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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说一下，有人问及，永玉绘画，成绩斐然，为何还要不忘情于木刻、雕塑、诗歌、散文、长篇小说，甚至工艺美术设计，以至让人产生“抢我们饭碗来了”的嫌疑。这现象之所以产生，我想首先还在于他有着太多的人生经历、太多的情感积淀和审美感受，快把肚子撑破了，得充分表达，而形式各有所长，内容各有所宜，于是产生了依托多种艺术形式的“必要”。但“必要”不等于“可能”。这“可能”的实现，关键有赖于永玉对多门艺术相通处的感悟能力，有赖于永玉对每一门艺术技巧要领的把握能力，同时还得有超凡的精力和勤奋，才能出类拔萃，否则就只属打滥仗了。不过，永玉如此多处涉足，从深处看，还是与楚人吐纳百家、好越界扩张的性情相关。无独有偶，沈从文不是在还没有离开文学创作时就开始了古代漆器、瓷器研究了吗！
若干年来，常见一些美术期刊或报纸上有人著文，大谈什么岭南画派、江浙画派，什么东北画家群、西北画家群，证明许多人都注意到艺术家特定风格之形成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了。惟独说及永玉，常只涉及他的幽默，甚至连其幽默的深沉处也不曾充分注意到，也有涉及他文章和绘画的，只觉得好得出奇，却常疏于考察其艺术秉赋的特征和渊源，于是只好大呼“天才”“鬼才”，应酬过去，真可惜。
总之，永玉有幸直接从凤凰活生生的楚文化艺术中获取一份重情爱美的气质，吐纳百家的气概，从而为他的创作，特别是为他的绘画带来了气势非凡，活力充沛，情趣纵横，浪漫奇诡，惊采绝艳的一系列楚风楚式的特征。同时，又因他长期置身于进步的文化事业之中，走南闯北，广泛吸纳，也为他绘画注入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技法。以上种种，共同形成了永玉其文，特别是其画在总体风格上大异于当代同行们的深层根源。从美术史的角度看，永玉这风格独具的大量绘画，应属于灿烂的楚艺术的现代伸延和现代版本。而其本人，也因之成为一位楚艺术精神在当代的继承者和张扬者。像永玉这样有幸与楚文化艺术精神直接接轨的杰出艺术家，目前在中国还有哪些，尚有待发现，开展研究。我想，仅面对一个黄永玉，敏感的中国当代美术史家们也是应当有话可说的。
二、永玉和凤凰群体性格的关系
与永玉交往，所得印象，最突出的足他的雄强尚义和幽默通达。这既是他鲜明的性格，也是帮助他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雄强尚义，是凤凰人的普遍性格，这与城区人大都是楚人后裔有关，更与当地数百年间都是大湘西一座军事重镇有关。沈从文曾将这种性格直呼为“楚人性格”。又因见其锄强扶弱、知恩必报、重然诺、轻生死、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种种表现，与《史记》中一些间巷之佚、布衣之侠的作风近似，因而又呼之为“游侠精神”。这主要看重在那个“侠”字，而不在于那个“游”字。凤凰这地方并非满城金庸小说中那类整天东游西荡，找岔子打群架的男女。凤凰男子大都是战士，社会要求他们具有的是楚辞《国殇》中所提及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勇士性格。
永玉的雄强，除家乡传统影响外，也与他独特经历有关。童年时代漂滩钻洞，打架逃学，待到外出谋生，颠沛流离，艰辛备尝，再之后，则长期在政治运动狂涛中过日子，种种折腾，养就了他不怕场合，遇事沉稳，宠辱不惊的气概。他说过，“我们凤凰人，面临大事时反而安静下来了！”他不见风驶舵，唯唯诺诺，惹翻了，拍案而起，“不瓦全”，破罐破摔有何不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永玉不像当地祖辈那样结成团伙，号称“筸军”，去打英国鬼子、打长毛反贼、打日本鬼子。他从事艺术，孤身一人，去打谁呢？打击小人，又常常下不了手。爱打猎，也不曾遇过老虎豹子，因此，他的雄强，在主动进攻敌人方面，乏善可陈。倒是遭人打击，被动抵抗的机会甚多。曾经有那么二十余年，属于知识分子经常挨打受骂，饱受欺凌的时期，特别是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势头，显然是要文化人的小命了。恰恰也就在这种场合里，永玉的雄强，有了充分表现的机会。
一次，中央美院受“四人帮”鼓动起来造反的学生，决心要通过触及永玉的皮肉来触及永玉的灵魂，当众对他进行一番羞辱。学生们用皮鞭劈劈啪啪地抽打他，他任他们打，就是不叫喊，不求饶，挣扎着决不倒下，背上的血把衣都浸透了，他仍然顽强地站着。回忆这事的人说，这真是一种震慑人心的雄强。那年代，对知识分子来说，活下来真不容易，一些人就活不下来，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被一阵拳打脚踢之后，便投北京太平湖自杀了。人们道路以目，永玉偶尔与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相遇，谁也不敢停下来说话，怕被人看见及检举，惹出是非于对方不利，只是擦肩而过时，沈从文匆匆讲了三个字“要从容！”这就是我们湘西人、凤凰人在危机面前的态度。永玉则把当时十分流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口号改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活”，用以激励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千万不可因活比死困难时，一时软弱，死了，让别人开心，还可为你加上一条“自绝于人民”或“畏罪自杀”的罪名。那环境下，你能拖队伍上山与万恶的“四人帮”对抗吗？只能是“不怕活”，活下来等待“第二次解放”。“四人帮”倒台后，一次永玉同廖承志在一起，廖问：“听说你和四人帮作过斗争？”永玉答：“没有，我只是不曾向他们求饶。”
至于在专业进取方面，永玉的雄强则表现为无论从事哪个门类工作，不做则罢，做就要争个第一流。且不说绘画，就说写诗，他第一本诗集在某年就获了个一等奖。之所以又来写长篇小说，我看其原因之一，也许是见当今不少小说写得不那么好，他想写个好的让人看看。当然，其雄强性格对他从艺的好影响，更重要的是让他顽强地坚持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在从艺路子的选择上，他不听文艺界以“鸣鞭”为职业的那伙人的吆喝，不扛艺术教条主义的顺风旗，也不在意艺术界同行出于狭隘门派观念对他的嘲讽和排挤，他走自己的路，而取得了独具一格的成功。
雄强，作为一种良好性格，需要培养，养成它，是一种目的，但毕竟不是最终目的，雄强要以义为引导、为归宿，才算走上了正轨。
永玉尚义，不过这义的内涵太宽泛了，受时代、阶级、政党、领袖的影响极大，这里不讨论。我想，根本一点，“义”至少是“利他”的。前面提及的凤凰人锄强扶弱、知恩必报、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应当都属一种古典义行的表现。
在朋友间，义有着广阔的展现空间，有人问永玉，这辈子有何特别的感想，他回答“遇见了许多好人”，“也错过了许多老人，因为动乱，自顾不暇。”他因对曾帮助过自己的长辈和朋友不能一一报答而深感不安。几年前，他得到六段从原始森林中弄来的巨大楠木，如此珍贵材料，用作什么好？最后决定在上面刻了《诗经·大雅》中《生民》篇中一小节诗，那写的是后稷的传说，后稷生下来后，被抛掷于陋巷荒郊，多灾多难，幸得牛羊飞鸟和伐木者喂养庇护而得以成长。永玉用这比照自己幸得师友诸多关爱而有今天，他要以此方式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感念。这六段巨柱，现如屏风般平列伫立于北京万荷堂的正中。
至于仗义的事，可说的也就太多了。且说最近一件。为了国学大师陈寅恪归葬江西庐山一事，他为之呼吁奔走，还拉了过去在江西作过领导的人一起去，最近总算有了结果。陈寅恪的女儿见永玉如此热心，还以为永玉曾是自己父亲的学生。其实，要说有什么关系，其一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光绪初年在凤凰任过辰沅永靖兵备道的道尹，后来又当了湖南省的巡抚，推行过新政。其二，我想永玉对陈寅恪提出的一个学人应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主张大约深表崇敬。如此而已。
最近永玉几次谈及故乡长辈对“贱货”嗤之以鼻的事，认定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教育，给了他一把十分牢固的道德尺度，做人一定不能做“贱货”。何谓“贱货”，我想无非也就是凤凰人常说的“不值价”，没分量的人。它的对应一面当然就是雄强尚义了。试想“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何“贱”之有？
雄强尚义确是好事了，不过，它也有两重性。雄强尚义的人，坦坦荡荡，见不顺眼的事就要直说，一直说且要说完，无所遮掩，这有时就不免落得个“脾气丑”的坏名声。永玉的干爹朱早观将军，当年在延安被组织分配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工作，彭德怀都嫌他“脾气丑”，不要。幸得王震在湘西呆过，知道湘西人脾气丑是一种直率，其深处是一种忠诚，因此把他收留到三五九旅当了参谋长。永玉又一位同乡熟人刘祖春，曾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他夫人在家指责他：“你脾气太丑了，如不是早年去了延安，如今你这样，连科长都当不上的，还当什么部长！”
永玉不是也常被人在背后说他“脾气丑”吗？这“脾气丑”一旦落了个“抗上”或“抗革命造反派”的罪名，其危险也就可想而知。
更何况，雄强尚义，坦荡直率，如遇上阴柔小人，他可以很容易摸清你的底细；而你以己忖人，认为别人再坏也不会那么坏，岂料他恰恰比你想的更坏，这种情况下，你就得受到他稳、准、狠的打击了。这方面，永玉吃过许多次亏，只因秉性难移而屡教难改。东汉一则民谚有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勾，反封侯。”湘西人，特别是凤凰人值得警惕！
如果说，雄强尚义是永玉的鲜明性格，那么，幽默通达就不仅也是他的鲜明性格，而且还是他格外引人喜爱、独具魅力的因素了。
永玉幽默通达的性格由来，也与家乡群体性格相关。凤凰男子，曾长期将人生目的对准于当勇士、当将军，追求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对生死看得透，不怕鬼，也不怕自己当鬼，认定一切成败均悬于“尽人力而听天命”。因而，开朗、快活，多数时候还是穷快活。闲来无事，爱开玩笑，凤凰土话，称这现象为“捏雀”，书面语则可用“幽默”与之对应。凤凰人极善于捕捉自己亲朋好友，长官慕僚，同学老师们的笑料，包括其人性弱点、思维错位、举止脱轨、机缘古怪诸多反常事象，稍作夸张放大，或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引人顿悟而爆发笑声。当地人雄强，开起玩笑来肆无忌惮，流于辛辣，不过，嘲笑中，有时也含有某种悲悯，耐人寻味。聪明的凤凰人，还会将一些好的笑话提炼成歇后语，这歇后语也就成了这则笑话最简洁和最敏感的符号。另外，当地人的幽默才能，渗入了古老的傩戏，其间人物，大都名义上是神，可一出场，便互相以揭露对方种种世俗化的笑料为乐，嘲人也自嘲，娱神也娱人，妙语连珠，堪称“捏雀”经典。这种种，也无疑使当地小孩，包括少年永玉，因耳濡目染，大大提高了自己机俏幽默的能力。
不过，对于永玉的“捏雀”或曰“幽默”，我们还当刮目相看。他十几岁离开凤凰后，满世界乱跑，见多识广，凭着家乡给予的一份“捏雀”性格作基础，对古今中外的幽默种种，自然极易领会吸取，土洋结合的结果，无疑大大强化了他捕捉笑料的兴趣，拓展了他发掘笑料的路数，也提高了他表达笑料的能力。更不容忽视的是，他显然还有了自己一套幽默的理论。在一篇《笑话散论》中，他说到讲笑话要十分讲究“语言巧妙的间架和节奏”。另外，还听到过他对幽默所作的有哲学意味的概括，说“正常状态失去平衡便成了幽默”。永玉可说是一位幽默专家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幽默方面，他也比家乡许多人强多了。
有人见永玉的笑话和故事层出不穷，令人绝倒，不免犯疑，这么多有趣的事哪会让他一个人遇上了？一定是他自己编造的。其实生活中可笑的，不可笑的，可笑中可哭的，可哭中可笑的事多得是，关键在于你自己有没有捕捉它的眼力，能不能看出它的种种妙处。换句通俗的话说，看你能不能与之“通电”。生活中许多妙趣横生的事，属于自然天成，人们是无法编造的。
关于幽默的用途，让朋友开心这点自不待言，永玉还说到，“一个人要有幽默感才能自省。”又说，“官僚主义才最怕幽默。”其实，小人和坏蛋更怕幽默，永玉不说而已。
若干年来，我们生活严酷的时候太多，一本正经的时候太多，永玉用一种雄强的、充满智慧的幽默，面对生活，面对朋友，面对传媒，让人备感新鲜而快乐。
“文革”中，永玉住房为人霸占，全家挤住一小室，虽有窗，却为邻墙所堵，度日如夜。永玉乃挥动彩笔，画一当时尚属颇为时髦的大钢架玻璃窗，窗外繁花似锦，春光明媚，画悬墙上，暗室生辉。对这事，后来有人解释得颇为抒情，说永玉早在“四人帮”搅得全国一片黑暗时，便用这画“预示春日不远”了。我理解则比较简单，认为这是一种凤凰式的雄强和幽默在作怪，示意：老子就是能“画饼充饥”，穷快活，你奈我何！
永玉的幽默，自然也进入了他的创作，构成了他作品备受读者喜爱的一大惹眼特色。《永玉三记》、《大画水浒》、《吴世茫论坛》等表现得较为集中，而散见于他部分画跋、诗歌、散文、小说中的幽默，也同样显示着他洞察世象的机敏和表达上的刁钻古怪，“捏雀”非常，引人会心微笑，或拍案叫绝。
以《永玉三记》中的《罐斋杂记》为例，其中一组“动物短句”，用近于寓言的手法，借用不同动物的不同视角说话，将“四人帮”时代前一些年月种种阴暗卑劣的人情世象，作了无情的嘲弄和鞭挞。其句子短得不能再短，其意味却浓得不能再浓。如羊的自白：“我勤于检点，以免碰坏人的大衣里子。”这极精细地刻画了被深度驯化和奴化了的人忠于主子的心态。至于老鼠自白：“我丑，但我妈喜欢。”毒蛇自白：“据说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有一副柔软的身体。”蜘蛛自白：“在我的上层建筑上，有许多疏忽者的躯壳。”等等。我想凡从“四人帮”统治下过来的人，都会懂得这些短句所指何物何事，它可不是什么一般的逗笑漫画，它包涵了许多深沉的痛苦，许多来之不易的智慧。它产生于那样一个万马齐暗、道路以目的时代，更是令人感到难能可贵。目前，对永玉这类作品的研究可说还未起步。
真正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若干年来，永玉历经磨难，可一份湘西人、凤凰人讲正义、讲正气的性情不改，遇上不宜讲的常忍不住要讲，不宜骂的也常忍小住要骂，加之一份幽默才气，出口成章，花样翻新，刁钻异常，诸如“我带你们去一个人间天堂，不去的杀头！”之类，自然易使得某些自高自大惯了而又十分敏感的人以为是说了自己，哭笑不得，认账不得，更发作不得，如吃闷棍，恨得牙痒痒的。偶尔，所招惹的人和事大了，自己一个小小老百姓，便不免因之沦为“刁民”，又或因年纪偏大，或因属于屡犯不改之徒，因而可呼之为“老刁民”。这一点，永玉自己清楚，弄到这个局面，惹事根由，确与自己湘西人、凤凰人的一份雄强和幽默相关，于是自称“湘西老刁民黄永玉”“凤凰老刁民黄永玉”确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表现。当然，这样自称，也包含了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了故乡，不要忘了故乡教给自己的一份操守。
不过，好在“刁民”或“老刁民”毕竟还属于“民”的范围，永玉一个手艺人，并无图谋不轨的野心，因此，当科学态度得到推进，好日子到来时，大家又可讲和，于是我们得以见到，最近悬挂于玉氏山房的一幅巨荷上的题名已自称为“凤凰八十岁老家伙黄永玉”了。
幽默谈过了，最后来谈一下永玉的通达。过去的凤凰人都很大气，常具有一种军人豪气，一种大湘西首都人的意识，眼眶子大，自认什么人物没见过，什么场面没经历过！
沈从文和永玉也很大气，很通达。沈从文遇事能忍耐，让时间来作最后的结论。永玉遇到纠缠过自己，伤害过自己的小人则往往“宽容”了事，因为忙，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抓紧去做。不过，这不等于他能宽容法西斯、宽容“四人帮”。1957年在知识分子中大划右派时，沈从文和永玉可说在劫而逃，究其原因，还在大气。认为写不出、画不出，只能怪自己不行，怎能怪到人家党领导头上去呢？
不过，谈到通达，真正的通达必定得有深刻的思想作为基础。永玉的通达，不是什么宗教训诫的产物。关于他的思想，他自己认为，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和年长的左翼文学艺术家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翻译的欧美古典和现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和他们的艺术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他。同时，沈从文先生写故乡人事风俗的作品也肩示了他。这样，使他思想那时便有了个规模，看问题也日益深刻起来。加之投身进步活动，在信念上、抱负上都出现了新东西，使他严于律己，勤于学习，不轻薄、不腐化。后来读书日多，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艺术较多的影响，如受十八世纪英国讽刺小说家非尔丁影响，菲尔丁长于用讽刺手法揭露贵族和资本家的虚伪和庸俗。又受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的影响，狄德罗曾被恩格斯称为“为真理和正义献出了整个生命”的战士。这些人思想中尊重人、关怀人的主张被永玉用之于与中国古代诸子，特别是楚人的重生命、重个性、重自由、“哀民生之多艰”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他自己一份有着广阔历史视野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基于这精神上的一种犀利的社会批削眼光，所谓“看透了”的能力。他的作品《人子》、《天问》、《江上》、《永玉三记》和《吴世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