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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声源。她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她绝对想不到当年是那样不可一世的罗小通，竟然落魄到如此模样，成了一个躺倒在破庙里栖身的继发性癫痫病人兼叫花子——尽管我不是叫花子，但她和她的男友一定会把我当成一个叫花子。她站在大和尚面前，小腹碰到了大和尚的脸，大和尚一动不动，她也似乎毫无感觉，探身向前，伸出只手，抚摸着马通神的脖子，不回头地问身后的男友：你看过《聊斋·五通》吗？ 没有，她的男友在后边不好意思地说，为了考大学我们除了教科书什么都不看。我们那里分数线特高，竞争非常激烈。知道五通是什么神吗？ 女子回头问，脸上是狡狯的笑容。男生说：不知道。女子说：谅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神？ 男生问。女子用调笑的口吻说：怪不得蒲松龄说，“万生用武之后，吴下仅遗半通！ ”男生迷惑地问：你说了些什么呀？ 女子莞尔一笑，道：不说了，你看，她把沾满了泥水的手伸到男友面前，说：马通神出汗了。男生拉着女生的手，往庙门外拖着。女生好似恋恋不舍地回着头，眼睛似乎看着马通神，嘴巴里说出娜词嵌Ｖ鑫业幕埃耗阕詈？去医院看看，虽然这种病要不了你的命，但还是吃点药为好。我鼻子一阵发酸，半是感动，半是为世事沧桑而感慨。院子里已经来了很多人，还有许多人，扶老携幼，扛着板凳，从大道两边，从庙后的庄稼地里往这汇拢。奇怪的是往常交通繁忙的大道上，现在竟然没有车辆。我只能用警察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来解释这种反常现象。我还纳闷，他们为什么不把戏台子搭在对面的空地上，而非要搭在这容人不多的小庙院子里呢？ 一切都是这样荒唐，没有道理可讲。我猛然看到，用绷带把一条胳膊吊在胸前的老兰，左眼上蒙着一块纱布，像一个从战场上逃下来的伤兵，在黄豹等人的护卫下，从小庙后边的玉米地里走出来。那个名叫娇娇的小女孩，手中举着一穗新鲜的玉米，在他们前面愉快地跑着。她的母亲范朝霞，不时地提醒着她：宝贝，慢点跑，小心滑倒！ 一个身穿汗衫、手拿纸折扇的中年男子，见到老兰一干人，小跑着迎上来，满面笑容地说：兰总，您亲自来了。老兰身边一个人说：兰总，这是市柳腔剧团的蒋团长。艺术家嘛！ 老兰大声说，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没法跟你握手，失敬失敬！ 蒋团长连声道：兰总您太客气了。有您的支持，我们这个剧团才有饭吃。老兰道：互相帮助嘛，告诉你的演员们，卖点劲儿，好好帮我感谢肉神和五通神，老兰无知，在神庙前胡乱放枪，冒犯了神灵，得到了报应。蒋团长说：兰总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把这两台戏唱好。几个背着工具袋子的电工，踩着梯子，在戏台上设置灯光。看他们那爬上爬下的灵活劲儿，让我联想起多年前屠宰村那两个电工兄弟，时过境迁，星移斗转，物是人非，我罗小通，已经沉入了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多半注定了今生今世不得翻身。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这个破庙里，支撑着也许是继发性癫痫发作之后的疲倦身体，将过去那些陈旧得像多年的老灰尘一样的往事，对着这个如同朽木的大和尚诉说。
一具紫红色的漆光闪烁的高大棺材，横在老兰家的厅堂里。
那个豪华的骨灰盒连同骨灰，都被装了进去。我目睹着这个过程，感到真是多此一举。后来，当老兰跪在地上，手拍着棺材放声大哭时，我才悟到：只有手拍棺材，才能发出那样的扑扑通通的震撼人心的声音；只有这样一具雄伟的棺材，高大的老兰跪在前面才显得般配；也只有这样的一具紫红色的棺材，才能烘托出灵堂的庄严气氛。我也不知道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丧失了去追寻这些小事根底的兴趣。
我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前头；甜瓜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后头。在我们两个之间，放着一个烧化纸钱的瓦盆。我和甜瓜，把那些打印上铜钱图案的黄表纸，用放在棺材盖子上的豆油灯盏点燃，放在瓦盆里燃烧。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随着烟气盘旋上升。农历七月的天气，温度本来就高，我穿着肥大的孝服，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子，面前又守着一个火盆子，只一会儿工夫，便捂出来一身汗水。我看看甜瓜，她也是一脸汗水。
我们面前各守着一摞纸，我放一张，她就紧跟着放一张。她绷着小脸，神情严肃，但看不出有多少悲痛。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流过眼泪的痕迹，也许眼泪已经流光了吧。我恍惚听人说，甜瓜不是这个死去的女人亲生，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也有人说是老兰和一个外村的大闺女生的，抱回来让老婆养着。我不时地偷眼看她，把她的脸和棺材后边那个大镜框里的女人脸进行比较，一点也找不到她们俩的共同之处。我又把她的脸和老兰的脸进行比较，似乎也没有多少肖似的地方。也许，她真的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 母亲拿着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走过来，给我擦擦脸，悄声嘱咐我：“不要烧得太多，维持着不要灭了就行了。”
母亲给我擦完脸，把毛巾折叠了一下，走到甜瓜面前，也给她擦了脸。
甜瓜仰望着母亲，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按说她应该说句感谢的话，但她什么也没说。
妹妹看我们烧纸好玩，跷腿蹑脚地走过来，蹲在我的身边，拿起一张黄表纸，扔在瓦盆里。她哨悄地对我说：“哥哥，我们可以在盆子里烤肉吃吗？ ”
“不可以。”我说。
那两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摄像记者，一个扛着摄像机，一个举着强光灯，从院子里进来，拍摄灵堂的情景。母亲弯着腰跑过来，拉着妹妹走，妹妹不想走，母亲双手插到她的腋下，把她半拖半拉地弄走了。
面对着摄像机镜头，我绷紧嘴巴，使自己严肃起来。我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甜瓜也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我看到那个扛机器的记者弯下腰，让照相机的镜头几乎触到了烟火上。然后他摇镜头。镜头对准我的脸，摇，对准了甜瓜的脸。摇，对准了我的手。摇，对准了甜瓜的手。摇，对准了大棺材。抬起来，对准了镜框中死者的脸。我看到，死者，兰大婶，在镜框里，那个巨大的苍白的脸上，那两只哀伤的眼睛，尽管她的嘴角有几分笑意，但还是难以遮盖住她满脸的哀伤。当我盯着她看时，我发现她也在盯着我看。她的目光里有太多的东西，令我心中凛然。我可不敢与她对视了，慌忙把目光移开，看退到门口的记者．看低眉垂眼的甜瓜。我越看越觉得她的神情古怪，越看越觉得她不太像个人，越看越觉得她是什么妖精变得，而真正的甜瓜，早已经随着她的母亲（ 管她是不是亲生的呢） 死去，我仿佛看到，从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条通向西南方向的黄土大道，大道上奔驰着一辆四马拉着的彩车，车上站着兰大婶和甜瓜，她们穿着白色的衣裳，衣袖肥大，被风吹鼓起来，好似蝴蝶的翅膀。
正午时分，黄彪媳妇把我和甜瓜叫到厨房，给我们端上来一盘大肉丸子，一盆火腿冬瓜汤，一笸箩馒头。娇娇妹妹和我们一起吃。天气闷热，再加上被纸烟熏了半个上午，我有点恶心，食欲不振。但妹妹和甜瓜食欲很好。她们吃一个肉丸子，喝一口冬瓜汤，再往嘴巴里塞一块馒头。两个女孩子，谁也不看谁，就像比赛一样，摞着劲儿吃。我们吃饭的当儿，老兰进来了。他头发没理，胡子没刮，衣衫不整，神色沮丧，眼睛里布满血丝。黄彪的小媳妇，迎上去，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关切地劝他：“兰总啊，俺知道你心中难受，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你们是多年的夫妻。嫂子又是一个那样的贤惠人儿，别说您心中难受，就是我们，也是眼泪止不住地流。但已经这样了，她老人家撒手走了，您还得照顾这个家，公司里还有那么大的事业，没有您，咱们村就没有主心骨了。所以啊，兰总，俺的好大哥，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俺们这些村民，您也得吃饭……”
老兰眼泡红红地说：“谢谢你一番好意，但是我吃不下，你好好照顾孩子们吃饭，我那边还有许多事。”
老兰摸摸我的头，摸摸娇娇的头，摸摸甜瓜的头，眼睛里夹着泪花，转身走了。黄彪媳妇眼睛追着他的背影．感动地说．“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吃罢饭，我们又回到棺材前去守灵、化纸。
院子里，不断地有人进出。那几条德国种狼犬，从老兰老婆死后就变成了哑巴。它们趴在地上，将脑袋平放在伸出去的前腿上，眼泪汪汪地看着院子里的人，目光哀伤而友好。狗通人性，果然不假。一群人扛着纸人纸马进来，张张扬扬地寻找着安放的地方。领头的那个纸扎匠，是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子，眼珠子骨碌碌乱转，一看就是个精明角色。他脑袋无毛，像个灯泡；下巴上有十几根胡须，像个老鼠。母亲招呼着他，让他的人把那些纸活放在西厢房前，排成一排。四匹纸马，与真马大小相当。白毛黑蹄子，眼睛用鸡蛋壳染色而成。是大马的身躯小马驹子的神情，调皮可爱。摄像机的镜头对准那些马，对准纸扎匠，摇到纸人上。两个纸人，童男童女。童男名叫来福，童女名叫阿宝。他们的名字，写在他们的胸脯上。听说这个像老鼠精一样的纸扎匠，一个大字不识，但每年春节都在集市上摆摊子卖对联。他的对联不是写的，是照着人家的对联画的。他其实是个天才的美术家，造型艺术家。他的故事很多，我不能对您多说。还有一棵摇钱树，枝干用纸扎成，树叶子都是钻了孔的硬币，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晃人眼睛。
母亲还没把这拨纸扎匠打发走，另一拨纸扎匠又进了门。
这是一拨洋派的，领头的那位，据说是一个艺术学院的肄业生，女的，留着小平头，耳朵上挂着两个明晃晃的圈子，上穿一件短衫，其实是用一块破渔网和几块烂布头做成的。下穿牛仔裤，露着肚脐，裤脚破烂，像两个拖把，膝盖处有两个窟窿。这样一个女子竟然干上了这一行。她的人侧着抬进来一辆奥迪A6小轿车，一台巨大的电视机，还有音响什么的。这些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两个纸人，也是一男一女，男的西装革履，粉面朱唇；女的一袭白裙，酥胸半露。好像是婚礼上的新郎新娘，而不是葬礼上的刍灵。摄像记者对这拨洋派纸扎匠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了那拨老派纸扎匠，他们跑着跟拍，跪着拍特写。小报记者的兴趣是拍人物，他后来成了以人物肖像著名的摄影家。那些纸活，把院子塞满了。而此时，姚七带领着一个腰间别着一只唢呐的吹鼓手头领和一个身披袈裟、手数念珠的和尚，从那些纸活的缝隙里，走到母亲的面前。母亲挥一把汗，对着东厢房大喊：“老罗，你出来帮我照应一下嘛！ ”
在下午的酷热阳光里，我坐在棺材前，机械地往瓦盆里扔着纸钱，眼睛看着院子里的热闹，偶尔看一下对面的甜瓜。她困了，不时地打着哈欠。妹妹不知道钻到哪里去了。黄彪的小媳妇，精神抖擞着，携带着浓浓的肉味，像股小旋风，在厅堂里穿梭来往。老兰在一个房间里大声说话，我不知道听他说话的人是谁。进进出出的人实在太多了，记不过来。那天老兰家像个指挥大战的机关，参谋、干事、助理员、地方政府的官员、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啥人都有。我看到父亲从东厢房里出来，虾着腰，面色阴沉。母亲脱去了上衣，穿一件白衬衣，衬衣的下摆扎在黑裙子的腰里，脸膛红彤彤的，像个刚刚生了蛋的母鸡，很是精干，很是热烈。她对着那一土一洋的纸扎匠头儿，指指木头一样站在纸活前的父亲，说：你们跟他去结算。父亲也不吭气，转身进了东厢房。那两个纸扎匠，或者是艺术家，彼此用轻慢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便跟随在父亲后边，进了东厢房。母亲对着姚七、吹鼓手、和尚，大声地说话。她的话高亢尖厉，在我的耳朵里轰鸣。我也困了。
我可能是打了一个盹儿，因为当我再把目光投到院子里时．发现那些纸活已经被叠放在一起，腾出来不少空问。腾出来的空间里，摆放着两张桌子和十几把折叠椅子。方才那毒辣的太阳，已经被乌云遮住。七月的天，女人的脸，说变就变。黄彪的小媳妇到院子里转了一圈，回来说：“这个天，可千万别下雨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挡不住，”一个穿着白大褂，烫着大发鬈，涂着黑嘴唇，满脸青春痘的女人，一闪身出现在正厅的门口，接上了小媳妇的话茬，说，“兰总在哪里？ ”
小媳妇目光如梭，上下打量着来人，用轻蔑的口吻说：“范朝霞，是你啊，你来干什么？ ”
“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 ”范朝霞用同样轻蔑的口吻说，“兰总打电话，让我来给他刮胡子。”
“你不要假传将令，范朝霞，”小媳妇怒冲冲地说，“兰总遭了这样的大事，两天没吃一粒米，没喝一滴水，哪里还有心思刮胡子？ ”
“是吗？ ”范朝霞冷冷地说，“兰总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我还不至于听不出他的声音吧？ ”
“你是不是有点发烧？ ”小媳妇讽刺道，“人发烧时脑子里会出现幻觉，见神见鬼的。”
“呸，”范朝霞啐了一口唾沫，说，“你躲到一边去凉快凉快吧，在这里充起内当家来了，死人还没凉透呢！ ”
范朝霞提着理发工具，意欲进门。小媳妇展开双臂，把住两边门框，双腿也劈开了，身体成了一个“大”字。
“你让开！ ”范朝霞说。
小媳妇低下头，用尖尖的下巴点点自己的裆问，说：“宽广的道路，钻进去吧！ ”
“你个臊货！ ”范朝霞怒骂一声，飞脚对着小媳妇的裆问踢去。
“你敢打我？！”小媳妇哀号一声，身体收缩，扑到范朝霞身上。
小媳妇揪住了范朝霞的头发，范朝霞抓住了小媳妇的奶子。
两个女人纠缠在一起。
黄彪提着一筐子炊具走进院子，刚开始还龇着大牙看热闹，突然，看清了两个厮咬在一起的女人中有一个是自己的老婆，便嗥叫一声，扔掉筐子——筐子里的锅碗瓢盆发出一阵脆响——跳跃着扑了上去，飞腿挥拳，但好几次目标错误，将脚踢在自己老婆屁股上或是将拳头捅到自己老婆肩膀上。
范朝霞的一个亲戚打抱不平，冲上去，对准黄彪扛了一膀子。这个人在火车站上扛过大件，身体巍峨，如同铁塔，膀子上有五百斤力气，一家伙就把黄彪扛得连连倒退，跌坐在自己提来的筐子边。他心中不平，抓起盘子和碗，撇出去。那些瓷器，在空中旋转着，有的撞到墙上，有的飞进人群，有的粉碎成磁片，有的囫囵着，在地上翻滚。真是一场好戏。老兰出现在正厅门口，大声呵斥：“都给我住手！ ”
他的威风，果然不凡，犹如猛禽人林，百鸟哑音。好似老虎出洞，群兽伏地。他乱发倒竖，胡子扎煞，眼珠子通红，嗓音嘶哑地说：“你们是来帮我的忙呢还是来趁火打劫？ 你们以为老兰就这样倒了吗？ ”
说完了话，老兰退回屋里。打架的两个女人，就此松了手，虽然彼此还用仇恨的目光对视着，但绝无再打成一团的可能性了。她们都累了，也受了伤。范朝霞的头发被揪下来一撮，似乎还带下来一块头皮。小媳妇的褂子扣子脱落，像一面破旗在胸前呼哒着，露出半个胸脯，胸脯上有一道道红色的抓痕。
母亲走过来，冷冷地对两个女人说：“好了，下场吧。”
两个女人都咕嘟着嘴巴，眼泪汪汪地消失了。
院子里，那拨和尚，一共七个；那拨吹鼓手，也是七个；在他们头领的引领下，仿佛两支参加某项比赛的队伍进入场地。
和尚的队伍在西边那张桌子周围坐下，把他们手中的木鱼、铁磬、铜钹放在桌子上。吹鼓手的队伍在东边那张桌子周围坐定，把他们的喇叭、唢呐、十八个洞眼的笙放在桌子上。和尚们只有领头的大和尚穿着黄色的袈裟，其余的小和尚都穿着灰色的偏衫。吹鼓手们一个个破衣烂衫，其中有三个还袒露着肚皮。
当老兰家正厅里那座高大的木钟发出三声巨响时，母亲对姚七说：“开始吧。”
姚七站在两张桌子中央，像个音乐指挥似的举起两只胳膊，对着右边的和尚和左边的吹鼓手们说：“师傅们，开始！ ”说完了话，他的双臂猛地往下一劈，这动作又潇洒又神气，如此出风头的事情，竟然让这个家伙干了。这样事情应该让我来干，我却坐在棺材前扮孝子，窝囊。
随着姚七胳膊的劈下，院子里两蓬声音轰然而起。这边是木鱼声铁磬声铜钹声混合着念经声，那边是喇叭唢呐笙合奏出一首哭丧调，气氛顿时悲凉起来，天昏地暗，屋子里一团漆黑，只有那盏豆油灯放出的绿色光芒，制造出西瓜大小的一团混沌的光明。我看到，在这团光明里，有一个女人的面孔，仔细看去，正是老兰的老婆。她的脸色煞白，七窍流血，十分吓人。
我低声呼唤：“甜瓜你看。”
甜瓜还在低头打盹儿，像一只蹲在墙头上的小鸡。我感到脊背发凉，头皮发紧，一泡尿在肚子里闹腾，这是我离开棺材的充分理由。如果我在灵前尿了裤子也是对死者的大不敬是不是？ 我抓起几张纸扔进瓦盆，蹦起来，跑出门，在院子里长长地吸了几口好空气，然后跑到狗窝旁边的厕所里，一边打着哆嗦一边撒尿。我看到风吹动着梧桐树上的叶子摇摆不止，但听不到风的声音和叶片摩擦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被吹鼓手与和尚们制造出来的声音淹没了。我看到，小报记者和摄像记者围着吹鼓手与和尚们抢拍。姚七大声喊叫着：“师傅们，卖点力气，主人家有赏钱呐！ ”
姚七脸上放着油光，一副小人得志的可恶嘴脸。这个曾经联络我父亲试图推翻老兰的家伙，现在竟然成了老兰的狗腿子。
但我知道这个家伙是不可靠的，他的后脑勺子上有一块白色的反骨，老兰对他，应该有所警惕。我可不愿再到棺材前去受罪了。我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溜出来的妹妹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看热闹。妹妹抠下来纸马的两个眼睛，像宝贝一样攥在手中。
和尚们与吹鼓手们的合奏似乎是按照既定的节目单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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