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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十二月写于桂林
（载《两个伊凡的吵架》，一九四○年上海旦社版。）①原标题为《小言》，后由作者改为“小记”。《两个伊凡的吵架》，果戈理著，夏衍译。
别桂林①
《愁城记》代序
去年阴历除夕，我离开了滞在几近三年的桂林。那一天不仅寒冷，而且阴森，北风怒扫着在两广一带萌芽得很早的春草，这突然袭来的寒气也夺去了正在准备迎春者的轻快和欢欣。到飞机场的时候，彤云四合，暗到和黄昏一样，难道真的要下雪了吗？
尽管战乱损钝了易感的心，但是离开一处住惯了的地方，总还是一件黯然的事情。战争以来，经验这样的离别在我也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别离过妻儿所在的上海，我也别离过使我至今眷念的羊城，但是第一次别离我抱着振奋与斗志，第二次别离怀着愤怒与信心，而这一次呢？我带着的是一种错综而又苦痛的心情。
前一天，我向欧阳予倩先生告别的时候，在我的《心防》剧中演过一个角色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姐向我提出了一个天真的，可是难以置答的疑问：“你在《心防》中不让刘浩如离开上海，那你自己为什么这样的离开了桂林？”
我黯然的回答：“那是因为逼着刘浩如走的是正面的敌人和国贼，而现在使我非走不可的，却是我们直到今天还是诚心诚意地期待着和他们合作的‘友人’！”
当时心情的黯然是可以想见的。在桂林有着尊敬的战友和先辈，有着无数诚朴而热血的青年，更有着三年来筚路蓝缕，好容易才奠定了基础的一个文化的堡垒，——我们有一张可以勉竭驽钝，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力量的日报，一个很小规模的印刷所，一个通讯社，一个出版部，两种有近万读者的期刊，和一所预期能在今春开工的纸厂……而这一切，都在一只无形的黑手的威胁下，在应该是“友人”的人们敌视下，俨然地宣告：这一切文化的力量，再也不准为国家服务了！
在削骨的寒风中，我悄悄地离开了桂林。从逐渐爬高的飞机中，我再贪馋地看了一眼已经包藏在暗云中的山城，“赴难”而来，“避难”而去，又是一个亡命者了。
这样，我以一个又经历了一次战役的“文化兵”的感觉，到了没有轰炸，没有警报，物质上是润泽，而心灵上是枯燥的地方。三年来的疲惫，突如的逆袭过来，待我舔愈了创伤，平复了疲倦，香港的雨季又到来了。世界正在战争的坩锅中鼎沸，同胞被追迫到黑暗的角落里忧伤；因与果逆置，黑与白混淆，是与非颠倒，为着爱、为着憎，我禁抑不住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呼号，可是被窒息了的地上，哪儿有我们自由的呼喊的地方？在绵绵春雨中，我在郊外痴望着一个及时地耕播着的农妇，我感到冲击，我又陷于无底的忧伤，我已经是一个失却了土地的农民，尽管生平习惯于勤谨，可是现在，已经是欲耕耘而无地了！
“因为我要，所以我能！”意志驱散了我的忧伤，意志命令着我向另一条战线转进，三年半的记者生活迫使我懈怠于剧作，现在应该是复归到这一战线的时候了。
颠沛三年，我只写下了三个剧本：在广州写了《一年间》，在桂林写了①本文最初发表时题为《一个旅人的独白》。 《心防》和《愁城记》。这三个戏的主题各有不同，而题材差不多全取于上海——一般人口中的孤岛，和友人们笔下的“愁城”。为什么我执拗地表现着上海？一是为了我比较熟悉，二是为了三年以来对于在上海这特殊环境之下坚毅苦斗的战友，无法禁抑我对他们战绩与运命表示衷心的感叹和忧煎。《心防》和《愁城记》，同是在去年春末执笔的，本来的计划是后者在前，前者在后，但是，以去年三月末日来的那一幕丑剧为中心，上海新闻戏剧界友人们的壮烈战斗激动了我，在北欧战事最剧烈的两周间，我草率的写完了《心防》，而《愁城记》，则为着要使之在愁城里上演，临时执笔的时候在构思和布局上又费了绝大的周章。中途搁置者二月，垂成复废者再三；是年七月，世局如棋，惊涛骇浪，法兰西帝国的迅速崩溃，与贝当、赖伐尔之流的空前无耻的出卖，对于在人类史上曾经有过伏尔泰，有过左拉，有过公社战士们的光荣的民族的运命，给与了我以无边的愤怒与无底的悲怆。我得自承不能涵养，我忿然的写了《资产阶级无祖国！》和《起来！法兰西的人民》这两篇短论。事出意外，这两篇文章对于我主持着的那张小小的报纸招来了绝大的非难，和贝当之流有着血缘亲谊的徒辈，对我们开始了卑怯的罗织与攻讦，恐吓，禁压，和封锁，必要的抗辩和处置化费了我这以后的三个月的时间。三国同盟成立，滇缅公路重开，国际上再换了一个局面，我喘了口气，再把《愁城记》的底稿翻开，时间已是仲冬，上海剧艺社已经把这难产中的剧本作为预告，而发表在他们的印刷品上了！
在多雨的冬天，我又匆忙的赶完了这剧本的初稿，时间不许我推敲，保留了上演前的修改，脱稿的下一天，就把这营养不良而又早产了的胎儿寄到上海去了！
现在，我到了海蓝山紫，窗明几净的香港。第一个愿念，我想珍重这时机，写下蓄意经年的另一个六幕剧——《中国的黎明》。这本来是《上海屋檐下》之后就准备着笔的了，“八一三”的暴风把我卷进了兴奋的漩涡，“十二一”广州沦陷失散了我苦心搜集了的文献和札记，在桂林偶然找到了一些记述甲午战史的小说和笔记，重新又唤起了写作的冲动；而这一次仓促的离开，又丢掉了这些在个人看来是心血，在别人看来是草芥的东酉，想写而应该写的，总还是写下来吧，明知微力不一定能战胜这艰巨，我把这工作排上了在香港最初的日程。而正在这时候，上海友人来告，《愁城记》在剧艺社的安排，已经决定了要在五月中旬上演了。
在复杂而又还是不安的心情下，我又把《愁城记》加笔了一下（我得自白，这只是加笔而已），我懊丧于写作当时之轻率，骨骼和性格都已经决定了的剧作，要改作是如何困难的一件事啊！第一，我只若干的纠改了一个事实上是骨干的人物（李彦云）的刻画，在嘲讽和机智的反面，我给了他以表白真情与沉痛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印象不流于冷酷和轻浮；其次，我堵塞了一个容易使主人公从独善走向侥幸的缺口，在上海那种情况，在何晋芳之类的摆布下，一对善良洁白而又不懂得机诈的小儿女，是决无侥幸成功，获得遗产的可能性的。
相煦相濡，在个人是美德，这是无疑问的，可是，在涸辙中，于人于己，究有些什么好处？我相信，有的人可以用力量来使涸辙变成江湖，而这些方才感觉到自己是处身于涸辙的懦弱者，煦濡之后的运命，不是可以想象的吗？于是“不若”和“不得不”相忘于激荡的江湖，也许是这些善良的小儿女们的必然的归结了，我又遐想到上海，也许在这情境下，从涸辙到江湖，并不 是困难的事吧。
正像读者无法究诘这些小儿女们今后的行踪和运命，作者也不能更多地关注这一类习作的运命了。这算是从《上海屋檐下》以来的一个小小的终结。除出预想着上海的舞台以外的困难，而终于曲曲折折地突破了这一难关之外，我如实自供，我没有任何的喜悦与欢欣。夜尚未央，路还辽远，但值得自慰的是我们也正还年轻。没法避开崎岖，我们就不辞一再的挫败，不能跨过黑夜，我们为什么会怕在黑暗中捱磨，尽管风雨如晦，尽管甚至于听不到鸡鸣，可是地球在转，地球在转！有谁比企图阻挠这回转的人更可怜！有谁比清楚地知道这些人之可怜的更值得自傲！一
一九四一年五月
（原载《愁城记》，剧场艺术社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
忆江南
——《水乡吟》序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李白
这已经是差近两年前的事了。
从香港回来，途次柳州，有了一天的耽搁。有意摆脱了同难的朋友，独自地想到江边去摭拾一些回忆。在广州沦陷的战乱中，我也曾凄惶地到过这个地方。这一夜月黑无星，灯光黄淡。渡浮桥，中途索然思返，路远天长，陡然感到凄苦。这几年来像孩子似的想把瓦石搭起一座宝塔，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他人的一蹴之下就粉碎了么？夜静无声，更像是独行旷野，至桥堍，风传来了一阵琐碎的男女絮语的声音：“你想也想不到的，嫂嫂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我憬然耸耳，因为这正是百分之百地保存了杭州上城人语调的乡音。暗淡中看不清面目，估想起来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吧，同行的少年怕冷似的竖起了衣领，垂头不答。两人都沉浸在凄哀的乡愁中，那是从他们怨诉一般的声调和拖着淡影的脚步也可以看得到的。我禁不住想起了故园，想起了无数在故园过着“想也想不到的”生活的人像。就从这一对小儿女讲吧，生长在富庶的江南，乡土赋予了他谨慎保守到“怕出远门”的习性，要不是残酷的战争，要不是日本法西斯给他们的“想也想不到”的生活，要不是他们还幸福地保有着想要挣脱这种生活的年轻人的稚气和勇气，恐怕一生中再也不会漂泊到这江南人心目中认为蛮荒瘴毒的地方来吧？可是现在，这样的小儿女们已经不再是独特的例子了。我从这一句平凡的，可是凄寂的言语后面听到了一种平凡人的悲壮，展开在我回想中的故乡也已经不再是含垢垂泪的西子湖边的桃柳，而只是驰骋在莫干天目间的被迫着用原始的武装来反抗强暴的游击战士了。叙述这些人的故事，今天不已经像神话一般的流传在故乡来人的口碑中么？
这一年夏，敌人攻陷了金华。苟安的幻想在凶残的三光政策下面粉碎，金和铅在战火中判别了他们的坚实与脆弱了。眼看得见的是几乎无可挽救的土堤般的溃决，眼看不见的却像是遇到阻力而更显出了它威力的春潮。要不是浙西人民武装和游击队伍一再的出击与阻挠，这一年夏季的法西斯洪水也许会冲得更远一点吧。我明白了浙西人所谓“浙西人的柔弱”这个概念只能正确地适用于上层知识分子，于是而我也居然常常以王八妹之类的草泽英雄作为我们故乡的夸耀了。
《水乡吟》四幕，是在这样心情下所写。但我为了不想再在沙上建塔，所以我有意的把真真想写的推到观众看不见的幕后，而使之成为无可诘究的后景与效果。惯于用教条来呵斥的批评家们也许会指出我的怯弱，但这剧本在“中国万岁剧团”所遭遇的“想也想不到”的歧视与冷遇，不就是一个我的最好的辩解么？这本书没有写序，我只在卷首抄了两句陶渊明的诗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读者会觉得太晦暗么？那么我说：这正是此时此地不得不然的风习。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老鼠。虱子和历史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一
从香港回到桂林，我打算写一个以港战为题材的喜剧。在三周的战乱生活中，的确也积蓄了不少使人哄笑和苦笑的材料，但，从漩涡里跑出来，站在远一点的地方一望，又觉得这都反而是悲剧的材料了。
在桂林，很巧地遇到了阔别十年的T，他从北平协和医院逃出来，打算到大后方去从事医疗工作，——他是一个医生。
到了重庆，由友人Y的介绍，认识了W，一直到被“接收”为止，他在香港玛丽医院工作，——他也是一个医生。
从北平，从上海，从香港，也许可以从更多更多的地方，许多善良的、真纯地相信着医术之超然性的医师们，都被日本法西斯强盗从科学之宫驱逐到战乱的现实中来了。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到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我想，这一类悲剧，该不止限于医学界吧，正像过去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一样，自然科学界同样的也会有许多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的。
听了T和W的叙述，一个意念在我心里萌长起来，利用夏天在北温泉的空暇，我开始读了一些医书。最后，现代细菌学泰斗而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诗人的Zinsser教授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Lice and History）将我魅惑住了，我贪馋地读完了这本书，又到各处图书馆去找到了一些他发表在前年《大西洋》杂志上的那篇有名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More True Than Poetry），我决定了把一个善良的细菌学者作为我们悲剧里的英雄，同时，把我的企图集注在《老鼠。虱子和历史》这本书上的结语：伤寒还没有死，也许，它还要续存几个世纪，只要人类的愚蠢和野蛮能给它有活动的机会。
野蛮和愚蠢是什么？有常识的读者可以想到：贫穷，牢狱和战争。——这一切，都和法西斯主义有着不可分的关联。对于传染病，现代医学是有法子可以预防和治疗——最少也可以阻止其发展了，可是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恰恰阻止了医学技术的活动，而助长了疫病的传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Zinsser早已证明了战争、虱子与疫病之间的关系了，西班牙战争之后勃发在佛朗哥集中营里的伤寒和其他的疫病，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了，我不忍想象希特勒铁蹄下的黑暗欧洲的卫生状况，我更不忍想象日寇蹂躏下的沦陷区里的同胞生活！
可是，这还是“随伴”着战争而来的灾害呢，法西斯还不是在大量的制造和散布霍乱、伤寒、黑死病的细菌弹吗？死于自发的和人为的疫病之外，“战争”本身不还每天每天的杀伤着千万年轻有为的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吗？我禁不住借了一个剧中人的口，讲出了我自己要讲的话来：“伤寒和其他的疫病，每年不过死伤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罢了，可是法西斯细菌在去年一年内，不已经在苏联杀伤了千万人吗？——”法西斯主义不消灭，世界上一切卫生、预防、医疗的科学，都只有徒托空言，科学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生根滋长。“
对于医事科学我是十足的外行，所写的在专家眼中也许幼稚可笑。但， 我确信着我所做的结论：“法西斯与科学不两立”。我希望这拙劣的习作，对真诚地献身于以人类幸福为目的的医学学徒们，能够提供一些人生路途上的参考。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法西斯细菌》，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
胭脂。油画与习作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二
去年秋，《愁城记》在重庆上演（那时候，我远在香港），M兄看见了这出戏，觉得导演演员都十分成功而卖座相当凄惨的时候，在他给我的信中引了“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之句。他，似乎是在代我愤慨。其实，引用这两句诗，已经是一种出于友情的对作者的宽容与宠纵了。从这两句诗的字面，不已经确定了作者“能够”画牡丹这一前提了么？
但在我，坦白地说，愿不愿画之前，还随附着一个能不能画和能不能画好的问题。一个想要从事于绘画的人，我想，各种形象，各种色彩，都应当尝试一下的，尽管怎样选择题材，怎样运用色彩，怎样表达作意，都可以一任作者的主观和偏好，但是，在画布上有自信地调彩作画之前，能够使之像一朵花，像一瓣叶，像一个人的肢体，也自有它基本上的必要吧。年轻的画家们在画室里兀兀孜孜，画石膏，画裸体，画苹果，难道他们终极的目的是在成为一个石膏、裸体、苹果的画家吗？名画家们手本上的一勾一抹，一些造意的素描，也许依旧可以供后人的参考与随喜，但很明白，这些都只是一个画家非跨过不可的“作品以前”的东西而已。
在今天的中国从事于新的艺术，我老觉得是一件幸而不幸的事情。一方面说是寂寞，但另一方面却也在每个人前面展开着许多诱人取巧的捷径。多买胭脂，将色彩的堆积当作牡丹，这是捷径之一。一方面因为没有鸟而满足地将蝙蝠当作飞禽，他方面将分不出枝叶色彩与线条的凑合叫作“作品”而沾沾自喜，不也是习见的现象吗？——这种现象常使我憬然。自己，还正在一个在画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纸的阶段呢，当然，有时候从画室里出来，看看世界，偶有所喜，偶有所感，不觉也在画本上勾描几笔，这一是为了练习，二是为了保存一些容易被时光冲淡的形象。这些“作品以前”的étude，充其量，也只能逗熟朋友们的一笑而已，不幸得很，这些étude不仅被当作“作品”，而且还被当作了商品！出身限制了主观，经历限制了生活，技术限制了形象，“凄惨”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吗？
几年来，由于朋友们和观众的宠纵，有所喜和有所感的，常常使我放胆涂抹，凭着一个知识人的良心，我相信所喜所感的还不会离开自己所该担负的责任太远。但，我诚实自供，我还没有把握将我所喜所感者如愿地传给我的读者与观众，天真的批评家们将我所勾抹的评为“素描”，评为“淡彩”，那我将惶恐地回答，因为我十余年来的摸索才找到了做人和治学的门径，因之那些étude并不是“作品”。
《法西斯细菌》上演中，D告诉我从偶然的机会，在旧货市场中买到了些油画颜料，他说：“在绝对没有油画材料和工具的时候，当然要用别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各种工具的表现中，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