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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搞成，但终于有人愿意把它当一件事来办了，他很开心，何况第一顾问非他莫属。当然最后一个顾问非我莫属了。有这么一头一尾一大串人罩着，马丽在南村有什么事办不了呢。
五
西山是南村有名的风景区，早二十年，除了重阳节，给钱可能也没人往上爬。如今有山就是宝，有人在上面圈了块地，把它叫做公园。在山顶修了坐观音，在山腰摆了个四面佛，拜者如云。这样的好地方大家都想插一腿，首先是中旅，占了半边山，修宾馆，搞游乐场，建别墅。这是应该的，人家是中旅嘛。我们单位也插上一腿，占了块地，建别墅，这就很不应该。那地方如今寸土寸金，想开发的人多了，我们占了块地，一年也用不了两次，浪费国家资源不说，单位每年还得出一大笔维护费，早几年大家都不把这点钱当一回事，那时是经济高潮，地方政府舍得给钱，如今地方政府出一分钱都心痛，单位的日子不好过了。当年我就反对建别墅，当然也只是心里反对，党委开会时，投票表决，我就没把反对的手举起来。如今我和几个调研员坐在湖边垂钓，目光老是越过钓竿，看到对面山腰上那片别墅区。别墅区就象一台老虎机，摆在那儿毫无用处，却要用钱来喂它。我觉得做了件愧对同志们的亏心事，这使我亮丽的幸福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我真想让马丽来把它收购了，该拆拆，该修修，让它发光。可我只是想想而已，因为这样做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问题，有人得益，有人受损，还有人丢饭碗，搞不好还会天怨人怒。如今这世道，有人一辈子铺桥修路，到最后才坐在那儿收两年的费，等收完钱，坐在夕阳下晒太阳，脖子已经抬不起来了。也不容易。比较起来，我才花了几年时间修路，余下的大半辈子就是收费和晒太阳。我这才叫日子嘛。
我们上山时有四个人站在山腰迎接，其中有个老总。这个老总我看起来面熟，但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问老陈，老陈一张脸胀得象猪肝，却不睬我。大家看到老总亲自陪同，把单位不派车的事丢到一边了。兴高采烈去湖边垂钓，等着吃中午饭。那个老总陪了十五分钟，弄清我们的身份后，打完哈哈就消失了，留下三个马仔伺候我们。按理说老总也没做错，摊上我也会这样做，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却来了，够扫兴的。但老同志们不这样看，他们本来窝了一肚子火，对老总的前恭后倨尤其气愤，老陈一气之下差点把钓竿折做两截。他还对着湖水大骂：他妈的，小人得志。我就知道老陈有猫匿，于是问他：老陈，看来这癞蛤蟆的家底你知道，说来听听。老陈说：别提了，当年我当基建科长时瞎了眼，可怜他一个堂堂的大学生，整天跟一帮泥水工混在一起，让他承包了办公大楼。这东西如今人模狗样，竟然不认识我了。大家一听，义愤填膺，众口一辞要打道回府。我好说歹说才把他们劝住，他们答应继续垂钓，静观其变。但却拿三个马仔撒气，一时说矿泉水的味道不对，一时说鱼饵不新鲜，鱼不爱吃，老不上钩。三个马仔也不是好欺侮的，他们天天跟老总，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的本事，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马虎，什么时候马虎不得。半小时不到，该上厕所的上厕所，该买烟的买烟。老陈把味道不对的水喝完了，叫人再拿一瓶，鬼影也找不到一个。
吃午饭时有一个马仔回来了，带我们去玉螺春吃饭。上完汤，小马仔去外面接电话，到买单时还见不到人影。好在吃的东西还算不错，想吃的东西都有，价钱也贵得离谱。小姐说：各位老板，八折两千八百元，有人买单了，你们可以自便。老陈一听又来气了，他说：妈的，我们还没吃饭后果呢。
下午的活动仍是钓鱼。原来安排的节目是打高尔夫球，因为老总不在，所以高尔夫球场也要关门。论脾气大家又该回家了，但回去也就是猫地下室，还不如继续钓鱼。大家说：晚上自由活动，不用龟儿子陪了。我说：好，去西山大酒店订房，饭后唱歌，然后桑拿，然后大家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大家拿着钓竿去老地方猫着，刚进入情绪，老总汗流浃背赶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女的。他们在我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江主任，对不起，给一点杂事缠住了，抱歉！抱歉！说完给我递了两张名片，又沿着湖岸给另外四人派名片。原来这个老总姓马，叫马佩东，那个女的也是老总，叫周来。派完了名片，马老总开始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大声呼叱：死仆街都跑哪去了，赶紧回来！关机前又补充说：整一箱水来。在西山大酒店订间房，待会儿陪领导喝茶。一会儿三个马仔先后跑了回来，全都是灰头土面的。马老总压低声音骂道：就会泡妞，正经事一样也干不来。三个马仔满脸委屈，对老总的前倨后恭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在湖边猫了三个小时，连条鱼影子也没见着，气得老陈直骂娘希匹。两个老总涎着脸作陪，在一个地方呆不住，就在湖边走来走去。老陈嫌他们动静太大，吓跑了鱼，说：讨厌不讨厌，走远点！说完了大概觉得过分，拿手作赶苍蝇状。
我小时候常在家门口的池塘里钓鱼，小朋友们成群结对，一人一根钓竿，长短不齐，大小不一，线也是五花八门，鱼钩更是千奇百怪。那时鱼多，也傻，没有饵的钩也咬，你提钩快一点保证能钩起来一条五寸来长的小餐鱼。如今的鱼都变成了精，死活不上钩。倒是人都变傻了，只要你舍得下饵，保证有人上钩。两位老总本来想钩关领导，如今又转而钩我，不知所图为何。喝茶的时候，我对两位老总说：对于生意人来讲，有两个寸金，一是寸土寸金，二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有事你们就忙去，不用全陪。我这样说也是为自己着想，没人陪很没面子，有人陪也很麻烦。两位老总说：没事，没事，今天的工作就是陪领导，要让领导吃好，喝好，玩得开心。我说：我们都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人，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你们千万别跟我们耗呀。马总说：江主任客气了，江主任是青年才俊，前程无可限量，兄弟今后就指望江主任在张秘书长、刘市长、马会长和程关长面前替我美言，兄弟今后就指望江主任给碗饭吃呢。老陈听到这里，一口茶喷了出来，他跑进厕所冲了把脸，出来就说：这壶茶现在才喝出一点味道来。
那天晚上，周来来找我，要我陪她去打保龄球。这项运动我本来很有兴趣，只因为没有进步才打得少了。打少了就不想再往多打。再说跟周来也是才认识，尽管她是个女同志，我也不一定非要陪她打球。我说，太累，想早点休息。周来知道我在找托辞，就在我床上坐下，看着我，双眼一眨也不眨。她说：江主任，你真的一点也不认识我了？这个女人坐在我对面，身着超短套裙，上身是粉红色，下身是天蓝色。从我坐的位置看过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条深不见底的沟。她有一头齐耳短发，色质亮丽，颜色深沉。鼻子高挺，双唇湿润，两眼迷漓。说句老实话，在湖边钓鱼时，我一眼看到周来，就为她的风骚、性感和美丽怦然心动。她要是在大街上漫步，一定会引起交通事故。她现在近在咫尺，我甚至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体温和汗香。
我当办公室主任时，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是公安局的兄弟打来的。他叫我去接两个人，地点在云雾山大酒店。这种事对我来说已经不新鲜了，我当了三年办公室主任，为这种事已经出动过三次。到了大酒店，公安局的兄弟对我说：男的说是你们一哥，你核实一下。说着递给我两张身份证，一男一女。我让公安局的兄弟把女的带来看看，几分钟后那女的进来了，她穿了件迷你连衣裙，一头秀发披泻在肩。看到她的一瞬间，我有一种脱氧的感觉，那时我想起一名言：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尽管已是阶下囚，她并没有惊慌和不安的表现，她双眼直视我，我从她眼里看到了委屈、气愤和无奈。这个女人身份证上写的名字是周来。我对公安朋友说：把证件还给他们，让他们走。然后我拍了拍那个朋友的肩膀，说：欠你一个人情。一哥出了这种事，按规定应该由一哥的领导去领他回来，我作为他的下级，显然没有资格去领他，这完全是我的朋友给我面子。一哥到现在应该还不知道我参与此事，如果周来没有告诉他实情。当然这种事捅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无非给某些人多了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尽管第一次见面，这个女人就让我脱氧，隔的日子久了，我还是没能一眼就认出她。倒是她的名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天晚上，周来想用她的万种风情打动我，但我不为所动。我承认，我后来还是为她动心，因为她楔而不舍，一定要把我记忆深处那不太亮丽的一页撕开。一般来说，在那种场合见面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能忘就忘。至少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但她不这样看，她说她愿意跟谁睡是她个人的事，这不丢人。她还说；那天的插曲让她很不高兴，她不喜欢这样。但认识我她觉得很开心，她说，这是缘份。她这样一想就把那天的不开心给忘了。老实说，她这个想法把我打动了。
六
有一天我带办公室两位女同志去西京酒店吃饭。我退下来后这两个同志天天来我办公室纠缠，说是自从我退下来后就没请她们吃过饭。人家都是升官晋级才请人吃饭，我退下来反而要请她们吃饭，由此你可以知道这两位同志以前对我是一个什么态度。请吃还得在西京，别的地方不去。其实西京就一个贵，我去过第一次就不想去第二次。两个女人叫了一桌菜，却很少吃，象两只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把我晾在一边。她们叫的菜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我叫的尖椒炒鸡蛋又老是上不来。到结帐的时候还是没上来，我一生气，经理就说八折。其实折不折只有她知道，但我就不好再生气了。我从车库里开车出来，看到两个秘书一人拿了一包薯条，站在路边吃得有滋有味。气得我够呛。
回单位有两条路，一条旧路一条新路。旧路除了要绕弯，还有一座桥，桥头设卡，要收五块钱。五块钱不算什么，问题是我有洁癖，不愿意碰钱。大家都说钱最脏。我叫财务的小王给我办个路路通，半年也没给我办下来。这一点也可以理解，因为我已经退下来了嘛。新路不绕弯，但据说跨了两个管区，当初修路时没协商好，路修好了就开始扯皮，其中一方就在路口设路障封路，又不封死，留了一个车位的缺口。搞得每天高峰期都大塞车。我不知哪根神经有问题，拣了条新路走，走到一半就看见前面摆开了车龙。我赶紧把车刹住，离前面的车大概一个半车位。我这是留一条后路，万一塞个没完没了，我扭头就走。我的如意算盘还没打完，就听见后坐的小姐失声惊叫，如见鬼魅。跟着我眼前一片模糊，感觉挡风玻璃给拧得七零八落。我花了十分钟找眼镜，直到后坐的小刘再次失声惊叫：天啦！什么东西跑到我乳沟里了。我才知道它的准确位置。
我下车看后面到底是一辆坦克还是一辆装甲车，原来只是一辆捷达小轿车。它把我推了一丈来远，自己却在老地方呆着，除了箱盖鼓了起来，其他地方居然安然无损，要命的是前面有一辆大卡车，尾拖上还挂了几条大铁链。这不成了三明治吗？
要命的还不是撞车，而是车要进厂，少则七天，多则半月。也就是说我在一到两个星期内没有“脚”。那时我才知道退下来的难处，难怪老陈一退下来就叫着要买私家车，当然叫到现在还是没买。撞车后的第三天，老陈来找我，说他儿子出了车祸，叫我帮手开车送医院。我说：车进厂了，我帮你叫一辆出租吧。老陈一听满脸的不高兴。这也可以理解。出租他也会叫，还用求我吗？等出租时我还给一个做医生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叫他关照。朋友正在打麻将，听说出了车祸，问撞了哪儿。我说撞了手，他说：锯掉。老陈听说锯掉，脸就黑了。后来老陈整天对我黑口黑面，直到听说我真的出了车祸，差点丢了小命，他才解除警报。我跟老陈有这么一段插曲后，他觉得我这人实诚，没有花花肠子，值得信任，可以跟我玩了。他有时还会把刚听来的荤段子讲给我听。要说荤段子，我满肚子都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一说起荤段子，老陈就把他的牌友丢在一边了，害得他的牌友对我很大意见。
下篇：监管时期——《幸福生活》
第二章
一
有一年单位组织处级干部去游三峡，因为三峡大坝快建好了，据说有些景点将沉到水里。大家就决定去赶赶末班车。在重庆大街，我看到很多人拿着一根棒子和两截麻绳。他们大都光着膀子，衬衣搭在肩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叫棒棒军。其中还出了个作家，把自己的生活写成了小说，后来还搬上了银幕。在我生活的小城，如果有人手拿一根木棒和两根麻绳在大街上走，一定会被保安请进派出所。昔日的这块蛮荒之地如今是改革开放前沿，大家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安全感。有人手里抓住根木棒，大家免不了要担心，天知道这根木棒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这也不是盛世危言，南村就有一个扑头党，专拿木棒一类的东西敲人脑袋，打昏了再抢钱财。南村也有类似棒棒军的人，他们是车仔帮，成群结队，每人推一部两轮板车猫在某个显眼的位置等候顾主。我装修房子时曾找了一个车仔帮的人，一吨瓷片搬上七楼，讲好的价钱是一百元。他一听乐颠颠地搬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一百块钱不好挣。几个来回他已经直不起腰，搬到最后他到底把一箱瓷片摔在楼梯上。
在重庆街头，我看到棒棒军肩挑背扛大为感动，这是因为我小时候天天上山砍柴。我上小学前天空是蓝的，山青水秀。我小学毕业后天空是灰的，山秃了，水也浊了。生产队只管分粮食、蔬菜，却不管柴火。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摆在第一位的。这第一位的东西生产队不管，偏要老百姓自谋出路，可把我们这些穷孩子害惨了。俗语有云：兔子不吃窝边草。可乡亲们首先就把窝边草吃了。一开春，青草才露头，生产队就号召乡亲们连根刨起，这叫积肥。那时煮饭的柴火有两种，一是稻草，一是茅草。稻草不经烧，煮一餐饭要烧一大捆，而且早稻草要留下来喂牛，二季稻草要拿去积肥。茅草经烧，但村前屋后的茅草早几年就叫人刨断了根。所以上山砍柴就是孩子们的必修课。一担茅草能卖一块五毛钱呢。砍柴的程序是这样的：鸡叫头遍起床，吃炒冷饭；揣上烧饼，步行，路程从十几里至三十几里，随着年龄增大，路也越走越远，因为近一点的山头给人刨光了；爬山，爬到半山腰天已蒙蒙亮；寻找厚实的草丛，舞起镰刀；日上竿头，就着泉水吃烧饼；在岩洞里午休，等烈日把茅草晒干，以减轻重量；太阳偏西，收集柴草，扎成捆；下山，越走越沉重，三步一歇，五步一停，挨到家时天已黑尽了。读四年级以前，天天盼放假，喜欢逃课。在水沟里捉鱼，树上抓鸟，池塘里游泳，在山坡上滑草。干什么都比在学校里磨屁股强。五年级以后，盼着天天上学，最怕放假，一放假就得上山砍柴，这哪叫人干的活呀！我现在有一个毛病，就是老含背，为此没少挨领导骂。领导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把胸挺起来吗？这毛病就是那时落下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肩上的担子一天天加重，营养却一天天减少，能不含背吗？可这事还不能跟领导讲，让领导知道你这么没来头，前程就玩完了。
除了砍柴，还有很多必修课。打猪菜是一种。这差事我爱干，我如果有孩子，就让她天天去打猪菜。这比在小班里看图认字效果好，包你几天就把所有杂草的品名、特性搞得清清楚楚。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打猪草可以集体活动，男男女女一人一只小篮子，满田野里乱窜，实在打不到猪菜，还可以拔点青菜充数，只要不是拔自留地的，公家的多一点少一点也没人管。那时就知道公家的东西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另一项功课就很不好玩。我说的是拾粪。对粪这东西真是爱恨交加。它很臭，从动物的下水道里出来的东西都很臭，但能增加土壤的肥力，生产队大大的需要。粪就是工分，人粪最臭，也最值工分，其次是狗屎，再次是猪屎，最不值钱的是牛屎。家乡有句话叫吃在外面，屙在家里，我觉得比吃在羊城讲得好。真是爱之恨之一言难尽。拾粪还有个缺点，就是要独自为战。人多了有竞争，一堆屎要分做两份，不划算。独自为战的后果是越走越孤独，战果越大，孤独越甚。
我在南村口岸时，对苦力很同情。因为他们干的也不是人活，这还不说，还得准备挨骂。码头上的管理人员比联检单位的大爷们的脾气还坏，动不动就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所以洋垃圾大举入侵时我第一个反对。国家后来制订政策，限制洋垃圾进口，允许进口的也要大卸特卸，我又举双手赞成。我说最好的办法是拒敌于国门之外。因为有进口就得卸，卸起来，直接受害的是苦力，间接受害的是国民。那些东西又烂又脏，难保有核污染。有个苦力得了骨癌死了，我老觉得是给洋垃圾害的。南村的垃圾佬对我恨之入骨，因为我天天想着砸他们的饭碗。我退下来后还有人想买凶杀我。好在马丽耳目众多，杀手刚拿到定金就给她的手下发现了。这样我就欠了马丽一个人情，她救了我一命。当然你可以说这是马丽编的故事，我就曾经这样想过，但这样想我就象个小人，所以我只好当作欠了马丽一个人情。
一哥知道我对洋垃圾怀着深仇大恨。有一次召集垃圾佬开会，就让我去作报告。他这叫投羊入虎口。我在会上神侃了五个小时，侃得垃圾佬们一个个直眨巴眼睛。最后刘市长出面说情，要我网开一面，说是历史问题要让时间来解决。我这叫胳膊掰不过大腿，只好自己把胳膊放下来。马丽后来实施一个战略，把垃圾赶到深山里。真让我哭笑不得，这不是祸害山民吗？
我小时候在乡村的田野里纵横驰骋，肩上掮着一筐粪。心里倍感孤独。那时我就想着要发明一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