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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知道了我的父亲属于畏寒型酒徒。他越喝身体越畏缩，越喝脸色越白，白得好像一张封窗的纸，也像一片刚刷了石灰的墙皮。我看到他的脸上突出了一层小疙瘩，好似褪了毛的鸡皮。我甚至能听到他的牙齿碰撞的声音。父亲喝酒到了火候，就像发疟疾的病人寒潮到来。就像我的母亲喝酒喝到火候，即便在三九寒天也会大汗淋漓一样，我的父亲，即便是在六月三伏，只要喝多了酒，也是寒战不断，犹如过了霜降之后，在黄叶落尽的柳树梢头苟延残喘的寒蝉。那么，由此推测，在这个对于我们家意义重大的夜宴之后我们到街头上去为老兰和黄豹送行时，那飕飕的小北风，刮到我母亲脸上，会让她感到十分地舒适，同样的小北风刮到我父亲的脸上，就会让他感到难以忍受，简直就像用小刀子剜肉也似，简直就像用蘸了盐水的鞭梢抽打也似。妹妹的感觉我不知道，因为妹妹没有喝酒。
在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彻底沉没，大地陷入黑暗。但大道对面的会场上却是一片灯火。豪华的轿车，络绎不绝开来，车灯明灭，喇叭歌唱，一派富贵景象。从车上下来的人，都是时髦的小姐和尊贵的先生。他们多半穿着休闲的服装，看似普通平常，但都是昂贵无比的名牌。我嘴巴里讲述着陈年往事，外边的情景也尽收眼底。灿烂的礼花在空中绽放那一瞬间，庙堂里一片辉煌。我看到了大和尚仿佛镀了一层黄金的脸，感到在这一瞬间他已经是一具涂刷了金粉的木乃伊。礼花在空中连续绽放，隆隆的炮声滚滚而来。每一簇礼花的绽放都会引起仰脸观看的人一阵惊叹。大和尚，就像礼花一样——迷人的时刻总是转瞬即过，痛苦的时刻总是分秒难捱。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迷人的时刻无限漫长，因为它总是被经历者反复地回忆，并在回忆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使之丰富，使之膨胀，使之复杂，使之成为一个进去了就难以出来的迷宫。痛苦的时刻因为痛苦，经历者就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它，即使不慎相遇，也尽力地想法逃脱，实在逃脱不了也尽量地淡化之，简化之，遗忘之，最后使之成为一团模糊的轻烟，一口气就能吹跑。这样，我对那个夜晚的流连忘返的描述就找到了根据。我舍不得往前走。
我舍不得满天星斗、舍不得小北风的飕飕、舍不得被星光照耀着的翰林大街，更舍不得那两匹大马留在街道上空的美好气味。我的身体站在自家的大门前，但我的灵魂已经跟随着老兰、黄豹和那两匹幻影般的大马而去。如果不是母亲拉我，我会在街上一直站到天亮。经常听人说灵魂出窍的故事，我原先以为那是迷信，是瞎说，但在那盛宴过后、大马飞驰的时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灵魂出窍的滋味。我感到我从自己的身体内钻出来，好像小鸡啄破蛋壳出世。我的身体柔软，轻如鸿毛，地球的引力对我几乎没有作用。我的脚尖只要一点地，身体就会像皮球一样弹起来。在这个新我的眼睛里，北风有了它的形状，仿佛在空中流淌的水，我可以自如地将身体俯卧在风上，由它托着游走，收发自如，随心所欲。有几次我的身体眼见着就要与大树相撞，但我的意念一到，风就高高地把我托举起来。
有好几次我眼见着无法避开迎面撞来的墙壁，但意念一到，我的身体就缩成一张接近于透明的薄纸，从墙壁的用肉眼几乎难以发现的缝隙中穿了过去……
母亲强行把我拖进了家门，在大铁门被关闭时发出的铿锵声里，我的灵魂才不情愿地回归原位。我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当我的灵魂归来时，我感到头脑里一阵冰凉，那感觉类似于一个在外边冰冻了许久的孩子钻进了热被窝，这也是灵魂存在的证明。
父亲把已经睡熟的娇娇送到炕上，然后把那个红包交给了母亲。母亲打开红包，显出一沓百元大票。数一遍，十张。母亲显出惶惶不安的样子，看了父亲一眼，然后往手指上啐了一口唾沫，又将钱点了一遍。还是十张，一千元。
“这见面礼，也太重了点，”母亲看着父亲说，“这叫我们如何担当得起？ ”
“小通那里还有呢。”父亲说。
“拿过来。”母亲仿佛气呼呼地说。
我不情愿地将红包交给母亲。她照老样子先粗点了一遍，然后又啐唾沫濡湿了手指仔细地点了一遍。也是百元的大票十张，一千元。
在那个年代里，两千元可是一笔巨款。所以母亲只要一想起借给沈刚眼见着血本无归的两千元就悲愤难平。那时买一头能拉独犁的犍牛也不过七八百元，而一千元，足可以买一匹拉大车的骡子。也就是说，老兰给我们兄妹的见面礼足值两头大骡子。在“土地改革”的时代里，家里如果养着两匹大骡子，绝对会被划成地主成分，而一旦成为了地主，苦难就对你敞开了大门。
“这可怎么是好？ ”母亲紧蹙着眉头，像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一样低声地念叨着。她的两只胳膊僵硬地往前伸着，脊梁也有些弯曲，手里捏着的仿佛不是两沓钱，而是两块沉重的砖头。
“要不，”父亲说，“退回去吧。”
“怎么退？ ”母亲用烦恼的口吻说，“你去退？ ”
“让小通去，”父亲说，“小孩子没脸没皮，他不会怪罪……”
“小孩子也有脸有皮。”母亲说。
“你决定吧，我听你的。”父亲说。
“只好暂且留下了，”母亲愧疚地说，“我们这算请的什么客？ 人家煮了鲫鱼汤，煮了鲨鱼肉饺子，还送了这样的大礼。”
“这说明，他是真心地要和我们修好。”父亲说。
“其实人家根本就没像你想的那样鸡肠小肚，”母亲说，“你不在的时候，他给了我们娘俩很多帮助。拖拉机是他按废铁的价格卖给我们的；批房基地也没要我们送礼。多少人送上礼也没批到一块满意的地皮。没有他，我们这房子根本盖不起”都是让我闹的，“父亲长叹一声，”今后，我就给他当马前卒吧。他投桃，咱报李。“
“这钱也别乱花，先去银行存上。”母亲说，“等过了年，让小通和娇娇上学。”
礼花明灭，制造着灿烂和黑暗。我心中有些惶恐，仿佛置身生与死的交界处，顾盼着阴问和阳世。在那短暂的灿烂境界中，我看到，那个频频出现的兰老大，与老尼再次相会在庙前。
老尼将一个襁褓递给兰老大，说：施主，慧明的尘缘已了，您好自为之吧。礼花熄灭，眼前的一切都沉人黑暗中。我听到一个婴孩的啼哭之声。礼花开放，我看到了这个婴孩大张着嘴巴啼哭的小脸，然后又看到了兰老大看似冷漠的面孔。我知道他的心中漫卷着情感高潮，因为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湿漉漉的东西在闪烁。
第二十二炮
又是一束礼花在空中绽开，先是有四个红色的圆环团团旋转，然后圆环变幻成四个绿色的大字——天下太平——天下太平顷刻瓦解，变成了几十个拖着长长尾巴的绿色流星，消逝在灰暗的夜空。又一束礼花在天上大放光明，照耀着先前的礼花留下的团团烟雾，空气中渐渐充满浓重的硝烟气味，使我的咽喉发痒。大和尚，我在大城市里流浪时，遇到过几次热烈的庆典，白天化装游行，晚上大放礼花，但像今晚这样能够放出文字和图案的礼花，却是第一次看到。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制作礼花的技术也更上层楼。不但制作礼花的技术更上层楼，烧烤肉类的技术也更上层楼。退回去十年，大和尚，我们这地方只有用木炭烤羊肉串儿，可是现在，有韩国烧烤，日本烧烤，巴西烧烤，泰国烧烤，蒙古烤肉。有铁板鹌鹑，火石羊尾，木炭羊肉，卵石炮肝，松枝烤鸡，桃木烤鸭、梨木烤鹅……仿佛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拿来烧烤。礼花燃放仪式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宣告结束。盛宴必散，好景不长；想到此处，我心悲伤。最后一颗重型礼花，拖曳着一道火线，升腾到距地五百米的高空，爆炸之后，变幻出一个红色的大“肉”字，淋漓着火星子，像一块刚从锅里提出来的大肉，淋漓着汁水。观者都仰着脸，眼睛瞪得比嘴巴大。嘴巴张得比拳头大．好像期待着天上的肉能掉到自己嘴里。几秒钟后，红“肉”瓦解，变成了数十个白色的小伞，拖曳着白色的绸带缓缓降落。礼花熄灭之后，我的眼前一片漆黑。过了片刻工夫，视力恢复正常。
我看到，在大道对面的空地上，数百家烧烤摊子前的电灯一齐点亮。电灯上都戴着红色的灯罩，红光闪闪，营造出神秘的氛围。这很像传说中的鬼市，鬼影憧憧，鼻眼模糊，尖利的牙齿，绿色的指甲，透明的耳朵，藏不住的尾巴。卖肉的是鬼，吃肉的是人。或者卖肉的是人，吃肉的是鬼。或者卖肉的是人吃肉的也是人，或者卖肉的是鬼吃肉的也是鬼。一个人如果进入这样的夜市，会遇到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虽然想起来后怕，但却留下了足够骄傲一辈子的谈资。大和尚啊，您是脱离了红尘苦海的人，自然没有听说过鬼市的故事。我在血肉模糊的屠宰村长大，听说过鬼市的传说。说一个人误入鬼市，看到一个肥大的男人，把自己的腿放在炭火上烤着，一边烤着，一边用刀子割着吃。那人大惊，喊道：小心把腿烤瘸了啊。那个烤腿的‘人，扔下刀子，放声大哭，因为他的腿真的瘸了。如果这个人不喊那句话，那人的腿是不会瘸的。还有一个人，起大早骑车进城去卖肉，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看到眼前灯火闪烁，近前一看是个热闹非凡的肉市，烟火缭绕，香气扑鼻，卖囱的人大声喊，吃肉的人满头汗，生意十分红火。那人心中大喜，急忙支起车子，摆开肉案，将还散发着热气的烧肉拿出来，刚喊了一声，就有成群的人围了上来，不问价钱，这个要一斤，那个要两斤，卖肉人切割不迭，那些人也等待不及，纷纷将钱票扔在卖肉人面前的蒲包里，抓起肉来就吃。吃着吃着，嘴脸就狰狞起来，眼睛也放出绿光。那人看事不好，提起蒲包，转身就跑。在黑暗中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跑，一直跑到公鸡呜叫，东方破晓。等到天亮，才发现身处旷野。检点那个蒲包，发现包中全是纸灰。大和尚，眼前这个烧烤夜市是双城肉食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不是鬼市，即便是鬼市又有何妨？ 大和尚，现在的人，最喜欢和鬼打交道。现在的人，鬼见了也怕啊。那些卖肉的人，都戴着白色的圆筒高帽子，显得头重脚轻，站在那里，手中忙活着，嘴巴里喊叫着，用夸张的语言，招徕着顾客。炭火的气味和肉的气味，混合成一种古老的气味，十万年前的气味，弥漫了这块足有一平方公里的地方。黑色的烟雾和白色的烟雾，混合成彩色的烟雾，升腾到空中，把夜游的乌儿熏得晕头转向。吃肉的红男绿女们，个个喜气洋洋。有的一手提着啤酒瓶子，一手攥着一串羊肉，吃一块肉，灌一口酒，打一串饱嗝。有的男女对面，女的把一块肉送到男的嘴里，男的随即把一块肉送到女的嘴里。有的更加亲密：男女对面，合叼着一块肉，一口口地吃进，直到把肉吃完，然后两个人的嘴巴合在一起亲嘴，围观的人齐声喝彩。大和尚，我很饿，也很馋，但我发过重誓，不再吃肉。我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您对我的考验。我用诉说，抵抗诱惑。
春节前后，我们家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首先要说的是，在元旦过后的第四天，也就是宴请过老兰的第二天上午，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借人家的餐具和家具清洗干净，父亲和母亲一边洗碗涮盆一边说着闲话。所谓闲话，其实不闲，因为他们的话头用不了三言两语就绕回到与老兰有关的事情上了。我听够了他们的絮叨，便跑到院子里，将那块遮盖着大炮的帆布揭下来，然后拿出黄油，对我的大炮进行人库前的最后一次保养。
随着我们家和老兰的关系的修复，我的敌人已经不存在了。但即便敌人不存在了，我的武器也必须好生保存。因为我听到父母亲在那几天的谈话中，反复地提到一句话，那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也就是说，今天的敌人，很可能是明天的朋友；而今天的朋友，很可能是明天的敌人。而从朋友转化成的敌人，总是比一般的敌人还要凶残百倍。所以，我必须把我的大炮好生存放，一旦需要，拉出来就能投人战斗，我决不把它当废钢铁卖给废品公司。
我先用棉纱将沾染上了灰尘的黄油从大炮上擦去，从炮筒到支架，从支架到瞄准具，从瞄准具到底盘。我擦得非常仔细，连一个边边角角也不放过。即便是伸手难进的炮筒内，我也用缠上棉纱的木棍来回捅了数百遍。擦光了黄油的大炮显出了钢铁的底色。几十年锈蚀出来的坑坑洼洼，也在表面存留着，这是天大的遗憾，我没有办法。我曾经试图用砖头和砂纸把那些坑坑洼洼磨平，但生怕把炮筒磨薄影响发射安全。擦去旧油，我用食指抹了新鲜的黄油均匀地涂在炮身上。当然也是连边边角角也不放过。我用的这包黄油是从飞机场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收购来的。这个村子里的人除了不敢偷飞机，什么都敢偷。
他们说这包黄油是用来保养飞机的发动机的。我相信他们没有撒谎。用保养飞机的黄油来保养我的大炮，我的大炮也是有福气的。
在我保养大炮的过程中，小妹妹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我无需回头就知道她的眼睛瞪得溜圆，不错眼珠地观看着我的每一个动作。她还在我工作的间隙里，提出一些幼稚的向题让我解答。譬如这是什么东西啦，大炮是干什么用的啦，什么时候放炮啦等等。因为我喜欢她，所以对她提出的问题，我全都认真地进行了解答。在解答她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为人师表的欢乐。
就在我把大炮保养完毕，正要给它罩上炮衣时，两个村子里的电工进入了我们家的院子。他们满面惊奇，眼睛放着光，脚步迟疑地挪到了大炮前面。他们尽管年纪都超过了二十岁，但脸上的表情却像少见多怪的孩子一样幼稚可笑。他们提出的问题跟我妹妹提出的问题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我妹妹提出的问题深刻。可见这也是两个孤陋寡闻的笨蛋，起码在有关武器的知识上孤陋寡闻。对于他们，我可没有像对待妹妹那样耐心。
我爱理不理地回答着，甚至故意地与他们捣乱。譬如他们问：这炮能打多远？我就说：打不远，但打到你们家没有问题，信不信？ 不信就放一炮试验试验？ 我保证一炮把你们家轰为平地。
他们对于我的恶言，一点也不生气。他们轮番弯着腰，歪着头，眯着眼睛，将目光射进炮膛，好像那里边藏着什么秘密。我拍了一下炮筒子，大喊一声：预备——放！ 那两个家伙就像兔子一样跳到了一边，脸上现出惊恐不安的表情。我说：你们这两个胆小鬼！ 我妹妹也鹦鹉学舌地说：胆小鬼！ 于是这两个家伙就嘿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这时我母亲和父亲走了过来。他们都高高地挽着袖子，露出了胳膊。母亲的胳膊是白的，父亲的胳膊是黑的。如果没有父亲的胳膊比较着，我还不知道母亲的胳膊是这样的白。他们的手掌被冷水浸泡得通红。父亲支吾着，大概是忘记了这两个家伙的名字。母亲却提着他们的名字，脸上带着笑容说：“同光、同辉，你们俩可是稀客。”母亲转脸对父亲说，“这是老彭家的哥俩，是咱村的电工，你不认识他们了？ ”
彭家哥俩对着母亲低头弯腰，做出一副十分谦恭的样子，说：“大婶，是村长让我们来的。来给你们家拉电。”
母亲说：“我们家没说要拉电啊。”
“这是村长交给我们的任务，”同光说，“村长说要我们什么也不干，也要先把电给你们家拉上。”
父亲问：“是不是要很多钱？ ”
同辉说：“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只管拉电。”
母亲犹豫片刻，说：“既然是村长让你们来拉，那就拉吧。”
同光说：“还是大婶有决断，其实，村长安排的，顶多收你们几个成本钱。”
同辉说：“也许连成本钱都不要，村长吩咐的事嘛。”
母亲说：“该交的钱我们自然要交，我们可不是那号贪占公家便宜的小人。”
“罗大婶出手大方，全村都有名。”同光笑着说，“传说大婶把收废品收来的骨头都要放在锅里熬熬，让小通兄弟喝汤。”
“放你娘的臊！ ”母亲骂道，“要拉就快点，不拉就给我滚出去！ ”
彭家兄弟嬉笑着，赶忙跑到大街上，把那些折叠梯子、电线、插座、电表之类的东西搬进来。他们腰上束着褐色的宽牛皮腰带，腰带上插着钳子、剪子、螺丝刀子等红红绿绿的工具，看上去很是威风。我与母亲在市化肥厂后边的小巷里曾经收到过一套这样的工具，但被母亲拿到百货大楼后边的五金一条街上转手卖了，立马就赚了十三元钱，母亲心情愉快，买了一个夹肉烧饼犒赏我。彭家哥俩腰带着工具、扯着电线先是在我家房檐下爬上爬下，然后就进了屋子。母亲也跟随着他们进了屋子。父亲蹲下来，端详着我们的大炮，说：“这是82迫击炮，日本造。抗日战争时期，要是能缴获这样一门炮，能立一个大功。”
“爹，想不到您还懂得这个，”我欣喜地说，“炮弹是什么样子？ 您见过吗？ ”
“我当过民兵，去县里参加过集训，”父亲说，“那时县里民兵团里就装备了四门这样的炮，我是二炮手，专门负责搬运炮弹。”
“赶快告诉我，”我兴奋地说，“告诉我炮弹是什么样子。”
“就像，就像……”父亲捡起一根木棍，在地上画出了一个尖头大肚、尾巴上带着小翅膀的东西，说，“就是这样子的。”
“您放过吗？ ”我问。
“也算是放过吧，”父亲说，“我是二炮手，负责把炮弹递到一炮手手里。一炮手从我的手里把炮弹接过去，然后，”父亲弓腰叉腿站在炮筒后边，双手似乎抹着一个带翅膀的炮弹，说，“就这样往下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