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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刚在北京举办了中国二十——四十年代电影回顾展，现在上海 文艺出版社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专门选入了这一时期 的电影文学剧本。庆幸之余，深感时代在向前发展，电影工作者总要抱着向 前看的态度，去发展社会主义电影繁荣兴旺的新局面。当然，现实和历史在 精神和内容上总是有联系的，今天的现实必然是历史传统在新形势下不同性 质、不同程度的延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还是乐意让人看到我们这 些外行人当年在旷野中摸索前进的足迹。
一九八四年元月
（原载《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电影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出版。）
忆健吾
——《李健吾文集。戏剧卷》代序
健吾猝然去世，已经快两年了，但他的名字在我记忆中闪过的时候，总觉得这不是事实。
人世间的事，有许多是很难解释的。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道路上，我认识过、共事过的人，少说也有几百乃至上千，随着岁月的流逝，多数人还记得，也有不少人连名字也记不起了；或明或暗地和我较量过的人，大致还记得，而不少和我合作过、乃至感情上很融洽的人，倒反而渐渐淡忘了。奇怪的是健吾这个人和我没有共过事，往来也不算太多，可是提起他，心里会感到温暖，一股深挚的敬爱之情会涌上心来。
我认识他很晚，尽管三十年代中期，我就是他的读者。抗战时期我一直在所谓大后方，他却在上海这个极端艰险的地方，自告奋勇地当了我的“著作人权益代理”。也就是这种义勇行为感动了我，所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之后，第一个要探访的就是他。当时他住在西摩路，大概我也只去过两三次，抗战刚胜利，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却真可以说一见如故。我读过他的《这不过是春天》和《咀华集》；他看过和评论过我所有的习作和戏作，其中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文化生活》上的那篇长达一万四千字的《评〈上海屋檐下〉》，对我的那篇不太成熟的试作既有过誉的肯定，又有搔到痒处的批评。由于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所以当他谈到《心防》和《法西斯细菌》的时候，我就说：“我写剧本是半路出家，您写评论则是科班出身。”这样，初次见面就发生了“争论”，他说：“你写了十几个剧本还说是‘试作’，那么我写评论更是‘试论’了。”我反问：“那么你的本行是什么？”他说他的专业是翻译和研究法国文学，接着很认真地问我：“那么你的专业呢？”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本行是新闻记者，写剧本是我的副业。”显然，这种“争论”彼此之间都有一点自谦的意思，所以几个回合之后他就作了结论：“我们还是同行，都可以说是杂家。”于是我说：“我承认，在这么一个时代，杂一点也不坏，但你的杂比我高明得多了。”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如此坦率，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主要是他的几位知交也都是我的师友，例如在上海和他合编《文艺复兴》的郑振铎，以及那时还在重庆的马宗融等等。当我提到在黑暗的时期还是笑口常开的乐观主义者“马大哥”的时候，他有点意外地问我：“你怎么认识他的？我正在惦念着这位马大哥。”我说：“他是天官府郭老家的常客，又是‘中国艺术剧社’的热心的支持者，他是赵慧深介绍给我的。”这样，从赵慧深谈到了《雷雨》中的繁漪，又谈到了我二十年前就认识的、会在大学讲台上唱昆曲的赵景深。这样一谈，初交就成了老友，我忽然想起了叶圣陶先生的《赠李健吾》诗：“当年沪上承初访，执手如故互不拘。”四十年后还是如在目前的那次初见，就是这种“互不拘”的情景。
读健吾的剧本《这不过是春天》也好，《梁允达》、《云彩霞》也好，谁都会感觉到，剧作者是一个熟知人情世故的人，可是在生活中，他却是那样的天真、坦率，有时竞天真到使我觉得他有点不合时宜。就在下一年，我在顾仲彝家里遇到他，在座的还有吴仞之，当时国民党开始发动了内战，上海人已经把抗战胜利叫做“惨胜”，国民党的“威望”在上海也已经一落千丈，可是，当吴仞之对国民党大员的“劫收”表示愤慨时，健吾忽然说：“我 父亲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以我是血缘的国民党。”仞之和仲彝都哑然无语。你说他完全不关心政治吗，肯定不是，在艰苦的孤岛岁月中，他是抗日、团结、民主的坚强斗士；说他对国民党有感情么，也完全不是，在四十年代他写的文章中，对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他是爱憎分明、词严义正的。
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所以他尊重知识，他钦佩有真知灼见的人。我问他：要了解西方文学应读些什么，他毫不思索地说：“最好是细读亚里斯多德和狄德罗。”我后来读了一些，但我的毛病是粗，只是浏览而没有“细”读。我问他：“在当代文艺家中你佩服的是谁？”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就是钱钟书。”我认识钱钟书和杨绛，是他给我介绍的。提到这件事，还记起一段插话，那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在一次《人民日报》文艺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健吾发言，谈到文艺理论和美学，他又一次推崇了钱钟书的学识，记得话是从宋词研究说起的，健吾显得有点激动。散会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赞钱钟书，我捧杨绛，谈当代剧作家而不提杨绛，是不公道的。”
全国解放后，我在上海忙于打杂，和他来往不多，连他从上海调到北京我也不知道，直到上面所说的那次座谈会上才见面。回忆起来，从一九五五年到“文革”的十年中，我和他见面不过四五次，而每次相遇又都是在开会的时候，所以也不过相互知道太平无事就是了，因为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就交了“华盖”运，不止一次有人告诉我，健吾一直在为找担忧，怕出什么乱子。
我们在一九六六年以后的遭遇，那是众所周知，不必多说了。可是，像他这样一位不求闻达，埋头做学问的人，居然也下放到河南息县去劳动改造！我们再次相见，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何其芳的追悼会上，那时，我的“问题”还没有做出“结论”，去参加追悼会的时候还拄着双拐，这是我“文革”以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人们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我。而他却从人群中挤出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凝视了一会之后，只说了一句：“见到你，太高兴了！”他依旧是那样豪放、爽朗，丝毫不把我当作“不可接触的人”。我鼻子有点发酸，这种友谊实在是太可贵了。
不久，大概在一九八○年，我偶然在《陕西戏剧》上看到他的新作《一棍子打出个媳妇来》，单看题目就知道是一出喜剧，更使我高兴的是长期的折腾没有挫折他的勇气，他还是那样乐观，他还是那样勤恳！
健吾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讲一句套话，这种损失是难于弥补的。每次在报刊上读到空对空的文艺评论，就禁不住想起他，我们真需要能写出刘西渭的《咀华集》那样的文艺评论家。
正像一个演员死在舞台上一样，他是在每天写作的书桌上放下笔，而溘然长逝的。工作了五十年，写作了半个多世纪，千千万万的读者不会忘记他，他也该安息了。
一九八四年七月此书未出，文章发表于《文艺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让西湖更美
——《西湖旧踪》代序
西湖就是美。
从古以来就美，现在和将来她应该更美。
不说盛唐，南宋偏安，临安是繁华的京城，西湖是被打扮得很美的。到了清朝，乾隆数下江南，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御笔”，看来直到那个时期，西湖也还是很美的。到了十八九世纪，西湖的光景就和有清一代的国运同步衰微了。
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在这儿生活过，西湖的确是败落了，但“西湖十景”还在，春天的桃李，夏日的荷花，秋天的丹桂，冬日的梅花，乃至几处别具风格的园林，衰落了，但是她风致依稀，还会使人发思古之幽情。这之后，兵祸连绵，外敌入侵，西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衰落是慢性的，而人为的破坏，则可以使千百年来的名胜毁于一旦。五十年代有过一个短暂复兴时期，但好心也会出坏事，好听的口号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于是工厂开到风景区来了，园林成了疗养院，当地的人民群众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倒反而不得其门而入。“左”风往往是从愚昧的土壤上刮起来的，名胜风景是“有钱人吃喝玩乐的地方”，古迹当然属于“四旧”。早在十年浩劫之前，这儿就平过一次墓，连苏小小和武松也遭了殃。画家叶浅予说：“南屏晚钟”被“罚了几十年的禁闭”，“柳浪闻莺”也受到了“月下老人”的株连。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多讲了使人不愉快，我们还是向前看吧。杭州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名城，今天和将来的西湖一定要让她比过去更美。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只有短短的五年，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生活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精神文明是不能在脏乱差的基地上建立起来的，我们有条件、有责任复兴西湖，把她打扮得比什么时期都美。
西湖就是西湖，她不同于桂林，也不同于苏州，西湖有她自己的特色。在西湖边造摩天大楼当然不好，把九溪十八涧的曲曲折折的小径铺上柏油路面也是煞风景的事情。一九八一年我在这儿看见过一片长得很茂盛的水杉，让这种世界上濒于灭绝的活化石在西湖安家，当然也可以增加覆盖面积，但我以为种树也得考虑到本地特色，多种一些香樟、石楠是不是更好一些。扬州有好几株千年银杏，山东蓬莱有一株保护得很好的“唐槐”。于是，我想起了城隍山上似乎也有一些古树，我们有责任保护它们，但这样的事也要请教专家。交给外行人去管，为了爱护它而浇上一桶化肥，那么这些“老寿星”也就会一命呜呼，这样的事我已经听到过不止一次了。桃、荷、桂、梅衬托着西湖的四季，应该多种一些，让它们发挥西湖的特色。童年游孤山，那时的梅花也已经寥寥无几了，宋代诗人王淇说：“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我看，让诗人们继续说下去，并没有什么不好。去年不是有许多人想把它评为“国花”么，可惜的是孤山的梅，还是太单调了。梅花不仅品种多，而且有早梅、晚梅之别，早梅在冬至前开花，晚梅则可以开到清明前后。假如前山、后山都种上不同品种（雪梅、红梅、绿萼、单瓣的、复瓣的）的早梅和晚梅，那不是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在孤山观赏梅花了么？这只是一个例，又如秋天，桂花之外是不是也应该有些红叶？我记得过去里西湖是有枫叶的，枫树槭树之外，浙江特产的乌桕也不坏，茅盾写过一本小说《霜叶 红于二月花》，让春天的游客看到满山的映山红，让秋天的游客闻到桂花香之外还看到红叶，这不是更丰满、更富诗意了么？
色香之外，还有一个声字，不知“柳浪闻莺”还听不听得到莺声？今年四月到苏州，忽然听到杜鹃的啼声，真有一点他乡遇故人之感。近年来用了过多的农药和化肥，据说寒山寺还能听到乌啼，但北京却不仅听不到鹃声，连麻雀也少有了，今年举行过一次“爱鸟周”，我认为让西湖令人赏心悦耳，保护鸟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要让衰落了近百年的西湖重新焕发青春，要做的事很多，而且一定要有科学的规划，要依靠风景学家、园林学家、植物和动物学家，单凭好心和积极性是不够的。让西湖更美，更有地方特色，一定要抓紧时间群策群力，听取专家意见，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可行的规划。
一九八四年盛夏
《战地萍踪》代序
今年八月，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艰辛岁月。
西方人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算起的，而我们中国遭到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则是早在八年前的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就开始了。从“九一八”到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陆诒同志在《战地萍踪》中说：“抗战前夕和抗战八年这个历史阶段，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有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单靠“大事记”和教科书是不够的。其一是争取到这一段“兴旺发达时期”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其二是从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这八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而这种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合作”是曲折艰险、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要了解和总结“抗战八年”的真实历史，既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又要有身历其境者的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个意义出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战地萍踪》这本书的出版，是值得向史学界、新闻界、文艺界推荐的。
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当时他们都还年轻，有的是勇气和干劲，他们深入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前线，从事战地采访；他们跑前线，也跑后方；他们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他们也采访过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蔡廷锴、吉星文；他们既迅速地报道了战况，也客观地评介了人物。我一直还记得一九三九年在桂林“国际新闻社”的一次集会上，一位青年记者要范长江同志在纪念册上题词，他写了“书生报国，笔耕不已”这八个字，这表达了广大的爱祖国、争民主的新闻记者的心声。遗憾的是范长江、孟秋江两位都在十年浩劫中含恨去世了。陆诒同志“历尽劫波”，还能在暮年“笔耕不已”，写出《战地萍踪》这本书来，把他的报国之心和他亲身经历过来的真实历史告诉青年一代，这就更觉得弥足珍贵了。
抗战八年，我也一直在做新闻工作。陆诒同志在《大公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给了我许多新鲜的信息和启示。自从武汉弃守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于是大后方的一部分文化人就产生了一种“以党划线”的想法，“洪洞县里无好人”，“国民党全是顽固派”。陆诒的战地报道既尖锐地揭露了石友三、韩复榘、孙殿英，同时也恰如其分地表扬了吉星文、张自忠、卫立煌、傅作义。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在爱国救亡的号召下，不单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即使是中央军嫡系的高级将领，他们的思想行动，也不是永远凝固不变的，傅作义、卫立煌、韩练成，都是明显的例子。据我记忆，最早报道卫立煌谈“打仗一定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军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仗就打不赢”，就是陆诒的《卫立煌访问记》。记得他还写过一篇《张自忠和伤兵对话》，我曾把这篇文章介绍给《救亡日报》同仁，告诉大家，把国民党都看成顽固派是不对的，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也是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
陆诒同志孜孜不倦地当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他朴质无华、勤奋勇敢。 在那个时期当战地记者，客观条件的艰难险恶，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从香港脱险归来，他也从新加坡撤退到印度，翻过阿拉甘山，再经峻险的滇缅公路，比我后两个月才到达重庆。我给他看了蔡楚生画的《黄坤逃难图》，他也和我讲了他“手执缅刀”擦过缅北战场，“捡了一条命”回来的惊险故事。这真是杜甫诗中所说的“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情景。事隔四十多年，一回想还是记忆犹新。
我把《战地萍踪》推荐给广大读者，我相信读这本书，对于认识和总结八年抗战的历史，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都是有好处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原载《战地萍踪》，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
《未晚谈》代序
听说林放同志的第二本杂文集《未晚谈》即将出版，感到非常高兴。
不久前在《长江日报》看到一篇白雉山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迟了，总算来了》，这是作者得知林放同志的“第一本杂文集”出版而引起的“感慨系之”。他从资、从德、从才三方面来看林放的杂文，认为他的杂文集早该出版，而且不该只出一本。他说写杂文常常会触怒某些人，又不可能成为“畅销书”，所以“杂文之欲出版者难矣”。对这种看法我也有同感。跨进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文艺复兴，小说、诗歌、电影、报告文学的刊物数以千百计，而迄今还没有一本杂文的定期刊物。小说的印数可以超过六位数字，而杂文集，能印上一万册，也已经不容易了。但我还是认为文艺作品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能以印数的多寡来估计的。回头来看看过去，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鲁迅的杂文不止一次遭到当局的禁售，还受到御用文人的围攻，但是，不论是在抨击凝固和僵化了的“国民性”，或者是在净化民族的心灵，鲁迅杂文的威力之大，影响之深，贡献之巨，在整个文化领域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尽管道路坎坷，鲁迅杂文的光辉传统，还是由许多勇敢的杂文作者继承下来了，林放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宿将。他写了半个世纪的杂文，他毫不留情地暴露社会上的落后、愚昧、虚伪的世态，他反对“瞒和骗”；他主张“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我们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