在错误的方向上浪费时间了。
只是此刻陈超还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天气很冷，他不得不加快脚步。霓虹灯大多已经熄灭，整条衡山路呈现出一副前所未见的奇异景象。
就这么茫然地走了一阵，陈超发现自己又来到了老洋房饭店跟前。一阵风吹过，惊起房顶一群鸟。这一幕与洋房在黑暗中的剪影呼应，一丝孤独萧索的气息油然而生。
他不由得想到了苏轼的那首《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为盼盼，因作此词》：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
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
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这是一首悲伤的词。燕子楼因唐代名妓关盼盼而闻名。她曾嫁给一位文武双全的将军为妾，丈夫死后，她就到燕子楼上闭门守节，直到死去。宋代苏轼游燕子楼时专门写下了这首词。
陈超脑中浮现出梅老师当年在明府豪宅后花园中的样子。她身穿精致的旗袍，牵着儿子的手，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不知不觉间，陈超来到了农贸市场。晨星暗淡，不时有枯叶从树上飘落，掉在地上沙沙作响，仿佛远古巫师占卜用的竹简被火焰烧灼的声音，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市场里没什么人，门口却颇有秩序地摆着一排篮子，有竹制的、藤编的、塑料的，大小各不相同。这应该是赶早市买黄花鱼的家庭主妇们排队的方法吧。
这一情景让陈超感到有些似曾相识。他在风中费力地点燃了一支香烟。
砰、砰、砰……不远处忽然传来敲东西的声音。他抬头望去，看到有人正拿着锤子敲打着冻成一坨的黄花鱼。对方也发现了陈超，转过头来看了一眼。那人脖子很短，脑袋藏在棉大衣高高的衣领里，看上去很是奇怪。谁在清晨看到这样一个怪异的人都会被吓一跳。
陈超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还是不太好。
一群中年妇女慢慢聚拢到市场门口，拎起那些摆放整齐的篮子，排队等待购买黄花鱼。这市场开始渐渐醒来了。
随着一阵铃声响起，市场正式开门营业。小贩们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有的人推着小车，有的人站在租来的柜台后面，有的人干脆把货品摆在地上。
这时，陈超看到一位戴着红袖标的老人走进了市场。
二十六
那位戴着红袖标的老人一会儿看看蔬菜，一会儿看看鱼虾，手上却并没有提篮子。看来他一定是老片警范德宗了。
其实不久之前陈超刚见到过类似的情景，于光明的父亲老于头经常在另外一个市场巡查。只是范德宗肩负着不同的职责。在这个人人向钱看的时代，小商小贩随处可见，但是有些小贩会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如今他们坑人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注水肉之类，而是转向染色剂、地沟油等更“高明”的手段。这些行为会危害消费者健康，这位老范的职责就是监督并制止这些丧良心的行为。
这会儿他正在一个卖虾小贩的摊位前检查着。陈超走上前去，礼貌地问道：
“您是范叔吧？”
“没错，你是？”
“能跟您单独谈谈吗？”陈超掏出名片递了过去，“有很重要的事情。”
“好吧。”范德宗转身对小贩说道，“你，下不为例啊！”
“咱们去那边喝壶茶吧，”陈超指着黄花鱼摊点旁边的小吃店，“咱们可以坐下聊聊。”
“那家不卖茶水。不过我倒是可以让他们帮忙沏一壶。”范德宗说道，“叫我老范同志吧，我喜欢这个称呼。每次别人这么叫我，都能让我回想起当年那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岁月啊。”
“好的，老范同志。”陈超心想“同志”这个词在港台年轻人中都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了，也许眼前这位老人不知道这个词现在有了那么一层意思吧。语言总是随着人们意识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
小吃店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早餐午餐晚餐，餐餐如此”，下联是“去年今年明年，年年相同”，横批是“吃才是真”。
陈超盘算着，自己兜里剩下的钱应该足够在这里请老范吃顿早餐了。服务员端来一壶茶，顺便向他们推荐了店里的特色早餐——羊肉泡馍。
“老范同志，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陈超端起茶杯。
“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知道陈队长你也挺忙的。今天来找我这个老头子，想必不是为了请我吃顿羊肉泡馍吧。”
“是的，我想请教您几件事。听居委会同志说只有您能帮我。”
“是吗，那你说说看。”
“我们最近在调查一起凶杀案。梅老师曾经住在这附近吧？我想问问关于她的事。她当时是明家的儿媳妇，而您那时是这附近的片警。”
“梅老师？哦，是的。不过她早就去世了啊。她跟你们的调查的案子能有什么关系呢？”
“目前我只能说，她的资料也许会对我们的调查有帮助。”
“哦。我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两三年调到这个社区当片警的。当时你多大，还在上小学吧？”
“没错。”陈超点了点头。
“如今片警可能算不了什么，”老范往汤碗里掰着馍，“可在那个阶级斗争的时代，片警身上担负的责任可不轻啊。任何人都可能是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在这种地方。附近很多住户出身都有‘问题’。建国以后，好多这样的家庭都因为他们历史上跟国民党的瓜葛被赶出自己的家，取而代之住进去的是一些工人家庭。然而有些家庭跟新政权和旧政权都有联系，所以保住了自己的房产。明家就是这样的。”
“明家是个什么情况呢？”
“明家老爷子曾经在四十年代末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的统治，于是在建国后被划成了‘爱国民主人士’，家产也没被充公。他儿子在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娶了同在学院教小提琴的梅老师为妻。夫妻俩生了个儿子，好像叫小真还是什么的。一家人生活在那所大房子里，日子过得很不错。周围的穷邻居们对明家很有意见，作为片警我得特别注意明家才行。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明家老爷子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免了被批斗。梅老师三口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她丈夫被当成英国间谍隔离审查了，因为他偷偷听英文广播。他们家的房子也被别人强占了，梅老师孤儿寡母的只能被迫住到了从前用人住的阁楼上。”
“没人帮梅老师母子说话吗？都眼睁睁看着？”陈超问道。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非常荒谬。‘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他们一家人也是被造反派们从三室一厅的公寓里赶了出去。
“你忘了毛主席那句话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那些造反派看来，革命就是从富人那里抢东西。”
“是的。我记得。当年红卫兵们也洗劫了我家。不好意思打断您了，请您继续说吧。”
“‘文化大革命’第三年，明府围墙上不知怎么被人写上了一串反革命标语。其实那‘标语’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词是‘打倒’，一个词是‘毛主席’。很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孩子在不同时间写上去的。因为是写在明府围墙上的，人们怀疑的对象就很容易地落到了住在那个大宅子里的人身上。由于那时的阶级斗争观念，怀疑的焦点最终落到了梅老师母子，特别是她儿子身上。没人能证明是他干的，但是也没人能证明不是他干的。于是居委会和驻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以隔离审查的名义把那个小男孩儿单独关进了小黑屋。当时这被认为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最好办法。事实上当初梅老师的丈夫就是被隔离审查了一个星期之后，上吊自杀的。梅老师很怕儿子也会步丈夫的后尘，到处求人。她甚至来求过我，可我也无能为力啊。那时候派出所基本都被造反派把持着，我一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