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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社回忆》的出版，对中国近代新闻史提供了许多真实可贵的史料。作为“国新社”的社友，愿把这本书推荐给有志于新闻工作的读者和其他读者，以奠故人，以励来者。
写于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
忆老友承志
──《廖承志诗文钞》代序
一大叠《廖承志诗文钞》的清样，摆在我案头已经很久。廖茗（笃笃）要我替这本书写一篇序，催过我也不止一次了。可是翻阅他的每一篇诗文，都使我感到哀伤，他走得太早了！承志比我小八岁。假如他今天还在，正好是八十岁，但他离开我们已经整五年了。
提起笔来，数不尽的往事就浮映在我的心头。
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在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工作。当时在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李人一介绍给我一个刚从广东到东京的青年人，一身和服，穿着一双高高的木屐，显得更瘦长了。他向总支部报到，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岭南大学入党的，还谈了一些国内情况，我给他登了记。直到他走了之后，李人一才告诉我，他就是仲恺先生的公子。那是“四一二”事件之后不久，在东京的国民党发生了分裂，西山会议派砸了总支部的机关，我被警视厅传讯，接着就被迫回到上海。下一年五月，发生了济南事变，承志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组织留学生上街示威，被捕后也就被驱逐出境。
我和他第二次见面，是一九二八年八、九月间，在上海虹口吴淞路有恒路口蔡叔厚办的绍敦电机公司。这表面上是一家销售和修理家用电器的商店，实际上则是中共闸北区委的联络站。蔡叔厚是我的中学同学，留学过日本的电机工程师。青年时代就是杨贤江、胡愈之的同乡好友，所以他一九二七年入党之后，这家公司就成了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上海来的革命党人的掩护所和联络点。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就住在这个地方。由于蔡叔厚当时没有政治色彩，又是一个“老板”，所以从日本回来的共产党人都把这家公司当作安全的落脚点。当时任闸北区委书记的郑汉先（陈德辉），也经常在这里约人见面和开会，廖承志到绍敦公司来找我，就是郑汉先带他来的。这时他已经西装革履，很神气了，所以我打量了他一下之后就对他说：“为什么不穿和服了？到这儿来，穿和服最保险，因为这一带的巡捕最怕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几乎每星期都到这儿来，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他还带些日本点心、寿司之类来请客，渐渐熟了，我和他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当时他才二十岁，才华横溢，爱开玩笑，搞逗人的小动作，但显然还缺乏社会经验，不懂得旧社会的人情世故。他知道日本的事情比知道中国的还要多。所以蔡叔厚一再“传授”他防止特务盯梢的办法，和搞地下工作的技巧。我也对他说，碰到外国巡捕，你最好讲日本话，冒充日本人。他在上海呆了不久，就飘然到欧洲去了。直到一九三二年又回到上海，依旧在绍敦公司见面。这时他老练多了，但是爱开玩笑的脾气没有变，爱吃寿司和日本酱萝卜的习惯也没有变。
一九三三年三月底，蔡叔厚从特科得到消息，说廖承志和罗登贤被捕了，押在老闸捕房，宋庆龄和柳亚子正在设法营救，请了一位叫唐鸣时的大律师给他辩护。开庭那一天，特科还派人去旁听。据说在法庭上他很潇洒，还对法官做了鬼脸。关了不久，由于宋庆龄的营救，和他母亲何香凝逼着吴铁城给蒋介石打电话，就保释了。这之后无影无踪，后来才知道他到苏区去了。关于他的被捕和保释，《诗文钞》中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一篇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他给柳亚子的信；一篇是他一九八一年为悼念宋庆龄而写的《我的回忆之二》。
抗战开始，上海沦陷。一九三七年底，我和潘汉年一起到香港。大约是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到跑马地何香凝先生寓所见到了他。这时他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一方面协助宋庆龄、何香凝主持保卫中国同盟，向港澳及海外侨胞筹措经费，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及东江纵队，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共南方分局的负责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了分局和香港工作委员会的全面工作。他是名副其实的华侨世家，仲恺、香凝先生在海外有巨大影响。他又在德国、荷兰做过海员工作。所以在五十年代后期猛吹“左”风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公言：“我这个人有千丝万缕的、切不断的海外关系。”从这时候起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四年。我们在广州、桂林办《救亡日报》，在香港办《华商报》，乃至在东南亚、北美办华文报刊，可以说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他支持和领导下办起来的。在这一段时期，他做了两件永远难忘的、也是任何人难以做到的大事：一是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为解放区军民募集了大量的资金、器材和医疗用品，动员和组织了数以万计爱国青年和文化工作者到解放区去学习和工作；二是在香港沦陷之后，在万分危急的环境下，和东江纵队紧密合作，舍死忘生地救出了四五百位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不但营救了中国人，也救出了大批国际友人（据《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统计》，救出了英国人二十名，美国人八名，印度人五十四名，丹麦、挪威、苏联、菲律宾人共七名）。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在短短的一个月多的时间内，无一伤亡地进行了这一场“秘密大营救”，真是惊心动魄的创举。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是终身难忘的。
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之后，一九四二年四月，因叛徒告密，他在广东乐昌被捕，在军统集中营里关了四年。直到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二年，一九四六年一月，才获释放。同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时，我问他：“你一共被捕过几次？”他说：“数不清了，东京一次，德国一次，荷兰一次，这都是在国外。加上被国民党逮捕了两次，长征中被张国焘关了一次。”他扳着指头数算了一下，笑着说：“看来我这个人命中注定是要蹲监牢的。”关于长征中遭到张国焘迫害的事。他在悼念恩来同志的文章中只说被“监禁”，但当时和他一起被捕的朱光（五十年代曾任广州市市长）则对我说过，有一段时期承志是带着镣铐行军的。朱光说，要不是廖承志能画宣传画，能办墙报，张国焘少不了他，否则，早就和胡迪、曾中生一起被“收拾”掉了。
写到这里，又把《诗文钞》读了一遍。第一辑是诗词。他多才多艺，能画漫画，能演戏，能写没有八股味的文章，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一直不知道他还能写诗，写很不错的格律诗。他的诗从来没有发表过，也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因此我读了之后真的吃了一惊。他欢喜画人像漫画，开会听报告的时候也画。一九六一年“秀才”们在钓鱼台写反修文章时，他还把出席莫斯科会议时画的十几幅各国大人物们的画像作了“内部展览”。他会演戏，在德国演过，在苏区也演过。我问他演什么角色？他很得意地说：“最拿手的是演反面人物，特别是丑角，假如要我演南霸天，肯定可以和陈强比高低。”他写了这么多诗，为什么一首也不发表呢？这是一个谜。读了他的诗，我深深地为他一九四二年在集中营中写的《沁园春。有感》和“文革”时期写的《六十生日自嘲》、《无题》和《一月十一日——三十年纪念也》所感动。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坎坷征途中他是一个顶天立地、无畏无私的战士，他爽朗、洒脱，爱开玩笑，搞小动作，这是每一个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深知的，但是他对父母的敬爱，对姐姐、妻子和儿女的柔情——像一股幽 兰似的清芬，那是只有读到他的诗词和书信，才能体会到的。
全国解放后，他除当了一个时期的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之外，主要是在恩来、陈毅同志领导下做侨务和外事工作。这都是政策性很强、头绪纷繁，而又是“授权不多”的工作。可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干得游刃有余，非常出色。
从孙中山从事民族民主革命起，经过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设，千万华侨对祖国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是我们党和民主力量对外宣传和争取外援的唯一通道。五十年代，侨汇还是新中国能够得到的最可靠的硬通货收入，可是到一九五七年刮起了“左”风，侨务工作——团结华侨和保护华侨、侨眷利益，就成了他不能不做而又十分难做的工作。这一段时间，他的心情也有点焦急和不安，可是他还是顶住了干扰，埋头苦干。一九六○年冬，有一次他请香港新闻界吃饭，席间有人发牢骚，说搞侨务工作像走钢丝，在香港办报，对三年困难说真话不准，说假话又觉得对不住良心。廖做了个手势，压低了声音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前几天我们向陈老总汇报工作，也有人诉苦，陈老总火了，拍着桌子说，不尊重华侨，不保护华侨利益，只能说我们共产党人忘恩负义。”然后举起酒杯来说：“你们放心，出了问题，统统由我廖承志负责。”快三十年前的事了，但对我还是记忆犹新。
他出生在日本，在东京度过了不平凡的童年。日本人说他是“知日派”，有人说他“亲日派”他也不加否认。也正由于此，新中国成立之后，日本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缔交而拒不和新中国接触的时刻，他就成了沟通中日关系的最适当的人选。谁也不会忘记，中日民间来往，是从他和高崎达之助商定民间友好贸易协议开始的，中日文化交流，也是郭沫若和他与中岛健藏商定的。通过民间友好贸易打开一个缺口，通过民间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滴水穿石，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一条奔腾澎湃的洪流。在中日恢复邦交的时候，恩来同志讲了两句语重心长的话：一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希望日本政府和人民认真地从惨痛的“前事”中吸取教训；二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希望两国人民不要忘记为了建设这座友好大厦而辛勤奋斗了几十年的先行者。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协定缔结十周年，遗憾的是这位掘井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承志在侨务和外事战线上鞠躬尽瘁地工作了数十年，于公于私，他有数不尽、切不断的“海外关系”，他是一个知亲好友遍天下的人，上至国家领导人、党魁、部长、学者、艺术家，下至贩夫走卒，他的“友谊覆盖面”是宽阔无比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之后，恩来同志要邹韬奋、范长江和我到香港建立对外宣传据点。韬奋为了找不到一个在香港有身份的“督印人”而发愁了很久，可是我们办《华商报》，承志却早已经安排好了由当时任华比银行帮办的邓文田当督印人和他的兄弟邓文钊当经理。原来，这两位邓先生是他的表亲。有一次承志和我在皇后道散步，一路上不断有人和他打招呼，而且都很亲热，短短的几十分钟，认识他的就不计其数。一问，不是他的表姐，就是他的堂兄。我当时不相信，以为他在唬人，直到后来读了他写的《我的母亲和她的画》，才知道他讲的一点也不假。这篇文章中说：“我母亲有十二个姊妹兄弟，她排行第九，即三个兄弟，九个姊妹，正是人丁兴旺。”解放后我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纳德，他递给我一张小条子：“请阁下笔下留情，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是我表妹，人总是有两面性的。”
我讲了他的“友谊覆盖面”，计了他的亲戚朋友遍及全世界，为的是想告诉读者一些可能是谁也察觉不到的事情：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卷起了一阵“出国热”，官员、干部、专家、学者、企业家、文化文艺工作者……想出国的人太多了，出国成了“美差”，成了“政治待遇”。成千上万人挤在一条窄路上，就免不了有争抢和推挤。在这股热浪中，高干子女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可是，直到他去世那一年，承志的儿女一个也没有出过国，不仅是他的儿女，连梦醒的女儿李湄，乃至李湄的儿女，也没有一个例外。他长期分管外事和侨务，他有权，他的权还相当大，他又平易宽厚，助人为乐，可是在原则问题上，他是极其严格的——甚至可以说严格到了难以令人置信。
再过一个星期，六月十日，是承志逝世五周年的忌日。在坎坷的征程上跋涉了七十五年，为国家民族建了功，在一代乃至几代人中留下了深深的爱，他可以安息了。“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哀哉，我放下了笔。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
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
——《胡愈之印象记》代序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论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这就是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革命，和接着而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巨人，——这个时代也的确产生了一批思想、学识、才艺上卓绝的巨人，——在知识界，胡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的巨人。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件之后，我从日本回到上海，经杨贤江同志的介绍，认识了愈之同志。初次见面，谈得不多。不久他就逃亡到法国去了。这一年我刚入党，年少气盛。一次和贤江同志闲谈，认为当时愈之是《东方杂志》实际上的主编，在危难时刻他不该离开这个岗位，贤江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从书架上找出一份同年四月十四日的《商报》，低声说：“你看看这篇‘抗议信’，这是‘四一二’那一天晚上愈之起草的。”这是一篇掷地有金石声的檄文：“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无此横暴，五卅惨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万难苟安缄默。”这封抗议信是写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的，签名者七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冯次行、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当时，宝山路上的血迹未干，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刻，公开发表这样一封抗议信来揭露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罪行，的确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也由于刽子手陈群查明了这封抗议信是愈之起草的而要加以暗害，他才听从了郑振铎的劝告，离开了上海。这件事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了，当时愈之还没有入党。记得抗战初期周恩来同志曾和我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愈之同志在法国耽了三年，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参加了法国的工人进步运动。我还听说过，巴金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也是经过愈之介绍的。一九三○年他经过德国、波兰到了苏联，一九三一年二月回到上海，正碰上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遇难之后不久，一方面白色恐怖严重，另一方面又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全盛时期，愈之巧妙地运用他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办的《社会与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哄动了知识界，一年之内重印了五版，鲁迅先生写过：“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大约是十月下旬，我在内山书店遇到夏丐尊先生，他约我到开明书店去吃饭。这是相隔四年之后再次和愈之见面，同席的都是开明书店同人，有叶圣陶、章锡琛、吴觉农、徐调孚、宋云彬等。当时愈之已经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了。当时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拱手 送给了日本，而西欧和美国还处在经济大萧条之中。席间谈到国事，难免会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而愈之却非常敏锐地指出罗斯福的“新政”已初见成效，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日益加剧，所以当前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团结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反苏政策。他不断地抽烟，低声细语地说，日本侵略东北，最终的目的在于进攻苏联，所以我们应该和苏联复交，争取苏联的援助。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预见到东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的远见卓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淞沪战争之后，我和愈之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有时在吴觉农家里，有时在开明书店。我参加了电影工作之后，有一次我和他谈起明星电影公司的老板张石川和周剑云约我和钱杏邨、郑伯奇写剧本的事。他很有兴趣地问我，他们知不知道你们的政治背景。我坦然地说：正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左联”的人，所以才要我们帮他们出主意，写剧本的；他忽然高兴起来，对我说，你们做得对，这就说明不当权的资本家也可以在爱国抗日的前提下合作的，当然他们的进步是有限度的。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愈之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到兴趣和高兴呢，因为这件事正好证明了他早已预见到的一种即将到来的新的形势，这就是：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刻，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争取到反日反蒋这方面来的事实。九一八之后，人民群众普遍地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王明“左”倾主义者，却看不到这一形势，还在提“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和“武装保卫苏联”这一类不切实际的口号——也就在这个时期，“左联”发动了一场反对第三种人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