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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我没有掉进这个陷阱。这要感谢一个人，毕淑敏。很多年来，她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她的小说为世人熟知，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她早年的行医经历，以及她在成名之后以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心理咨询的事业。那一天，在静静地听完晓东叙述我的发病经过之后，她说：
“这是他自己的身体以一种最强烈的方式发出警告，必须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她的话给了我很深的触动。我第一次用批判的眼光打量自己过去这些年里“每天12小时，每周7天”的工作节奏。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我开始考虑：也许，彻底改变自己比求医问药更重要！
可是，什么叫“彻底改变”？又改变什么呢？
大多数癌症患者的注意力都用于寻访名医，还有那些让他们生不如死的药物。他们以为，只有医院、医生、种种现代医学手段和所谓“特效药”，才是癌症患者的唯一生路，却从来没有想一想，实际的情形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虽然看不到癌细胞的生长，但我能够看到田野上杂草丛生的情形。你拿刀割，用火烧，用除草剂除，它一时没了，很快又会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让它生长的环境——阳光、土壤、雨露，都还存在。我猜想，癌细胞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能追本溯源，改变促使它滋生蔓延的起因，那么，不论你有多么了不起的治疗手段和药物，都难免会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局面。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癌症的治疗会那么困难？为什么没有一种药物能够有效杀灭癌细胞，使其不再卷土重来——就像抗生素对付病菌一样？
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大多数癌细胞的生成和蔓延，并非直接源自病毒或者病菌，而是由于自身正常细胞的退化和变异。换句话说，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好像人类刚刚出生时都是同样健康可爱的婴儿，但是其中一些人后来学坏了，变成危害社会的人。如果对这些人不加控制，再加上诸多社会因素的催化，他们就会越来越坏，直到扩大为有组织的帮派，乃至造成更大规模的危害。我猜，我们体内的癌细胞，大概也是这种情形。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一个好细胞变坏的？
为了对这情况多少有一些了解，我请教了一些医学专家，还查阅了一些书刊资料。可惜我没有得到清晰的结论。导致癌症的原因极为复杂，而且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医学界至今都没有彻底搞明白。即使那些最有经验的专家，说到这个问题也是见仁见智。我把他们的看法归纳起来，并且用一句外行的话来概括，那就是：癌症的发生，是因为你身体里多了一些不该多的东西，少了一些不该少的东西。而这种情形，主要是伴随着人类的进步、富裕和他们对于享受的追求而发生的。
下面几方面的原因是专家们公认的：
1。遗传；
2。环境污染；
3。包括饮食在内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4。精神压力。
好了。我们已经知道，癌症的治疗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追根溯源”；我们也知道了，癌症的发生源自几个最基本的因素。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如何追根溯源呢？
首先是遗传，我们身体里的遗传基因，来自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家族中的任何一位长辈。比如我的父母都有癌症病史，而我的家族长辈中还有好几位癌症患者。毫无疑问，从遗传角度看，我得这种病的概率会高于常人，而遗传基因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决定，对于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的事情，就不再去想它。
其次，来看环境。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每天都在恶化，其中一些因素，有可能诱使我身体内的癌细胞活跃起来，还有可能让所有的治疗事倍功半，甚至完全没用。有些患者也许看明白了这种局面，所以离开充满躁动、喧嚣和污染的城市，搬到宁静悠闲山清水秀的乡村。在我看来，这是癌症患者渡过危机最健康、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但是做到这一点有很多困难，所以只能量力而行。
最后是生活习惯和精神压力。把这两项合二为一，其实也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意识到，在这方面，我的确有很多事可以做。
北京肿瘤医院院长游伟程教授有个理论，促使细胞癌变的原因，有先天遗传因素，但主要是后天综合作用的结果。确切地说，癌症80％以上与环境因素及生活方式有关。（详见《80％癌症与社会环境有关》，2008年5月4日“39健康网”）这种说法意味着，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不仅可以做，而且不会白做。因为，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让体内的癌细胞失去滋生蔓延的温床，就如同失去了阳光、雨露和空气的野草。
我的日常起居习惯彻底改变了。我每天花上半小时喝一小杯咖啡，再花上一小时吃一顿早饭。我再也不会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当人们夹在拥挤的车流里干着急的时候，我正在餐桌前消磨时间。早餐通常吃杂豆煲汤、鲜磨豆浆、鸡蛋、新鲜薯类、玉米、全麦面包和蔬菜水果，这些东西一道道被端上来，像一顿法国大餐一样前后有序。
凭着从窗口透进来的阳光，我可以感觉到时间的流逝，至于到底几点，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也不重要。对我来说，时间不再是金钱，不再是完成工作进度的承载体，它只不过是我告别死神走向康复的桥梁。手表早已不知丢到何处，手机也不再如影随形，电脑里的工作日程表已经空白了很久。精心安排采访顺序、排列访客日程、分秒必争地追赶写作进度，已是非常遥远的事。在我以往的生活中每每激起无限激情的那些东西，现在都已看淡了。许多对于现代人来说的必需品，对我来说已经变得陌生。我也不再纠缠于都市的喧闹、奢华和欲望，不再到酒店里吃饭，不再到讲台上演说，不再拜访那些达官显贵，不再汇入街上的车水马龙，没有了夹在地铁车厢里几乎成了肉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西服革履、灯红酒绿的场面，也没有了不咸不淡的应酬。正装全部被压在箱底，一双布鞋和一双凉鞋就足以让我度过四季时光。
我每天的很多时间是在户外度过的。在湖边踏青，在林中漫步，深深地吸进野草和泥土的味道，或者坐在阳台上，阅读一本40年前读过的老书。我习惯了安安静静地坐在音乐里闭目养神，习惯了眺望远山近水和蓝天白云，习惯了悠闲自在地吃一顿午饭，再美美地睡上一个午觉，然后等待黄昏的降临。
遵循一成不变、可以预知的生活节奏，让自己有一种安全感。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些胸怀大志的人可能不会接受，但是对我这个命在旦夕、无欲无求的人来说，却是最适合不过。过去几十年，我已经习惯于忙碌。而现在，我发现自己挺容易地习惯了无所事事。我学会了享受散淡庸常之乐；学会了静静地迎接日出日落、云聚云散；学会了享受阳光，以及阳光下的绚丽多彩；也学会了享受风雨雪雾，以及风雨雪雾之中的悠远清新。这时候，不会再有欲望和焦虑来打扰我的生活。在忙碌了大半生之后，可以这样来体验生命，真是奇妙。
做好五件事：吃、喝、拉、撒、睡
我特别看重这五件事，把它们当作我走向康复的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朋友们见我起死回生，脸上重现红润，不免惊喜万分。他们曾无数次地登门看望，以一种尽可能随意的方式表达好意。大家都表情凝重，话不多，还压着声音，眼圈也变了颜色。满屋鲜花翠柏，一派“沉痛告别”的气氛。渐渐地，大家看我神清气爽，衣食住行已如常人——至少表面上看不出两样来，便又开始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传递消息，谈论我的病，也谈论趣闻逸事。话多了，音量也大了，家里笑声朗朗，恢复了往日气氛。
这样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朋友们的眼睛里流露出奇怪和征询的神色。他们觉得我应当做点什么事情才好，听见我总是回答“什么也不做”，不免疑惑起来。
这也难怪，在大家眼中，我从来就是个不能不做事的人。
其实，所谓“什么也不做”，也只适用于社会生活方面。说到个人，我每天生活中仍有很多重要的事，需要认真对待。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来回答那些关心我的朋友：
“每天做好五件事：吃、喝、拉、撒、睡。”
此时此刻，对于那些和我有同样遭遇和同样需求的病友，我想告诉他们，我特别看重这五件事，把它们当作我走向康复的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吃
“只要能吃，就死不了。”“刘太医”第一次给我看病时曾这样说。他这句话我始终没有忘记。不论此人说了多少不实之词、做了多少欺世盗名之事，我一直相信，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癌症病人的治疗途径五花八门，医生们也是见仁见智。不过，大概任何人都不会否认饮食对于病人康复的影响。不过，说到吃什么和怎么吃，又是说什么的都有。
有一段时间，我到处寻找“健康饮食指南”。结果发现针对癌症病人列出来的食谱，数不胜数，可以成为其中一大分支——包括一个很长的“抗癌食品单”，以及一个更长的“绝对禁食单”。
让我疑惑不解的是，不同的“指南”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这个医生告诉我“不要吃”的东西，那个医生则不以为然。反过来，这个医生认为“可以吃”的食物，那个医生又大摇其头。如果我忠实地执行一位医生的医嘱，那就可以吃河鱼，不能吃海鱼；可以吃猪肉，不能吃羊肉；可以吃母鸡，不能吃公鸡。这种“禁”与“不禁”，有时候还会因地域的不同而完全颠倒。我在北京生活时，总是被告诫可以吃鸭，不可以吃鸡。但是我在深圳疗养时，一位癌症患者告诉我，他奉行的准则恰恰相反：可以吃鸡，不可以吃鸭。北京一位有名望的中医告诉我，可以吃有鳞鱼，不可以吃无鳞鱼。我便经常为自己的午餐准备一小盘黄鱼。后来我到上海乡下疗养，当地的小黄鱼是我最喜欢吃的，于是每日一盘，从不间断。忽然一天一位朋友来访，我请她吃饭，她看了我的餐桌就说，黄鱼是发物，她自从患乳腺癌之后，就再没吃过。
素食主义者们列举种种理由来证明，拯救癌症患者的唯一途径是杜绝荤腥；而几乎所有笃信西方医学的专家都认定，这样做会导致营养不良，进而降低病人的免疫力。在我仔细搜集的一些癌症病例中，的确有些人坚持素食，但也有些人什么都吃，这两类人中都有长期存活的病例，也都有迅速死亡的病例。所以，我根本不能就此判断孰是孰非。
有些成名人物不断发掘出“抗癌食品”，诸如红薯、牛蹄筋、绿豆、泥鳅之类。在他们的书里，这些东西被描述成“灵丹妙药”，具有治疗肿瘤的奇效，可以取代其他食品和药物。但是另外一些研究者认定，“说食物能抗癌，缺乏明显证据”。即使某些食品中真的含有抗癌物质，可以提取出来制成抗癌药，也不能把这些食品简单地等同于“抗癌食品”。这是因为，单一食品中含有的这类物质少之又少，按照一个人每天可能的食用量，根本不会产生抗癌功效。（详见2011年6月29日《生命时报》）
我不懂营养学，在饮食方面也是个外行，但是我以普通人的逻辑来度量，总觉得，任何一种食品，不论是果蔬还是鱼肉，也不论红薯、绿豆，还是蹄筋或者泥鳅，都包含着人体需要的成分。但如果把它们的好处推向极端，说成可以取代一切，还能围剿杀死癌细胞，那就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常识，还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定所谓“抗癌食品”全是痴人说梦，因而对饮食漫不经心，那也是害人害己。
所以，我给自己制定的饮食原则是“足够”，不是“绝对”。所谓“足够”，就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多吃那些有益的食品，同时在各种食物之间维持一个均衡点，而不是完全偏向某一种饮食。
具体来说，有“四足够”：
1。足够杂
我每天吃的东西不会少于25种，包括5~8种谷类、3~5种豆类、1~2种薯类、至少6种蔬菜、1~2种鱼和肉（以鱼和禽肉为主）、3~5种干果、2~3种水果。
2。足够粗
这是指粗粮或者富含粗纤维的薯类、蔬菜、水果。事实上，我很少吃精加工的米和面。每天吃的谷类，有超过三分之二是糙米、全麦面，以及红米、黑米、薏米、大麦、荞麦、玉米、小米之类的杂粮。红薯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食物。在上午和下午的加餐，我不再吃任何精美细腻的糕点，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干果和鲜果。
3。足够素
素食主义者不断阐述吃肉的害处，但我直到今天仍然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我知道有一些研究表明，过量食用动物蛋白可能加速癌细胞的生长，可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适量的动物蛋白仍是人体必需。我始终没有找到证据证明素食可以战胜肿瘤，也从未亲眼见过哪个长寿的癌症患者只吃素食。另一方面，在我周围，有的癌症患者什么都吃也能长期存活。我只是凭借直觉认定，荤与素各有好处，也各有不足。营养（蛋白质）过剩与营养（蛋白质）不良，都不是好事。
所以我给自己规定的原则是：“足够素”，但不“绝对素”。
我一方面大大减少了肉类的摄入量，一方面让自己的饭桌上始终保持一定比例的肉食。具体来说，肉食（以鱼和禽类为主）大约占每天食物总量的10％，其余全部是谷类、薯类、豆类、蔬菜和水果。重要的是，由于减少了肉食，所以有必要增加植物蛋白的摄入，以弥补动物蛋白的不足。这也是我大量食用大豆和谷类的原因。
4。足够天然
今天市场上精细加工的食品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这些食品的色泽越来越鲜亮，形状越来越好看，味道越来越鲜美，也更易于储存。
事实上，如今食品加工过程中合法使用的添加剂种类数以百计，此外还有一些非法使用的添加剂。添加剂的滥用损害了食品中有用的成分，还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有害成分。
除此之外，饭店所谓的“食不厌精”，也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把营养化为毒素。比如一片肉、一条鱼，在经过一番油炸炭烤之后，原本可以成为营养的蛋白质很有可能变成有毒物质。我把这叫作“过度烹调”。
全素餐馆为了让素食产生肉类大菜的色泽、美味和形态，也就变本加厉地“过分烹调”。我不免担心这种素食产生的副作用以及造成的污染，比肉食犹有过之。
我说“天然”，就是针对这种局面。
我尽量去买各种原生态的食物，不买过度加工的食品。我原本特别爱吃油炸食品，每天早上吃一根油条对我来说是一大享受。但是现在，我已杜绝任何油炸食物，也几乎不去餐馆吃饭。我在家里采用的烹调方法主要是：煮、蒸、焯以及少量的炒。无论素菜还是荤菜，除了盐之外不加任何调味品。
这种饮食方式在开始时让我觉得不那么美味，但是习惯之后，品出各种食物最原始的味道，那就别有一番滋味。
◎喝
水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价值，我是通过一本书才在脑子里大大强化起来的。书名叫作Your Body's Many Cries for Water，中文版书名为《水是最好的药》。作者是个美国人，名叫巴特曼，医学博士，还是盘尼西林的发现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亚历山大·弗莱明的学生。
这位医生和他的同行不一样，他治病救人的“秘密武器”不是什么新奇药物，而是水。他说自己“只用水就治愈了3000多位患者”。这是因为，“许许多多疾病的病因仅仅是身体缺水”。他把这些病统称为“慢性脱水症”，公开宣布这是他在整个医学界的“第一个发现”。
我对他如此极端的结论并不完全相信，对他用水治病的业绩也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认为自己读到了一本好书。
对我来说，他的“人体内的水调节理论”，既新颖又具启发性，而且简单实用。
鉴于我们的身体原本就是一个复杂的储水系统——水占体重的75％，水的数量和质量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大量喝水加快了体内废物的排泄，而排泄正是我们祛除体内毒素最重要的途径。
明白了这一点，我便把“喝”看得与“吃”一样重要。我每天要喝大约2400毫升水，其中大约两成在早晨起床后喝，四成在午睡后喝，一成晚饭后喝，其余部分则分散在上午和下午。虽然我并不相信巴特曼博士所谓“水是最好的药”，更不相信水的万能疗效，但我的确把“喝水”看作自己对付疾病的一个步骤。我不是在感觉口渴时才喝水，而是定时定量地安排我的“喝水”，就像吃药一样。
◎“拉”和“撒”
我去看病时，医生通常会问我“大便如何”。我知道，“问诊”是医生对病人做出诊断前的必经步骤。所以，通过医生问什么和不问什么，我可以大致估摸出医生关注的焦点所在。医生关注病人的大小便——西医和中医都是如此，这说明无论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都会把“拉”和“撒”分别作为诊断依据。
一些最直截了当的理论还试图证明，只要“查看粪便的颜色”，便可以判断自己是否得病，因为“粪色是食物和食物消化情况的综合反映”。他们还找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词语来概括这种理论，叫作“粪色革命”。
把“粪色”的临床诊断价值抬高到如此地步，我并不完全信服。但是我相信，只要排泄功能正常，每天的“拉”和“撒”能够保持一种正常状态，那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所以，我“治疗”的一个方面，就是很认真地对待每天的排泄。
每当医生问我“大便怎样”时，我总是回答：“正常。保质保量。”
在大多数情况下，医生都会会心一笑。
所谓“保质保量”，首先是尽量让每天的排泄有规律。比如说大便次数、时间，每次大便的多少，小便间隔的时间，一昼夜小便的总量……此外还有，大便的形状和颜色，小便的颜色。这些都是越稳定、越有规律就越好。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确能够做到“保质保量”。即使出现短暂的不正常，也能很快调整过来。
重要的是，应当通过饮食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