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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真是个好消息，有……有屹的吗？”
中国军官将一袋炒面，扔给瓦利少校。
中国巡逻队走了。
瓦利少校双手捧着炒面，凝噎无语。
帕塔尼亚少将在原始森林中已经躲藏了五天五夜了。
天亮时分，他从树洞中爬了出来，扶着树杆吃力地站起来。他身上的最后一点力气已经捎耗殆尽，他感到身子轻的如一张纸。
阳光将巨大的树影投到他的脸上，他的脸色惨淡如雪。他看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头上，一队印军溃兵正在寻找着什么，他们面带喜悦，好像遇到了什么令人高兴的事。
天空中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一架军用直升机降在林中的空地上；从飞机上跳下来两个印度军官。
路透社提斯浦尔23月电：被中国人在色拉山口切断的印军司令帕塔尼亚少将昨晚被直升飞机安全载抵这里，同一架直升飞机还运来了三名受伤的印度人。
帕塔尼亚将军在山地的丛林里走了五天，没吃饭没喝水，他是在直升飞机紧张地搜寻以后才被找到的。据这里报道，被中匡人切断的其他军官和士兵也开始从中国的防线后面奔向平原。
六
1962年12月1日，中国军队主动后撤。的1962年3月1日，全部后撤到1959年9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进标整理包装，于12月中旬交还给印度，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
1963年5月26日，春城昆明阳光明媚。在昆明机场的跑道上，停着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
一大批中外记者等候在候机厅的门口。在候机大厅内，中印政府官员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轻松地交谈。
几辆大轿车驶到了候机大厅门口。第一个从大轿车上下来的是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他身穿笔挺的藏灰色毛料西装，脸色红润，面带微笑向记者们摆手。跟在他身后的是几十名被俘的印军校级军官。其中只有一名满腔胡须的印军老兵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第11旅库马盎营土兵车隆。
车隆被罗兹中校独自丢在原始森林中，靠树皮苦撑了三天三夜，一位头部负伤的中国军官上尉连长李荣汉，在水构里发现了昏死的车隆。
李荣汉用负伤的身子，背着车隆，爬出了原始森林。在山角下李荣汉拦住了一辆中国军队的吉普车。从车上下来的是丁盛和韦统泰。
“报告首长，这里有一名印军伤兵。”
丁盛将军走到路边，弯下腰问：“他还活着吗？”
“还有一口气”李荣汉回答。
车隆吃力地睁开眼睛，映入他眼帘的是中国将军臂上的金星。他吓呆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
韦统泰看了一下手表：“马上用车把他送到后方医院，要全力抢救，告诉院长这是我的命令！”
车隆终于活了下来，而且今天将返回他的故乡。
《泰晤士报》记者韦尔娜小姐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车隆先生，听说是一名中国上尉和两各中国将军协力救了你的命，对此你有何感想？”
车隆显得非常激动：“我当时吓呆了，我不敢相信，神话，这是神话，毗瑟那（注：“那”原字为：上奴下手，与那字同音。“毗瑟那”：印度教中的保护之神）下凡，只有毗瑟那才有如此善心。”
周围的记者都笑了。
“你在中国的感受如何？”
“我乐意一辈子当中国的俘虏，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以前我恨他们，那是以前。”
达尔维准将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他面对记者众多的问题，已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想说，中国对待战俘是充满人道主义的，是非常尊重人权和人格的。我巳经多次给我的妻子写信，告知她，我在中国很好。我早己肯定的告诉他，我将很快返回印度。”
有记者问：“难道你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国会不会处决战俘？”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战前在陆军总部我曾经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战俘政策，没想到我又亲自尝试了一下，中过不会那样做。”
法新社记者问；“您对这场战争有什么见解？”
“我不想谈更多的，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训练素质也不比中国差。但是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抵枪眼。这是我们无法预料的。还有他们的俘虏政策，如果战前印军士兵了解了这一点，我想我们恐怕比现在更难指挥。”
战俘鱼贯登上飞机。车隆拥抱着中国医护人员，声泪
俱下。站在一边的印度政府官员尴尬的转过睑去。记者们抓紧时机按动照相机的快门。他们知道这种真实场面，不可能是中国政府精心安排的。
达尔维准将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就象面对中国军队的进攻，他最后一个撤出章多一样，仍然保持着他军人的风度和尊严。
他举目遥望了最后一眼中国苍翠如碧似锦如画的山河，心头竟浮起一丝惜别之情。
达尔维准将回国后，曾两次得到提拔。1965年指挥一个旅，参加过印巴战争。但他始终没有被提为少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在陆军中被公认为是一名杰出的将领。达尔维的重要军事著作《喜马拉雅的失策》对中印边境战争的独特看法，使其成为一部军事名著。
印度国防部于1965年发表了中印边境战争中，印度陆军损失的数字：
死亡：1383名
失踪：1696名
被俘：3968名
失踪人数大于死亡人数，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如果中国军队推迟宣布停火，如果印度士兵了解中国的战俘政策，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
在中国军队停火之后，至少有五千到七干名印度士兵，从原始森林中得以生还。
中国遣返了全部战俘，仅有26名印军士兵因重伤抢救无效死亡。中国方面全部附有详细的病历和抢救记录。
七
停火之后，东部军区司令森中将，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第四师师长帕塔尼亚少将，几乎同时向乔杜里参谋长提出了辞职。
乔杜里中将批准了森中将和帕塔尼亚少将的辞呈。他劝说考尔到旁遮普邦从事军训工作。考尔一口回绝了。
尼赫鲁曾劝说考尔不要辞职。他在给考尔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毕奇：
对你的辞职。我感到遗憾。我曾努力劝你不要这样，但是既然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导致你辞职的事件是伤心的，我们中间许多人也为此感到苦恼。但是我相信，关于这些事件也不能特别责怪你。有许多人要对这些事件负责，也许这些事件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造成的。
我相信，象你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有爱国心的人是不应该无所事事，不为国家效劳。也许，不久你可以找到这类对国家有用的工作。
你的亲挚的
贾·尼赫鲁
尼赫鲁事后曾提议让考·尔担任副部长一类的职务。既使这种有职无权，无足轻重的文官闲职，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后来金融资本家特贾博士聘用了考尔，考尔干了一段金融，这一行实在不是职业军人所为，考尔屡试不顺，只好悻悻辞职，从此考尔在军界、政界彻底消声匿迹了。
中印边界战争对任何人的影响都不能和尼赫鲁比肩相齐。
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不结盟运动几乎瓦解了。他整日病魔缠身，沮丧不堪。公开化的批评和攻击与日俱增，有人公开叫他下台，人们感兴趣的是谁来当尼赫鲁的继承人。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吴示明、罗光燮、陈代富、张映鑫、库国兴、王忠殿、司马义买买提、周天喜、肖明生战斗英雄称号。边防某部二连六班“阳廷安班”称号。张代荣爱兵模范称号。
八
1962年11月，印度对华战争失败后，陆军于同年12月成立了“紧急委员会”，录用军官1。1万人。为了有效地在印中边境山区作战，在浦那和马德拉斯开设两所特别军官学校，陆军成立了10个专门对付中国的山地师。军费开支占总开支的51％。
中印边境停火后。美国航空母舰中途返航。但是在1963年秋天，英美远程战斗机开到印度，与印度空军举行了一次联合空中演习。
1964年1月8日，在布巴内斯瓦尔召开的国大党年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尼赫鲁突然中风，左侧瘫痪。1月26日到4月2日，在征得尼本人同意后，秘密为他的健康举行了宗教祈祷仪式。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的心脏病发作，在家中去世。
中国军队后撤后，印军自1963年开始，又逐步地向前推进，继续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大片领土，对此，中国政府仍以维护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为重，继续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30年来，尽管中印两国进行了多轮谈判，但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中印边界问题仍无长足进展。
30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的诚意，历史还将证明多久？
喜玛拉雅山上的积雪，年复一年，依然洁白。中印同为喜马拉雅山脉的两大文明古国。当我们立足世界屋脊，鸟瞰这个风云变幻的旋转球体，中国人民不希望看到来自任何一方的黑色烟尘沾染这座圣洁的冰峰。
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卷，镌刻着这个民族不容侵犯的意志和渴望和平的愿望。
喜玛拉雅山上的雪，应该永远是洁白。
1991年4月完稿 于济南
后记
一本书写完了，出版了，作者不应该再说什么了，可是我们总觉得言犹采尽。
放下笔望着窗外，正是春风盎然时，满树的梨花如雪似玉。于是，我们想到了雪，俏洁如去的雪，蜂回蝶舞的雪，喜玛拉雅山的雪。
阖卷长思，这场并菲鲜为人知的战争，即遥远而又近在咫尺。因为历史不过是一瞬间。
那年，笔者还都是戴者红领巾的孩子，听到的故事至今萦绕在耳边。
二十年前，笔者作为一名新兵走进军营的时候，老兵们说，该请作家写写那一仗，咱们老排长就是那一次牺牲的。
新兵咬咬牙，记住了老兵话。
今天，当年的新兵拿起笔来的时候，顿觉笔重如椽，眼前犹如万花筒一般缭乱。
一只破笔加上两条不值钱的腿，这便是全部的家当，还有一股锲而不舍的劲头，有增无减，直撞南墙。
参加中印边界反击战的一支英雄部队，如今虎锯中原，当我们走进军部大门的时候，站立的年轻哨兵，立正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军部的广场上耸立着一座大型花岗岩雕塑，士兵面庞的光泽，记载着昔日的硝烟和战火。
北上南下，东进西行，来去匆匆，风雨兼程。有激动兴奋，也有沮丧和失望。
在某部干休所，我们找到了张鹏年师长，当年的主攻营营长，他已得了中风，拉着我们的手，欲诉无语，继尔又词不达意，喋喋不休。他只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当年中央慰问团慰问演出，有一个节目叫“快乐的啰唆”。
当年边防部队某炮兵团政委瞿秉钺已几将半身瘫痪，支撑着病体接待了我们。当他柱着拐将我们送到门口的时候，鼓励又鼓励，叮嘱复叮嘱，我们两个男子汉垂首肃立无语。
和他们相比，我们是微不足道的。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为本书题名和作序的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老首长，其厚爱与关怀，乃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和衷嘱。
我们惟有努力，面对英烈，面对战友，面对前辈，我们应不再惭愧，不再总是说憾事。
在《喜玛拉雅山的雪》出版之际，我们特向徐少贤、瞿秉铰、张鹏年、张志信、刘思浩、孙瑞生、张文台同志致谢。
作者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