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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朴素、语言精练。我决定把这个长篇在副刊上逐日连载。
几天后，我约他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小餐室“海景楼”见面，我告诉他这个长篇可以在副刊上连载，但提出了一个对他说来是很苛刻的要求，就是要他按照报刊上连载小说的方式进行修改，每千把字成一小段并留有引人入胜的关节，他很高兴地同意了，说：“我正要向香港的那些章回小说家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
这部小说连载后立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他每隔三五天送来一次经过细心修改的稿件，并常问我报社和读者有什么反映。这之后，见面的机会多了，我向他介绍了一些在香港的文艺界朋友，还常和他一起到海边散步，我才知道了他幼年坎坷的生活和战时从反动阵营挣脱出来的一段经历。有一次我问他：“你生在越南，长在云南河口，为什么能那样熟悉广东下层社会的生活？”他乐呵呵地说：“那主要是因为生活穷困，做过苦力，当过兵，和穷人、烂仔、捞家经常打交道的缘故。”他的小说有独特的风格，这正是文如其人。他有顽强的性格，不怕困难，愿意和最穷困的人们交朋友。他告诉我，他曾为一个像小说中的主人公虾球那样的流浪儿打抱不平而遭到烂仔 们的殴打。谷柳同情这些人，但又没有办法援助他们，这才迫使他开始寻找解放穷人的真理。
一年多以后，他向我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很明白，提出这个要求，他是经过反复的考虑的。他顾虑的首先是他常说的过去那一段“不光彩”的经历，其次是他又有一点旧知识分子的洁癖，因为那时正是全国解放的前夕，在这时申请入党，怕有人说他是投机。我和周而复同志和他谈过几次，解除了他的顾虑，这样，他在北平解放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京解放后，离开香港回北京，接着随军南下到了上海，而谷柳却毅然抛弃了他前程似锦的创作生涯，挑选了一个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他向党组织提出要求，为配合大军南下解放西南，他决心到十万大山去打游击。此后四年我和他未通音问，只从朋友们的来信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知道他当了《南方日报》记者，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并在上甘岭战役中立了军功。一九五三年他随志愿军凯旋回国，在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时，我才和他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他虽两鬓微斑，但精神饱满，兴奋地和我说，他正在酝酿写一部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我问他为什么不把《虾球传》最后一部写完呢？他说：“很奇怪，对于描写旧社会的痛苦和伤残，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兴趣了。我在朝鲜战场上，看到过不少新的英雄人物，我想通过他们来刻画亚洲巨人的兴起。”就这样，《虾球传》就成了未完成的杰作。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我五次到广州都没有遇到他，据朋友们说，由于工作劳累和心情上的压抑，他性格变得更沉郁了，但他还孜孜不倦地在写那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不幸的是这部小说修改定稿之日，正是林彪、“四人帮”肆虐之时，他受到冲击，被迫退休，连这部长篇——《和平哨兵》的原稿也只能付之一炬。好容易熬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他正打算挺起身来重新工作的时候，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黄谷柳同志是一位很有个性，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一生是始终和劳动人民紧密联系的一生。他为人正直，不阿谀从俗，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生活上他不避艰险，敢于走别人不敢走的最困难的道路；在创作上敢于创新，又善于吸取传统和外国的经验。茅盾同志曾评价过他的作品，说他的作品能“从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而在风格上“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很恰当的。
谷柳同志离开我们两年了，知道他的《虾球传》重新出版，我感到高兴，但又不自禁地陷入沉思：要是在过去的岁月中能有十年、八年安定团结的局面，让黄谷柳那样的作家都能够心情舒畅地挥动他们的彩笔，那么在新中国的艺苑中能出现怎样奇花争艳的景象呵！
现在，周天寒彻过去了，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希望在新时期的新长征中能有千百个黄谷柳式的作家来继承他未完成的事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于广州（原载《花城》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
不久前，日本政府派遣的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在北京演出了歌舞伎传统剧目《忠臣藏》。这出描写日本元禄时代四十七位壮士不畏强暴、勇于抗争，失败后全体剖腹的悲壮故事，对今天的观众来说，也许是很陌生的了。但是，早在近一百年前，晚清诗人黄遵宪对这一壮烈的故事已经作过详细的介绍。他写了一首题为《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的长诗，热情地歌颂了这四十七位义士成仁取义的壮举。诗中有云：“四十七士性命同日休，一时惊叹争歌讴，观者、拜者、吊者、贺者万花绕冢每日香烟浮。”
黄遵宪（公度），嘉应州梅县人。一八七六年中举。翌年，因中国出使日本大臣（公使）何如璋的推荐，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当时正在明治维新后不久，他深受“富国强兵”的思想的影响。在钱萼、孙仲联所撰《黄公度先生年谱》中曾述说：“是时日本民权之说正盛，先生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知太平世必在民主也。”他的爱国民主思想反映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例如他在《己亥杂诗》中曾写道：“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又在诗后自注：“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何如璋）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将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后，其言必验。”他的诗歌是直接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体诗的形式。他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他反对拟古主义，反对形式主义，成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他的诗论是很有见解的。他在《人境庐诗草笺注自序》中说：“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诗有之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聊书于此，以俟他日。“这些话，现在看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由于他的名著《人境庐诗草》的传诵一时，文学史家都公认他是晚清一位最杰出的诗人。但他的成就绝不局限于诗词方面。他还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新闻记者和颇有建树的外交官。他历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法、意、比四国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他曾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因病未赴任。在日本时，他主张中日睦邻友好，共御强俄。他在一首诗中说：“王告汝多士，豺虎在有北。……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又说：“唐宋时遣使，车书万里同”，“益知唇齿交，道谊在和衷”（《送尅Ч怪嗑罚Ｌ乇鹗窃谇迥┕袂畹氖焙颍灾泄谋浞ㄗ郧渴瞧挠行判牡摹�
一八九六年，他在奉旨入觐光绪时有一段话很能表达他的这一思想：“召见时，载湉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先生奏：”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载湉初甚惊讶，旋笑颔之。“（见《黄公度先生年谱》）
他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当他出任驻旧金山总领事时，为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近人司徒美堂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是：“中国历来驻外交官中唯一能做保护华侨工作之人。”这一点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黄遵宪历任驻日本、英、法、意、比参赞，一直受到何如璋、薛福成的信任。一八九六年被任命为驻德国公使，因为他是“新派人物”，遭到当时德国政府的拒绝。同年，又与梁启超合办《时务报》。特别是光绪召见时，他的革新主张受到了光绪的赞许。戊戌政变后，他就被“遣返乡里”，因此近代史家都认为他是康、梁同党。事实上，由于黄遵宪较早地接受了西欧的民主思想，所以他虽和梁启超有深厚的友谊，但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康、梁都是有分歧的。这些分歧乃至对立，在他给梁启超的信札中明显地看得出来。例如他反对康有为的“尊孔立教”，他认为孔孟之道是一种政治主张、哲学思想，而不能把它当作宗教迷信。又如论到曾国藩时，他与曾绝然相反，同情太平军。一九○二年十月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彼（曾国藩）视洪、杨之徒，张（总愚）、陈（玉成）之辈犹潜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他的这种“民为贵”的精神在他的著作中是随处可见的。最近重读《人境庐诗草》，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驻外时期对驻在国的历史、经济、文化都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例如，他在日本五年，就写下了《日本杂事诗》二百首，反映了明治维新后的人民生活、风土习惯和政治动态。一八八七年他还写成了《日本国志》四十卷，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日本史书。
黄遵宪出使日本、欧美，正值清廷内外交困、日趋崩溃的前夕。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官，他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一方面以不卑不亢的精神，为保卫国家主权、保护海外侨胞作出了显著的成就；另一方面，他又以豁达的态度、平易的作风，和驻在国朝野人士（上至王公，下及庶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孜孜不倦地对欧美、日本现实的各个侧面作了详尽的了解。日本历史学家称誉他是有清一代最有风度、最有教养的外交家；美国侨胞对他的保卫侨胞权益——特别是他任劳任怨地劝阻华侨械斗这一件事——至今惦念不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评论历史人物，我认为黄遵宪是一个值得我们外交工作者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时间已经跨过了一百多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五大洲的上百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外交官驻节国外。我希望我们的外交工作者能写出像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那样的诗篇，写出《日本国志》那样的史书，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共同反霸和保卫世界和平作出各自的贡献。
（原载《世界知识》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秋瑾不朽
——《秋瑾少女时代的故事》代序
今年农历十月十一日，是秋瑾烈士的一百岁冥诞。今天，在祖国现代化的新长征中缅怀和悼念这位伟大人物，我以为仍有其意义。作为一个秋瑾烈士的崇敬者，作为剧本《秋瑾传》的作者，使我想起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一些往事，并借此机会讲一点我写《秋瑾传》的经过。
秋瑾烈士殉国的时候，我还在蒙馆念书，这一悲壮的消息传到杭州，也曾在我和同学们童稚的心灵中引起了震动。辛亥革命之后，我读过一本手抄本的秋瑾烈士的诗文集。一九一八年，我在中学念书，我的一位敬爱的国文老师谢迺绩先生（他是绍兴人）给我们讲解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并讲述了秋瑾殉国的故事。当时，他用严肃的口气对我们说：“秋瑾的死，不单是为了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这一年，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所以谢先生的这一句话特别使我不能忘却。《秋瑾传》第一次发表时原名《自由魂》，可能是受了这句话的影响。
我是杭州乡下人，所以我讲话时带有明显的绍兴乡音（可能外省人不了解，杭州城外三五里的地方，一般人都是讲绍兴话的）。由于这种缘故，《秋瑾传》一九三七年首次在上海公演，有一位剧评家说我写这出戏是为了“表扬乡里英杰”。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我打算写《秋瑾传》，开始于一九三三年——也就是我翻译的德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这是一本最早、也是最忠实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巨著。倍倍尔一再强调，世界上古往今来的一切变革、革命，凡是得到广大妇女拥护的，就一定是进步的、正义的、革命的；凡是受到广大妇女反对的，就一定是反动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我的书籍在“文革”中已荡然无存，因此引用的话只能凭日益衰退的记忆了）。倍倍尔的话很自然地使我想起了秋瑾，使我想起了秋瑾参加民主主义革命。从那时起，我自己——并请阿英同志帮助我——搜集有关秋瑾的著作、文献、史料。而直接激励我拿起笔来写秋瑾的，则是当时我亲自看到的不少为了祖国独立和人类解放而甘心抛头颅流鲜血的革命新女性。举一个例，就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慷慨就义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要搜集一点真实的史料是困难的。我看到过秋瑾和孙中山、黄兴交往的资料，也读过她和陈天华唱和的诗词，但连她早期受过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都不知道。秋瑾是革命派而不是改良派，这一点我在剧本中是用她和吴芝瑛之间感情上的真挚和思想上的分歧来表达的。对吴芝瑛，我没有用过分的贬词，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在当时颇享盛名的士大夫阶层中，能有这样一位仗义从善的女诗人，也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至于秋瑾和徐锡麟的关系，那是所有有关秋瑾的史料中，几乎没有例外地作为重点来叙述和描写的。谁也不能否认她和徐锡麟的革命友情，但是，我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出版的那些笔记、弹词、小说所描写的，大都是想当然的揣测和过分夸大了的“不实之词”。我摒弃了这些资料，因为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也看不到确凿可信的证据。
秋瑾的殉难，按常理看，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徐锡麟牺牲后，她还有五六天时间可以离开绍兴或者转移到浙西的山区，可是她却为了布置各地义军的隐蔽或安全转移而巍然不动。对于这一行动，在剧本中我借用王金发之口 对她作了一点微词。对于这一点，郭沫若、田汉同志都不同意我的这种处理。郭老说：明知可以不死而依然从容就义，这才是真实的“鉴湖女侠”。郭、田两位都是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的作家，可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比我更好地理解到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避免时代条件限制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秋瑾是为民主革命而第一个被杀头的革命女性，但是时代进入了二十世纪，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女革命家，早已经不止秋瑾一个了。浙江有秋竞雄，广东有何香凝，她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点，如她们都坚决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她们都是诗人、画家，她们都是出生入死的革命实干家。不同的是秋瑾嫁了一个无赖的纨袴子弟，而何香凝则得到了廖仲恺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我禁不住凝思猜测，假如一九○七年秋瑾不死，那么，以她的那种钢铁一般的、对改良主义不妥协的精神，她也一定会走上同何香凝一样的道路的。
历史剧不同于历史，在不失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秋瑾传》中有一些虚构的细节。我想力所能及地写出真实可信的人物，我没有贬低吴芝瑛，甚至也没有贬低王廷钧，这个剧本发表之后不久，一位上海颇有名气的大律师告诉我，说秋瑾的女儿正在准备起诉，控告我“侮辱”她的父亲。我听了只能报之以苦笑。可能她不曾看到过她的母亲写给哥哥秋誉章的信件，其中说：“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好在我当时是地下党，行踪无定，即使法院受理了，要传询我这个被告人也是不容易的。
在《秋瑾传》的最后，我是用一句带有象征性的话来结束的：“天快要亮了。”现在想想，实在太天真了。辛亥革命成功，天没有亮；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被打倒，天没有亮；直到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大地才东方发白，但依然是雨雨风风，阴晴不定。中国人民的苦难，是如何的深重呵！秋瑾诞生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了，可是，六十年前提出的口号“科学与民主”，今天才正式地“开步走”。这一百年的道路，是何等的崎岖艰险呵！但是，秋瑾的血不会白流，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从秋瑾到刘胡兰、江竹筠、张志新——的血不会白流，她们的血一定会治好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内伤和外伤，使祖国在秋瑾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真正达到她毕生向往的“一洗腥膻祖国尘”的目的，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原载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秋瑾少女时代的故事》，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出版。）
《文坛繁星谱》序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北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年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相隔了一十九年。在四个全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