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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游历，最好的方法就是“野游”。没有人招待陪伴你，没有任何事情缠绕干扰你，也没有任何的限制阻拦你，从身体乃至心情都是自由自在的。放野四山，坦舒无可形状。
我们走累了，恰好路过一个叫什么“街”的小集镇。当地人方言叫“该子”。集镇上五颜六色的少数民族服饰让你眼花缭乱，哈尼族人、彝族人、傣族人、白族人、撒尼族人……还有些让你难以分辨的民族。各民族语言混合在一处，你不知身在何方。集镇上各民族百姓从四面汇集，售卖的东西也千奇百怪的。被我们视为珍奇食物的一些“菌”类如“牛肝菌”、“鸡棕菌”等等，在这个山野集镇上是堆在大块的塑料布上论“捧”卖的。给多少钱，山民懒得称，用粗大的手拿给你捧几大棒就是了。我还看到一个山民用背篓装的石榴，一个竟然只比足球小儿毫！你说这里是边远落后的边境山区，我曾经在一个寨子里听到农民在拉小提琴在吹黑管。这个寨子隐藏在深山里，距离县城也起码有半天的路程。而小村乐队的乐手们习惯的打着赤脚高卷着裤腿。旁边，是温顺的水牛的细细地咀嚼。
那一天，我们吃了一顿毫不掺假也毫不伪作“地方特色”的地方小吃——烤豆腐干，烤饵块。就在路边的一个小摊上，一个火盆上放着一块篦了，下面是木炭火，篦子上是一块块据说是云南特产的“石屏豆腐”。豆腐干切成四方小块，放在炭火上慢慢烘烤，等烤至两面焦黄时，你蘸着用麻油甜酱油辣椒调制的一种专门调料，那个滋味我至今都没有找出一个特别准确贴切的词汇去形容它的美味。
人一生要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有些事情固然当时可以“惊天动地”，但在你的心里未必能保留多久。有些经历在当时看来似乎有点“过眼烟云”似的须臾间就过去了，没有几分钟功夫就会忘在脑后。
但人最奇怪的一个大脑功能就是，当你细细咀嚼人生梳理经历回忆往事的时候，你能想起来的，往往是那些在当时几分钟之间就不经意的过去了的往事。
2003年5月于京西寓所
电影的现实
王汉川 贾磊磊等
时间：2003年9月18日
地点：北京犀锐文化艺术中心
策划：杨 卫 金 燕
主讲：王汉川 贾磊磊 史 建 杜庆春 卫希帝
主持：金 燕 杨 卫
主持人语：
十年前，除了专业的电影工作者，几乎没有哪个百姓能知道塔尔科夫斯基和安东尼奥尼，但现在在年轻人的聚会交谈里，随随便便就可以听到像费里尼、小津安二郎、阿巴斯等等许许多多电影大师的名字。但同时，十年前的那些年月，电影院的售票口总是排满长队，而现在我们几乎很难有机会感受到与几百上千人同坐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一起哭一起笑的滋味了。（1980年后出生的孩子们的观影经历几乎就来源于电视屏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奇怪的悖论——中国电影观众观影素质的普遍提高、观影热情的持续高涨和中国电影市场的长久萎靡。
“看片子”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也是一种需要，但在影院里正儿八经地“看电影”则远远没有形成整体氛围。盗版电影市场的繁荣、书店里持续热销的电影专业书籍、时尚杂志里必不可少的电影版块等等都使我们不能不意识到电影文化已经在大众中间自发兴起。而电影院的门可罗雀、电影票房的持续低迷、大量国产电影的“自产自消（失）”则在提醒我们，真正的电影文化还没有形成，因为健康的良性的电影市场没有形成。不能不说，电影文化已然兴起，但显然没有真正成熟。
问题出在哪里？只是由于一个盗版问题吗？还是作品本身的问题？抑或创作者本身的问题？还是有更大更多的主客观原因？解决的途径在哪里？
另一个电影热爱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电影经历过几个很耀眼的时期，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无论从商业上还是从艺术上，都有着现在难以企及的辉煌。那么未来呢？中国电影有再度辉煌的希望吗？当代的中国电影在都市化进程中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正巧旅居国外的电影理论家王汉川先生归国探访，便召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贾磊磊和电影学院的杜庆春以及《今日先锋》的史建等专家坐在一起漫谈中国电影的发展。有趣的是，与会的几位专家正好涵盖了老中青三个年龄段，几乎可以代表1980年以来的三代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观众。观点各有侧重，但放在一起似乎就可以使人全面地了解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现状和未来，也使得我们有机会从多种角度尽可能全面地看待中国电影发展中间存在的问题。
——这正是设计这个“电影的现实”漫谈会的宗旨。
杨卫：
今天把大家请来，是想请大家谈谈中国电影的现状和对中国电影发展前景的一些看法，正好赶上王汉川先生从美国回来，也很想请王先生介绍一下西方观众对中国电影的看法。大家可以泛泛地谈，先请王先生介绍一下吧。
王汉川：
今天和诸位青年学子见面我感到非常激动。我在国外生活比较久。到美国已经十三年了。现在，正赶上我们国家民族复兴的伟大时期，我对这个社会现实比较关注。我对我们国家的民族文化非常热爱，这些年我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我们国家的文化介绍到国外去，还有就是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做些具体的事情。
金燕：
王老师，您在国外做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对西方电影文化应该是比较了解的，那么您从国外看中国电影的发展应该有一些比较不同的角度，您对国内电影的发展现状有什么具体的感受呢？
王汉川：
那我就对中国电影发展动向说一点看法，算是抛砖引玉吧。我觉得中国电影这几年的发展，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一种载体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大家知道中国电影的发展经历了几个辉煌的时期。一个是三十年代中期、四十年代末期、五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文革”以前，再一个就是七十年代以后的电影语言的改革，最近几年电影的创作更加百花齐放、多姿多彩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些年电影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总结了过去几十年电影创作的基础上，对电影镜头的运用、电影画面的构成、电影的叙事形式上的把握都有很大的进步，电影表现手段更加广阔，也更加感动人了。咱们中国电影在西方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在西方搞中国电影回顾展，往往是以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经典电影为开端，因为那个时代的电影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的风风雨雨和各个层面，而且从世界范围上来讲也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那么后来经过一代一代的努力，电影艺术手段是更加丰富多彩了，不仅继承、借鉴了西方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也融入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所以具有很鲜明的文化艺术特色。我国电影在西方艺术节上频频获奖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电影作为一种最大众化的传播载体和表现形式，我想真正的电影、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具有责任心，把一个国家人们所关注的东西表现出来。
金燕：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呢？
王汉川：
我在国外这些年，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一直比较关注，有几件事情印象比较深。1996年前后，在雅典城，一个雅典的文化机构举行了世界电影汇展，包括我们中国的几部影片，其中有田壮壮的《蓝风筝》，那部片子在国内没有公演。当时我和我太太看到那部影片非常激动，热泪盈眶。同时我看到许多在场的外国朋友，他们也在纷纷地擦眼泪，这说明电影艺术作为一种国际性的传播手段具有强大的力量。关于《蓝风筝》，我们暂时不去评论影片本身的政治内容，就说它反映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给西方观众一个强烈的印象。
可是我们中国电影到底是不是真正全面地反映了我们中国的社会现实呢？我认为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深挖我们中国优秀的东西，把我们的传统美德介绍到西方去，还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比如我本人经常在美国一些大学里做讲座，介绍中国文化，有人就问我，你们中国是不是确实还有女人裹小脚，一夫多妻。我问你从哪个地方得到这些印象，他就说，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的电影中得到的。我说那个电影的片头有字幕，说明那是过去的故事，二十年代的故事，离现在已经很久远了。他说可是给我们的印象你们还是这个样子的。这就说明我们电影工作者还有项使命，就是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全面地介绍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中西文化中间的沟通越来越多，但是仍然存在着互相把对方妖魔化的倾向，特别是对对方的文化负面的东西注重较多。布什总统去年来中国的时候发表了一个演讲，特别提到两国的人民在文化上需要更好地沟通，互相取得更多的理解。我们当然可以开讲座去讲这个东西，但是电影是个更有力的传播手段，可以发挥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
金燕：
那王老师可否说一下，我自己也比较关注，像您说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大多是长袍马褂裹小脚梳辫子之类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第五代在国际上的频频获奖，恰恰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包括国外的人对东方电影认识的偏见，有没有这种可能？我想请贾老师杜老师你们也都谈一谈。
杜庆春：
刚才王老师说的一个偏见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任何一种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如果文化没有偏见，这种文化就是没有特征没有特点的，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有那么多不同，就是因为中国文化有那么多偏见，比如喜欢红色，红色喜庆，黑色丧气。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偏见，但是有这种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坚持这样的一种文化偏见，同时我们自己知道这是一种偏见，也知道别人有那种偏见，大家都带着偏见出来，然后去审视对方。其实，中国电影为什么只有那些影片受到欢迎，这倒不是说只有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那种影片受到欢迎，其实当代题材比如说《小武》，也同样受到特别大的关注。因为《小武》对于他们也确实好切入，一看就是个悲剧，但是确实是你这种题材才好卖。其实我们中国还有好的导演，比如章明的《巫山云雨》这样优秀的作品，那在国外的反响要小得多，因为这太中国了，他们都不太理解。包括韩国的洪尚秀导演的作品《江原道之力》，在西方世界的影响相对也小得多，他不像《醉画仙》（韩国，林权泽导演）这样的片子很快受到关注。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金燕：
那是不是说就为了取得西方的认同而要放弃自身对现代的表达呢？
杜庆春：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不应该因为西方人不关心我们就不做《巫山云雨》这种影片，真的应该去做属于自己的影片！如果整个东亚形成自己的电影文化圈的话，这样我们才能有自己的地盘能够和西方的评价系统相抗衡，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认为应该会向那个方向发展，没必要非要用美国标准或者欧洲标准来评价自己的年轻导演和他们的作品，因为这个共同市场其实是太大了。国内的资金和消费市场都足够大。所以中国导演不要太受西方的价值评判体系的影响，过分在乎国外电影奖项的评判会丧失我们自己的个性。
现在的年轻导演太重视西方电影节对我们的评价，这不单是中国的情况，日本也是这样。日本电影人特别悲哀的一件事是日本年轻电影人写故事梗概的时候先给西方三大电影节的审片人来看，如果他们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回去再写剧本，这就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坚持自己做这些事情，你自己做大以后，别人就会换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你。至于我们现在还是不是小脚？他认为我们是小脚那就是小脚，没关系，只要我们每天有电视机卖到美国市场，他总有一天会改变对我们的看法。坚持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不要考虑太多因素，我们这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我们自己去表达，做得好的话，我们本土市场就足够了，不太需要外国市场。《英雄》卖到美国才多少钱？很少很少的钱！
金燕：
请贾老师来谈谈吧。
贾磊磊：
我觉得王先生杜先生谈的都很好。其实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内，一般来讲，民众对电影的关注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大家对电影的娱乐层面比较关注。但对于一个学者来讲，对于一个搞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来讲，其实更注重的是一个电影的文化层面或者说它的思想品格之类的东西。我记得今年奥斯卡颁奖仪式的时候，国内做了一个直播活动，就是美国的媒体对世界的名人做了一个采访，对所有采访对象都问同一个问题，包括希拉里，包括很多国际名人——“电影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里面一定不仅仅包括茶余饭后去看一部电影，消遣一下就算了。就像王先生说的一部电影改变了他的命运，一部《武训传》这样的电影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那么每个电影给每一个人的感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现在大多数人关注的可能是电影对他个人生活的一种调剂的功能，或者说娱乐的功能。但我们现在在这里花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不是这个层面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关注有其他意义在里面。当然我们不是说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就不好，文化的东西不是这么简单。但我们应该允许多元的多项的视点存在。
金燕：
那么贾老师您的视点在哪里呢？
贾磊磊：
刚才你们说中国电影的现状或者说中国电影未来的前景也好，我觉得，据我个人的了解，我们过去对电影的关注，更多的是在电影的叙事、影像层面上，就是说，电影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作为一种政治的工具，丧失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存在的价值。比如在“文革”时期，电影完全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用它来进行政治斗争，就把电影艺术的内容和意义降低到了最低点！那么粉碎“叫人帮”以后，有很多，特别是像王先生说的这一代理沦工作者或者是导演，包括我们这一代，像史建这样的人——新时期以来走过来的人，特别关注怎样把一个丧失了电影艺术本性的电影重新回归到电影艺术的轨道上来。包括第五代早期的电影，具有很强的先锋性。当然也包括第阴代的很多电影，比如说郭宝刚拍的一部电影叫《雾界》，当时在中国电影史上可能是镜头最少的一部，只有144个镜头，现在的电影一般者都在400个以上，有些动作片甚至都是上千个镜头。——他们对所谓电影的纪实性和电影美学的探究，也就是说把中国电影以前没有过的样式创造出来——这种欲望非常强烈。
那么从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更关注的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电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电影、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其实现在如果我们要讨论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的话，最主要的应该讨论电影的体制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讨论一下电影生存的机制和土壤是不是非常的合理？除了我们在影像层面上关注电影艺术外，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电影在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因为我觉得，电影虽然有一些共性，在一些抽象的艺术小质或者它的技术层面物质层面有共性的东西，全世界的电影都有，比如说它是声画一体这样一种叙事的方式。但是真正决定电影本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政体决定了一部电影，决定了它自身的本质。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体制下，我们的电影和好莱坞必然会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国体决定的，因为我们的电影肩负了好多的国家职能，包括教育的职能、思想的职能。换句话说，我们主流电影的文化秩序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内容。那么美国电影更关注的是，像刚才王先生讲的，更关注电影的商业性娱乐性，他的意识形态是通过他的商业和娱乐的渠道来体现的。但我们的电影呢，可能由于我们的体制决定，我们的电影与美国电影有很大的很强的差异，怎样使我们的电影在这种体制下，艺术品质和文化品质全面提升上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金燕：
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当然也很敏感。
贾磊磊：
从1994年以来，终止了电影公司对所有国产影片的发行之后，现在中国电影基本上是在走产业化的道路。我们过去都是用政策促进电影的繁荣和发展，我们提得最早的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思想性、娱乐性、艺术性的统一”，比如还有“坚持多样化、提倡主旋律”，包括更早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大众服务”等等这样一些政策来促进电影的发展，在市场化的机制下，有些已经过时，还需要做一些调整。所以说怎么样建构中国电影产业化的体制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说，不仅仅是靠调整一种政策，而是要改变整个电影的生存方式，这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一个趋势！这种趋势将来会逐渐过渡到比如电影的放映现在要分级，就是放映逐渐向分级制过渡。原来是审查制，现在国家开始实行审查制向分级制过渡。
另外从制作的层面上，中国电影的融资方式现在非常多样，不是像过去那样国家不停地投资，不停地向电影业投钱，然后它的盈亏都由电影公司最终来结算。那么现在有政府投资也有民营的公司甚至还有海外投资，像《英雄》就是采取海外银行贷款的方式。也就是说电影的融资方式也在变化，整个电影产业体制也在调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中国电影出一两部《英雄》这样的电影，你说不重要吗？也很重要。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