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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文豪崛起-第2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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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书后记》中也有记载,内容如下:“内山书店是日本朗日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只要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然而事实真相如何呢?

    就在国党御用文人炮制那篇造谣文章的前两个月,内山完造由于多次保护中国人的行为,被日本军方怀疑为共党,顶不住压力只能暂时返日躲避风头。

    内山完造的处境蛮尴尬,他是个日本人,还是鲁迅的至交好友。一边被国党文人污蔑为“日本间谍”,一边又被日本军方怀疑为“日本共党”,简直两处都不讨好。

    其实内山完造啥都不是,他首先是一个商人,其次是一个人道主义基督徒,年轻时同情中国的革命者,晚年则倾向于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

    内山完造的人格并不伟大,让他为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比如在日本侵华期间,内山完造就积极配合日军,接收了上海地区的一些图书产业。因此说他首先是个商人,而且还是个日本商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内山完造又是信奉人道主义的基督徒,所以他能够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的给中国友人一些帮助。而且他还很同情中国的革命者,他的内山书店,几乎成为上海左翼文人的联络点。他书店里面的中国籍店员,清一色全是进步人士,下个月就有两位店员被特务抓捕。

    包括革命烈士方志敏写给**中央的报告以及遗书,也是先送到内山书店保管,然后由鲁迅托人转交给**中央。

    “邬其兄,能否借你的留声机一用?”田汉问道。

    内山完造立即说:“当然,请稍等。”

    等内山完造把唱机拿来,田汉神秘地说道:“守信(聂耳)赠了我两张唱片,过几天就要正式发行,咱们先听为快!”

    鲁迅抽着烟说:“寿昌(田汉)如此郑重推荐,看来又是顶好的进步歌曲啊。”

    “诸位同志且先听听。”田汉把唱针轻轻放下。

    屋子里很快响起歌曲前奏,紧接着是一阵童音:“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周赫煊、周璇、儿童伴唱团的歌声配合出完美的层次感,让这首歌的情绪不断递进,那混合着悲愤、哀愁、抑郁、凄凉和怒火的复杂情绪,感染着屋中的每一个人。

    “唉!”

    内山完造首先叹息,在这种时候,做为日本人的他就显得尴尬了。从道德上,他觉得日本侵华是不应该的,但从情感上,他又无法反对日本政府的行为。

    “周明诚写的歌啊,我听过的。”鲁迅说。

    欧阳予倩感慨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我几欲掉泪。现在由百代唱片重新灌制,情绪更加饱满,让人义愤又无奈。我们在这里坐而空谈,东北四省的千万同胞,却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欧阳予倩,著名戏剧家、戏曲家、电影艺术家,中国现代话剧创始人之一。他以前是唱京剧的,后来又投身话剧事业,在戏坛与梅兰芳齐名,人称“北梅南欧”。

    鲁迅走到留声机面前,拿起唱片的包装封面,惊讶道:“咦,居然是周赫煊亲自录唱,但为什么唱片的名字叫《晚了长城永不倒》?”

    田汉说:“你把唱片翻面就知道了。”

    鲁迅立即拨开唱针,将唱片翻了一面重新放下,立即传来周赫煊的声音:“这首歌,为纪念‘长城抗战’而作,且与诸君共勉之!”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万里长城永不倒,潜力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重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

    闷重的鼓点敲击着人心,在座的进步人士,个个脸上都出现义愤的表情。

    鲁迅又点燃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他虽然不喜欢这种豪壮的风格,但不可否认,刚才确实被这首歌激得热血上涌。

    欧阳予倩猛地拍案而起:“这才是时代的声音,唱歌就是这样唱的,一首歌抵得过十万精兵!”

    鲁迅提醒道:“我们这代人的目标,不止要抵御外侮,更要改造这个国。周明诚这首歌,诚然使人热血沸腾,但我们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

    鲁迅一向认为,改造国家和国民,远比抵抗侵略者更重要。只要中国走上正轨,根本不惧任何敌人,就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地不大、人不多,但超高的国民素质却能带来国家民族的强盛。

    鲁迅的悲哀在于,他完全看不到希望,特别是这两年,他已经心力交瘁得快崩溃了。

    一方面来自于外部,国党的高压政治越来越恐怖。鲁迅这段时间要出版《二心集》,不得不删掉大量的文章,因为稍微跟政治沾边的都无法通过审查。用他的原话来说:“……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

    另一方面来自于左联内部,冒险主义带来矛盾重重,就连郁达夫都被左联逼走。鲁迅一边承受着压力,一边又要安抚成员,若没有他的努力,左联这个组织早就散架了。他后来见到冯雪峰的第一句话是:“这两年我被他们(冒险主义者)摆布得可以。”长征期间,鲁迅几乎是以一人之力独撑左联。

    鲁迅在新中国的地位,那真不是白来的。

    鲁迅甚至对冯雪峰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来到时(指建立新中国),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他对未来的看法很明确,但依旧选择坚持斗争,因为他知道中国不变不行,而只有共党能成功的改变中国。

    欧阳予倩听了这两首歌,激动地问道:“为什么不请周赫煊加入我们(左联)?他这样的爱国者应该吸纳进来!”

    鲁迅笑道:“他不会答应的,他的想法我能理解,因为几年前我也那样想。”

    田汉突然说:“周明诚在美国和南京那边都有影响力,不如请他营救丁玲女士!”

    丁玲是去年5月份被特务逮捕的,如今已过去一年多时间,各界人士积极参与营救,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丝毫进展。

    “他这人明哲保身,恐怕不会答应。”鲁迅说。

    欧阳予倩道:“不试试怎么知道?”

    鲁迅吸着烟,认真的想了想:“美国记者斯诺,这段时间正好在上海,不如请他去联络一下周明诚。”

    “这是个好主意。”田汉点头道。

604【禁歌】

    南京,外交部。

    行政院长汪兆铭先生,正在做一场主题为《破落户与暴发户》的演讲。他一手按着主席桌,一手举起伸出食指,风度翩翩地说道:

    “最近数月以来,国内思想界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便是中国何以衰落到这样的地步……这个问题,自然是因痛心国难而起,因为痛心国难,进而求解救国难的方法……

    一部分人说,还是中国民族丧失了自信力,忘记了自己有四千多年的文化,妄自菲薄,根本提不起勇气……另一部分人说,这是中国民族缺乏反省,因为中国四千年的文化比起欧洲来,实在低下,中国民族应该痛彻反省……《独立评论》最近几期,胡适之先生对于此点,说得最为痛切。”

    汪兆铭扫视着外交部众官员,看到大家都在侧耳倾听,他继续说道:“中国古代的文化,比起欧洲古代的文化,是各有特色呢?还是低下呢?这个问题,让给研究古代文化史的人去比较,我们不欲讨论。但中国是有自己的文化,是无可疑的。我不欲与欧洲有文化的国家相提并论,只与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国家,如日本,相提并论……”

    经过反复的比较,汪兆铭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是破落户,日本是暴发户!

    然后,汪兆铭又引申下去,认为中国这个暴发户,还生活在祖宗的荣光里,没有奋发图强的斗志。所以每到危急存亡的时候,仍然抱着听天命的观念,懒惰不堪,不以为耻。所以,一个破落户的子弟,远不如一个白手起家的人那么奋发有为中国人不如日本人有斗志。

    又用无数的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以后,汪兆铭说出最后一段话:“白手固可以起家,破落户何尝不可以中兴?只要除掉了骄傲的心理,比较得清楚,努力的去做,做成一个现代的国家,这是现在救亡图存的唯一方法,而发扬祖宗文明,也就于此解决了!”

    “啪啪啪啪!”

    全场掌声雷动,外交部的官员们集体起立,足足拍了五分钟的巴掌。

    这段发言很正能量,是在告诫国民,要抛弃天朝上国的观念,接受先进的思想和事物,努力去奋发图强。至于这段发言歪屁股的内容,比如无限推崇日本和德国,则被大家给无视了,或者说被大家认可了。

    汪兆铭带着微笑下台,外交部长张群立即迎上来,笑呵呵地说:“汪院长,部里已经准备好宴席,还请务必赏光。”

    “不必了,如今国难当头,我们这些当官的应该以身作则、厉行节俭。”汪兆铭大义凛然地说。

    张群连忙拍马屁:“还是汪院长境界高!”

    张群是常凯申的人,汪兆铭不想得罪,但也不想走得太近。他语重心长的叮嘱几句,让张群做好民国的外交工作,然后就带着人打道回府。

    小轿车载着汪兆铭从外交部出来,街边的露天广播正在播报新闻。突然间,只听播音员说道:“下面这一首歌,是著名学者周赫煊先生亲自创作并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

    汪兆铭刚开始并不在意,但当听到“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岂让国土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等歌词时,他立即勃然变色,生气道:“徐恩曾在搞什么?中央广播电台居然播放这种歌曲,会引起外交纠纷的!快给我掉头,去电台!”

    路上的行人,纷纷驻足聆听,好些人听完歌以后,已经激动得热泪盈眶。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这歌词写得好啊!”

    “周先生不愧是大诗人,写歌都写得如此豪迈。”

    “可惜长城抗战还是输了,唉!”

    “叹什么气?长城抗战虽然输了,但咱们中国有四万万同胞,日本鬼子敢打过来,一人一口唾沫也淹死他!”

    “说得好,只要小日本敢来,包教他有来无回。”

    “这首歌真好听,哪里有唱片卖的?”

    “你没听夜莺(播音员刘俊英,美名夜莺)说啊,那是百代公司的唱片,百货公司里有卖的。”

    “嘿,我要去买一张,这首歌听着有劲儿。”

    “……”

    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和中央广播电台,地址都在后世的南京鼓楼区。只几分钟时间,汪兆铭就坐车来到了广播电台,他怒气冲冲地走进去,兜头就问:“你们徐主任呢?让他出来见我!”

    徐主任就是徐恩曾,中央广播电台主任,也可以称呼为台长。

    台里的一位科长听到汪兆铭来了,忙不迭的跑来招呼,硬着头皮说:“汪院长,徐主任不在,你有什么吩咐吗?”

    “不在台里?嗯,混账!”汪兆铭生气道。

    那位科长赔笑道:“徐主任确实不在,您有事就吩咐我。”

    汪兆铭还真不敢拿徐恩曾怎么样,因为徐恩曾是cc系的,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心腹。徐恩曾不仅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台长,还是国党中组部总务科科长兼调查科科长,他曾经诱使顾顺章叛变,差点把位于上海的**中央连根拔起。

    怎么说呢?

    等到明年军统成立,徐恩曾的地位甚至在戴笠之上,前者是第一处处长,后者是第二处处长。后来有了中统,徐恩曾甚至成为中统和军统两局的总负责人。就连常凯申要对中统和军统下命令,文件上也只写“中统局徐副局长恩曾”字样,要拿给徐恩曾亲自批示后才行动。

    一直到1945年,徐恩曾才彻底失势,总管国党的秘密战线(主要是中统方面)长达15年。

    如此受老蒋器重的心腹,汪兆铭还真不敢招惹。他愤怒地看着那个科长,质问道:“刚才你们播放的那首歌,叫什么《万里长城永不倒》,谁批准你们播放的?”

    “是……是吴副主任。”那科员忐忑地回答道。

    “吴副主任?呵呵,吴道!我知道这个人,”汪兆铭厉声斥责道,“你给我听好了,这首歌是禁歌,容易引起国际纠纷,以后不许播放!”

    那科员傻眼道:“禁歌?可是禁不得啊,百代唱片公司送来的,他们的老板是英国人。”

    汪兆铭听了顿时一愣,随即说道:“别的我不管,反正中央广播电台不许播放!”

605【斯诺采访】

    在全国人民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当口,南京国民政府却要禁一首爱国歌曲,这听来似乎像是天方夜谭。

    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自从“淞沪之战”结束后,南京政府就一直避免激怒日本,刻意压制国内的排日活动。到了“长城抗战”失败,中日两国秘密签署《塘沽协定》,南京政府取缔民间排日运动的意图就更加明星。

    再过半年,也就是1935年2月,常凯申和汪兆铭甚至会联名发布《严禁排日运动令》,随即国党中政会向全国报纸、通讯社发布通告: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货的消息。

    在南京政府的这种思想指示下,《万里长城永不倒》和《松花江上》两首歌,绝对属于必须禁止的歌曲。包括周赫煊那本《非攻》杂志,通篇都在宣传抗日思想,最多到明年2月份就会被彻底查封。

    到时候塞再多钱都没用,因为严重违背了常凯申和汪兆铭的国际外交方针。

    然而百代唱片公司是个例外,历史上,这家公司发行了许多抗日爱国歌曲,没有一首被南京政府封杀过。原因很简单,百代唱片公司的背景太复杂了,主要股东来自于英国、法国和美国。

    英法美三国都是爸爸,百代公司是三位爸爸的产业,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敢对百代唱片公司下手最多也就抗议警告一下。

    也别觉得汪兆铭的表现太怂,一听到是英国公司就吓尿,即便换成常凯申,同样也只能选择视而不见。

    民国时期,中国方方面面都被列强控制。最大的矿山股份被洋人控制,最大的茶叶公司被洋人控制,最大的渔业公司被洋人控制……除非南京政府彻底撕破脸,强行接收这些外资产业,否则只能乖乖的喊爸爸。

    当然,汪兆铭虽然不敢直接下令封杀唱片,但他还有其他手段。比如,禁止国内一切广播电台播放周赫煊的歌,禁止在公开场合播放相关唱片等等。

    这些手段是非常有效的,本来有两部电影想使用《万里长城永不倒》做主题曲,现在政府的命令一下,电影公司立即放弃了这个想法。还有即将举行的华北运动会,主办方打算将《万里长城永不倒》做为入场式歌曲,如今也只能作罢。

    南京政府越是这样封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唱片就卖得越好,或许是民众被激起了逆反心理。

    仅仅几天时间,只是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万里长城永不倒》就卖出2000多张,《兰花草》也卖出600多张,如此爆棚的销量走势把百代唱片公司乐坏了。

    英国佬才不管什么中日关系,也不管你中国人爱不爱国,他们只希望唱片越卖越多,把真金白银赚到手。

    各大报纸虽然被南京政府警告,不得刊登关于这些歌的讨论文章。但地下刊物却不管那么多,许多地下杂志刊登了完整的歌谱,发行到东北、日本,甚至是东南亚地区,使得《万里长城永不倒》和《松花江上》迅速传播,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

    特别是已经沦陷的东北四省,许多抗日队伍专门请人教唱,将士们含泪唱着这两首歌英勇杀敌。

    ……

    海格路,周公馆。

    埃德加斯诺与周赫煊相对而坐,他拿着速记本笑道:“周先生,最近你的诗和歌都流传很广,你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歌曲创作者。”

    “最伟大谈不上,中国有很多伟大的人物,我只是稍微有点名气而已。”周赫煊说。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青年帅哥,当然,再过几年就要变成秃顶大叔了。他是《纽约日报》的驻华记者,还兼任燕京大学的新闻系讲师,采访足迹从中国东北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日本。

    斯诺笑道:“你太谦虚了,我见过的中国人很多都是这样。”

    周赫煊说:“谦虚是一种美德。只有那种毫无文化底蕴的国家和民族,才会得势就猖狂,比如日本。”

    “你很讨厌日本?”斯诺问。

    周赫煊强调道:“极度讨厌!”

    斯诺说:“中国有三位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一是胡适,二是鲁迅,还有一个就是阁下。我采访过胡适和鲁迅,他们跟你都不一样。”

    “怎么讲?”周赫煊道。

    斯诺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是美国式的。鲁迅是一个革命者,他似乎并不排斥日本,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国民改造。而你有些民族主义者的倾向,你的言行都以国家为出发点。”

    周赫煊笑道:“你归纳得有些意思。而且你的采访风格也很有趣,你喜欢跟被采访者聊天,而不是一问一答的方式。”

    “当然,一问一答目的性太强了,容易忽略很多细节,”斯诺说,“你知道美国这几年最流行什么思想吗?”

    周赫煊说:“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

    斯诺道:“能聊聊你的看法吗?”

    “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由来已久,但最近几年在美国风行,主要还是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周赫煊阐述道,“美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连自由言论也受到压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在美国流行起来很容易理解。”

    “很有意思的见解,”斯诺点头道,“那你能否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自由运动、民权运动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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