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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特别是用黄花菜充饥，但天天吃野菜却也令人呕吐难咽。尤其是这些饿急了的人一到黄花菜地后，就拔得鲜菜，往水泡子里涮涮，便架起铁锅点起火，狼吞虎咽吃一餐煮鲜黄花。那黄花是不宜鲜吃的，结果吃得许多同志又拉又吐，几日不得舒服。虽然指挥部颁了有言在先的“吃野菜注意事项”，但无法制止饿极了的会战职工擅自行动。
黄花菜现今是一样稀贵的菜肴，可是我在大庆时上一些年龄的人一听“黄花菜”三个字，便都会食欲锐减。“当年我们吃怕了。”他们如此说。
“大挖野菜”度困难只是余秋里和他同事们的一招。
第二招是食堂伙食上搞名堂。
这是余秋里的拿手好戏。有一天他上一个职工食堂细查伙食情况，见有位师傅烙的玉米饼又脆又香，而且同样的分量饼比别人烙得大。
“好嘛，我要让全会战食堂推广你的手艺。”余秋里高兴地挽起右胳膊，跟着那“大厨”在炉前忙碌了半天。当他认为这种野菜玉米饼确实具有“增量增效增耐饥”的“三增”后，立即找来张文彬，让他推广到各个单位。
一时间，会战各单位掀起了一场“粮食增量大比赛”的活动。说来你不相信，但在当时的大庆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
——机修厂（现大庆总机厂前身）的食堂发明了一种可以将1市斤大米做成4郾5斤饭、将1市斤小米做成5市斤饭和将1市斤杂粮面做6市斤发糕的传奇。怎么做的？其实简单，就是将粮食长时间地浸泡，尽量让膨胀的粮食再吸水，煮饭和蒸发时再使其吸水吸气。于是一点点粮食原料，煮熟和蒸出的东西就变得看上去又大又量多，饭像蓬蓬松松的棉花，发糕像软软绵绵的泡沫。这种饭和糕吃下去能填肚子，却不禁饱，过不了一二个小时便肚肠乱叫，可确实在当时能管些用。
——拾得农家用的做燃料的庄稼秸秆和玉米瓤子等粉碎后掺入玉米面或小米中，做成馍馍一类的糕饼，再每人配上一碗野菜汤。这样“一硬一软”，也能把肚子撑得胀胀的，好像多饱似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为了骗骗肚子嘛！”余秋里对此有过评说和愧疚，但他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骗嘴”的招数自发动群众后，怪招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余秋里选择了6月6日这一天，命令张文彬主持全战区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吃饭大会”。地址就在前一年召开“誓师大会”的万人广场上。
嗨，这热闹哟！
参加“吃饭大会”的各路书记、指挥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及后勤供应人员1100余人。并且各单位的炊事人员都带上了炊具、锅灶和花样百出的瓢盆，现场表现各自的包括菜馍和代食品。
“交流比赛开始——”张文彬一声令下。一时间，万人广场上锅碗瓢勺丁当乱响，炸煮烹炖，热气腾腾。
“好好，这又好看又好吃！你们一定得传传经嘛！”
“我看还是这炸糕好，你瞧，用料不多，也不像棉花那么蓬蓬松松，吃起来也管用。”
“不不，我看还是这野菜馍做得实惠，口感好，用粮少，也顶饱……”
余秋里和康世恩等会战领导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喜在心里。
“冠军！这个冠军红旗不比打井的红旗差噢！”余秋里亲自将一面面奖状和锦旗颁发给那些炊事人员。而那些得奖的炊事员们，喜得热泪盈眶，他们不无自豪而激动地说：“以前一直看铁人他们得奖，心里痒痒的。这回也是余部长给我们颁奖，够露脸！”
第三招：到农民地里“拾遗补饱”。
有一天张文彬和宋振明汇报说，钻井3274队的叶永庭一家四口人，老婆孩子来队后没粮食吃，他们就自己想法子，上农民收割后的地里捡残留之粮，结果捡回了600多斤粮食。还有另一个井队的马德久一家，也是同样的办法，捡了400多斤。一家老小不靠集体，吃得饱饱的。“这个拾遗补饱办法好。既为农民扫除了浪费现象，又减轻了我们会战的负担，家属也有事干了。”余秋里听后大喜，立即命令张文彬他们宣传叶永庭、马德久家的精神，随后又加了一句：“千万不能触犯农民利益啊！”
宋振明证明，由于大力提倡了“拾遗补饱”的做法，至少使数以千计的来队家属以及他们的家庭解决了饿肚的问题。
余秋里为此很是高兴了一阵：他和康世恩不再没完没了地在办公室门口或出行的路头看到成群结队的工人带着家庭，在半道上拦着他们的车子喊穷叫饿的。因为那些过去喊穷叫饿的人，现在不用再费尽口舌去为他们解释什么。他们已经自觉自愿地在寻找自我的生存出路了。白天，工人的婆姨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地里拾捡；下班后，她们的丈夫和老爹们也成群结队地奔向田地，有人还抡起锹镐专掘老鼠洞，这是聪明人的招数——田鼠洞里既有鼠，又有鼠留下的粮食……
面对队伍不安定的局面，余秋里的招不仅在“吃”字上做文章——当然他在“吃”的文章上还有些做法也解决了相当的问题，如因“谭政事件”受到降级处分而转业到大庆油田来的原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政委的季铁中（后任石油部副部长），就是余秋里力排众议，亲自把他要过来的。危难之时，余秋里对季铁中说，这回该轮到你老季报恩石油部了。季铁中也不含糊，凭着自己的老关系，回军区要来了10万斤黄豆。“季政委是有功之臣，他要回的黄豆是救命之豆。我们会战的人每人都有一份，许多人都把分得的黄豆煮熟后，像稀罕之物似的藏在自己的床铺底下，晚上回来后躲在被窝里一粒一粒地数着吃，又生怕别人抢走了……”大庆人对此记忆犹新。据说有人把发的两斤黄豆吃了四五十天。正是粒豆如金。
余秋里太会搞“名堂”了。“逃兵”是他最大的心病，于是除了“忆苦思甜”，提高阶级觉悟外，他别出心裁地在全战区的职工中搞了个“评功摆好”的名堂。何谓“评功摆好”？最早余秋里提出要在会战队伍搞这名堂，并不只针对“逃兵”现象，是为了提高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运动。大干年代，再高的觉悟，也还总有落后与差异，但余秋里带队伍才不要这种“左中右”三类人，他要的个个都是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先进者。靠啥办法？评功摆好呗！你说你落后？并且总有些人自愿甘当落后分子。余秋里偏不让你当落后分子。基层职工一个月来一次“评功摆好”，是群众自己相互间的评功摆好，有点像民主生活会。你说你多么落后，可大家在评功摆好会上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你哪落后嘛！有好几条先进嘛！有个叫高老大的工人，公开说自己是落后分子，浑身毛病，上下长刺，领导对我也是门缝里看人——早看扁了。评功摆好会上，群众说你高老大不落后，起码你也是自愿报名到大庆会战前线来的。这是一大成绩。有的说，你高老大腿有关节病，可你没为这事请过假，干活总是特卖力……这一摆，给高老大摆了十几条长处。摆到后来，高老大坐不住了，连连摆手，说你们饶了我吧！我落后，这我自己知道，但你们大伙儿对我点点滴滴的事都记着，我感动得很。以后我再不自己看不起自己了，我要向王铁人看齐。后来高老大还真被评上了五好工人。
“逃兵”中有不少人是被家人和老家的政府送回来的，这些人回来后觉得自己的脸面丢尽了，抬不起头，于是有人还想走。评功摆好会，大伙儿就说，你在最困难的时候离开队伍是不对的，但你回来了就得记你一大功劳。这个功劳比什么都大。余部长说了，走了的人能回来，说明他们还是觉得当石油工人光荣，心里还有为祖国早日扔掉贫油帽子的伟大理想，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那些本来顾虑重重的“逃兵们”一听这话，感动得有的痛哭流涕起来：说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余部长，对不起大伙儿，今后一定再不当逃兵，一定好好为祖国建设找石油，就是死了也要让儿子孙子来接班。觉悟了，队上和指挥部就给这些人开庆功大会，给他们披红戴花。当了“逃兵”还得到如此待遇，这一传十、十传百，许多“逃兵”就是这样回来的。
自然，还有些人是永远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的就是真正的逃兵了。两三年后，大庆的日子好过了，特别是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后，会战的石油工人一夜间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后，那些逃兵们这时想回来沾点光，或者有的为了解决“农转非”和升官发财，希望油田重新接纳，“帮帮忙”开个证明之类的东西。请求到了余秋里那儿，余秋里脸一板：没门！现在来求我们太晚了！
爱憎分明。余秋里就这么个人。
队伍不稳定，问题有多方面。比如当时来参加会战的来自四面八方，他们都是自带工资，人事关系都在原单位。而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同在大庆参加会战，干的一样活，工资待遇却千差万别。有的相差一半。比如新疆青海的同志，他们的工资是按十二类地区的补差发的，而像北京、四川等内地来的是六类地区的工资标准，差距大呀！同样六级工，新疆青海来的每月可以拿到一百五六十元，北京、四川来的只有六七十元。这不合理！
“统统改过来。凡是留在大庆工作的，执行国家同一个标准。”余秋里又是一锤定音。矛盾一下化解。不过大庆人的工资按其贡献，还是很低的，黑龙江那个地方的地区补差，像石油会战那么艰苦和繁重的工作，与在哈尔滨等城里和地区的人执行同一类工资标准，本身就不合理。可这是原有的国家工资制度上的欠缺。大庆人和石油人对此再没有怨言，有人亲口对我说，他对余秋里部长当年“一锤定音”下的工资改革很满意，虽然之后十一年没动工资，可他记着老部长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做法。
康书丛，石油部老人事干部，石油师干部部干事出身。大庆会战时一直在前线做工资和人事改革方案的具体人。在玉门时也还当过王进喜队的指导员，与铁人一起扛过1205队这面红旗呢！“余部长真是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领导。”现已退休的康书丛谈起当年事，满口感慨地说：“那次大庆工资改革的工作量不小啊！但做得彻底又公平。我们按照余部长的要求，不分过去谁的资格和工龄，就按你在大庆干什么工作，能力有多大，所有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统统放在一张大表上，挂在墙上，张三现在干什么工种，李四水平在什么档次上，赵五新调工资在哪级，清清楚楚，公开透明，一目了然。最后我们请了余部长等领导来决定。那时说简单也简单，定下一个时间后，余部长他们就来到大表面前，一个个审定。像后来当了副部级领导的闵豫这样当时非常年轻的技术人员，就是余部长一手提挈重用的结果。开始我们觉得他闵豫相比之下资历浅，年纪轻，原来的级别也只有普通技术员。但余部长一眼看到闵豫的名字后，就说此人定低了。闵豫在地质上有一套，对大庆开发作出贡献很大，周总理到大庆视察时就是他介绍的地质情况，水平很高。后来我们根据余部长的建议，一下给闵豫同志长了五级工资。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比如后来石油部提拔的部长、副部长，大庆及其他油田的局长、副局长，余部长没少亲自过问。尤其是那些有特殊贡献的，他从来都是打破常规给予破格重用。而对那些不好好工作、只求无过不求进取的干部，他余部长也从不手软，比如胜利油田会战时，几个领导干部抓生产不行，唱歌跳舞倒是能手，余部长去后把这几人全部撤了，从石油部机关重新抽了一批得力的人去，像后来当上副部长的焦力人、张文彬都被派去任指挥长等职。包括80年代胜利油田达到年产3000多万吨的高峰水平，也是余秋里力主让自己的秘书李晔担当重任后才有的结果……”康老说这些时非常动情，我被深深感染。
邓小平对余秋里有过这样评价：“此人抓工作确实有几下子。”
不是有那么多人想回家吗？也是，当时3万退伍兵来大庆报到时，本来离开部队时准备让他们都先回老家探亲的，可松辽指挥部为了早日让会战大军开拔到前线参加战役，曾经向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等部队发过一个急电，大体意思是说：松辽会战任务紧迫，希望3万退伍兵和6000转业军官暂不探亲回家，直接赴松辽前线报到，探亲之事以后由这边统一安排。可官兵们来大庆会战后，一头便扎在热火朝天的大会战之中，连十天一休的时间几乎全占去了，探亲的事便一拖再拖，客观上造成不少人生活和个人问题上的不便。有人本想离开部队时回家找个对象，有的是准备回家结婚的，这么一来对象吹了，婚也没结成，没意见才怪呢！那时大庆不像现在，天南海北的姑娘都往那儿跑。会战时期，工人们找对象在当地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这是个大问题。”余秋里这回没有甩空袖子，而是用右手轻轻地牵起它，沉思了许久，然后对康世恩等副手们说：“我看趁冬季天寒地冻时，分批让职工们轮流探亲回家一次。亲人团聚，联络感情，讲讲我们为祖国找石油的伟大意义也很重要嘛！”
这一招又出奇效。
一来，让会战职工有了喘息和调整的机会；二来，回老家的职工一走，给前线的粮食问题缓解了压力；三来有不少职工回家后与家人一讲为国家找石油的伟大意义后，不仅稳定了干石油行业的决心，而且归队时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从老家带回了许多吃的东西。这可是皆大欢喜的事！
康世恩和张文彬将各单位职工探亲中发生的一件件事汇报给余秋里听时，将军部长叼着烟卷只管乐，什么话都没说，看得出，他心里是满意这个效果的。
这里有个故事不能不讲。
1202队有个工人探亲回家，吃了一顿家里用石磨做的豆制品，很惬意，心想：咱会战前线黄豆不少吃，可就是老是煮着吃，单调乏味。要是也能用石磨磨碎后做成多种花样的豆制品，该多好啊！“背个石磨回队！”他的这一个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为了购一盘好石磨，这工人特意上县城几次，后来又上火车站托运。哪知托运时遇上了难题，人家怎么也不愿给他托“石头”。为此，这工人一次又一次地去车站求情，每一次他从家里到火车站要走几十里路，最后总算在他一片“石油情”的精神感动下，车站特例为他办了“石头”托运手续。石磨千里运至大庆后，队上的豆制食品一下多了起来，什么豆腐、豆腐汁、豆腐饼、豆腐块……就多达十几种。这事被余秋里知道了，好一阵表扬：“豆制品营养好，应大力提倡，各单位都要学习推广。”于是乎，好多花样的豆制品一时间流行会战前线，也涌现出了一批“千里背石磨”的动人故事。
不是说我们石油工人穿得像叫花子吗？余秋里发誓要改变队伍的形象。
“发动家属，大办缝补厂！脏衣服要勤洗换，破烂服装一律进厂翻新。”余秋里管得还是那么事无巨细。不这样不行啊——手下的人要不都是石油专家，要不都是指挥打仗出身的军人，管理型干部几乎还没有生出来，一切都得自己学着干吗！
缝补厂放哪儿？余秋里走出会战总指挥部所在的“二号院”，往右边的那栋喂牛的破落“干打垒”一指：“就这儿挺好！”厂址就这么定下。
谁来干？供应指挥部的领导找到23岁的退伍军人、共产党员鄢长松：“小鄢，组织决定让你带几个家属工办缝补厂。”
鄢长松伸长脖子，愣着双眼：“啥？让我去办缝补厂？跟几个家属工？我不干！我脱下军装是来参加石油会战的。不干！”鄢长松觉得自己当时在部队报名上松辽来，就是为祖国找石油的，堂堂七尺男儿去干缝缝补补的活儿，这太丢人现眼了。这活是娘们儿干的嘛！不去不去！
“余部长说了，办好缝补厂，也是为了石油会战！能让工人们穿上干净暖和的衣服，不是为了更好地为祖国找石油？余部长的话你也不信？”领导真会做工作，拿部长来吓唬他。
鄢长松没话了。他闷着头，找来两口大锅，一口准备烧水，一口准备煮油工服——看看大伙儿穿的衣服，油腻腻的不先把上面的“厚皮”扒掉咋个缝缝补补？又将喂牛的木槽修理了一下，做成洗衣盆。缝补厂就这么开张了！
初始的缝补厂连把剪刀都没有。鄢长松找来五名石油工人的家属，自个儿从家里带来剪刀，又找得采油用的废钢丝磨成几根针锥。缝缝补补就这么开始了。数九寒天，四处漏风的牛棚里鄢长松和五名妇女同志将成堆成堆又腻又脏的工服又洗又缝，实在不易。当年在缝补厂工作的退休女工吕凤珍告诉我，她说她们每天都要将一件件刚从施工单位拿回来的工服洗尽后晒干，再找旧布缝补翻新。洗的一道工序最苦了，一件棉衣通常都是十几斤重。再往水里一浸泡，死巴巴的拆起来特别费力。可他们就是靠着一双手、两口大锅和一个马槽，第一年就为前线缝补工服一万多件。第二年扩大规模，不仅制出“两旧一新”的48道式样的“杠杠服”——志愿军穿的那种棉衣，而且还自制了许多手套。于是，大庆从此有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精神和传统，小小缝补厂带给大庆的不仅仅是让石油工人改变了让人蔑视的“叫花子”形象，更重要的铸造了一种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缝补厂后来发展成大庆制衣厂，源源不断地为职工们提供生产所需的工服，据说还有销售到市场的服装。
余秋里对这小缝补厂特别有感情，时不时地从“二号院”溜达到“一号院”——瞧，仅看这院子的排序，可见他余秋里等领导将缝补厂看得多么重要！“二号院”是部长们办公的地方，后来中央领导来大庆视察时也住这儿，而小小缝补厂却为会战总指挥部之上的“一号院”，牛！
“你们哪，有空上一号院去学习学习。那儿有我们大庆的作风和精神在！”余秋里经常对二号院的人这样说。周恩来、贺龙、陈毅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他贵宾都来缝补厂光临过，并给予高度评价。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的大庆工人用130多块碎布拼成的一件棉衣，就是缝补厂女工们亲手纳成的，周恩来曾握着鄢长松的手赞扬他们的这种“缝补精神”。
“走，看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