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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离开自己的城市！”这个念头蓦然出现在米特罗凡·伊里奇·科列茨基的脑际。
这些天来，大家全都心情忧戚，忙乱不堪，没有一点儿时间考虑个人的命运。在国家银行的一个市分行里，人们忙着赶做最后一批统计报表，列出各式清单，包扎珍贵物品，整理现有卷宗。同时，在所有的壁炉里和上泥炭焚毁那些不值一带的废旧资料。包括日常事务在内的所有工作，全都安排得有条不紊。白天，当银行照常营业的时候，人们把那些必用的文件夹取出来，一到晚上便又放回原处。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只消捆好袋子，钉好木箱，封上火漆，就可以装上汽车运走。
这些日子里，银行的职员们一个个心力交瘁。但这不是银行年终结算时常有的那种充满活力、喜气洋洋的繁忙景象。人们默默地干着活，得闲的时候既没有热烈的争议，也不相互打趣。这种精力集中的忙乱，不知为什么使米特罗凡·伊里奇想起亡妻出殡前最后几分钟他的小屋里那种忙乱的景象。
米特罗凡·伊里奇表面上依旧泰然自若。他工作起来还是象往常那样熟练，那样精明。不过，他的同事们察觉到，他总显得有点神不守舍。这位出纳主任过于讲究卫生的习惯，很早以前就被人们善意地传为笑谈。那些爱开玩笑的人断言，想必他生下来就是穿着衣领浆洗得硬的衬衣，蓄着两撇剪得整整齐齐的短髭，头发匀整地向两边分开，脸庞经过仔细修饰，上面泛起一层橙子般的红晕。说真的，即使是资格最老的同志，也记不清这位出纳主任以前还有过什么别的样子。可是现在，不知怎么完全变了个样：脸也不刮了，头也忘记梳了，总是穿着那件没有衣领的、起皱的、被粉笔灰弄得很脏的上衣。在大家眼里，他从一个难以辨认年龄的、衣冠楚楚的人，忽然间变成一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老头了。
米特罗凡·伊里奇把女儿和外孙们送往东部地区以后，连晚上也不回家过夜了。他睡在办公桌上，用塞得鼓鼓的旧公文夹当枕头，拿一张打开的本市报纸盖脚。不过，那些住在集体宿舍的同事们还是看得出来，出纳主任睡得很不安神，老是长吁短叹，低声呻吟，好象哪里疼痛似的。他辗转反侧，不停地嘟哝着。即使到了夜晚，他脸上那种惶惑不安的神情也从没消失过。
有时候，人们出于对老人的同情，总是给他讲那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捷普洛夫上校的部队开进城了。这个部队的财务处长在银行里立了一个活期存款户头，并向人们暗示说，无论是大炮还是坦克，他们都绰绰有余，他们决不会让敌人靠近城市。米特罗凡·伊里奇心不在焉地望着这位处长，很难弄清楚，他到底听了没有。
凌晨，米特罗凡·伊里奇从硬梆梆的办公桌上爬了起来，由于失眠而显得神情倦怠，他步履瞒础，不是绊住椅子，就是撞着桌子角，艰难地走到阳台上，背靠着墙，在那里一直站到天明。有时，他不安地向西方眺望。全城还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而在城郊远处，在落日依旧辉映出一抹珠壳般霞光的天幕上，频频迸发出爆炸的深红色闪光。
老人的嘴角两边，现出了两道深深的、痛苦的皱纹。他低声说道：“这是怎么啦？怎么会是这样呢？……会出什么事吗？”
银行的共青团员——防空值班人员——同情地看着老人。有人拿了一条凳子送到阳台上，要他坐一会儿。米特罗凡·伊里奇心不在焉地道了谢，又继续站在那条凳子旁边……
装满木箱、货物和家具的盖满尘土的卡车，日夜不停地隆隆驶过广场，从银行旁边经过。疲惫不堪的人们扛着袋子，拎着包袱，挽着默不作声的孩子向前蠕动。车也好，人也好，都在朝车站方向涌去。往日，站在交叉路口的民警象乐队指挥一样，手拿白色指挥棒，灵活地指挥来往车辆，而现在，他却象一尊遍体尘土的石雕像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让那些驶往同一方向的两行汽车从自己身旁开过去。迁往东部地区的工厂、学校、机关，都纷纷取走了在银行的存款，新的主顾——军队、军医院接踵而来。而银行在全市疏散完毕之前必须继续工作。
白天，在一大堆与撤离这个城市的老主顾们有关的、急待处理的业务中，米特罗凡·伊里奇准确地、但有点下意识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拨弄着计算器，象魔术师那样干净利索、眼疾手快，重新清点一捆捆钞票，然后用他那独特的草书在结算单上签上字。不过，有时在紧张的工作之中，他也深深地陷入了沉思，甚至连空袭警报的汽笛声。急促的高射炮声都充耳不闻。高大的楼房在爆炸声中颤动着，桌子上的墨水瓶跳了起来，墨水四溅，天花板下的枝形吊灯也跟着摇晃起来。可是，老出纳主任只是从敞开的窗户里，漫不经心地望了望好似雷雨前那样渺无人迹的广场，依旧坐在桌旁，把头埋进帐本里。
银行行长切列德尼科夫叮嘱会计处的共青团员们保护这位出纳主任。现在，只要一听到空袭警报，他们便强行把他拉走，硬要他钻进之字形地道。这地道的形状象一道黑色的闪电，把银行庭院小花园的花坛劈成了两半。
“真是难以想象，他怎么会衰老得这么快！”同事们看着米特罗凡·伊里奇，感到十分惊讶……
在接到最后终止银行业务，尽快向东部地区撤退的命令那天天黑之前，米特罗凡·伊里奇就这样一直痛苦地期待着发生某种极其异常、可怕得难以想象的事件。当大院里最后一批汽车把银行财物装载完毕的时候，切列德尼科夫（一个细长干瘦的老头，身穿一件军便服，一只空袖筒整齐地扎在腰带里）才碰上米特罗凡·伊里奇在那几间空荡荡的、被近旁的炮声震得嗡嗡作响的房子里漫无目的地踯躅。
“米特罗凡，你在这儿干什么？”切列德尼科夫问道。
“怎么啦？”
“你的行李在哪里？你总得随身带点什么吧？我们又不是去钓鱼——谁知道我们会在外漂泊多久啊？”
即使在最后的疏散时刻，在这种令人心忧的忙乱之中，行长仍不失往日那种办事果断的作风。
“行李？什么行李？干嘛要带行李？”米特罗凡·伊里奇仿佛还在梦中，一个劲地反问。“哎，对了，我的行李……我没有行李……干嘛要？……现在反正都一样，听其自然吧……”
“你疯了！你会连一套换洗的内衣都没有的，谁给你衣服穿呀？要知道，全国人人都忙于打仗呐。”切列德尼科夫看了看自己那厚墩墩的银壳怀表。银行里的人都知道，这块著名的怀表就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巴耶夫①当年为奖励这位行长的勇敢亲自送给他的，“你看，只有个把钟头的时间了，马上跑步回家，把最必要的东西收拾一下，快点赶回来。请你注意：我们不是带网到河里去捕鱼，只带上该带的东西。记住，十点钟我们就动身。呶，去吧！”
【 ①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早期曾译为‘夏伯阳”。——译者注】
“好的，我这就去……”
米特罗凡·伊里奇驯服地朝出口处走去。他慢慢加快了步伐，好似长久地失去知觉后又苏醒过来，一边走一边惊愕地向四周张望，仿佛认不出这些街道似的。其实，从前他每天都是沿着这些街道从家里步行上班，下班回家也走这条路，三十年来差不多天天如此。
西郊的石油供应站遭到敌机轰炸着了火，已经燃烧了两天。褐色的烟雾吞没了一切，甚至连最近的建筑物的轮廓也完全消失在弥漫的浓烟之中。接连不断的载重卡车不停地鸣着喇叭；满载货物的大车在蔓延满街的浓烟中吱吱哑哑地行进；人们匆忙地走着，肩上扛着沉重的包袱，手里牵着受惊的小孩。太阳挂在天幕上，活象一颗四周发亮的暗红色小圆点。这一切是如此异乎寻常，全然不象米特罗凡·伊里奇三十年来司空见惯的那种情景，以至他不由得停下脚步，茫无所措地环顾四周，最后才想起该怎样抄近路回家去。
出纳主任住在市郊的扎列奇叶镇自家的木头房子里。这座小木房隐藏在四株枝繁叶茂的菩提树后面。他的妻子十年前就离开了人世，三个儿子从芬兰战争爆发后就一直在军队里服役，也许他们现在正在什么地方打仗。这个城市一宣布戒严，他就决定把寄居在家的女儿和外孙女们送到在乌拉尔当炼铁工人的亲家那儿去。米特罗凡·伊里奇把他们送走之后，就从车站径直来到银行，于是一直呆在这里，借以摆脱孤独。现在，当他急急忙忙打开门上两把奇特的联锁时，他便怀着一种苦恼而又恐惧的心情跨进自家的门坎。多年来，他本人，他的妻子和儿孙们已经在这条门坎上踏出了一道显眼的、深深的脚印。
坚固的小木房由于近处的排炮声而震动着，象装着陈旧的吉他的盒子一样，发出镀铝的响声。米特罗凡·伊里奇站在门口，一手抓住门框。一见住所满目荒凉的情景，他的心不由得紧缩起来。往常，这些舒适而又整洁的住房总是使人感到十分惬意。可是这些天来，遍地飞扬的尘土，却象一块污浊的面纱，蒙在图画、窗帘上，盖在罩着套子的圈椅上，房里所有的摆设都已尘封。眩目的金色阳光从窗板缝隙中射进来，斜楞着把室内阴森森的昏暗劈成两半，使厚厚的尘土依稀可辨。阳光照着一辆三轮童车，车上端坐着一只绒毛磨光了的玩具熊；还照着一只落到地上的只有核桃壳那么大的童鞋。
米特罗凡·伊里奇拣起这只鞋子，吹掉灰尘。暮然，他清晰地想象出，小阿丽什卡、沃维克和他们的母亲，恰似三片树叶。被秋天的风暴扫落，又被大河的汹涌急流卷走，正在那向东部地区涌进的巨大人流中逐浪浮沉。他暗自思忖，眼看着这场风暴也会把他吹落，让他在空中飘转，然后沿着不明的方向、永无尽头的道路，不知将他带往何方。老人突然感到异常虚弱，那只童鞋竟从手中掉落下来。他不得不倚在墙上，好使自己不至于倒下去。他就这样扶着墙，抓住罩着套子的圈椅靠背，抓住门框和凉台的栏杆，终于摸到了花园里。
这座花园；老早就得到主人的精心照料，并且主人也引以为骄傲。在这恬静幽雅的城郊，一条小河傍着篱笆流淌过去，几株苍劲的白柳绿荫蔽日，四周几乎烟尘不染。未达中天的骄阳毫不吝啬地把温暖的光华洒向大地。一簇簇苹果树叶，还有蔬莱的茎叶，都象涂上了一层油漆似的闪闪发亮。湿润而肥沃的土地，蜂蜜，小茴香，西红柿，大蒜，这一切都散发着馥郁的芳香。白头翁鸟全不理会这位老人，在苍翠的樱桃树林中忙着啄食那些没有采摘完的熟透了的果实。蜜蜂在五彩缤纷的蜂房上匆忙地飞来飞去，在小茴香那象一把小伞一样精致的叶片上晃动，在黄瓜藤的掌形叶片上盘旋，然后翻转身子，一头钻进了嫩黄的花蕊之中。腾空而起的淡白色的烟柱也好，晴空中令人心烦意乱的外国飞机的吼叫也好，街上凄惶的人群也好，这一切，它们都无暇顾及。在车站附近进行的战斗引起的大地微微颤动，丝毫也不使它们感到惧怕。
然而，在这儿，在木板篱笆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那么和谐，那么安溢，与四周那种可怕的情景简直判若两个天地。米特罗凡·伊里奇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来到这个时刻挂在心上的花园一角的，仿佛是他的脚自个儿把他带到这儿来了。
这里，全城最早的一批葡萄藤已经在葡萄架上蔓延开来，在阳光照耀下显得五光十色，鲜艳夺目，葡萄架上已经露出一串串绿色的葡萄。
为了使这种喜欢阳光的南方葡萄适应这里的气候，并且在这寒冷的地区生长、结果，这位出纳主任付出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精心培育的代价。他从各地订购葡萄枝进行接枝杂交，努力培养出一种耐寒的新品种。他同许多试验站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有一次轮到他休假，他甚至亲自跑去找伊万·弗拉基米洛维奇·米丘林。米丘林从自己的葡萄园里拿出两枝葡萄插枝送给这位谦恭的实验员。直到如今，垂暮之年的米特罗凡·伊里奇才第一次在这个地区成功地使这种杂交的葡萄获得了丰收。他培植出来的葡萄果实累累、香甜可口，去年秋天还在全苏农业展览会上展出，并且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
从内地各州来的农艺家们，怀着羡慕的心情参观一串串透明的、绿中泛黄的、宛若贮满阳光的葡萄。人们一边参观，一边发出满怀敬意的赞叹。同时，心里却在盘算着，假若一切有阳光照射的深谷，也就是这些地区的人通称为“红光峪”的地方，都能培育出这种出类拔萃的葡萄来，那该有多好啊！
米特罗凡·伊里奇不由自主地在这花园中心爱的一角停了下来。以前，他每天早晨都要到这儿来看看“阿林卡”葡萄是怎样生长、开花、结果、成熟的。为了纪念外孙女，他把这种优良品种叫做“阿林卡”。你瞧，这就是那些新品种的藤蔓，他在它们身上倾注了多少汗水啊！这些藤蔓正准备爬出这狭窄的花园的篱笆，到集体农庄广阔的田野上去。可是现在，他不得不抛弃它们，任其听天由命，遭受严寒摧残。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逃难，究竟该逃往何方。
米特罗凡·伊里奇径直坐到暖和的小畦上，绿荫使他看不见周围的一切。在他的苦心经营下，这块小小的土地变成了整个扎列奇叶这一带繁花似锦的所在。即令是现在，他在这一小块土地上也象在当年幸福的日子里一样高兴。那时，他的妻子拎着一只绿色大喷壶，穿行在一株株苹果树之间，当时他的儿女还是些娃娃呢！老人小心翼翼地摘下一片开始发黄的葡萄叶，将十分粗糙的叶儿背面贴近面颊。一抹白生生胶乳状的、晶莹剔透的雾气在树木之间悠荡着，白头翁鸟在高高兴兴地啼邮，轻风懒洋洋地吹拂着发黄的苹果树叶，蜜蜂发出忧虑的嗡嗡声。其中一只蜜蜂钻进了他那蓬松的白发，米特罗凡·伊里奇怜爱地把它放走，非常关切地看着它飞回自己的蜂房。
老人觉得，这座阳光普照的小花园似乎突然变成了被战争的惊涛骇浪所吞噬的浩 海域中一个宁静的孤岛。就在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要是不疏散行不行呢？
这个念头来得这么突然，他甚至跳了起来，惊讶地反问自己，并且发出声来：“但是，请你说说，怎么能不走呢？”
不过，他马上为自己这种怯懦辩护。是呀，要知道，他已经年老多病，未必受得住疏散途中的艰辛！这些天来，心脏又不那么正常。就算他能坚持走完这段路，那么，试问，他对谁又能起多大作用呢？他能为战争做点什么？在后方，即使没有他，出纳人员也大有人在。他又不会擦炮弹，而且也没有那股子劲了，说不定心脏还会出什么毛病。这样一来，就不得不脱离工作，那些本来已经忙得够呛的人们还得来服侍他。成为别人的累赘——在这样的年月里，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事儿呢……
“不过，所有正直诚实的人都到东部地区去了，甚至那些生病的人，那些拖儿带女的母亲们也都走了。”他反驳自己说。
这把老骨头丢到哪里，反正都一样！当然，最好是长眠在这里，长眠在自己生长的城市，长眠在住了一辈子的这间小屋里。不，他不应该走，他也决不会走！
米特罗凡·伊里奇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就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越过畦地，尽可能不碰上娇嫩的黄瓜藤，朝园门匆匆走去。在大街上，他几乎跑了起来，无论是近处的射击声，还是敌人轰炸机可怖的嚣叫声，或是震撼全城的强烈的爆炸声，他都全不在意。只有当心脏跳得难以忍受的时候，他才放慢脚步。老人心里想的是怎样更好地把他的出人意料的决定通知切列德尼科夫同志。
这位出纳主任跟行长过从甚密，不仅是由于工作上的联系，还因为他们很早以前就给下了深情厚谊。早在青年时代，当他们在小河边钓鱼相遇的时候，这种友谊便建立起来了。切列德尼科夫当时是一家榨油厂的钳工。他衣着考究，经常穿一件人造丝衬衣，歪戴一顶帽沿漆光闪闪的无沿帽。而米特罗凡·伊里奇则在俄罗斯波罗的海银行的一个地方分行担任普通统计员，领取二十三卢布五十戈比的月薪。这两个青年人常常并肩坐上几个小时，眼睛注视着浮标四周的涟腻
十月革命成功后，这位谦逊的银行统计员，得知一位有名的、当时人们称之为“激烈的布尔什维克”就是过去钓鱼的朋友的时候，感到十分惊讶。这位布尔什维克曾多次在盛大的群众集会上把当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驳斥得体无完肤。不久，切列德尼科夫响应党的号召上了前线。后来他从前线回来，由于作战勇敢荣获一只银壳怀表；但也失去了一条胳臂，空抽筒就用别针别在衣领褴 的旧军服上衣上。
后来，切列德尼科夫在城里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这两个老相识很少带着钓竿到河边去钓鱼了。如今，即或他们在过去垂钓的地方重逢，也并不象往昔那样沉默寡言，而是悠闲地谈论生活，争论城里发生的事件。最后，命运终于使他俩在市银行聚首：切列德尼科夫派到这里任行长，米特罗凡·伊里奇则已经是出纳主任了。
尽管切列德尼科夫失去了一只胳臂，而且鬓发花白，但在性格上却依旧保留着从前被人称之为“激烈的布尔什维克”的那些特征。据说，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行长在军事委员会大吵大闹，把他那刻有“在革命军队中作战英勇、服务优良”字样的银壳怀表，伸到疲惫不堪的政委的鼻尖上，要求立即派他上前线。后来有人看见他到市委去，找遍每个市委书记，想说服他们派他到森林中去，派他到党的积极分子组成的游击队里去。他还用电话无休止地纠缠州委，直到州委第一书记生了气，坚决电令他留下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保证银行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并且把贵重物品有计划地疏散出去。他只得服从上级的命令。
现在，当米特罗凡·伊里奇在硝烟弥漫的大街上匆匆忙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