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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许多学者都谈到“勤”和“恒”这两者的重要性，我深有同感。假如有人问：治学有没有诀窍？那么我想，勤和恒就是最基本的诀窍。勤能补拙，业精于勤，这是中国的古话。无数事实证明，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点成就，都是从勤学、勤思、勤问中得来的。古往今来的大科学家、大艺术家，从沈括、李时珍到华罗庚、陈景润，从杜甫、白居易到老舍、巴金，他们的勤奋，真的做到了“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的程序。当然，勤和恒，是不可分的。事实上，勤字中间就包括了恒的意思，譬如我们劝人多读书，决不是希望他读一本书，读一天书，而是希望他天天读，持之以恒，把每天读书养成习惯，“嗜书成癖”，习和癖，都只能持之以恒才能自然而然地形成。治学，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从博到约，从浅入深。
博和专，是一对矛盾。我读了这本书中学人们的文章，绝大多数人都强调了博的重要性。我不反对“学贵专精，不尚驳杂”的道理，但是我同时也深信，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昌明、世事日繁的社会里，要专攻一业，不及其 他，恐怕要真的攻克这一业，也是有困难了。在科学范畴里，本世纪六七十年起，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边缘学科，文学艺术就更不必说了，因为电子科学已经“侵入”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你不理会科学，科学毫不客气地要向你渗透。看来，“杂家”这个词，已经不必有贬义了。文学是人学，而人，是生活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的，要研究人，反映人，要刻画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作家的知识就非博不可，非杂不可了。读了戴不凡同志的遗作，他说：“要博，什么书都可以看看、翻翻，记不住内容，或对内容没有兴趣，即使只去知道一下书名、作者、出版年月，积而多之，有时也会有用处的。同时，不但是‘开卷有益’，也得注意社会上的种种（自人情世故以至风俗景物）。”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因为“人情世故，风俗景物”之类，在教科书和正式的社论、文件中是学不到的。
谈到博和杂，就很自然地想到一个浅字。对此，梁启超有一段话讲得很坦率，他说：“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又在给他女儿的一首诗中说：“吾学病爱博，用甚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凡百可效我，此二无我如。”我认为不论治什么学，“学问欲极炽”和“集中精力”，都是完全必要的，学海无边，对这一门“沉溺”了一阵之后又“移于他业”，看来也是很难免的，而且，要是真的集中精力地钻研了一阵，要“尽抛”也是不可能的。茅盾在少年时代就通读了诸子百家、唐诗宋词，这些不都成了他毕生文学事业的用之不尽的潜力么？我认为梁任公所说的“尤病在无恒”，只是他的自谦之辞，他在学海里浮沉了几十年，直到晚年还保持着“极炽”的求知欲，这种恒心是值得称道的。
最后，我还想引用梁启超提倡的“善疑、求真、创获”这六个字，来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善疑，就是不迷信旧说，坚持独立思考；求真，就是实事求是，上下求索；而创获，则是独辟蹊径，敢于创造。循此途径，持之以恒，那么积跬步致千里，集细流成江海，也就庶几近之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
老骥不伏枥 余热可传人
——《于伶戏剧散论》代序
知道《于伶戏剧散论》即将出版，并看了这本书的编目，使我既高兴，又感慨。
使我高兴的是，这本早该出的书终于出版了，而这又是一本有益有用的书。我不属于“九斤老太”这一类人，我坚信未来属于青年，八十年代的青年一定会超过我们——事实也正是如此，我说过：王安忆、陈祖芬、陈建功、凌力……的作品，思想上、艺术上都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代的水平。但同时，我也不想讳言，由于所谓“文化大革命”和这之前的极左思潮的为害，在今天，不少青年人中还是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最显眼的是，他们不了解百多年来、乃至抗日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古国，同时，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的遭际又是一部血泪写成的历史。中国人民的苦难是深重的，中国戏剧运动也就是和中外文化专制主义、法西斯独裁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批评某些人崇洋媚外，某些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甚至叛逃出国，这完全是必要的，但是追溯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都是这些青年受了“四人帮”极左思想——例如“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张思德、雷锋文化不高也很革命”之类的影响，把历史看作“四旧”，以大老粗为光荣的结果么？我讲这些，并不是无的放矢。我的确接触过不少善良的青年，他们不仅不知道洪秀全、谭嗣同，有的人连孙中山就是孙文也不知道了。对祖国的现代史尚如此，对祖国的现代戏剧史就更难说了。我没有调查过，现在三四十岁的戏剧工作者中间，有多少人知道王国维、焦循；有多少人知道欧阳予倩、洪深；多少人知道春柳社、南国社？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是背叛”，不知是不是也可以说：忘记或者不想了解祖国历史，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懂或者不想懂中国现代戏剧史，不了解二三十年代、抗战时期、“孤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业余剧人”（当时，除了极少数国民党办的剧团之外，戏剧界几乎全是“业余剧人”）的艰苦，要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国的革命戏剧的传统和风气，我看也是很困难的。搜集在于伶同志这本书里的文章，大都写于四五十年之前。因此，书中所叙所论，可能今天的青年人已经很难于理解了。难懂，但它是真实的历史。中国话剧这棵嫩草，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艰苦环境中，由一批既不怕苦又不怕死的青年人闯出来的。古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我认为让“后来居上”的今天的青年戏剧工作者，从这本书中知道一点“前事”，对于党的十二大号召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肯定会有良好的作用。
在这篇短文一开头我就说了“既高兴，又感慨”，那么，我的感慨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问题。我和作者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之夜认识的，屈指一算，正好是半个世纪。我们一起走过一条漫长而不平坦的道路，做过一些工作，犯过不少错误，这是大家都一样的；不怨天，不尤人，跌倒了爬起来再干，也都是一样的。这是时代的局限，这是历史的悲剧，往者已矣，不必赘述。只是他折磨得比我久，精神负担也比我重，我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和“一小撮走资派”一起被“监护”的，而他则早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受“潘汉年案”牵连就罢了官，“立案审查”。明知他问题不大，却不审不查，让他“暗中靠边站”着。拖了十一年，拖到“文革”开始时的八月 二十六日再被“收监”，直到一九七五年，毛主席批了“周扬一案似可从轻处理”之后，才获得“解放”出狱。最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长期认真的复查，终于给沉冤二十七年的潘汉年同志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于是，压在于伶同志精神上的沉重负担，才得到了消解。这件事，想起来使人心酸。潘汉年是一个二十年代入党，出生入死地为党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党员，可是由于康生之流的诬陷，就在他以中共华东区代表的身份，参加一九五五年全国党代表会议的时候，以“内奸”的罪名被捕了。危言耸听说是“挖出了埋藏最深的反革命集团”。这件事震惊了上海（他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和第一副市长），当然也株连了不少人，于伶只是罢了官，没有被逮捕，“还算是轻的”。但是请想一想，一个有自尊心的共产党员头上，被戴了一顶“内奸”、“同伙”的帽子，欲诉无门，呼天不应，究竟是什么滋味。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一九六○年春，为了要开第三次“文代大会”，我们几个负责做筹备工作的人到西华厅去向恩来同志汇报工作。谈完了之后，总理忽然问我：“于伶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迟疑了一下：“听说还没有。”
“这次他能来参加？”
“他是文联的全国委员，按理是……”
“假如身体可以，要他一定参加。”
大会期间，总理单独约见了他。然后对周扬和我说：“于伶的问题要赶快解决，还要给他安排工作……”周扬同志通过中宣部把总理的话告诉了上海市委，结果呢，党中央副主席的指示，给上海的那位“好学生”卡住了！
再说一遍，往者已矣，不多说了，可悲的是平白地使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党员，闲白了少年头。但，可喜的是，我们的党毕竟是正确而伟大的，潘汉年死了，董慧死了，他们没有子女，可是，“四人帮”一倒台，就有不少过去和潘汉年同志共过事的同志给中央写了信，希望对这桩冤案重新予以审查。死者是不能讲话了，可是档案还在，来往的电文还在，和他一起工作过——特别是在最危难、最机密的情况下共过生死的人还没有死尽。于是，冤案终于平反了。
《于伶戏剧散论》在这个时候出版是值得高兴的。于伶是一个“老病号”，近年来还做过两次手术治疗，可是今年八月我和他一起去访问朝鲜，他还登上了金刚山。老骥不伏枥，余热可传人。编者孔海珠同志要我写几句话，这就算代序。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原载《于伶戏剧散论》，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四月出版。）
《憩园》后记
这个本子改编于六十年代初，一直没有发表过，这中间有一段经过。
五十年代中叶，香港几家进步电影公司闹剧本荒，国内剧作家又怕“海外关系”而不愿意给他们写剧本，于是廖承志同志就逼着我“带头”给夏梦写了一个适合于她扮演的剧本——我当时是“侨委”委员，但是工作太忙，拖着没有交卷。大约过了一年，夏梦一再催促，才于一九六一年冬或一九六二年春改编了这个剧本。夏梦很喜欢巴金的作品，我也认为让她演万韶华这个角色是适合的。
改编前征求过巴金同志的意见，我也力求忠实于原著，但动笔时为了适应香港这个特定环境，我也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如把原著的男小孩寒儿改为女孩子等等，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出场的黎先生，也删掉了。我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要在八九千呎的篇幅内尽可能地刻画出万韶华、姚国栋、杨老三、寒儿这几个主要人物在四十年代这个特定时期的形象、性格，尽可能地再现这几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常见的人物的欢乐和苦痛。
这个本子由朱石麟先生导演拍成了电影，可能也是为了适应香港这个特定环境，他们把片名改为《故园春梦》。片子拍完后送到北京，廖承志同志看了很高兴，但我没有看，因为那正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刻，文化部的整风正在酝酿之中，好在片头上没有我的名字，不看，不公映，就这样“混”过去了。
但是，我不想讳言我欢喜这部小说，我同情这部小说中的那几个平凡而又善良的人物，我同意原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所说的话，我也希望这部电影能“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这个改编本我没有留底，二十多年前的事，我也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前年在杭州，香港的中国电影研究家林年同先生和我谈“名著改编”问题，忽然提到了《故园春梦》，并承他给我复印了一份，重读一遍，正像找到了一个被我遗弃了多年的孤儿。适值四川人民出版社向我约稿，就同意让它和读者见面了。现在有不少人在谈中国电影民族化的问题，我认为“民族化”不应该单从形式上去花工夫，最主要的还是要写出有中国特色的人物，有中国特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伦理、道德，而《憩园》这部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中国民族的特色，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万韶华，不可能有寒儿，也不可能有姚国栋这样的人物的。这就是民族性，这就是《憩园》动人心弦的力量。
一九八三年八月（原载《憩园》，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出版。）
之的不朽
——《宋之的选集》代序
在电视屏幕上看《话说长江》系列片放映到重庆那一段时，解说员说：“重庆多雾，故有‘雾重庆’之称。”这句话使我心头一怔，想起了我的一个最亲近、最有才华、最敬爱的挚友，他就是宋之的（汝昭）同志。可能是那位解说员不知道“雾重庆”这个名称的出典，其实把“雾重庆”作为国民党陪都的代称，它的起源是由于一九四○年十二月在重庆上演的宋之的的杰作《雾重庆》。这里所说的雾，指的不是自然界的气象，而是当时笼罩着重庆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空气。这一年的冬天，正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酝酿时期。
我认识之的是在一九三四年春天。开完了一次“影评小组”的谈话会之后，陈鲤庭、于伶、之的和我四个人沿着四川路东行，他忽然提议由他作东请大家喝一杯咖啡。在一家小咖啡馆坐定之后，他天真地问于伶：“我们在北平参加了‘苞莉芭剧社’是不是等于参加了共产党？”于伶笑了，对他说“苞莉芭”是北平剧联的一个外围组织，连上海的剧联也不一定都是共产党的组织。他点了点头说：“那对了，我没有说谎。那次包打听抓住了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时，我大声回答：吓是！‘”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所以他的那种又天真、又勇敢的话，使我永远记在心。
大约有两年时光，我和他经常见面，很快地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那时我在搞电影工作，他又是影评小组的长期执笔者。他下笔快，真可以说“倚马可待”。常常看了电影出来，花十来分钟就把影评写出来了。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这三年，我计算不出他究竟写了多少战斗性的文章。当然，不止写影评，写剧评，也写小说，写剧本。一九三四年冬他去了西北一趟，写了多少我不知道，反正一九三五年一回上海，可以说聂绀弩主编的《动向》和鲁思主编的《影谭》上，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他用各种笔名写的文章。最少我记得他在《动向》上写过一篇连载长篇。他和我有一种共同的习癖，从不“敝帚自珍”，文章写了交出就算完成了任务。这就造成了他的爱女宋时为他搜编文选造成了不少困难。一九三五年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年，可是奇怪的是这一年也是被叫做“杂志年”的一年——其实，这也不是奇怪的，华北事变起来了，民族矛盾激化了，英美法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对抗日救亡这一点也不敢正面出来反对了。这一年，新杂志，新书店确实增加了不少，——生活、新知、读书三家进步书店，《中流》、《光明》、《世界知识》、《奔流》、《妇女生活》……等等，记得都是在一九三五年前后出世的。当时我和洪深、沙汀、沈起予在编《光明》半月刊，凡是我向他约稿，他总是“随传随到”没有二话。他的名作《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和多幕剧《武则天》也是在这时候脱稿的。
“八一三”上海抗战，我和他先后离开了上海。他随马彦祥的救亡演剧第一队经南京、武汉到西北为抗战宣传服务；我则到广州、桂林办报，三年不通音问，直到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之后，他和一大批理论、文艺界人士，奉周恩来同志之命，从重庆撤退到香港。再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名叫海景楼的小饭馆，同席者有廖承志、我、于伶、章泯（记得还有戴浩、虞静子）。廖承志给我们的指示是赶快办一个剧团。首先是掀起一个抗日演剧高潮，这样也可以让重庆撤退到香港来的文艺界有事可做。我们很快地组织了“旅港剧 人协会”，演出了《雾重庆》、《马门教授》、《北京人》。他写剧本，做团结统战工作，当舞台监督，可以说够忙的了，可是就在这个时期，他还在《华商报》、《大众生活》和其它报刊上针对敌寇汪伪以及一切“与抗战无关”论者写了大量投枪、匕首式的杂文短论，这些文章大都是在《华商报》的那间烟雾弥漫的小会客室里写的。当时给进步报刊写文章是不给稿费的，有时夜深了，陪他到附近小店去喝两盅白干，他就十分满意了。
这样忙碌而痛快的日子过得很快，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环境迫使我们再一次远走高飞。他随东江游击队北撤，经老隆、曲江到了桂林。我和蔡楚生、金仲华、金山、司徒慧敏等人经澳门、台山、柳州也到了桂林。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热烈地欢迎了我们，热闹了一阵，再分头回到了重庆。我记得在雾重庆的六月，他十分严肃地问我：“够格了吧，我要求入党。”我热情地表示了欢迎。可是我把这个要求告诉徐冰的时候，出乎意外地遭到了恩来同志的反对。恩来同志严肃地说：我们正需要像他那样的非党布尔塞维克，他和张道藩同台演过戏，可以当面开玩笑，潘公展也认识他，黑名单上还没有他的名字，让他在党外工作有效得多。然后对我说：告诉他，我周某人一直把他看作同志，但在这个时候还要他当“民主人士”。当我和徐冰把这个决定告诉他的时候，这位铁铮铮的汉子的眼睛红润了。这之后还有一件事，当我们从香港回到重庆的时候，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二次反共高潮已经过去了，张道藩为了卖好，由他的“文化运动委员会”出面，聘请了几位由港回渝的文化人为该会理事，每月致送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