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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号令人民的；这一点必须永远不能忘记。
最初的社会是以贵族制来治理的。各家族的首领们互相讨论公共事务。年轻人服从着经验的权威，毫不勉强。因此才有了长老、长者、元老、尊长②。。。。。。。。这些名称。北美洲的野蛮人
①波兹南侯爵，即波兰国王的父亲、洛林公爵。①① “波兰国王的父亲、洛林公爵”系指斯丹尼斯拉斯一世，即斯丹尼斯拉斯。列青斯基（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Ｉｅｒ，Ｌｅｃｚｉｎｓｋｉ）
，初为波兰国王（１７０４—１７３５年在位）
，后逊位为法国洛林公爵（１７３５—１７６６年）。伏汉认为卢梭这里所称引的，实际上是斯丹尼斯拉斯一世祖父的话。——译注②“长老、长者、元老、尊长”
（Ｐｒêｔｒｅｓ，Ａｎｃｉｅｎｓ，Ｓéｎａｔ，Ｇéｒｏｎｔｅｓ）这四个字在字源上都指年龄而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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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还是这样在治理他们自己的，并且治理得非常之好。
但是，随着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凌驾了自然的不平等，富裕或权力①也就比年龄更为人所看重，于是贵族制就变成了选举②的。最后，权力随着财产由父子相承，便形成了若干世家，使政府成为世袭的；于是人民就看到有二十岁的元老了。
从而，便有三种贵族制：即自然的、选举的与世袭的。
第一种只适于纯朴的民族；第三种是一切政府之中最坏的一种。
第二种则是最好的；它才是严格说来的贵族制。
第二种贵族制除了具有可以区别两种权力③的这一优点而外，并且还具有可以选择自己成员的优点；因为在人民政府④中，全体公民生来都是行政官，而贵族制则把行政官只限于少数人，他们只是由于选举才成为行政官⑤。用这种方法，则正直、明智、经验以及其他种种受人重视与尊敬的理由，就恰好成为政治修明的新保证。
还有，集会也更便于举行，事务也讨论得更好，实行起
①十分显然，古人用Ｏｐｔｉｍａｔｅ（“贵族”）这个字并不是指最好的，而是指最有势力的。
②此处“选举”一词系指选择、挑选、择贤而任，而不是指在会议上投票选举。——译注③“两种权力”即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译注④“人民政府”即民主制的政府，见本书第３卷，第４章。——译注⑤十分重要的是必须用法律来规定行政官的选举形式；因为若是把它委之于君主的意志，那便不可避免地要沦为世袭的贵族制了，就像威尼斯共和国和伯尔尼共和国所曾出现过的那样。威尼斯长期以来早就是一个解体的国家了；而伯尔尼则是由于有极其贤明的元老院，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一例外是很光荣的，但也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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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论贵族制３０１
来也更有秩序、更加迅速；可敬的元老们比起不知名的或者受人轻视的群众来，也更能够维持国家的对外威信。
总之，最好的而又最自然的秩序，便是让最明智的人来治理群众，只要能确定他们治理群众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决不应该徒劳无益地增加机构，也不应该用上两万人来做只需挑出一百个人便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
但是也必须指出，共同体①的利益在这里也就开始更少按照公意的命令来指导公共的力量了；而同时，另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②又会从法律夺走一部分执行的力量③。
就其特殊的便利着眼，则一个国家④必须不能太小，人民也不能太简单、太率直，以致于法律的执行竟可以由公共的意志直接来决定，就像在一个好的民主制国家里那样。
同时，一个民族也必须不能太大，以致因治国而分散的首领们得以在各自的辖区内割据主权，由闹独立开始而终于变成了主人。
但是，如果说贵族制比起人民政府来不太需要某些德行的话，它却更需要另外一些为它本身所特有的德行，比如富而有节和贫而知足；因为彻底的平等在这里似乎是不合时宜
①“共同体”指政府共同体。——译注②卢梭《圣彼得修道院长的多元宗教会议》：“局部的利益之分裂国家、之为害于共和国，绝不亚于个人的利益；并且由于人们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护自己是其中一个成员的那些集体的权利和好恶而自以为荣，所以这种不利就来得更大了；对于损人利己的那种羞耻心，由于偏爱一个自己构成为其中一部分的、人数众多的社会而消失不见了；由于当一个好议员的缘故，人们终于变成了坏公民。
正是这一点就使得贵族制成为最坏的一种主权。“——译注③可参看本书第３卷，第１章。——译注④”国家“原文是大写，指贵族制国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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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是就连在斯巴达也不曾见过的。
此外，如果这种形式带有一定程度的财富不平等的话，一般说来，那只是为了可以把公共事务的行政托付给那些最能供献出自己全部时间的人，而并非像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那样①，是为了要使富有者可以常常占先。
反之，更重要的倒是，相反的选择有时候会教导人民认识到，人的优点要比财富更有理由值得重视。
第六章 论国君制②
以上我们一直是把君主作为由法律的力量而结合成的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人格并作为国家中行政权力的受托者，来考虑的。现在我们就来考虑这种权力集于一个自然人的、也就是集于一个真实的人的手里；唯有这个人才有权依法来行使这种权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君或国王。
其他的行政机构都是由一个集体人格来代表一个个人；
①作者在这里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叙述是不正确的，见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第３卷，第１４章；第４卷，第１０—１１章；第６卷，第５章。——译注②“君主”
（Ｐｒｉｎｃｅ）
一词，本书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有其独特的含义而与通常的用法不同。
此处“国君制”一词原文为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即通常用语的“君主制”
；但因ｍｏｎａｒ－ｑｕｅ一词译作“国君”
，以示与“君主”有别，所以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亦译作国君制，以免混淆。又，按作者的见解，合法的君主制（“国君制”）并不是专制政体；凡王权得自主权者的人民并且是合法地加以运用的，就是合法的君主制，这种君主制的本身也是共和制的。可参看本书第２卷，第６章作者原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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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论国君制５０１
唯有这种行政机构则完全与之相反，它是由一个个人来代表一个集体人格的；从而便使得构成为君主的那种精神上的统一，同时也就是一种肉体上的统一；凡是在其他制度之下，法律要以极大的努力才能结合起来的种种能力，在这里都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
这样，人民的意志、君主的意志、国家的公共力量和政府的个别力量，就全都响应着同一个动力，机器的全部力量就都操在同一个手里，一切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这里决不会有任何相反的运动可以彼此互相抵消，而且人们也不可能想像出任何一种别的体制能够以更少的努力而产生更大的作用。
安详地坐在岸边的阿几米德①，毫不费力地在引动着一艘浮在水上的大船，在我看来，就很可以象征一位熟练的国君坐在自己的内阁里治理着他的辽阔的国家；他在推动着一切，自己却显得安然不动。
但是，如果说没有任何别的政府能够具有更多的活力的话，那末也可以说没有任何别的政府，其个别意志是具有更大的势力而且更容易统治其他意志的了。的确，一切都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然而这个目标却绝不是公共的福祉。而且就连行政权力本身，也在不断地转化为对国家②的一种损害。
国王总是想使自己成为绝对的，人们遥遥地在向他们呼吁：作一个绝对的国王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自己受人民爱
①阿几米德（Ａｒｃｈｉｍèｄｅ，即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公元前２８７—２１２年）
，古希腊科学家。——译注②此处“国家”指全体臣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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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这条准则是非常之美好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于还是非常之真实的。然而不幸，这条准则在宫廷里却受尽了人们的嘲弄。由于受人民的爱戴而得到的权力，无疑地是最大的权力；但它却是不稳定的而又是有条件的，君主们永远也不会以此为满足。就连最好的国王也都想能够为所欲为，却又并不妨碍自己依然是主子。
一个政治说教者很可以向国王说，人民的力量就是国王的力量，所以国王的最大利益就在于人民能够繁荣、富庶、力量强大。然而国王很明白这些都不是真话。
国王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贫困的，并且永远不能够抗拒国王。我承认：假如臣民永远是完全服从的话，那末这时候君主的利益也还是要使人民能够强大有力，为的是这种力量既然归自己所有，也就能够使自己威加四邻。
然而由于这种利益仅仅是次要的、从属的，而且这两种假设①又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十分自然地，君主们就要偏爱那条对于自己是最为直接有利的准则了。这就是撒母耳②向希伯来人所强调的③；这也是马基雅弗里④向我们所确凿证明了的⑤。
马基雅弗里自称是在给国王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
①“这两种假设”
指既假设人民“强大有力”
，又假设人民“完全服从”。——译注②撒母耳（Ｓａｍｕｅｌ，纪元前十一世纪）
，以色列有名的法官和预言者。——译注③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上）第２１章，第７节；又《旧约。撒母耳》（上）第８章，第１０—１８节。——译注④马基雅弗里的《君王论》写成于１５１３年；《李维论》写成于１５１９年；《佛罗伦斯史》写于１５２０—１５２７年。——译注⑤见马基雅弗里《李维论》第２卷，第２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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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论国君制７０１
马基雅弗里的《君王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①。
我们根据一般的比率已经发现②，国君制是仅仅适合于大国的；而且我们就国君制本身来加以考察的结果，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公共行政机构的人数愈多，则君主对臣民的比率也就越缩小并且越接近于相等；从而在民主制之下这个比率就等于一，或者说完全相等。但是随着政府的收缩，这一比率也就增大③；当政府是操在唯一一个人的手里时，这一比率便达到它的最大限度。这时候就可以发现君主和人民之间。。。。
的距离太大，而国家也就缺乏联系。为了建立联系，于是便必须有许多中间的级别；就必须有王公、大臣和贵族来充实这些中间的级别④。
然而这一切完全不适合于一个小国，这一切的等级会毁灭一个小国的。
①马基雅弗里是个正直的人，也是个善良的公民；但由于依附梅狄奇家族①，所以不得不在举国压迫之下把自己对自由的热爱伪装起来。他选择那样一位可咒诅的主人公②这件事本身，就充分显示了他的秘密意图；而他的《君王论》一书中的准则与他的《李维论》和《佛罗伦斯史》两书相矛盾，也说明了这位深刻的政论家的读者们至今都是一些浅薄的或腐化的人。
罗马宫廷曾严厉禁止他这本书。我很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本书描写得最明晰的正是罗马的宫廷。
①梅狄奇（Ｍéｄｉｃｉｓ）为佛罗伦斯世族，于１４３４—１４９４，１５１２—１５２７，１５３７—１５７４年曾三度掌握佛罗伦斯的政权。——译注②马基雅弗里的《君王论》系以凯撒。波尔嘉为其原型。
凯撒。波尔嘉（ＣａｅAｓａｒＢｏｒｇｉａ，１４７５—１５０７年）为教皇亚历山大第六（１４９２—１５０３在位）之子、罗曼雅公爵，在历史上以权变、诡诈著称。——译注②见本书第３卷，第３章。——译注③见本书第３卷，第１章。——译注④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２卷，第４章：“从属而依附的各种中间权力，就构成君主制政府的本性。”——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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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一个大国要治理得好是很困难的，那末要由唯一的一个人来把它治理得好，就要更加困难得多；人人都知道，由国王指定代理人①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结果的。
有一种最根本的无可避免的缺点，使得国君制②政府永远不如共和制政府，那就是：在后者之中差不多唯有英明能干的人，公共舆论才会把他们提升到首要的职位上来，而他们也会光荣地履行职务的；反之，在国君制之下，走运的人则每每不过是些卑鄙的诽谤者、卑鄙的骗子和卑鄙的阴谋家；使他们能在朝廷里爬上高位的那点小聪明，当他们一旦爬了上去之后，就只能向公众暴露他们的不称职。人民在这种选择方面要比君主会更少犯错误；而且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而能出任阁臣的，几乎就像一个傻瓜而能出任共和政府的首脑一样，是同样罕见的事。
因此，如果由于某种幸运的机缘，一个天生治国的人物③居然在一个几乎被一群矫揉造作的执政
①“国王指定代理人”指十七、八世纪法国各省的监督官（ｉｎｔｅｎｄａｎｔｓ）。监督官是王权最直接、最有实权的代理人。监督官的设置原是临时性的，在路易十四（１６４３—１７１５）时代已成为经常性的，并获得了“公安、司法与财政监督官”的称号。
监督官以国王的名义处理所在省的一切政务，并作最后的决定，权力极大，致使各省的行政官形同虚设。——译注②本章中所说的“国君制”系指“专制的”
、“不正义的”国君制，而不是指“合法的”或“共和制”的国君制。——译注③“一个天生治国的人物”
系指旭瓦色公爵（Ｃｈｏｉｓｅｕｌ，１７１９—１７８５年）
，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这里的这句话是本书第一版行将付印时，１７６２年１月６日作者致书出版者雷伊（Ｒｅｙ）
嘱其临时插入的，意在取得当时已任首相的旭瓦色的掩护；但这并未能防止本书出版后遭受迫害。可参看《忏悔录》第２部，第１１卷，及１７６８年３月２７日《致旭瓦色先生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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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论国君制９０１
者们弄得举国陆沉的国君制里执掌了国政的话，他所发挥的才能一定会使人们大为惊讶；这就会给那个国家开辟一个新时代。
要使一个国君制国家能够治理得好，则它的大小或者说它的面积①，就必须视统治者的能力而定②。征服一个国家要比治理一个国家容易得多。有一根足够长的杠杆，人们只消用一个手指头便能够摇动全世界；可是要担负起全世界来，却非得有赫居里士③的肩膀不可了④。一个国家无论是多么地小，但对它来说君主几乎总还是太渺小的。反之，如果当真出现了这种极其罕见的情形，国家对于它的首领来说竟然是太小了的话，⑤那时国家也还是治理不好的；因为首领总是追求自己的雄图远略，于是就忘记了人民的利益；而且由于他
①“它的大小或者说它的面积”据波拉翁解说，此处的“大小”系指人口多少，“面积”系指领土广袤。如按这种解说，则译文应作“它的大小和它的面积”。——译注②《纽沙代尔手稿》：“人的力量和大小有一个自然规定的限度。
相反地，国家则是一个人为的共同体，它没有任何确定的界限；它所适宜的大小并不是固定的，它可以不断地扩张。“——译注③赫居里士（Ｈｅｒｃｕｌｅ，即Ｈｅｒｃｕｌｅｓ或Ｈｅｒａｃｌｅｓ）为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译注④《圣彼得修道院长的多元宗教会议》：”关于一切扩张过度的君主制政府，这里有一副流行的形象：谁要是想把持全世界而又没有赫居里士的肩膀，谁就得准备着被压成齑粉。“——译注⑤伏汉认为这句话可能是指当时普鲁士的腓德烈大王（１７４０—１７８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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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１第 三 卷
滥用他那过多的才干而给人民造成的不幸①，也并不亚于一个能力有限的君主由于自己缺乏才干而给人民所造成的不幸。可以这样说，一个王国的每一朝每一代都必须根据君主的能力来加以扩张或者收缩；反之，一个元老院的才干则有着比较稳定的尺度，国家于是就可以有经常不变的疆界，而国家的行政也就不会太坏②。
个人专制的政府，其最显著的不便就是缺乏那种连续不断的继承性，而那在其他两种制度之下却构成一种永不间断的联系。一个国王逝世，就需要有另一个国王；选举造成了一种危险的间断期，那是狂风暴雨式的。而且除非公民们能够大公无私、团结一致，——这是那种政府简直不能指望的事，——否则阴谋与舞弊必将插手进来。把国家收买到手的人到头来而不出卖国家，而不从弱者的身上捞回自己以前被强者所敲去的那笔钱，那是难得有的事。在这样的一种行政机构里，迟早一切都会变成为金钱交易，而且人们在国王治下所享受的和平比起空位时期的混乱来还更要坏得多③。
人们都曾经做过些什么事来防止这些弊病呢？人们曾经
①《政治经济学》：“这些大人物是多么危险而又多么可羡，他们的光荣是和人民的不幸渗和在一起的。”——译注②《圣彼得修道院长的多元宗教会议》：“经验证明，一个元老院的考虑一般说来，要比一个宰相的考虑更加明智，也领导得更好。”——译注③《爱弥儿》第３卷：“我认为欧洲的大君主们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好混下去了，一切都燃烧起来了，而整个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