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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是个好好先生，两边都不得罪，以刘祥道代表公卿，武后代表后妃，双双参与泰山封禅这一国家最高级别的大典。武后更推陈出新，抬出表姐越国太妃燕氏参与终献。因纪国太妃韦氏已经病逝，燕氏便成了太宗众多嫔妃中唯一活着的一位，风风光光地参与了这一盛事大典。向来不允许女人参与的封禅大典，从此一改旧制，以皇后为亚献，诸王太妃为终献，皇后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认。
这次封禅典礼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武后借机铲除了她早已看不顺眼的外甥女魏国夫人贺兰氏。——上官仪事件后，她不允许任何人跟高宗太过接近。皇帝东封泰山，百官跟随出动，陕西、河南、山东诸省的地皮都给踩得翻过来。武后的两个堂兄弟惟良和怀运因为上次得罪了武后的母亲杨氏分别被贬为始州刺史和淄州刺史（详见本章家宴中惟良与杨氏言语上的冲突），也随例集于泰山脚下侍奉天子，开家宴款待高宗、武后、魏国夫人一行。这两兄弟武后一直都很讨厌，正好用来做替死鬼。于是暗中在食物中下毒，魏国夫人当场暴毙，惟良和怀运这两个作东道主的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毕竟，食物都是惟良和怀运提供的，先前又和皇后有过不愉快，说他们本来想杀皇后结果误杀了魏国夫人也是很可能的。不过，惟良和怀运这两个小人物，有没有胆子当着皇帝谋害皇后，是否有能力买通宦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魏国夫人的死必须有人负责，惟良和怀运未经审判便被处死，改姓为蝮氏，妻女没入宫中为奴。武后一石二鸟，轻松容易地就除去了几个眼中钉。
此外，武后的两个异母兄弟元庆和元爽，上次已经被贬外放，元庆到任不久就死了，元爽还活着。这次又受到牵连，被贬到更遥远的振州（今海南岛），元爽再也经不起折腾，死在当地。照老规矩，儿子是被流放他乡不能与父亲见面的，元庆之子武三思，元爽之子武承嗣，皆是日后翻云覆雨的人物，但在当时，还是颤抖着匍匐在他们伟大的姑母脚下，夹着尾巴过得惨兮兮的。武家唯一留在京师的男子，是韩国夫人的儿子贺兰敏之，也就是魏国夫人的哥哥，武后唯一的外甥。贺兰敏之聪慧过人，颇有才学，不过最出名的还是他的美貌。按史书上的记载十足漫画中的美少年，“不杂风尘，鸾章凤姿，居然物外……风情外朗，神采内融”＇8＇，贺兰敏之当时不过二十一、二岁，风度翩翩，优雅出尘，可以说是全长安城少女的梦中情人，也是老太太荣国夫人杨氏的心肝宝贝。看在母亲的面子上，武后没有继续报复下去，将贺兰敏之改为武姓，继承亡父的爵位周国公，入弘文馆修史。青春、美貌、权势、才华……虽然人生最羡慕的东西贺兰敏之样样都已拥有，然而身边人的离奇死亡和戏剧性命运依然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近乎病态的追逐声色来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魏国夫人死后，高宗身边已经再也没有影响力的女子存在，后宫完完全全地在武后的掌控中，到此地步，她已基本上把她本家的人调教得差不多了，傲慢不驯、胆敢与她为敌的亲戚们都已不在人世，剩下的小辈已不足为虑，没有人可以对她构成障碍。贺兰敏之的行为虽不让她满意，但她并不想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现在，轮到李家的人了。那才是她真正感兴趣的——李唐皇室与大唐帝国。
（本章完）
第九章 天后临朝
后为坤德，统率六宫，母仪天下，是世间女子的典范，也是李氏大家族的主妇。李唐皇族人丁兴旺，在中国大一统王朝中都是比较突出的，二十一帝中没有一个儿皇帝，也没有一个皇帝绝嗣。就连中风偏瘫的唐顺宗，依靠做太子时的辛勤播种耕耘，也有23个儿子的骄人战绩。除了性取向正确之外，大约应归功于高祖李渊的遗传基因优良吧。老当益壮的李渊，入长安后短短五六年就增添了20多位小王子和小公主，可见身体素质之佳。李世民在生儿子方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赶不上老爸，但也有14位皇子和21位公主。相比之下李治就很可怜了，只有8子3女，从2位数缩减到了1位数，最小的孩子是武后所出的太平公主。看来武后不能生育之后，高宗便失去了增添子女的机会，不知道武后的《内训》是不是专门写给她老公看的？笑。以下介绍一下高宗子女的情况：
1、 长子燕王忠，后宫刘氏所生，被王皇后收为养子，一度立为太子，因上官仪事件被控谋反诛杀。
2、 次子原王孝，后宫郑氏所生，麟德元年病逝。
3、 泽王上金，高宗第三子，生母为后宫杨氏。
4、 义阳公主，萧淑妃长女。
5、 郇王素节，高宗第四子，萧淑妃所出。
6、 宣城公主，萧淑妃次女。
7、 太子弘，武后长子。
8、 安定公主，武后长女，出生不久暴亡。
9、 沛王贤，武后次子，即后来的章怀太子。
10、 周王显，武后第三子，即后来的中宗皇帝。
11、 殷王旭伦，武后第四子，即后来的睿宗旦。
12、 太平公主，武后次女。
这样至乾封元年泰山封禅之际，高宗的庶出子女只剩下上金、素节两位皇子和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其中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因为母亲获罪的缘故，一直幽禁在掖庭。上金和素节也离开京师，外放为刺史，相当于一种变相的贬黜。如素节在武后未进宫前本是最为受宠的皇子，被封为雍州牧，京畿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易后易储之后，以他的敏感身份不适合再担任这样的职务，雍州牧由武后次子李贤接任，素节外放为刺史。二圣封禅之后，皇帝突然下诏，说素节身体有病，今后不必进京朝见。素节其实没病，当然知道事出有因，但也无可奈何，父子之间渐行渐远，已成必然之势。相比之下，武后的长子弘被立为太子，贤为雍州牧，遥领扬州大都督，显为并州大都督，殷王旭轮刚出生几个月都被封为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两位庶出皇子的处境也就相形见绌了。唐代的中央集权比汉代又有加强，藩王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可言，武后把他们排挤出京，只是不希望他们接近高宗，施加影响。除此之外，二圣期间的武后基本上仍然维持着嫡母的风范，并没有明显的迫害举动，还曾以慈母的姿态，在燕王忠被废为庶人时挽救过他的性命。最让武后头疼的反而是她的亲身儿子——太子弘。
太子弘应该是个面色苍白的近乎病态的少年，身体孱弱颇似多病的父皇，性格却倔强刚毅自信甚至自负，似足他的母亲。作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弘8岁便离开父母，单独住进东宫，由专门的老臣名儒教导辅佐。高宗对他寄望甚殷，急于培养他尽快接班，曾特赐《政典》交太子阅读，又多次令他监国听政，以积累治国经验，提高他的威望。刚开始太子年幼，又有许敬宗出任太子少师，对于武后还没有多大妨碍。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太子弘渐渐长大，越来越有主见，他和母亲的分歧也渐渐显露出来。说来武后当日不择手段地争取后位，也有为弘谋夺太子之位，不至于像庶子那般受人欺凌之意。这样母鸡护雏般的为弘营造出一个没有风雨侵袭没有任何阴暗面的温室，却让弘走上了和母亲完全相反的道路。在象牙塔中长大的少年的弘，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有很强的正义感和正统观，感情纤细敏感，富于理想和梦幻。一件事情颇可说明太子弘的性格：他童年时读《春秋》，读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大为吃惊：“圣人垂训，怎么会把这样的事情写上去？”老师耐心地说：“孔子作《春秋》，善恶必书，正是为了褒扬善行，贬斥恶行呀。”然而弘仍然不能接受，“纵然如此，这种事情我总不乐意听，换一本书吧。”世界在弘的眼里，就是这样清晰纯粹得近乎透明。武后对这个儿子，原本也极为宠溺，她编写的武则天系列丛书，也都要赐一本给太子阅读，教导他怎么做个孝子仁君。然而弘真的向这条路上走去，按照书中教育的价值观去判断，却又不能容忍母亲牡鸡司晨的举动和略显霸道的作风了。
弘24岁便已去世，史书上记载他的政见并不多，大致有以下几条：其一是废太子忠因谋反罪被杀，弘不忍心见大哥暴尸，奏请为其收葬。其二是奏请高宗废除将逃兵妻子没官为奴的法令。咸亨年间关中饥馑，弘见到士卒的粮食里有草籽，立刻吩咐人把自己仓库里的米分给士卒，又奏请以同州沙苑分给贫民耕种。从各方面看，弘的一举一动都注意符合儒家伦理中的仁君形象，受到时人的一致称赞。高宗对这位接班人也极为满意，称弘仁孝睿智，宾礼大臣，未尝有过。但完全以儒家伦理培养出来的弘，对于母亲垂帘听政这样公然挑战儒家三纲五常伦理秩序的举动，当然是大有意见了。弘早习政治，极有主见，自幼年起就确定的储君身份，也让他赢得了大批支持者。高宗的身体虽然没有起色，但对于权力转移仍然敏感，一方面又是声誉日隆、羽翼渐丰的太子，武后向权力中枢渗透的过程，漫长而又痛苦。
（本节未完待续）
辅政之初，武后仍然事事以高宗为重，实行紧跟政策。高宗倡导以孝治天下，武后便提议僧尼道士都得参拜父母，给足高宗面子。李唐崇道，抓了老子来做先祖，武后便手抄《道德经》以示虔诚，还经常组织《道德经》理论学习研讨班之类的，给丈夫抬轿子吹喇叭很下了些功夫，摆弄得高宗很是舒坦，觉得老婆大人真是深明事理，有这么一个帮手还真不错。顺便说一下，曾有人说武后信仰佛教，还真没看出来。大抵是让和尚念经，请道士捉鬼，怎么有用怎么来。要说武后真有什么虔诚的信仰，那就是实用主义吧！宗教在中国向来都处于为现实服务的位置上。高宗后期，世风渐趋奢靡，特别是女服，花样日日翻新，崇尚靡丽，风气豪纵，女裙至少得用六幅布，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华丽的则要七幅到八幅。惹得男士们很是不满，觉得这些女人真是太过分了，一条裙子费时费布，下摆拖那么长那么宽，当扫把呀。皇帝亲自下诏，提倡节俭，武后立刻响应，特地着七破间裙以示人。破是指褶皱，褶皱越多越费布。皇后的裙子一般是１３个褶，武后为了表示支持高宗还淳返朴的提议，便自己带头只穿7个褶的裙子。这道诏书在《唐大诏令》中有收录：
朕思还淳返朴，示天下以质素。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其异色绫锦，并花闲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唐大诏令*令雍州长史李义元禁僣侈诏》
其中“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等句，很有点“大海航行靠舵手，葵花跟着太阳走”的意思，显示出高宗对武后的带头支持之举，深感满意。不过，武后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讨好献媚的高级秘书和办事员，而是抓紧一切机会扩充自己的影响，培植私人势力。这一过程，既与高宗的身体健康有直接关系，又受制于政局的演变程度。
经过大唐三代领导人的努力，唐帝国律令完善，社会稳定，疆域空前辽阔。继苏定方灭亡百济、刘仁轨大败倭人之后，八十岁的老将李绩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攻克平壤，高句丽完全灭亡，唐代的疆域至此达到了极盛。高句丽倔强异常，屡次挑衅中原，终于在高宗手中荡平，自然不免又歌舞升平、庆贺一番。然而表面上的盛极一时下潜伏着种种危机，未能引起在上者的警觉，导致不久后国势出现逆转。
1、 府兵制的崩溃。
因府兵待遇下降，士兵逃亡不断，军队士气低落。在刘仁轨带兵经略百济之时便已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惜乎未能引起高宗的重视。之后府兵逃亡现象更加普遍，朝廷被迫颁布严令，逃往军士的家眷将作为罪犯没入宫中，可见情况的严重性。仁孝的太子弘曾以该规定太过严苛为由表请皇帝废除。
2、 军纪涣散，吏治松弛。
太宗时代很重视对于军纪的维护和对被征服民族的怀柔，侯君集立下灭高昌这样的大功，也曾因为纵兵劫掠而入狱。及至高宗时代，唐军被对外征服中的长胜战绩冲昏头脑，朝廷也重才胜过重德，只要打了胜仗，一切好商量。在这样风气的影响下，原本持身甚正的苏定方到了辽东战场上也象换了个人，百济破时，白骨盈野，十不存一，令刘仁轨对他颇有不满。
3、 重征服而轻治理，对占领区经营不够。
高宗时主要继承了太宗时代的对外政策，绝少派兵长期在外戍边，只是依靠强大的国力威慑四夷。太宗鉴于初唐时人丁凋零、国力未复，不愿在边事上花费太多，但对于高昌这样地理位置重要的降国仍然采用置为州县直接管理的方式。高宗朝大多采取羁縻的方式，高宗大约存了与父亲一较长短的形式，一味开疆拓土，边将神勇，却不在乎挑选持重老成的边官，帝国疆域在短时间内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相应的治理和经营并未跟上，加之没有军队长期驻扎，一旦事变很容易导致当地民族的反叛。
苏定方、李绩等名将的相继谢世，军队也面临新老换届的情况。为唐军长胜不败战绩所遮掩的这种种危机，并未得到妥善解决，终于在大非川唐蕃之战后浮出台面，动摇了不可一世的唐帝国。
吐蕃位于唐帝国的西陲，几乎与大唐同时进入强盛期，在唐帝国东征西讨建立起东亚霸权的时候，吐蕃也征象雄，定南疆，在青藏高原上建立起统一而强盛的吐蕃王朝。太宗时代唐蕃以友好为主，有文成公主入藏，及藏王派兵助唐使王玄策平中天竺等事。然藏王松赞干布去世后，大相禄东赞独揽大权，颇思以对外征服的辉煌战绩来巩固该家族在吐蕃的地位。大唐袭灭西突厥时，有意染指西域的吐蕃就截击过大唐军队，不料被苏定方一千破八万，吃了个大亏，从此老实了好几年。＇1＇ 之后唐致力于经营东北，辽东成为主战场，吐蕃便于吐谷浑争夺青海地区的霸权，双方都遣使向唐求援，指责对方的不是。因当时吐蕃和吐谷浑都算唐的盟国，对吐蕃的实力认识不清，高宗采取了两不相帮的政策，导致吐谷浑迅速被吐蕃攻灭，尽有其土地人口，吐蕃的实力得到极大增长，进一步挥师西域。吐谷浑这个缓冲地带既不存在，唐蕃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宗诏令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郭待封为副，率众十余万讨伐吐蕃，助吐谷浑复国，另一方面也是以围魏救赵的战略，迫使吐蕃撤回了在西域的主力部队。唐军由海拔2300米左右的位于河湟谷地的鄯州出发，深入吐蕃腹地青藏高原已觉气息不畅，薛仁贵决定在大非川分兵，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副将郭待封率领辎重部队。原作战计划是辎重部队在大非岭上设栅固守，主力部队倍道疾进。薛仁贵到达河口时击破吐蕃，然后回撤到乌海城，然而郭待封在主力部队出发后并没有在大非岭建立阵地，而是继续前进，刚到乌海地区就被伏击的吐蕃军队击溃，辎重军粮全部损失，薛仁贵只好撤退，在大非川遭到吐蕃军队毁灭性打击。此战虽然名为“大非川战役”，实际上胜败决于乌海。乌海（托索湖）为青藏高原上的交通要道，海拔在4000米左右。大非川一战的失败长期认为是郭侍封自恃为名将之后，不服薛仁贵的调遣所致，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唐军真正的失利原因是青藏高原的高峻地势带来的的高原反应。薛仁贵率领的主力部队由海拔2300米的鄯州快速上升至海拔4000米以上的乌海，仍然进行急行军“轻锐倍道”； 及至辎重全失，遭遇吐蕃大军，本已身处死地，不得不拼力一击的关头，部队却被高原反应折磨得疲惫不堪，丧失战斗力，无力出击。高宗事后责备薛仁贵说：“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注：《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即是指此了。
大非川一战，破除了唐军天下无敌不可战胜的神话，吐蕃由此信心爆棚，多次与唐在西域和剑南道展开争夺，由此揭开了长达百年的唐蕃战争的帷幕。虽然终高宗之世，有娄师德、黑齿常之在剑南道屯田镇守，西域又受制于裴行俭和王方翼，吐蕃并未占到半点便宜，然而由此引发的全局震荡却是不可估量的。首先是东、西突厥密谋复国，高宗时代在西域并未长期驻军，在突厥贵族的煽动下，安西四镇屡屡陷落，先后有裴行俭三定西域之事。东北由于唐军在辽东战场杀戮颇重，新罗王乘势挑拨高句丽和百济民众叛乱，驱逐唐军，安东都护府被迫迁往辽东。高宗大怒，命刘仁轨率军出击新罗，新罗大败，急忙遣使谢罪，但并不因此放弃收复高句丽和百济故地的企图。基本上唐军一到新罗便谢罪，唐军一退又开始蚕食辽东，颇有点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不屈不挠，原本和大唐之间隔了新罗、属于飞地的百济故地，终于被新罗完全吞并。但最麻烦的还是吐蕃，大非川之战后，唐廷还是没有放弃在青藏高原上与吐蕃角逐的努力，结果仪凤三年再败于青海湖。此战之后，唐终于意识到吐蕃是无法消灭的，在剑南和西域等低海拔地区的胜利，并不能让唐军越过乌海、河源威胁吐蕃腹地，从而决定了唐蕃战争中唐只能采取守势，而吐蕃却可以纵横驰骋在青藏高原之上。乌海至河源海拔均在4200米以上，背后便是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巴颜喀拉山脉，堪称吐蕃中部的“安全门”，这是严酷的大自然设置在唐军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唐朝君臣对此十分无奈，青海战役结束后，高宗曾经问策于群臣，普遍的看法是“攻之则兵威未足，镇之则国力有余，宜抚养士卒，守御边境。”＇2＇ 而在此献策高宗的魏元忠、以及唐蕃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娄师德和黑齿常之等人，日后成为了武周的名臣骁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