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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四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这桩谋杀案尖锐地把问题挑开了：白人杀了黑人，你同意依法判处白人死刑吗？假如同样的证据证明是黑人杀了白人，你还会裁定被告无罪吗？法庭上的十二名陪审员是随机抽样而来的普通麦迪逊公民，他们被看作是麦迪逊县的、佐治亚州的甚至是南方这几个州的白人民众的象征。于是平时只是隐隐约约存在的这种对生命价值的不平等看待，这种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一个个人隐私式的观念，终于在1964年的夏天，被毫无遮拦地公之于世。
没有一个人、一个地区，是愿意轻松面对自己的恶行、面对自己铸成的不可挽救的大错的。时间越久，事实就越清楚：培尼中校被杀，正义却没有伸张，责任在麦迪逊所有的人身上。四十年来，背负这个历史重负，感受最沉重的，也就是这个麦迪逊县。在一本本历史书中，都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在1964年夏天，是麦迪逊县的陪审团，在法庭上判定杀人的被告无罪。
随着时间流逝，老一代的麦迪逊人不愿意提起培尼案，新一代的人在渐渐忘记。美国历来非常注重在历史遗址立一块小小的纪念牌的。可是，在麦迪逊县的培尼遇难地，却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次在开车经过宽河大桥的时候，不由自主谈到培尼中校被杀案，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这儿还没有竖起一块培尼中校遇难地的纪念牌？”我们也这样回答自己：“也许，麦迪逊县还没有等到卸下历史负担的那一天。”
当我们拿到这张报纸时，我们知道，这个县走出历史阴影，以新的面貌站起来的时刻终于到来。
四十年以后，一位南方口音、名叫坎达拉的雅典市白人女子，阅读了这个故事。她的丈夫正在竞选今年雅典市的市政委员，这个家庭是当地主流社会的一员。她读到，杀死培尼中校的凶手，和她一样，同是雅典市的居民，其中一个还活着。她还读到，培尼中校不仅和她的父亲一样，是“二战”老兵，还是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父亲。培尼中校被杀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分别是五岁、十岁和十三岁。坎达拉还读到，培尼中校的女儿琳达说，她清楚地记得，她的妈妈对她说，自己的感觉是那么奇怪，为什么丈夫没有倒在“二战”期间和日本人作战的菲律宾战场，却会在和平时期，倒在了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而培尼中校最小的儿子，当时才五岁。和父亲同名的小培尼，今天是一个飞行员，他说，“我们一直都明白，那里的人们并不都赞同KKK，我们是对KKK感到愤怒，而并不怨恨那里的白人”。
坎达拉被震动了。她问了几个当地的年轻人，他们却不知道这段故事。于是她对自己说，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污点，我们应该把它洗去。终有人要站出来，去为历史做些什么，也许，这个人就是我。因此，在我们买回来的这张报纸上，我们读到，当天在麦迪逊县，离培尼中校遇害处最近的一个黑人教堂里，坎达拉将举办培尼中校的纪念音乐会。
我们去了。和我们的邻居乡亲一起，满满的一教堂人，几乎挤得坐不下。三分之一是黑人，三分之二是白人，还有我们两个亚裔。有一位白人老人，已经那样地衰弱，几乎在轮椅上都坐不稳了，推着轮椅的是几乎同样衰老的白人老太太。他们缓慢艰难地走向大门，年轻人连忙上去相扶。两位老人面容认真虔诚，令人震动。音乐会请来了白人的乐队，也请来了黑人的乐队。有节奏感很强的黑人教堂歌曲，也有最土气的美国白人乡村乐队。这里的黑人教堂歌曲仍然保留着几百年前黑人从非洲家乡带来的风格，时而节奏强烈，声震屋宇，时而悠远伤感，慑人心魄。他们是南方最保守的浸信会成员，在上帝都可能觉得太刺激耳膜的强烈乐声中，他们迷醉地一遍遍重复歌颂着“哈利路亚”。
白人大多穿着保守，举止拘谨。一开始，大概还不习惯黑人教堂的风格，还是默默安静地坐着。黑人牧师招呼他们：“一起唱起来跳起来啊，别忘了这可是教堂！”可是，白人的教堂多为庄严肃穆的风格，走进教堂，他们比平时的自己更安静。在这个时候，上来了一个穿着粉红外衣，又矮又胖的黑人老太太，我以为她一定是走错了才上台的。可是她一开口，歌声饱满纯净，一下子感染了所有的人。她在台上边唱边舞，时而高亢，时而低吟，她似乎是随心所欲地边说边唱，像是一个女神，又像一个女巫。她也不需要预先写好的歌词，她的歌词就是她和在场所有人的对话，也是和上帝的对话。她一遍一遍地重复，似乎可以无穷无尽，所有人却都像中了邪一样，随着她唱起来，一遍又一遍。很多人也坐不住了，站起来手舞足蹈。直到所有的人都成为她的和声部。她从台上唱到台下，到最后似乎只是在哼哼唧唧地跟自己说话，人群却完全被她迷住了，歌声变得狂热，似乎要冲出屋顶去。直到她最后举起双手表示结束，人群一起爆发出欢呼和掌声。
当地黑人儿童的圣歌合唱团朝气蓬勃，充满着活力。这种风格的童声合唱团，在美国的几乎所有黑人教堂里都有，他们有非常鲜明的黑人文化特色。四十年前，培尼中校必须在夜间才敢穿越南方，而且他最终也没能活着穿越出去。这个教堂的黑人牧师说，他当时还小，消息传来，他的父母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慌张得像鸵鸟一样，用油漆把窗子都刷上了漆。而今天，在他的教堂里，麦迪逊的黑人孩子们放声歌唱，目光纯净，充满了自信。我回转头，向身后的一名白人妇女微笑了一下，她也笑了，眼中却泪光闪闪。
就如同当年麦迪逊县十二名陪审员的背后，是南方白人普遍的种族歧视立场；四十年后的今天，麦迪逊县纪念音乐会的背后已是一个新生的美国南方。
四十年过去了。乡亲们聚在一起，把他们久久背负的歉疚说出来。他们认为，今天南方的变化，不是黑人胜利了，而是所有的人都胜利了，我们都走出了褊狭，超越了自己的局限和族裔的樊篱。
我们排在耐心的队伍里，等待在一本纪念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这个纪念册将送给培尼中校的孩子们，这是新一代的麦迪逊人，向培尼中校的家庭，为他们的父辈作出一个迟到了四十年的道歉。我们在英语姓名之后，还签上了中文，让他们知道，在今天种族融合的新生的麦迪逊县里，还包括了我们这样的外来亚裔。
麦迪逊县的白人首席法官来了。还有一位其貌不扬的矮个黑人，是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特地从亚特兰大赶来。他告诉大家说，四十年前，他只有十七岁。培尼案的消息传来，父亲把他和正在空军服役的哥哥叫到一起，对他们说，培尼中校被杀死了，正义却没有得到伸张，我们应当从这样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我们不能诉诸仇恨，我们要懂得如何寻求公正。他的父亲经营保险业，以前希望他能够继承父业。可是就在那一天，他决心进法学院做一名法官。他说，没有培尼中校，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这次纪念音乐会上得到的捐款，将用于在培尼中校被害处树立一块纪念铜牌。
我们走出来，在夕阳之下，回望这个谦卑的乡村教堂，想起坎达拉在音乐会上说过的那句话：我们今天聚在一起，不仅是在见证麦迪逊县的历史，我们是在创造历史。
第一辑 早春的门罗
我们常走佐治亚州的78号公路。每次去看朋友弗兰西斯，总要走这一段。路边一个小镇的牌子让我们很留意。它在我们即将离开78号公路的前一个出口，看到它就知道快要拐下去了，等于是个预告。再有，小镇的名字在中译时还很有趣，你可以翻作“门罗”，那是一个著名美国总统的名字，也可以翻作“梦露”，那是影星玛丽莲·梦露的名字。在英语里，就都是它，“Monroe”。
一、门罗的一个集会
进了镇，看了标志牌才知道，这个小镇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门罗总统的时代建立的。所以，随着当任总统的名字叫了门罗。
门罗镇在亚特兰大以东四十英里，带我们早春时分来到小镇的，竟是一个六十年前的谋杀案。1946年7月25日，在门罗镇附近一个叫做摩尔滩（Moore’s Ford）的河滩边，一群白人KKK暴徒，私刑谋杀了四个黑人。
2005年4月2日，是个星期六。前一天从广播中听到，今天上午门罗的黑人教堂有个“摩尔滩事件”的纪念集会，随后游行去摩尔滩，在那里有一个追思仪式。早晨起来，是个初春特有的大风天，屋前的竹林全都弯着腰。前一天晚上我们已经决定要去，现在听着把房子吹得嘎嘎直响的大风，我们还是上了车。
网上有个非营利性组织“摩尔滩纪念协会”的网站。作为专题网站，它对事件本身的介绍实在太简要，一共十来句话，没有任何细节。
在车上，我们聊着说，也难怪，六十年前的事情了，细节自然都消失了。再说，我们以前熟悉的几个KKK谋杀案，都是发生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高潮中。当时，全美国都高度亢奋，注视着转折关口中的几个南方州。出一点事，就是国家级大案。而这个案子发生得实在太早，又是在偏远的南方小镇。默默无闻，想来也可以理解。
网站上没有死难者照片，却有一个白人小孩。照片的注解是，他是目睹惨案发生的证人。小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因为这孩子笑得很甜，目光单纯。他的名字很好记：克林顿·亚当斯。
我们特地早一些去，先在小镇上走走。虽然是大风天，可是很晴朗。在阵风的间隙，阳光下的门罗非常温馨。土里土气的小店铺一家接一家，密密地排在一起，还是传统的形式。看来，小镇还没有被现代化的连锁商场击溃，两百年的文化积淀还在那里。我们一向很喜欢逛小镇，走在小街上，闲闲地看，总是让自己很放松。
可是没过多久，在那个黑人教堂的集会上我们才知道，很多年来，小镇曾经在轻松外表下，藏着很深的凶险。
在集会上主讲的，是个黑人州议员。他戴着眼镜，演讲很能够吸引听众。我注意到，很特别的是，他的胸前戴了一枚马丁·路德·金的像章。他讲述了自己的门罗故事。六十年代，他还是个年轻的民权运动者。有一次他到门罗来活动，当地接待他的一个黑人对他说，以后你要来这个小镇，先给我们一个电话，我们多去些人，去半路接你。接着告诉他，二十年前，这里有过一个“摩尔滩事件”。在黑人社区，恐惧还隐隐地留在那里。那个黑人对他说，我们不希望你也成为这样的牺牲品。
这是那个州议员第一次听到这个案子，虽然事隔二十年，他站在门罗的土地上，还是很受惊。因为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在一些KKK活动猖獗的地区，他这样的活动者，处境可能突然变得很危险。
他还介绍说，直到1981年，门罗的黑人争取民权的游行，还有过和一些KKK成员对峙的情况，场面非常紧张。他指指坐在我们旁边一个叫做鲍伯的黑人说，当时鲍伯被KKK绑架了六小时，我们都以为他已经被杀掉了。
这基本上是一个黑人的聚会。也来了不少白人，其中将近一半是记者。州议员谈到，他们一直在收集证据，他说，我们还缺少许多细节。接着，他举了一些例子。就在这时，坐在我们后面两排的一个白人妇女举起手来说，我父亲作了口述记录，回忆他目击的“摩尔滩事件”。你提到的这些细节，里面都有。
州议员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她回答说：“克林顿·亚当斯。”
“那个小孩！”我忍不住轻轻叫出声来。就是那个小孩，那个甜甜的、目光单纯的白人孩子。
那妇女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亚当斯的大女儿，叫辛迪。她住在佛罗里达，晚上开了一夜的车，就是为了赶来支持这个集会，也为了看看“摩尔滩”。她指着身边的一个老年妇女说，这是我父亲的姐姐。
在游行中，亚当斯的姐姐坐车，我们一直和辛迪走在一起，好奇地问东问西。
二、六十年前的门罗
我们被亚当斯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的门罗故事，把我们带往美国南方更深的底层。
克林顿·亚当斯生长在一个穷苦的白人家庭。1946年，他整整十岁。
那个时候，美国南方的贫困农民，甚至比殖民时代更没有出路。因为在殖民时代，甚至在建国初期，地多人少，移民都可以无偿分配到土地。可是，在1946年，耕地的兼并已经基本完成。一些人因种种原因，卖掉土地，变得赤贫，另一些农庄主富裕起来。南方出现了大量没有自己住所的流动佃农，有黑人，也有白人。那时，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早已经开始，可是，对穷人施行福利的政策，还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在逐步推行中的政策，远远没有抵达真正贫困的农村底层。在联邦制的美国，当时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小，各地的差距非常大。
亚当斯家这样的南方白人民众，和黑人一起干活，和黑人做邻居，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和友谊。1946年是“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黑人乔治参军在澳洲和北非服役了五年，刚刚荣誉退役。亚当斯一向喜欢乔治，把他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在乔治退役回家的路上，是亚当斯伴他一起回家的。乔治在路上好欢喜，告诉亚当斯，他能为国家效忠，感到很骄傲。
亚当斯的父亲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永远也挣不够养家的钱。在亚当斯周围，穷人比比皆是。亚当斯的好朋友艾默生，也是家徒四壁。艾默生的父亲脾气暴躁，一发脾气就把他打个半死。他们这样十岁的孩子，都得干活，只能抽空上学。结果断断续续，连认字都没有学会。
就在那年冬天，1946年2月的一个晚上，亚当斯的父亲对生活完全厌倦和绝望，上吊自杀。第二天早上，听到绝望的尖叫声，第一个跑来帮忙的，就是黑人邻居乔治·多尔西。在这段日子里，乔治给了他们很多帮助，一家人才渐渐度过难关。此后，亚当斯和姐姐，都必须挑起生活的重担，“像骡子一样地干活”。
1946年7月25日，亚当斯和艾默生，准备一起去摩尔滩放牛。
前几天，附近出了件事。黑人罗杰听说一个白人农夫和他的妻子有染，两人大吵起来，罗杰在盛怒中用口袋里的小刀刺伤了对方，被警察抓走，在监狱里候审。就在亚当斯、艾默生向河边走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在城里，庄园主哈里逊借口地里要人干活，付了六百美元，为罗杰办了取保候审。罗杰是乔治的妹夫，哈里逊去监狱前，特地叫上了乔治夫妇俩和乔治的妹妹，要他们一起去。
两个孩子亚当斯和艾默生牵着牛，终于来到摩尔滩。这是阿巴拉契河的河滩。这条河是门罗镇所属的沃尔顿县和邻县的界河。它是这个行政区的边缘。就是在今天，通往摩尔滩的小路还是很冷僻，路的两边有了一些零星的大宅子，一家一家却相距很远，看得出都是近年新盖的。在游行去那里的路上，走了一个小时也没见有几辆车从身边驶过。至于摩尔滩，今天还是个不见人烟的地方。可以想见六十年前这里是多么荒僻。
将近黄昏，孩子们要回家了。就在这时，他们听见有车子开来，车上发出几乎不像是人声的惨叫。两个孩子吓得本能地趴在草丛中，让高高的草丛盖住自己。亚当斯看到的情景，令他伤心欲绝。一群KKK，大约有十几个人，绑架了他的黑人好朋友乔治·多尔西。旁边还有他的妻子梅、妹妹多萝茜和妹夫罗杰。这些KKK大多是门罗人，亚当斯都认识。他眼睁睁看着四个黑人被捆绑着殴打，最后一个KKK拔出手枪，开枪击倒了他们。然后这些人一哄而上，用手枪和长枪，向四个受害者射出了几百发子弹，凶手中间也有哈里逊。后来验尸时发现，仅其中一个受害者身上就有六十八个弹孔。令亚当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凶手们的车子旁边，还停着一辆警察的巡道车。
在凶手终于离开之后，他们爬出草丛，战战兢兢地走到现场。亚当斯已经认不出他的好朋友了。鲜血还在汩汩地流淌，他们的脸都已经被打碎。两个孩子又惊又吓，跌跌撞撞地回家。半道上，亚当斯取了自己的马。在他独自回家的路上，他遇到其中一个凶手。那人把自己的拖拉机拦在通往摩尔滩的小路上，阻挡万一过来的车辆。此刻，他是去取回自己的拖拉机。亚当斯和他打了照面。十岁的孩子根本无法掩饰自己一脸的惊恐，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和他打招呼，而是像见了魔鬼一样，疯了似的骑马回家找妈妈。
四个死难的黑人：乔治·多尔西（George Dorsey）28岁，妻子梅（（Mae）24岁，妹妹多萝茜（Dorothy）20岁，妹夫罗杰·麦尔肯（Roger Mal）24岁，多萝茜是孕妇，正怀着七个月的孩子。
虽是南方偏远小镇，可是和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事情发生之后，立即震动了全国。这个佐治亚小镇的案件令杜鲁门总统震怒，他立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彻查。他希望罪犯被定罪、受到惩罚。
杜鲁门总统出生在一个历史上的蓄奴州，在他生长的环境中，种族主义很普遍，他出生的时候，废奴不过才二十年，而他的长辈们就曾经拥有奴隶。因此历史学家们说，杜鲁门总统假如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也应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可是杜鲁门从当上参议员开始，就表现出对黑人民权的极大关注。他坚决主张和支持“反私刑立法”，反对种族主义。就在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杜鲁门总统建立了民权委员会，调查全国民权状况尤其是黑人状况。这个委员会后来提交了著名的《1947年民权报告》。也就在“摩尔滩事件”发生的二十三天前，国会刚刚通过了反种族歧视的《1946年民权法》。
可以说，这是后来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的最初起点。可是正因为是起点，在几个极端南方州，捍卫黑人民权的环境还远没有成熟。美国的州是自治的，联邦管不着。
KKK的兴起，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