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成黑牌，下课回家，将黑牌翻成红牌。这个稽核出入、检查勤惰的办法，直到我上三年级的时候还用着，后来学生多了，墙上挂不下走读生的名牌了，才改用别的办法考勤。
西墙上的规章，都是严格执行的。赌博和冶游（即嫖妓）是绝对禁止的，一发现就立即挂牌开除，南市三不管是我们的禁地。现在的和平路北头，路西有个中华戏院（现在是新华书店礼堂），那是个“落子馆”，即是妓女卖唱招客的地方，我们有事经过那里，总是绕开它，生怕落个嫖妓的嫌疑。说也奇怪，学校并不派人到三不管去巡逻，但是我们就是不敢到三不管去。校章还禁止早婚，不到二十一岁，不许结婚，谁要是犯了这一条，就立即勒令退学。但这条不适用于入学时业已结婚的人。还有一条严格执行的禁令，那就是考试舞弊，任何舞弊的手法，一抓住立即开除，毫不宽假。学生们宁可得低分，也不愿被开除。这条规章，一直执行于抗战前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
学生们也不许抽烟，违者记过。我们出校了，长大了，做事了，在同学聚会的场合上，抽烟的人都互相调笑地说：“你犯校规了。”或者校长在场，抽烟的人总有点拘束。校长总是笑着说：“抽烟的人，抽吧，这回不记过了！”
关于禁止吸烟，南开同学中还传说一段故事。有一回，张校长申斥一个犯了抽烟禁令的学生，那个学生很调皮地说：“您教我不抽烟，您干嘛也抽烟？”张伯苓憋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然后把他的烟袋一撅两段，坚定地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他真的不抽烟了。若干若干年后，有一回，我和他谈弗洛伊得的心理学说——梦是欲望的假满足，他笑着说道：“有道理，我戒烟之后好久还作梦抽烟。”
咱们接着谈校舍。进东楼，经过道，迎面是一道门，门通向一个下面有涵洞的短廊。短廊通向礼堂。礼堂门楣上的横匾，刻着“慰亭堂”三个字。慰亭是袁世凯的号，他捐了一万块钱给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用这笔钱来盖这个礼堂，横匾就是纪念捐款的。及至袁世凯称帝，慰亭堂的牌匾被撤下来了。撤下这个牌匾，动议可能来自学生，校当局也是同意了的。
礼堂的南、北、西三面，围绕着一些小房间，向北的有一间是基督教青年会，有一间是广武学会存刀枪剑戟的地方，有一间是军乐队存乐器的地方。所有向西的小房，后来都拆了，改成一个“思敏室”。“敏”是严约敏，他是严范孙的侄子，教我们代数，我们很喜欢他，他死了，同学们捐钱盖思敏室纪念他。思敏室寻常日子一部分是俱乐部，是小型的集会场所，一部分是新剧团的团部和存道具的地方，到了演戏的时候，一齐拉通，成了后台。礼堂周围向南的房子是教职员的宿舍，有的一人一间，有的两三人一间，校长张伯苓的宿舍是东南角的那一间。他的家当时在南马路，但他时常住在学校里，有几位国文老师，在天津有家，也住在学校，星期六下课后才回家；家在外埠的老师，就长川住校了。
东楼的楼上是几个教室，南北两头的较大，中间的较小。回忆起来，我在其中北头和中间的一间都上过课。也有一条走廊，走廊的南头，是个小亭，上课下课要敲的钟，就在亭内。当时学校范围不大，铜钟虽小，敲起来，也可以声闻全校。
…
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2）
…
东楼的南头，与它垂直的，有一溜平房，这溜平房的用途在我在校期间，几经变迁。最初是学生宿舍，我刚入学时就住在其中一间。师范班归并到南开来，他们的宿舍和教室都在这溜平房里，师范班毕业了，一九一六年南开办“专门班”，我是专门班第一班的学生。我的课室和化学实验室也在这里。我离校之后，这溜平房改建成为行政和教学用的“中楼”了。
东楼的北头与它垂直的是一幢楼房，叫做“北楼”。北楼楼上是几间相当大的课室，我一年级时在其中之一上课。楼下本来也是预备作课室的，因为宿舍缺乏，也暂时作了宿舍。我在那里住过一个时期。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寝室向北的窗户外，隔一条胡同，就是电车公司。寝室的门对着礼堂。
北楼西头是一幢平房，跨度相当大，前檐比北楼稍为突出一点，这，当时叫“北斋”。北斋的内部，用木板隔成两溜寝室，中间留一个走道。到了冬天，两个大火炉，生在过道里，烟筒通到宿舍的两头。因为断间只有一人多高，所以火炉的热气，部分可以到达寝室。
在北楼与北斋交界处，有一条由北往南的长廊。长廊的东边是礼堂，是校内运动场；长廊的西边，从北斋数起，从北往南，是一溜平房（学生课外活动的会所和储藏室），是食堂（即饭厅，中间是个篮球场），是厕所（厕所除了正当的用途之外，还是学生们偷着开夜车的地方），是教职员宿舍一溜平房，是小花园，是名叫“西斋”的四排宿舍——高年级的宿舍。敬爱的周总理的寝室在第二排，我住得离他不远。西斋最南一排，与盥洗室、开水室为一边，长廊的南头为一边，形成一个天井。长廊南头正角左拐是与北斋相同的南斋。南斋是我离校之后盖的。南斋东头是当时校舍东南角。从南斋东头左拐是一溜平房，从南往北是“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校风》的编辑部等课外活动场所，好像还有消费合作社，这溜平房与东楼平行。它的北头直抵围墙大门。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说早期南开中学的校舍，不是为了说明这些建筑物如何如何，因为除了东楼和礼堂可能有建筑设计之外，其余都是土法盖起来的。我之所以絮絮叨叨说校舍，是为了：（1）说明学校发展之快，一九一二年初，我入学之初，全校只有二百多人，及至一九一六年我离开南开时，学生人数已达一千。张校长打比喻说：“孩子长的快，去年缝的袄，今年穿不得了，又得要添新的。”（2）说明校行政的匠心——不是建筑技术的匠心，而是教育措施的匠心，每一个建筑物都有它的教育的用意。（3）我怀念华午晴这个人。抗战前，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的校舍，都是华午晴经手盖的。这个人诚实、正直、廉洁、能干而才华不外露。他是南开起家的大功臣，是南开的建筑师、会计师又是财务管理员。南开行政廉洁的风气和行政效率之高，是和他的作风和操守分不开的，我和南开的老同学，都非常尊敬华先生，其尊敬的程度，仅仅亚于张校长。
功课
早期的南开中学，是四年制的。国文、英文、数学的课程，四年都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生物分年设置。到了四年级还有簿记、经济学等一些选课。体育，除军操是正式课，有教员之外，其余如篮球、足球、网球和田径项目，都是课外活动，没有正式教员。
国文没有正式课本，用的是油印的讲义，模范文选自《古文观止》和《秋水轩尺牍》，也选一两首像杜甫《望岳》这类的诗，在高年级讲读。作文很注重。前些时，我的外甥冯承柏把他父亲冯文潜保存下来的、我在南开中学一篇作文给我，毛边纸，红格，恭楷，那是一个下午的课堂作业。错句错字，老师纠正；好句子，圈圈点点；有眉批，有尾批，这样的作文，每两周一次。
习字——毛笔字，一年级上过几堂之后，全凭课外自习。字体颜、柳、欧、赵都可以。我记得我还在“白摺”上练过小楷。
课外读物，完全自由，我不记得学校对我们有什么禁令。我们班里有看梁启超主撰的《庸言》的，有看康有为主撰的《不忍》的。《不忍》的头一篇文章，我和冯文潜都背过。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一九一五问世后，那是期期必读的。
英文我的第一个英语课本叫《英文津逮》（EnglishLessons），是当时天津北洋大学堂的一位美国教员专为中国学生编的，颇有些地方色彩，如说“塘沽离天津九十里”之类的例句。我们那时候学英语，不像现在从发音规则学起，循序渐进，我们认、读、写英文字像认、读、写汉文方块字一样，先生硬教，我们硬学，天天默单字，天天背课文。从二年级起，我们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读本》，里边有中国故事英译，也有外国故事的简写。这些我们不大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泰西五十轶事》和《泰西三十轶事》。豪桑的《古史钩沉》，希腊神话，故事有意思，文字太深，到了三年级下半年和四年级，我们就读英文原著小说了。《威克菲牧师传》我们班读了很久，其中的一首故事诗，我们全都会背。我清楚地记得周梦贤老师，把我叫到他宿舍去，发还我的汉译英卷子，我那本卷子，写满了他写的红笔字，他左手指着我的卷子上的某句某字，右手指着我的鼻子，用上海方音，大声喊道：“黄钰生！你这个字是怎么用的？你这个句子是怎么造的？！”我在他的手下最高分数是75。我的英文底子，是周老师给我打的，我至今怀念周老师。
…
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3）
…
早期南开中学英语教学的一个特点：从二年级起年年都有美国或英国教员教我们。我记得Hersy夫人教我们简单英语会话的情形，入了中国籍的崔伯先生用英语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嗓门那么大，以至于华午晴先生以为他和我吵起来了跑上楼来“劝解”。总的说来，南开中学毕业，一般地能够听懂美国人或英国人讲话，不仅是简单的句子，成段的讲话也能听个七八成。
早期南开中学的英语教学成绩之所以较好，除了英语课本身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功课的课本都是英文的。数学课本；代数、几何、三角全是英文原版书，世界通史课本，对于我们的英语成绩影响更大。那是一本美国人为中国学生写的，著者叫任纳夫，当时是北洋大学堂的教师，文字也相当讲究，我们一般都熟读这本书，比我低一班的段茂澜，几乎全本都背得过来。
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我记得我从南开毕业时，像西洋通史这样的书，每小时能读七八面（Pages），一九一六年我到清华学校插班，我发现清华同班，每小时能读十至十一面。
数学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四年教完，有时候有交叉重叠。我那一班入学时，程度不齐，所以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复习小学算术。我的算术是马千里教的，代数先生是严约敏，几何先生是时子周，后来由一位上海圣约翰毕业的朱曾贯老师教。数学老师的教学技巧高低不同，但要求都很严格，老师留的作业相当多，到时一定要交，老师也如期评阅发还。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张校长很关心数学教学，他自己爱好数学，也是一个好数学教员，他代课教过我班的几何，他不但讲解清楚，而且善于启发学生的逻辑思维。在他的班上，你脑子一分钟也闲不下来。
理化南开是一向注重理科教学的，它的仪器设备，在中等学校中是较早、较好的。理化教学，不但教师作演示，而且学生们也要亲手作试验。我的那一班不凑巧，直到末一年才摸着两人一组作实验，下一班的机会就好些了，师资也好些，仪器药物也完备些。张校长关心理科要比关心文科多一些，南开中学，乃至南开大学，都是这样。
早期南开中学的课程，并不是门门都成功，譬如，中国历史就很糟，但总起来说，南开中学的课程是认真的，教学成绩是扎实的。就以我来说，我的基础知识，都是在南开中学学到的，或者说，知识的基础，都是在南开中学打下的。
课外活动
学校提倡种种课外活动，学生参加种种课外活动，这是南开学校的传统。通过课外活动，学校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的教育，而且收效显著，这是今天我们从教育史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事实。但是对我们早期南开中学的学生来说：“课外活动”这个名词，这个概念，并不清楚，甚至分不清，哪是课内，哪是课外。
就拿体育活动来说吧，早期的南开中学，没有体育课，也没有专职的体育教员，只有一个孟琴襄兼管体育方面的事务。连辅导员，都是校外或校内邀请来的。辅导篮球，有个叫赛勒的美国人；练短跑，有一个叫朱神勉的华侨；练跳高，有个叫万克教英语的美国教员……诸如此类。学校行政上有体育课，章辑五由物理教员改任体育课主任，聘董守义当篮球队“五虎将”的教练员，那是一大后的事了。我在校的时候，凡是学生的社团，都有它的“体育部”，各班各级都有它的这样那样的体育队。社团与社团之间，各级各班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竞赛。我就是丁班的篮球队的后卫。我们这个队，连续两年得到班际篮球比赛的第一名。至于校际比赛，球类赛也罢，田径赛也罢，南开参加的人最多，得的奖牌也最多。在足球球场上，只有天津的新学书院和北京的清华能与南开抗衡。国际比赛，南开的郭毓彬，在远东运动会上得四百码第一名。提拔和培养选手，并不是南开提倡体育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在于普及。当时（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南开和清华的体育都普及，每天下午四点以后，运动场上都满了学生，作各种各样的练习和比赛，稍有不同者，清华多少带有强迫性，而在南开基本上是自由参加。锻炼身体成了风气，比如说，冬天早起，在学校附近的大开洼里跑一英里，住校的人，几乎人人参加。想睡点懒觉的人，架不住同屋把你的被窝一掀，你也只好起来跟着跑它一英里了。
“修身班”，你叫它一门课程也好，叫它一种课外活动也好，反正它是南开教育很重要的部分。“修身”一词出自《大学》，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作为学校的一门功课，则是从清朝沿袭下来的。修身班的课堂是礼堂，时间是每星期三下午，听讲者是全校学生，有时候是全校师生，主讲人是张校长，也间或请些知名人士给我们讲话。记得有一位全希伯大夫，给我们讲生理卫生。校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处世立身的道理，再就是给我们讲时事，灌输爱国思想，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张校长有口才，很能讲话。他的讲话，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有的终生不忘。一个星期一次修身班，不是礼堂唯一的用途。我的印象是礼堂几乎每天都有活动，其中之一是演说活动。
今天的青年，很可能提出疑问，演说不就是当众把自己的观点、主张说出，来让听者也同意吗？这有什么困难，还非得巴巴地特意提倡不可呢？对于这个疑问，我们这些七八十的人只好说：“同志们，你们比我们幸福，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一上台去，但见眼前黑压压一片，这心早就跳到嗓子眼里去了，还演说呢！”张校长好像是从我那一班开始作工作，先从谈话入手的。有一个同学说：“我一上台，我就像一根毛儿似的。”张校长说：“你把那根毛抓在手里，不就行了嘛。”这一对话，好久好久传为美谈。就这样，在张校长的积极鼓励之下，演说活动开展起来了。各班在自己课堂里练习演说，学生社团组织，也把演说当作一种重要活动，有全校性的演说比赛，优胜者得奖。全校性的演说会，也组织起来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当时就是演说会的会长，我是会员。
…
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4）
…
其他活动，凡是可以在礼堂举行的，都在礼堂举行。
比赛是课外活动中，最活跃最灵活的一种组织形式。有的学校主持，学生自愿参加；有的学生发起而学校批准；有的则是学生临时组织，比完即散。班与班之间，级与级之间的体育比赛，演说比赛前已说过，而重要的对课业起促进作用的，则是学科比赛。几乎所有课堂所授学科，都有考试以外的比赛，班内比赛、级内比赛、班级之间的比赛，各式各样，随时举行。最为全校师生所重视的，莫过于全校性的、每年一度的国文比赛。国文比赛名列前茅者，全校健羡，“金榜题名”，第一名更是“状元及第”了。我在校的时期，一共有三个人得国文比赛第一名。一个是我上一年级的陈刚，一个是我的同班孔繁霱，一个是我下一年级的周恩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他学生时期，多才多艺，不但国文好，别的学科也优秀，而且敬业乐群，干才出众，因此老师器重，同学爱戴。
《校风》报的刊行，是一种重要的课外活动。学校积极提倡，学生积极参加，经费出自学校，办理全由学生。《校风》的负责人（当时是叫“主笔”还是“编辑”，还是“经理”，我记不清了），很自然地就是国文比赛第一名。陈刚是第一任负责人，接任是周恩来，孔繁霱没有当过总编辑，但是他投稿很多，几乎期期都有。我也投过稿，但不多。除这些投稿之外，《校风》发表较好的国文习作和课外文艺作品。鼓励写作，这本是学校支持《校风》的原来用意。记录校长或知名人士在修身班的讲话，报导校内新闻，这也是练习写作一种形式。每期的《校闻》若干则，最受在校和出校学生的欢迎，出校学生的通讯为全校师生所关切。于是《校风》成了所有“南开人”互相联系的纽带。它对各处南开校友会的组织，起了促进的作用（校友会先是在各高等学校成立的——例如，我在清华〈一九一六—一九一九〉时，梅贻琦、吴国桢就是在清华学校的南开校友会的会员——后来逐渐在大城市，乃至国外都有了）。到了五四期间，《校风》由发表学生习作的园地，逐渐成了学生发表意见的园地了。
社团组织我们那时候只知道有这个“会”，那个“会”，我们根本不会用“社团组织”这个名称，连“课外活动”这个概念，也不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现在想起来，在学校的启发和鼓励之下，有这么几个跨班级、跨学科、跨兴趣、有稳定组织的“会”。最早成立的是“自治励学会”，在我进南开之前就有了；其次是“敬业乐群会”，在我进南开之后才有；其次是“三育竞进会”，是我在三年级才成立的。这三个会，各有各的成员，各有各的组织，各有各的会所，“自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