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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北京古都静水中所投下的每一颗知识之石，余波都会到达全国的每一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沿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开始招收女生。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环境中渐具雏型。
军阀之间的冲突正在这古都的附近间歇进行着。在这些时断时续的战事中，北京各城门有一次关闭几达一星期之久。枪炮声通常在薄暮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有一次，我们曾经跑到北京饭店的屋顶去眺望炮火，那真叫做隔岸观火，你可以欣赏夜空中交织的火网，但是绝无被火花灼伤的危险。炮弹拖着长长的火光，在空中飞驰，像是千万条彩虹互相交织。隆隆的炮声震得屋顶摇摇晃晃，像是遭到轻微的地震。从黄昏到清晨，炮火一直不停。我回家上床时，根本不能把耳朵贴着枕头睡，因为这样炮声显得特别响亮。因此我只能仰天躺着睡，让耳朵朝着天花板，同时注意到电灯罩子在微微摇晃，玻璃窗也嘎嘎作响。我有一只德国种的狼犬，名叫狼儿，它被炮声吵得无法再在地板上安睡，一直哼个不停。它的耳朵一贴到地板，它就惊跳起来，哼唧几声之后，它冲到房门旁，拚命在门上抓，它一定以为怪声是我卧房的地板下面发出来的。第二天早上，我骂它一顿，说它前一晚不该那么捣乱。它似乎自知理屈，只用两只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早餐时我到处找不到狼儿，从此再不见它的踪影。大概它跑出去想找块安静地，夜里不会有恶作剧的魔鬼在地下大敲大擂，好让它安安稳稳地睡觉。不过，我想它大概是很失望的。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围城中沿着顺城门大街散步。老百姓还是照常操作，毫无紧张的样子。拉黄包车和坐黄包车的也与平常毫无异样。我们从西单牌楼转到西长安街，然后又转到中央公园。皇宫前午门谯楼上的黄色琉璃瓦，在夕阳下映着澄碧的秋空闪闪发亮。我们在一棵古柏的浓荫下选了一个地方坐下。这些古老的柏树是几百年前清朝的开国皇帝种植的。有的排成长列，有的围成方形。空气中充塞着柏树的芳香，微风带着这些醉人的香味吹拂着我们的面庞。我们围坐在桌子旁，静听着邻座酒客的议论。大家都在议论战事，猜测着谁会胜利，谁将入据北京。谁胜谁败，大家好像都不在乎。操心又怎么样？北京已经见过不少的战事，饱经沧桑之后，北京还不是依然故我？沉默的午门谯楼就是最好的见证。
“城门都关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叫个鱼吃吃。”我的朋友说。
堂倌拿了一条活生生的鱼来问我们：“先生们喜欢怎么个烧法？”
“一鱼两吃。一半儿醋溜，一半儿红烧。”
鱼烧好端上来了，有一碟似乎不大新鲜。
“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半儿是死鱼呀！”我的朋友质问堂倌，堂倌鞠了一躬，只是嘻嘻地笑。
“哦，我知道了！这条鱼一定是从城墙跳进来的，碰到地的一边碰死了，另一边却仍然活着。”我代为解释。堂倌再度跑过来时，我的朋友从桌上抓起一把空酒壶，翻过来给他看。“怎么！你给我们一把空酒壶呀！”
“对不起，”堂倌笑嘻嘻地说，“酒烫跑了！”他马上给我们重新拿了一壶。当然，两壶酒都记在我们账上。
我们在黄昏时回家。那天晚上，战斗停止了，我又想起狼儿。这一晚，它大概可以在城里找个地方，安静地睡一觉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政府已经易手。皇宫依然无恙。老百姓照常过活。各城门大开，成千成万的人从乡下挑着蔬菜、肉类、鸡蛋、鱼虾涌进北京城。小孩子们在战场上捡起废弹壳，以几块钱的代价在街头出售。许多人拿这些炮弹壳制花瓶。
城外有些人家破人亡，我亦失掉了我的狼儿。
一般而论，在这些漫长痛苦的日子里，因战事而丧失的生命财产并不严重。使中国陷于瘫痪而成为邻邦侵略之目标的，实为人心之动荡，交通之破坏，经济之崩溃，以及国民安定生活之遭破坏。国家陷于四分五裂，全国性的建设计划几乎成为不可能。中国当务之急就是统一。
蔡校长赴欧旅行时，我又再度代理北大校长。这时我接到中山先生一封信，对北大的各种运动大加奖誉，最后并勉励我“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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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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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可惜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希望实现，不过短短数年之后，他的继承人蒋总司令，率领革命军从广州北伐，所向披靡，先至长江流域，继至黄河流域，终至底定北京。开始于北京，随后遍及全国各阶层的革命运动，已先为这次国民革命军的新胜利奠定了心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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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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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今年整五十岁了。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欧洲最古的大学，如意大利的萨劳诺（Salerno）大学是一千年前创立的；如意大利的波罗那（Bologna）大学是九百年前创立的。如法国的巴黎大学是八百多年前一两位大师创始的。如英国的牛津大学也有八百年的历史了，康桥大学也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今年四月中，捷克都城的加罗林大学庆祝六百年纪念。再过十六年，波兰的克拉可（Cracow）大学，奥国的维也纳大学都要庆祝六百年纪念了。全欧洲大概至少有五十个大学是五百年前创立的。
在十二年前，我曾参加美国哈佛大学的三百年纪念；八年前，我曾参加美国彭州大学（UniversityofPennsyluania）的二百年纪念。去年到今年，普林斯敦（Princeton）大学补祝二百年纪念，清华北大都有代表参加。再过三年，耶尔大学要庆祝二百五十年纪念了。美国独立建国不过是一百六七十年前的事，可是这个新国家里满二百年的大学已有好几个。
所以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怎么配发帖子做生日，惊动朋友赶来道喜呢！
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二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两千多年的高寿。自从我到了北大之后，我记得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廿七年纪念四十周年，都是承认戊戌年是创立之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也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
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在这区区五十年之中，已经过了许多次的大灾难，吃过了不少的苦头。他是“戊戌新政”的产儿，但他还没生下地，那百日的新政早已短命死了，他就成了“新政”遗腹子。他还不满两周岁，就遇着义和拳的大乱，牺牲了两年的生命。辛亥革命起来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民国成立的初期，他也受了政治波浪的影响，换了许多次校长。直到蔡元培、蒋梦麟两位先生相继主持北大的三十年之中，北大才开始养成一点持续性，才开始造成一个继续发展的学术中心。可是在这三十年之中，北大也经过不少的灾难。北大的三十周年（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纪念时，他也变成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了。他的四十周年（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纪念是在昆明流离时期举行的。
我今天要特别叙说北大遭遇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并且要叙述北大应付那危机的态度。
话说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国币一百万圆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蒋校长和他的同事们费了整整八个月的工夫筹备北大的革新。我们准备九月十七日开学，全国教育界也颇注意北大的中兴，都预料九月十七日北大的新阵容确可以“旌旗变色”，建立一个“新北大”的底子。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七日，新北大开学了。蒋校长和全校师生都很高兴。可怜第二天就是“九一八”！那晚上日本的军人在沈阳闹出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件，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我们北大同人只享受了两天的高兴。九月十九早晨我们知道了沈阳的大祸，我们都知道空前的国难已到了我们的头上，我们的敌人决不容许我们从容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那八个月辛苦筹备的“新北大”，不久也就要被摧毁了！
但我们在那个时候，都感觉一种新的兴奋，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国难之中，工作最勤，从没有间断。现在的地质馆、图书馆、女生宿舍都是那个时期里建筑的。现在北大的许多白发教授，都是那个时期埋头苦干的少壮教授。
我讲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北大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实在有点志气，能够在很危险、很艰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奋斗。我觉得这个“国难六年中继续苦干”的故事在今日是值得我们北大全体师生记忆回念的——也许比“五四”“六三”，等等故事还更有意味。
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的渡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渡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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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我和北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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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九一三年进北京大学教书的，到一九二九年离开，前后凡十六年。其间所经历者，所见闻者，诸如新旧之争，内部倾轧，蔡元培之长校与离职，蒋梦麟之长校，五四运动之于北大，等等，有足述者。惟北京大学自清末京师大学堂以来，迄今垂六十余年，人事沧桑，变化甚大，我在北大十六年间，仅为其中一片段，盖无可为系统之概述，因就记忆所及而掇拾之，谨作参考。
我进北大之缘起
我是浙江吴兴人，因父亲在陕西供职，我于一八八三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厅。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陕西藩台樊增祥选派五十名陕西籍学生到日本留学（张季鸾即在其内），我和三弟沈兼士因非陕籍，不能入选，乃自费和他们同往日本求学，由一位四川名流徐自休先生率领赴日。当时，有一位在江西出生的浙江吴兴人蔡宝善在陕西做候补县官，因同乡关系，蔡写信给在日本留学的许炳堃（也是浙江湖州府同乡），托其照顾我和兼士。抵日本时，炳堃特来迎迓，从此订交。
我们兄弟在日本九个月，因家庭经济不宽裕，无力供应继续求学，兼士考取了日本铁道学校，留日攻读，我则于一九○六年返国。回陕西住了一年，即迁返浙江吴兴闲居。不久，到杭州做事，曾在杭州高等学校代过课，在幼级师范教过半年书，又在第一中学教过课。第一中学校长马幼渔和我弟弟兼士在日本同学，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弟子。其时，兼士也已从日本返国，在嘉兴教书。
大约在一九一二年春节，许炳堃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又陵）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胡也是浙江吴兴人，在日本仙台高等学校留过学。何、胡都是许炳堃的朋友。据许炳堃说，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燏时。那天闲谈时，许炳堃告诉我：“何燏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燏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堃认起真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堃忽来告诉我，何燏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到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堃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
何燏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同去的有太炎先生门生朱希祖，他是应吴稚晖的邀请，到北京去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关于注音字母的会议。其时是一九一三年二月。
到北京后，一天早晨，我到北大去看何燏时。略谈后，燏时就请教务长姚叔节（桐城姚鼐之后，在北大教桐城派古文）来见面。姚叔节和我简单谈了几句，要我在预科教中国历史。姚三先生和我只会过这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
第二天，见到胡仁源，胡说：“我们已经晓得你来了。昨天浮筠对很多人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言下之意，对北大的那些老先生可以不理会了。“浮筠”是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的别号，从胡仁源的这句话里就可以意味到，北大在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之争已经开始了。
新旧之争
当时，北大分几科，每科设学长。理科学长夏元■，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何燏时，预科学长胡仁源，文科没有学长，由一个姓夏的（忘其名）负责，名义好像是文科教务长。
一九一二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次长，董惇士大约是秘书长，颇专权，因严复抽鸦片，示其辞北大校长职，以何燏时代理校长，仍兼工科学长。这是新旧斗争之始。
严复之被赶，抽鸦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严复之一向不服教育部管，也不仅仅是他的来头特别大，而是他有一个六万两存折在手中，这个存折是东清铁路股票，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这个存折相沿在京师大学堂校长手中（东清铁路和京师大学堂的关系，我就不知其详了），蔡元培、董惇士到教育部后，就要严复交出这个存折，被严拒绝，教育部则必得之而甘心，因此，示其辞职。
这个六万两的存折，其实是空的，一个钱也没有。我后来听道胜银行买办沈吉甫谈起这件事。他说：“这笔存款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当年清室曾投资六万两于东清铁路，这笔款子由某王公经手，但被那个王公吞没了，拿了道胜银行一个存折，钱并没有交。道胜银行碍于清室的面子，不好否认是空头存折，但要去取钱是取不到的。”虽然是空头存折，严复却可以凭他的面子去几家银行押款。北大在严长校期间，确也仗了这个存折解决了一些经费上的困难。这个存折的内幕，当时的教育部并不晓得。何燏时代理校长后，教育部也命其交出存折，而各科学长不同意，鼓动学生反对。以后，这个空头存折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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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我和北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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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下面就谈谈新旧之间的不相容，等等情况吧。
和我同到北京的朱希祖，在参加过教育部召开的注音字母会议以后不久，也进了北大。接着，何燏时、胡仁源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马裕藻（幼渔）、沈兼士、钱玄同都陆续聘请来了。最后，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季刚）也应邀到北大教课。我虽然不是太炎弟子，但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
虽然如此，但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
京师大学堂的怪人怪事不少。
我进北大预科教书的那一年，见到差一年就要毕业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学生陈汉章。此人那时约四五十岁，和陈石遗相仿，是一位经学大师，浙江象山人，读书甚多，颇为博杂。京师大学堂慕其名，请他去教书，他却宁愿去当学生。为什么呢？此人身体虽已入民国，脑袋却还在封建时代，平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点翰林。清末废科举，兴学制，设立京师大学堂，然朝野之间，对科举记忆犹新，不少知识分子未能忘情，陈汉章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流行一种看法：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称为洋翰林，是新学堂出来的，也是天子门生。陈汉章必欲得翰林以慰平生，因此宁愿做学生，从一年级读起。但是，不久辛亥革命起，清王朝被推翻，陈汉章洋翰林的梦也随之破灭。我进北大预科的第一年教历史，第二年，陈汉章毕业了，北大还是践前约，由他接我的手教历史，我则教国文去了。
预科还有一位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这位先生上课时，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时照送如仪。有一次，在教员休息室里，学生来向我借书，借之而去。桂蔚丞大为诧异，对我说：“你怎么可以把书借给学生呢，那你怎么教书呢？”我回答说：“这无从秘密的呀。书是公开的，学生可以买，也可以到图书馆借。”原来，这些老先生教了几十年的讲义和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