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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丽，我已决定到你那儿来旅游，坐火车的话，一般要几天才能到达？
——计算一下重庆至上海的时间，再加上一个夜晚的轮船，就这些。
——亚丽，说来有点好笑，我至今还未坐过海轮，晕船可怕吗？
——客轮上有晕船药买，吃了就没事。
——亚丽，还有，你那儿住宿情况如何？
——看你要什么样的规格喽。
——亚丽，能洗澡，干净些，包房七八十块的样子。
——这种中档房我公司有的是，给你预订一间，够吗？
——亚丽，你以为我携妻带儿啊？告诉你也无妨，我仍是光棍一条。
——你这人真滑稽，光棍不光棍跟我有什么关系！
——亚丽，你怎么变得冷酷无情，想当初我们……
——我们……王建国先生，别捉迷藏了，说出你是谁，行不行？
——亚丽，王建国嘛，你的老同学。
——……我的老天……我的老同学……那就算是吧……
——亚丽，你别见笑，我是第一次准备出远门旅游，心里没底，就像将要做一件大事那样，其实出去走走，回来也改变不了什么。
——听口气，好像处境不妙？
——亚丽，处境倒不错，只是心里很烦，又说不出原因。
——心烦，光是心烦？
——是啊，亚丽，心烦，想忍一忍让它过去，但老是过不去；即使暂时过去了，不知哪天又会突然冒上来，所以迫使自己行动……你难道不觉得，我们的年纪在一天天增大……
——你几岁，王建国？
——亚丽，这个你都忘记了？我们是同学，当然跟你同岁喽！
亚丽，你承认那个王建国就是你的同学，并且了解到他原来也在心烦，是吗？正如电话里所说，就算是吧，王建国，我大学的同学，那又怎么样呢？他心烦想出门旅游，能到我这儿来，而我心烦想去哪儿都不成，跟一个陌生的男人聊聊总成吧。是陌生吗？君住长江头，我居长江尾，同饮一江烦恼水，好笑吗？是有点好笑。难道不可以把他想象成是我久违的，有点儿神秘、狡黠、黑色幽默的同学吗？再添加上血肉，使他的形象丰满些，不就是你心中的倾诉对象，并且可以惺惺惜惺惺了吗？有过这样的感觉吗？这感觉，曾经是你每天的期待吗？可惜，我心里仿佛只有一个梦，一堆灰，无法建立健全一个美妙的形象。而我又在轻轻地召唤，希望一个什么人出现，哪怕朦朦胧胧的，恍惚不定的，这样，我就有了寻找的理由，企图实实在在的拥有，或者说通过自己的回忆，有真的回忆，也有杜撰的回忆，使本来只是一个轮廓，一个泛泛的感受变得清晰起来，然后，痛哭一场，将莫名的烦恼统统哭出来。
这种时候，我盼望电话铃再次响起，不管对方是谁。打电话来的是即将成为新娘的李晓萍，她约我晚上到离我单位不远的月朦胧大饭店去跳舞，并且强调光我们俩，千万不能失约。两个女人去舞厅，明摆着给男人陪舞嘛，我有点儿为难。李晓萍说管他对方是谁，你只管摇动脚步就是了。而我不习惯，再说你马上要结婚了，还是少去这种场所为好，我说。李晓萍说正因为如此，我决定最后再去疯狂一把，你就不能陪陪我吗？真的最后一次？我问。李晓萍说我指的是这种性质的跳舞——你就算去开开眼界，坐在那里也行嘛。那好吧，不过，我还得同家里的那位打个招呼，我说。李晓萍说别这样，这样你就是十足的大傻瓜——对男人不能说去这种地方……找个由头，使他不会产生醋意，明白吗？停了停，她又说，女人越活越没劲，结了婚，肉体要归一人所有，灵魂也得归一人所有，里里外外的自由全都没了，剩下的只有心烦，你说呢？
我迩能说什么？我只是在想，正因为心烦，才答应陪你去舞厅。
晚上像平常一样，我和丈夫面对面默默无语地吃饭，然后，与往日的情形有点两样——他注意到我早早地洗了脸，化了淡妆，换上花呢长裙和领口开得较低的紫罗兰羊毛衫。出门之前，我说李晓萍过几天结婚，约我去看看她布置的新房，你去不去呀？他只是模棱两可地“哦”了一声。我知道他不会与我同行，因为他讨厌李晓萍，还给她取了个雅号：公用花瓶。
于是，流光溢彩的月朦胧向我敞开了兴奋的大门。李晓萍在情调闪烁的舞厅里迎候着我，让我一眼看到，她身上并非像我想象的东暴西露，相反，在比较正统的连衫裙上还套了件红皮背心，显得落落大方。将我领进一个开放型的包厢里，她悄悄地向我声明，今晚谁来请就跟谁跳，光是跳，拼命地跳，一直跳到头晕眼花为止，而决不收人家一分钱。我突然发觉，她的眼睛里含有泪水，神情是失恋般的痛苦；这，也可以理解为，对告别一种生活方式的依恋，甚至，对另一种即将到来的生活的莫名恐惧。此时此刻，作为从这种生活里走过来的人，心里是何种滋味？说真的，我心里忽然发酸，有种想陪她，陪这个即将成为新娘的李晓萍一起掉眼泪的感觉。但我竭力克制着自己，同时想着这里是寻欢作乐的客站，是洗却烦恼和寂寞的浴池，你来对了，早就该来，在某个男人有礼貌的一声邀请中，欣然起立，听从优美而伤感的乐曲的牵引，走向没有困惑没有苦恼的光洁之地，卸下沉重而丑陋的心理外衣，翩翩起舞……
像星期五这种日子，又是下着霏霏细雨，秋天里难得的雨丝，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用手指往玻璃上涂抹着，试图写出文字，确切地说，想写出心里话，而事实上是乱七八糟，一如我的心境。因此，我只好沉浸到往事之中去，再伸出感觉的触角，从往事的角度来感知今事。然而，生命在我身上快乐地行进着。这我知道，也非常愿意，但我感到日子过得黯淡无光，就像昨晚一样，回到家里，十一点半，丈夫已经睡觉，把居室弄得黑灯瞎火，异乎寻常。从月朦胧返回的路上，我想着要同丈夫和好，本来也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要他主动与我说话，夫妻间的事就一切依了他。但开亮灯，发觉他用被子裹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显然是叫我别去打扰，让人失望至极。男人应该有大丈夫的气概，对自己老婆有看法，骂几句粗话也像个样子，而闷声不响，打着肚里官司，令人感到有种无形的压力。与其制造这种紧张气氛，不如重重地打我两下屁股。
有人打电话来，一听是王建国，他说：
——亚丽，我想早点见到你，所以改为乘坐飞机，订好了星期一的机票。
——这么说，真的要飞来了？
——亚丽，真的，我已经展开了双翅，就差嘟一下，就能飞到你的身边了；星期一你不要离开办公室，我一到就同你联系，我们一起吃顿饭。
——吃饭？算了算了……
——亚丽，同学分别八年，见面吃顿饭也有不方便吗？
——那……还是见了面再说吧。
——亚丽，吃顿饭还需见面再说？笑话！就这样定了。对了，离你单位近一点、好找一点的饭店叫什么？
——最醒目的要数月朦胧……
——亚丽，我们就在月朦胧相会；现在，我要把电话挂了，省得你拒绝。星期一见！
真的，这个王建国要来到我们的城市，出现在我忧郁的生活中了。那么，星期一要不要与他一起吃饭？其实，我在想的是，吃饭以后，王建国还会提出什么要求？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次下决心出来旅游，他是不是在寻找机会，一个可以改变他某些东西的机会？这很难说。而我，努力说服自己，或者说欺骗自己，他就是你的同学，一个尚未结婚的男同学，是不是也在拢寻什么机会呢？当然，这也很难说。如果说，一见面，王建国给你的印象不错，甚至让你产生某种感觉，那你下一步该怎么走？下—步又怎么样呢？事实上，对现有的生活，我并没打想急于去改变。既然这样，让丈夫知道了这一切，他会作出什么反应？打你，骂你，或者，捏着这条不光彩的把柄而羞辱你，叫你从此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过，光是和远道而来的“老同学”会上一面，吃顿饭，好像不应该有这种后果。那么，你为何有这种羞于启齿的心态？羞于启齿吗？回家干脆同丈夫通个气，看看他的态度也好。
然而，丈夫一夜未归，既没留下只言片语也不来个电话，不知去了哪里。结婚六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使我睡不踏实，所以天亮即起，想给他的几个朋友打电话，问一下是否在他们那里打麻将，谁知他带着满身酒气撞进门来，还往地板上吐了口痰。我气愤地说，找死啊，喝一夜酒！他说我死了你才高兴哩！那你去死吧，我说。他瞪着充血的眼睛逼近我，说我要活着，要让你难受……前天晚上你在干吗……说呀，怎么不敢说了？什么不敢……早就同你说过了嘛，我说。好，口气软了，说明心虚了……他说着，一把揪住我的衣襟，又拎又拎，你当我是白痴，可以给你随便骗……哼，竟然敢和野男人在舞厅里约会！谁约会了？我解释道，只不过陪李晓萍去跳跳舞，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亲眼看见你搂着野男人跳贴面舞，还要抵赖，真不要脸！他把我推到了墙壁上，又吼道，说——他是谁？不认识，我大声说，自己心烦，谁来请就跟谁跳去了，信不信由你。好啊，你心烦了就去找绿帽子给我戴，他妈的，我心烦了……只有……一刀杀了你！他将手掌弄成刀子状，架在我的脖颈上，来回划着。我被弄得痒痒的，笑着对他说，别闹了别闹了……我无非是跟不认识的男人跳了几支舞，绝没有其他的事，请你相信我。放屁！他的手掌由刀子变成了夹子，掐在了我的喉咙上，不过没有用力往死里掐，老实坦白，你们的关系有多长时间了？你……！我扳开他的手，往前一冲，你再发酒疯，我就走！走，好，太好了，他指着那扇还未关严实的门，走了就不要进来。
假如，这个时候，丈夫从四楼的窗户里探出他那糊里糊涂的脑袋，喊我一声，“喂”一声就够了，不要更多，那么我，呆立在楼道口的我，或者说等着他“喂”一声的我，就会扭头回来，回到家里来。事实上，我等了好几分钟，而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心声：走吧，早上空气清新，就算散散步。
就这样，我在这条收留过自己千千万万足迹的路上，一边漫无目的地走着，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凉而湿润的空气。这件事完全出乎意料——仅仅是跟陌生的男人跳了几曲较为亲密的舞，就被丈夫通过他的小心眼而窥探到了。而另外的事虽然不是很明确，你多多少少做了些安排，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这件事来得太迅猛，使你无法自如地应付。你慌了手脚，郑亚丽！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想去哪里。最好，迎面过来一个人，不是李晓萍，而是一个不知你的底细却又让你觉得非常可信的人，你就可以向其倾吐心中所有的东西，连同灵魂里的一小点隐秘。看来，这个人还在远方，在遥远的呆个地方。无助的感觉迎面而来。忽然，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伴有隐隐的报复欲望——星期一赴约！说不定过了星期一，事情就会明朗，心态也会随之正常，对自己，对丈夫，还有，对那个王建国。
于是，我匆匆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抓起了电话：
——喂，是我……
——……哦，亚丽，我没想到你会打电话过来，而且这么早，你……
——我只想问问你，星期一几点钟的航班？
——亚丽……本来是要给你挂电话，但今天是休息日，又不知你家里的电话，没法联系……是这样的，昨晚……唉，好多事没法说，总之，十分抱歉，这次我走不成了……不过，一定再找机会……
我扔下话筒，没有使它落实到应有的位置，而是像一条翻白的鱼儿搁在台板玻璃上，任其发出持续不断的哀鸣声；随后，我就用这双空闲的手蒙住自己的脸，让脸上的某个器官同样发出持续不断的哀鸣声，这声声哀鸣，此起彼伏，应和着窗外街道上的一阵阵喧闹声。我知道，我并没有失态，我只是在这种种的声响中沉思，而我又清楚，这种沉思，只是对目前的生活不能适应的表现。也许，我和丈夫原本就是相安无事，因为这是生活；也许，现实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王建国，因为所有的电话都是人为的，就像生活内容是人赋予的一样。
好了，我等待着自己重新从衷鸣声中振作起来的时刻。而这一时刻，谁都知道就在心里。我知道，我首先需要的是拯救自己，而不是怪罪生活。
自己是自己的镜子
津子围
我一直梦想作一个大案，这个案子是聪明绝顶的人干的，再精明的刑警也会陷入做案人事先设计好的圈套中，失去了方向。小的时候，我看过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精明的猎手。关键是，现在狡猾的狐狸少了，而精明的猎手也不多见。
在D城老街居住那段时间，我常常在入睡前设计我的方案，一点一点完善每一个细节，以便使得整个作案过程天衣无缝，无懈可击。那一段时间，我正为澳洲一个品牌热水器做销售代表，整天忙着跑生意，同时还得和小可吃饭、调情、睡觉。可无论怎么忙，在夏季难以入睡的夜晚，设计案情都成了我最大的乐趣。
我是这样设计的，我做的这个案子是一个杀人案，没有明显的杀人动机，比如情杀、仇杀或者谋财害命，都不是。刑警们都相信因果说，他们认为不存在没有原因的谋杀，如果制造了这样的案子，就可以给他们设置一个判断上的障碍。接着是杀人手段，我会选择一个复合的手法，让他们无法找到蛛丝马迹，也找不到一个任何说得过去、或者看得上眼儿的证据。这样，这个案子就会成为死案。当然，我显然是乐观了一些，赋予了很高的理想主义色彩。不过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为了接受处罚而去作案的，他们都相信，他们是可以逃避法律的，如同司法人员说的“那些家伙，普遍存在着侥幸心理”。
尽管在案子的设计中，我割断了因果联系，可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必须在事先就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作案？作案的对象是谁？
我想了很久，找到了还算说得过去的理由。作案是一种兴趣，一种向社会挑战的方式，上大学之前，我参加过全市奥林匹克竞赛，我答对了三道闯关题，在参加竞赛的众多好手中，我是唯一答对那三道题的人，可我的成绩却不理想，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有五道大家都可以答上来的、简单的题我没答，没答是不屑于回答，在我看来，既然是奥林匹克竞赛，这样的题也太小儿科了。上大学也一样，由于偏科，我没进入所谓的一流大学，只读了排名并不靠前的工科大学，同时，我也知道，这些都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呢？
下午小可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吃吃笑着，她说我在上海蓝园度假村，5点还有一班飞机，你一定要来啊，我想你都快想死了。我一听就火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能不让我操心呢？小可说我不会不让你操心的，你哪天不对我操心，你就把我忘掉了。……昨天晚上，我还陪小可吃了晚饭，她一句都没提去上海的事，她还说了这几天的打算，很显然，去上海是临时动意的，也许昨天晚上她看到了上海蓝园度假村的电视广告，就给人家打电话，订了套房，她经常这样改变主意，做出一些令我吃惊的举动。问题的关键在我，尽管我对小可的做法不满，甚至可以说被她拖得筋疲力尽，可我还是迁就她。说来别人都不相信，小可长得算不上完美，脾气也很大，而且有点风骚（请别介意我这样的评价），和我同居之后，她还跟一个健美教练来往，有一次我喝醉了酒，她竟然跟我的一个朋友调情。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基本属于保守一类的，以我的个性，我会教训小可一顿，然后把小可打发了，比如删除小可所有的资料，不见小可，不接她的电话，奇怪的是，无论怎么折腾，我们彼此都离不开，不管她犯了多么大的、在我看来无法原谅的错误，只要她哭着向我保证时，我就没了判断力，很轻易就原谅了她。当然，小可的保证是不可信的，她会在我忘记什么的时候，又重复了前一次的错误，接下来，小可再次向我哭诉，表示永远不再犯了。“如果再有一次，我就死。”小可这样说。我轻轻拍着她的头，说：我不希望你死，其实你已经死了很多次，我只是不希望你犯同样的错误，变一点花样也好啊。小可抹着眼泪儿说，我没犯同样的错误，你只要细心区别一下，就会知道了。
尽管我发誓决不去上海，可到了下午4点，我还是匆忙赶到了机场，登机口的乘务员对我说：拜托先生，飞机就等你一个人了。
小可并没有到机场接我，我赶到篮园度假村，对小可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来跟你吵架的。小可咯咯地笑，她说这我早就预料到了，并且，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气呼呼地坐在床上，看着幸灾乐祸的小可，突然，我萌生了作案的念头。
一个月以后，我从澳洲回国，一下飞机，就被公安人员“请”了去，不消二十分钟，我被戴上了手铐子，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戴那冰冷而坚硬的东西，不免增加了恐惧感。
警察先是确认了我的身份，我叫坚尼·张，今年34岁，持有澳大利亚国籍的护照，身份为袋鼠牌电热水器代理商。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他们并没有急于对我进行审讯，而是把我转到了我家乡的D市。
在转接我的过程中，我无法跟外界联系，只在D市的飞机场，我见到了昔日的棋友——老乔。我跟老乔打招呼（押解我的警察立即阻止了我）。奇怪的是，老乔瞅了瞅我，并没有认出我。我想，大概是我留胡子的缘故吧。
到了D市，我被关押在一个单间里（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享受这样的待遇的，当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包括开道的警车），接着，就迎接了一个又一个不间断的审讯。
主审我的人是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长得十分英俊的马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