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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直起身子，将头探向前去：三线只修铁路、规划煤钢？怕不行吧！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计划一下。
将军心里好舒坦：这真是我想到的，但没敢说出。三线牵涉国家全局、备战全局，必须配套才有战斗力、生存力。四川石油嘛，老子当年就不服！非搞它出来不可。于是将军底气十足地：四川石油肯定有。我们石油部今年准备在四川搞个会战。
周恩来笑：现在石油部可不是你的了。
将军自知失口。
毛泽东也笑：还归他指挥。不过四川那地方蛮复杂，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将军不服：找不到油，还可以找到天然气；找不到天然气，还可以找到卤，找不到卤，还可以找到水。卤可以煮盐，水可以浇田。
毛泽东对将军一副志在必得的劲头很欣赏：嗯，我看有希望。
将军想到了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建设三线，我以为要依靠沿海地区的支持。
毛泽东立即打断：这个很重要。真打起仗来，就得有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线、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来支持三线建设。那样再加上我们在三线建设中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等等基地建设一起搞好了，打仗就不用怕了。
将军：三线建设要坚持勤俭建国方针，在开始时要少搞一些非生产性建筑。
这是大庆精神。工业学大庆，三线也要学大庆嘛。周恩来说。
勤俭是我们一向的建国方针。三线也不例外。刘少奇插话。
毛泽东完全赞同：那些东西可以不搞。
将军：在三线建设中，包括所有国家建设中，设计一定要采用新技术，设计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好。计划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毛泽东拍案叫好，并说：设计要做比较，哪些花钱少、办事多，哪些花钱多、办事少。设计人员在家里设计，还是到现场设计？我看了12000吨水压机的文章，有的设计是经过了一次、两次甚至是几百次的失败。不经过失败，是不会成功的。
将军：各个建设项目一定要成龙配套，这样才能发挥很好作用。
毛泽东：喊了多少年，成龙配套，总是没有配套。到认真抓一抓的时候了。党政军民如果能成龙配套地抓，就可节省投资、节省物力、节省劳动力嘛！
将军：在工业建设上，一定要注意综合利用。
毛泽东对过去不注意综合利用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是啊！单打一总是不成。搞化工的单搞化工，搞石油的单搞石油，搞煤炭的单搞煤炭，总不成吧！
将军：总之，国家的计划工作，要注意全局、服从大局，同时也要兼顾局部利益，更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这就叫战略思想。然后毛泽东将目光转向周恩来等人：怎么样？
同意。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意见一致。
将军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他站起身往中南海的院子里一望，外面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可他感觉自己的后背却是湿滋滋的……紧张得呗！
走吧。邓大姐说要给王进喜他们包顿饺子吃，你也一起去嘛！周恩来十分愉快地做了个手势，让将军跟他一起到西花厅。饭桌上，总理告诉将军：中央已经批准小计委的几个主要人员：除将军本人外，还有李人俊、浙江分管农业的书记林乎加和北京市主管工业的书记贾庭三，另外，从国家计委机关选调了几位司局长和一些工作人员。满意了吧？
将军对周恩来的安排十分满意。后来他和这三个人尤其是李人俊和林乎加，成了并肩战斗共患难的终身好友。用林乎加的秘书、后改任康世恩秘书、为官至大庆市长的郑耀舜同志所言：这三个人是中国经济建设领域中难得的杰出领导人，他们责任心强、又懂业务，工作勤奋，作风务实，特别是在“文革”这样艰难的岁月里，正是这“三驾马车”，才协助周恩来支撑着那个几近倒塌的国家大厦。郑耀舜甚至说，因为有这三个人，国家才得以没被十年浩劫所毁灭，才有今天我们幸福美好的艳阳天。
余秋里大将风度，站得高，看得远，做得实，干得猛；林乎加，才思敏捷，足智多谋，连恨透他的江青都不得不称其为“摇扇子的小诸葛”；李人俊素有“算盘”之称，他头脑里的数字计算，能使国家的一盘大棋不知精打细算、多快好省了多少财富！如此三人组合，可顶立宇宙苍穹，可支撑寰宇星天，可荡涤惊涛骇浪，可抵挡风暴冰雹。然而这样的国之幸的“梦之队”却未能善始善终。这一切都应归结于余秋里他们始料未及的“文革”风暴。
毛泽东何尝不感到后悔？他本寄希望于这几个人组成的“计划总参谋部”，期望“四个现代化”宏伟大略能在他们的谋划下早日实现。然而历史便是如此无情和多变——毛泽东亲手谋划的一盘好棋，却又亲手将其毁于一旦。
这一切的初始，将军浑然不知。自接手国家计划重任后，他整天埋头于“三五”方案之中。像当年接任石油部长时的气概一样，“我就不信经济搞不上去！”“搞不上去，我就不是余秋里！”瞧瞧，这就是从不服输的他。为这，将军每日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在干一件事：唯国富民强，方食香眠酣。
最初的第一个“三五”编制设想，更多考虑的是让饱受吃不饱穿不暖没的可用的百姓尽快有吃有穿又有用的“吃穿用”方案。后来国际形势变化，毛泽东准备打仗——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当时的“苏修”和美帝确实在我四周磨刀霍霍，你不作“深挖洞、广积粮”准备，你就得当抬不起头的三孙子。毛泽东和中国人民不干，于是“三线”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这让本就虚弱的中国国体遭受巨大负担。
将军就是将军，他在毛泽东的一再“要准备打仗”思想的影响下，不得不将“参谋”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对付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战上。但国力有限，要吃要穿的庶民百姓却有六七亿众。而要统筹兼顾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全国几十个省市区的平衡和突出重点等等关节，他这“总参谋部”怎个当法？庞大的国家机器，错综复杂、纵横交织，敢得罪了谁？又能不把谁放在眼里？就说一个物资部门吧。第一编制方案出来，物资部便说，你得给我留余地大一点，将来执行起计划来方可轻松一点。另外，你还得想法为我储备必要的一些库存。听听，说得一套又一套的，而且似乎也挺合情合理。于是他们大呼小叫地说“小计委”净瞎搞，指标定得太高。将军不同意这种各自为政、不从全局考虑的做法，于是明确表示：物资部的意见并不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实情，而眼下物资部又不归计委管理，会影响国家经济计划整体效果，应改变旧体制——物资部当归计委领导。经委不干了，说就你计委老大？事情一闹就闹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那儿。最后不得不由刘少奇、周恩来出面调停。会上将军竭力陈词。经委那边也不含糊，你说一句，他顶十句，总而言之：物资部是我的！谁也别想动。
都是部长，都是国务院组成成员，都在说为“国家利益”，可又各不相让，吵得面红耳赤，拍桌瞪眼。
将军只有一只手，但声音和拍桌子也不含糊：物资平衡是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的主要内容，非你我的事，我决不退让！
最后只好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出面定案：物资部由计委、经委、建委领导，计委为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余秋里做工作善于抓住关键问题，抓住要害，而且抓得紧，抓得狠，像打仗一样，务求必胜。”时任物资部部长的袁宝华这样回忆说。
再说国家比如要发展一个产业，或者就是想为老百姓多生产些日用品。你以为他将军从总理那儿借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大红印，“啪”地在红头文件上一盖章就成了？不行！生产钢的冶金部说要我提高钢产量行啊，你地质部就得给我多找矿山出来呀！地质部的何长工说了，你让我一个跛子满天下跑有用吗？你总得给我的野外队伍起码多解决些帐篷什么的吧！这布匹的事是轻工业部管的，于是轻工业部的人说，可以呀，不就是帐篷嘛！只要今年农业上多种些棉花，我们保证额外地为他何长工生产些帐篷。农业部长又说，不行，粮食面积不能随时更改，毛主席说了，吃饭问题是第一大问题，今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少一亩也不行。又说，即使你让毛主席批准了，可种棉花得防止病虫害，这化工部如果不能保证农药到位，我种棉花有了面积，也出不了棉絮呀！结果转了一大圈，回头一看，仍在原地转悠。什么屁事都没解决！
将军气得脸都歪了，想发火，想骂人，却居然发现找不到发火的对象！骂人也没人听嘛！
怪哉怪哉。林乎加笑容可掬地给将军的茶杯里沏上刚刚托人从杭州带回的新“龙井”，说：先别上火，我有主意。然后在将军耳边如此这般地一通“耳语”。将军的脸多云转晴，大手在桌子上又猛地一拍：走，就这么着！
于是乎，将军等关上国务院“计划总参谋部”的办公室门，夹着本子挨家挨户开始跑部——注意不是跑步，而是跑“部”，国家部委的部。上人家门上，人家一见搞出大庆油田的“余部长”来了，好是一副毕恭毕敬的谦和与欢迎状。
将军呢，也跟着笑呵呵的满口都是我们是来“烧香拜佛”的，说得人家乐滋滋的。心平气和之中，一不留神，人家满盘端出，将家底和埋在心底的话全都倒了出来：余主任啊，我们本来是可以这样的，因为没有这样是考虑到不能这样，所以现在才这样了，嘿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今后还望你能在计划内多考虑我们，计划外多照顾我们是不？
将军跟着“嘿嘿”又“哈哈”。晚上回到中南海，再与“小诸葛”和“铁算盘”一合计，得了：某某部门的指标和任务应该如此这般……
什么，你小计委，你余秋里想跟我过不去？没门！那些老资格的部长有的比将军参加革命还要早，身上留的弹痕还要多，见小计委毫不留情给他们加了任务却少了投资，就上中南海翻脸骂娘。那阵势让“小诸葛”林乎加和“铁算盘”李人俊见了都有些怕。这可怎么是好？
将军一听，右手往上一甩：别怕他们，我有治他们的招。
什么招？
将军笑了：你们不是已经将某某部的计划方案起草好了吗？
是是。
那就行。我今晚上总理家去，让总理把某某部的这一块计划方案呈主席阅批。
林乎加哈哈大笑：此乃高招也！
果不其然，毛泽东批阅了。某某部的某某部长再没脾气了，他见了将军涨红着脸：好你个余秋里，论打仗我不服你，可要说搞经济建设，我服你。
将军伸出右胳膊，一把将某某老部长搂住：老司令员啊，你德高望重，我余秋里学你一辈子都嫌时间短嘞！今后国家建设这盘棋，少了你老司令员，我们这台戏可就唱得没劲儿嘞！
哈哈哈，你这独臂老伙计，还是当年那个样。我信你，啥时候用得上我这匹老马，只管言语！
老当益壮，国之所幸。将军要请老部长喝酒，老部长说你忙你的，我还要回去执行你的计划呢！
将军欣慰地夹起皮包，准备将拟好的“三五计划汇报提纲”向毛泽东汇报。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一直最关心、最重视计划的毛泽东，却已经再没有时间来听取他的汇报了——尽管将军皮包里的那份“三五计划”提纲做得那样“有血有肉”（薄一波语），而且更让将军雄心勃勃的是实行新的调整、充实等措施后的1965年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呈现出少有的生机，特别是到了1966年春天，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形势人人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蒸蒸日上景象。任弼时、贺龙曾多次夸将军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这不，在接手制定国家计划重任之后，将军一方面不时听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战略意图，一方面不时深入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特别是影响国民经济大局的重点工程项目一线，而那些需要特别关心的山区和农村，他都要亲自现场实地地考察调查。比如当时的“三线建设”，比较集中在云、贵、川一带，将军放不下心，带着几位助手，翻山越岭，逐一将国家确定的重点项目进行考察论证。当年与将军一路同行的袁宝华如今回忆起来仍然极其动情：“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停下来，秋里马上召集座谈会，不分日夜，有时还要通宵达旦。经过这段工作，我感到他工作作风雷厉风行，是个办实事的人，是一个真正能够统率计划工作战线‘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指挥员。”在四川苍溪，有位当年接待过将军的老县长事过近四十年后这样深情地说：“当年余秋里同志在苍溪调查时，我每天和他在一起，汇报工作，研讨问题，没有一个称官衔的、呼一个‘长’字的，互称同志，亲切感人，有说有议也有争论，场面热烈，心情舒畅。”老县长怎能不激动？当年将军官至国家计委主任，又知道他就是那个“搞出大庆油田的石油部长”，可人家一点没架子，到了县里，安排他在招待所住，将军坚决不同意，非要住在办公室，于是县里只好在县委大院里找了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又支了一张临时床铺。将军高兴地称：这样方便工作，想找谁就找谁，很好嘛！第一顿饭，县上很热情，拿出了酒，又多添了几个菜，将军不干，说：“四菜一汤，量不过限，超过退席。酒嘛本不可喝，考虑到基层同志的盛情，一路随行的同志也很辛苦，一人一杯，下不为例。”县上的同志只好撤掉几个菜。听汇报时，县长一上来就念念有词地说着“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地委领导下……”将军一下打断他的话：“全国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汇报工作就不讲套话了，你们讲做了哪些工作，是怎么做的，做的结果如何，群众满意不满意，还有什么问题就行。”听完汇报、开完座谈会，将军就大胳膊一甩：走，光在办公室还不行，咱们上田间地头听听老百姓是怎么说的。
经过一番亲自调查考察，将军发现1965年国家的经济形势开始出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6郾4％，大大超过了编制“三五”计划的预计，农业形势也十分喜人。1966年初，将军又随邓小平赴西北三线建设考察，一路上对西北几省的工业情况又作深入调查考察之后，再次获得同样感受。于是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计划总参谋部”的“总长”，将军敏感地认为，毛泽东原先确定的国家“三五”计划大轮廓应该调整。“经过一年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三线建设和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可以大大提前实现。大小三线建设的重大项目，可以提前一年或者两年建成。就生产来说，1970年的主要指标，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会更早地完成。”他向邓小平汇报这些情况的同时，提出了修正“三五”计划的意见。
“好嘛，这是一个有干劲的计划！回北京以后你要尽快向中央写份关于调整‘三五’计划的报告。”邓小平听后甚喜，并指示将军。
回北京后，将军又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得到大力支持。于是经过将军及林乎加、李人俊等人废寝忘食的努力，一份被很多人称颂为“激动人心的《汇报提纲》”就这样诞生了。
将军那一阵子天天夹着这份寄予早日看到国家和民族振兴、国民经济日新月异希望的《汇报提纲》等待着面见毛泽东。他知道，如果这份“三五”计划修正报告获得毛泽东和中央的批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是一个真正的突飞猛进。而这样的突飞猛进，是稳健的、符合国情和人民意志的，更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而调整后的这“三五”计划的实现，不仅总结和吸取了过去十年我国经济建设上的种种经验教训，同时它将对“四五”、“五五”计划也将产生巨大影响。
这是怎么啦？昨天还火急火燎地催着我，怎么现在就没人理我啦？将军一次次地跑到总理办公室叫屈喊冤，可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总理已经几天几夜没休息了，天天被红卫兵造反派到处闹事纠缠着，早已身不由己……
这是怎么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将军夹着放有他全部希望、满腔激情的《汇报提纲》的皮包，走出中南海，途经回家的路上，他惊得目瞪口呆：满街的年轻人穿着黄军装、左臂上一律戴着红袖章，手里举着红本本，不知在高喊什么……
什么？《炮打司令部》？炮打哪个司令炮？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怎么可能会在中国嘛！
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在我们身边？就在中南海？胡扯！将军站住双脚，怒目而视着如潮流激涌的红卫兵大军。他们干什么去？上天安门广场？去干啥？毛主席接见？！原来毛主席在那儿呢！
走，上天安门！将军对司机说。
动不了啊！司机连油门都不敢踩，满街的造反派你敢撞谁？
“啪”！一条标语贴在将军眼前的玻璃车窗上。什么字啊？将军开门探出头，站正身子正面一看：“打倒刘少奇！”
谁贴的反动标语？！将军突然一声震天的怒吼，冲血的眼睛就像当年沙家店战役中杀红了眼的那一瞬。
司机一把将其拉进车内：首长我们回家吧回家吧！
不行，这是反动标语！他们怎么能可以打倒少奇同志呢？他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嘛！
司机一边倒车一边嘴里嘀咕着：首长你最好啥都装着没看到。
屁话！我长着眼睛能看不到吗？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么多人跑到北京来，还上不上课了？国家经济建设还要不要了？将军挥着拳头，砸着自己的腿肚子，怒发冲冠地喊着——好在车上的玻璃窗是关着的，能听见的只有他的司机一个人。
“啪！”车至拐弯处，又一张标语贴在他座位的玻璃窗上。将军再次跳下车，直着身子正眼看：“打倒邓小平！”
反标！又一张反标！将军冲着大街大喊起来：抓坏蛋！坏蛋！你们这帮坏蛋！
司机惊恐万状地硬将其拉到车内，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回家的路上飞奔，将军一路的骂声权当耳边风。
你！你给我往三里河开！我要上计委机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