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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为“02号专案”，由此，张福智等特务的所有行动，都在我公安的全面掌握之中。深圳边防公安30团作为边境第一站，已在无形之中撒下天罗地网，单等“毒蛇”出洞。
1954年，在国庆5周年大庆即将来临的之际，张福智等人认为时机已到，迅速指令梁初利用过境搬运作掩护，用平时搬运作披肩用的草袋做包装，分为两次，每次三枚，把美制的TNT黄色海绵烈性炸药、美制银灰色燃烧弹六枚，秘密运送过境，再送交广州市潜伏特务联络员陈二妹家中。当时，张福智为了掩人耳目，竟然让梁初带上自己的老婆和正在吃奶的儿子一起，把炸弹护送到广州。梁初忍辱负重地让特务知道他已上了路，其实，梁初并没有直接送往特务秘密点，而是将这两批炸药和燃烧弹，立刻转交到深圳边防公安30团侦察参谋刘衍昌那里，并在徐展的护卫下，送至广东中南公安局司令部（现为广东省公安厅），再转交广州市公安局，由专业技术人员作技术处理，排除了炸药和燃烧弹的爆破燃烧功能，并还原复制后，再让梁初不动声色交到了联络员陈二妹的手里。在广州，由陈二妹安排，梁初带着炸弹，住进长堤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里。广州市潜伏多时的两个特务头子罗定山、屈金汉，分别到旅馆里去取炸弹，从而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广州市公安局在对二人进行严密的布控之后，最终将该敌特组织一共25人，一举全部抓获。
1955年，“罗定山等25人美蒋特务特大阴谋爆破、刺探情报反革命案”最终结案之后，为了让其继续从事“卧底”工作，我公安高层领导暗授机宜，梁初在表面上连同敌特们一起被定罪，并在广州中院于1955年３月19日做出的（1954）年市地1830号刑事判决书上认定，作为戴罪立功人员，进行了公开宣判。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梁初虽然继续担任“卧底”，协助了公安人员破获了许多大小案件，但一纸公开的刑事判决，竟被“弄假成真”，使这位真正的“卧底英雄”，在后来历次运动中，九死一生，整整蒙冤长达48年。在其苦苦申诉和徐展作为当事人的作证下，才终于在48年后的2003年１月10日，彻底得以平反，并恢复了他的真实身份。但是，这些都是当初陈残云所万万没有想到的，直到他本人在2002年去世之时，根本没有、也不会想到，当初在梁初的背后，还隐藏着比真实故事更为曲折复杂的48年。
陈残云在原剧本创作的基础之上，结合主线故事的“吕薄冰案件”，再以此案件为素材，加以重新组合，构思出了一部情节更为曲折、紧张、复杂，且充满悬念的惊险样式的反特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
为了故事更加有惊险样式的戏剧性冲突，作家把由公安干警徐展所发展“卧底”的梁初协助破获的“罗定山等25人反革命一案”，给特别仔细的艺术化，其中，贯穿剧情始终的“孤胆英雄”王炼，就是以真实案件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梁初作为原型，自然而巧妙地揉进剧本里描写打入敌特内部的主人公王炼身上。在此之前，真实案件里的主犯吕薄冰，在电影剧本中，分解出两个人物，一个是以算命作掩护的特务“小神仙”，来引出侦察员王炼打入敌特内部的线索，另一个是自称为特务头目“梅姨”的“马老板”，老奸巨猾的他对王炼进行种种考验。真实案件中的两个坏女人和另一案件的陈二妹，一个是电影中的女特务“八姑”，另一个则是作家巧妙扩延到更为隐蔽的以在“八姑”家当佣人的真正的特务头目“梅姨”，直到最后才暴露其真实身份，给观众一种非常意外、始料不及的观看效果和深刻记忆。而真实案件中的原国民党电台台长，则在电影里是以被强迫拉拢的原国民党军医主任陈柏之医生的形象出现。这部国产优秀反特影片，经过长达近50年的时间考验，已经成为中国不朽的经典名片之一。
1957年下半年的8、9月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开拍了这部反特故事片《羊城暗哨》。担任该片的导演卢珏，在众多演员中挑来选去，始终认为冯无论是形象，还是气质，更重要的是演技，都非常非常的适合扮演片中的男主角王炼——一个有勇有谋的青年公安侦察员。
卢珏在1948年曾与冯等一大批著名演员同赴香港，去发展香港进步的电影事业。他十分了解冯的为人，更是十分熟悉冯的戏路和欣赏他的演技。于是，男主角王炼，自然是非他莫属。
《羊城暗哨》是中国影坛上影响很大、艺术价值很高的一部惊险反特故事影片，它与60年代初中期珠影厂的《跟踪追击》、八一厂的《秘密图纸》，是建国以来新中国反特故事影片最为突出、最有代表性的3部电影作品。前两部享有极高声誉的“反特”故事片，恰巧导演都是同一人——卢珏。这位一生从事电影事业的著名导演，虽作品很有限，可谓“十年磨一剑”，但两部著名的反特片《羊城暗哨》、《跟踪追击》，则是他一生值得骄傲的成就。
反特片作为故事片题材的一种形式，因其情节紧张、惊险，充满悬念，很受广大观众欢迎和喜爱，且在观众中有着广泛的话题和评论，早已成为人们最喜爱看的故事片类型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上影厂曾拍摄过《天罗地网》、《斩断魔爪》等反特片，但由于其艺术表现技巧没有很好地到位，故影响甚小。长影厂曾拍摄了《无形的战线》、《虎穴追踪》、《寂静的山林》、《国庆十点钟》、《徐秋影案件》、《神秘的旅伴》、《边寨烽火》、《前哨》；八一厂曾拍摄过《激战前夜》、《秘密图纸》等反特影片，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部《羊城暗哨》，则是代表了新中国电影“反特片”类型的最高成就。在影片拍成上映后，迅速风靡全国，还被译成5国语言，在国外许多地方放映。
影片主要讲述了我英勇机智、英俊潇洒的公安侦察员王炼，化装成被我边防军捉获后因伤重而死的特务209，通过另一特务“小神仙”的引见，打入敌人内部，住进了女特务“八姑”家里，寻找特务头目“梅姨”，从而侦查到暗藏的这个特务集团，正在积极拼凑一个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妄图偷越国境，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的罪恶行动。打入敌特内部的公安侦察员，历经艰险，与敌特马老板、八姑和幕后的特务头子“梅姨”斗智斗勇，终于联合公安里应外合，将敌特一网打尽。
享有“南国第一剧作家”美誉的陈残云，将这一真实案件，进行艺术再创作，以两起真实案件的框架为蓝本，通过既真实又虚构的公安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为主要线索，展现出更符合反特片剧情的惊险、紧张、曲折、复杂的情节，特别是特务头子“梅姨”在最后一刻露脸，竟是八姑家慈眉善目的女佣，给观众造成了一种意料不到的效果，从而有力地揭露了敌特的狡猾和阴险。
影片中，冯主演了侦察员王炼这一反特勇士，从公园接头的反诈，到住进八姑家取得的信任；从侦察敌特的行踪，到沉着通过马老板的考验；从机智得知陈柏之医生的被挟，到船舱上英勇擒敌的果断；乃至最后从船上找出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投入江水的奋不顾身；冯发挥了他以往潇洒自如，不露痕迹，以及善于刻画人物微妙心理变化的表演风格，全力塑造出了一个机智、勇敢、思维敏捷、判断力、应变力极强的公安侦察员的形象。与他配戏的主要演员有上影厂的狄梵、夏天、梁明、韩涛、凌云，还有宏霞、于飞、李浣青、蓝谷、张庆芬、杨蔚如。由于此片是以一个公安侦察员与众特务进行较量为主要情节展开，故出演影片中几个特务的演员，很有戏份，也很有戏量，非常值得一提。
女特务八姑的扮演者狄梵；精心扮演“八姑”这个女特务形象，最对戏路，发挥了精彩的演技，不但本片成为她个人最为光彩的银幕代表作，而且多年来许多影迷还念念不忘她的“八姑”形象。因为狄梵并没有单纯地按照反派角色的表演套路，去简单化、甚至以“脸谱化”地去丑化处理这一人物，她把这个女人在妖冶背后冷寂的心，还有渴望真爱、对王炼潜藏在心里时时想要倾泻的爱恋，以及自作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既狡猾又愚蠢的性格，表演得非常出色、到位。虽说影片对这一人物的举止，都仅仅只是点到为止，并不敢过多地去用胶片精心渲染和着意表现，但狄梵在这有限的戏份中，靠着自己对角色深入细致的理解，真实地表现出八姑的七情六欲和人物心态，在同类女特务角色的塑造上，别具魅力。狄梵的“八姑”；作为其中比较成功的一个女特务角色，正是由于剧本的对路、导演的功力，才能真正发挥了一个女演员对角色的一种良好的创作空间和适应的戏路。
上影厂知名女演员梁明，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了以女佣刘妈身份作掩护的特务头子“梅姨”这一角色。她在影片三分之二的篇幅，总是以毕恭毕敬、轻声细语的女佣身份出现，直到影片的最后一场船上戏，才始露本来面目。梁明把同一人物、两种角色所形成的一种强烈的反差，表演得层次有序，泾渭分明，最终达到了一种难以始料的效果，显示出演员的表演才能和对角色的渗透力，令人叫绝。上影厂知名演员夏天，一向以扮演反派角色著称，在这部影片也不例外，他出演的主要角色马老板，是一个阴险、狠毒、狡猾的特务头目。夏天赋予这个人物既有外貌的凶恶嘴脸，又有内心的色厉内荏。上影厂知名演员韩涛，在此片扮演主要人物陈柏之医生这个角色，是因曾出任国民党军医而被敌特强行拉拢的充满痛苦、矛盾的人物。影片中扮演“船员”特务的是上影厂的蓝谷；凌云扮演的特务“小神仙”，已与冯在《胜利重逢》、《淮上人家》后三次会面。除了这些特务群角在影片中占很大的戏分外，上影厂的另外三位知名演员宏霞、于飞、李浣青，则分别扮演了公安侦察员梁英、侦察处长和陈柏之医生的爱人李秀英的角色。
影片在广州实地拍摄。此次广州一行，不由得使冯自然联想到1948年的年底，由此转道香港，1949年下半年，又从广州回到上海，并在广州慰问解放军的往日情景。此时的旧地重返，真是别有一番感叹。
——影坛盛典：建国
十周年大庆献礼片的缘起
在新中国的电影战线上，1959年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以向建国10周年献礼为契机，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广大电影工作者，纠正了在创作思路上的偏差，一鼓作气，共推出了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18部国产故事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
然而，检索历史，我们发现，这次高峰的形成，还不能不从极“左”思潮泛滥的1957年说起……
反“右”运动中《大风浪里的小故事》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两个月后的6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配合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由此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风云乍起，群起响应。1957年的8、9月，电影界“反右”斗争进入高潮。中国影联在北京召开了15次批判钟惦的大会，上海、长春和北京等电影制片厂，也先后多次召开批判本厂“右派言论”的大会。11月，中共中央发出《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电影界的许多前辈、领导和著名演员都在一夜之间，成了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钟惦、沙蒙、郭维、吕班、王震之、吴永刚、石挥、方化、白沉、吴茵、项、戴浩、李景波、郭允泰等被划为“右派”、著名的剧作家吴祖光、白桦、沈默君、张弦等人，还有一大批电影艺术家们受到批判和冲击。
为了紧跟时代，电影艺术担负起历史承重点的神圣使命，上影厂在1958年年初，开拍并完成了以反“右派”为中心内容的故事片，它也是新中国影坛唯一一部以反“右派”为主题的影片，由上海天马厂摄制的《大风浪里的小故事》。这部影片分为三个小故事，即由3个短片组成：《此路不通》、《旧恨新仇》、《疾风劲草》，一看片名便可知晓，均是旗帜鲜明的反“右派”主题。《此路不通》反映资本家王和兴企图实行“定期20年”和取消“公方代表”，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严肃批判。编导为桑弧，演员有李守成、蒋天流、张雁、于飞、张辉等；《旧恨新仇》描写“右派分子”张东羲向党进攻，先进工作者赵玉山控诉张在解放前杀父的罪行。原著：刘沧浪，改编、导演：叶明，主要演员有冯、李明、束夷、郑敏、杨梦昶等人；《疾风劲草》讲述的是华东大学学生秦兆龙等利用整风运动向党进攻，共青团员杨文英与其坚决作斗争。编导为谢晋，参加拍摄有殷帷慧、杨在葆、焦晃、李家耀、齐衡、高博、程之等演员。这仅此一部的反“右”主题的影片，匆匆上场，应景形势；也是草草收场，无疾而终。
“大跃进”运动中特有的“艺术性纪录片”
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全国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浪潮。
同年的3月9日，文化部召开有1800余人参加的电影工作者“全面跃进大会”。5月1日，周恩来总理召集电影局及各制片厂负责人开会，指示迅速组织创作人员到“大跃进”的火热斗争中去深入生活，并提出要捕捉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以“艺术性纪录片”的形式尽快出片，以迅速反映新的形势下的跃进凯歌。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提出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5月9日至19日，文化部电影局在长春召开了长影厂、北影厂和八一厂创作思想跃进会议，会议认为1957年摄制的许多影片暴露了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提出要在电影战线开展“拔白旗”的运动。与此同时，上海也召开了相同内容的会议，对上海的电影作品进行了深刻的检查和批判。5月25日至31日，文化部召开“全国电影事业跃进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电影事业的跃进目标是“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年内均开始生产影片，以实际行动体现“电影跃进”。一时间，全国各地方电影制片厂遍地开花。
1958年6月，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水库上的歌声》，被评为将纪录片与故事片题材很好结合的“大跃进”中的“新典型”、“新样式”，受到大力提倡，以这部影片开始，随后这类影片被正式定名为“艺术性纪录片”，一时间蜂拥而起，泛滥成灾。当年9月，上影天马厂拍摄的《黄宝妹》完成并公映，被影界称之为“艺术性纪录片”的代表作。一时间，上影厂、八一厂、北影厂和后来居上的长影厂“四大厂”，纷纷竞拍起此类“艺术性纪录片”，形成了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全国影坛凯歌高奏的“主旋律”，占全国故事片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9年9月前后，被庆祝建国十周年的18部优秀献礼片和35部“新片展览月”所取代。
1958年11月1日至7日，国家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各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下达的专项任务，安排、制定了拍摄十周年大庆献礼片的具体计划。文化部部长周扬在会上对献礼片提出了“三好”（即“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的严格要求。
1959年1月，文化部电影局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指出“大跃进”中存在着缺乏科学精神、发展比例失调、影片粗制滥造、管理制度混乱等问题。周恩来总理也在会上指出：“我们要的是‘纪录性艺术片’，而不是‘艺术性纪录片’”。
同年2月，中宣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批评“大跃进”中文艺工作存在的过热、浮夸和偏向等问题。文化部党组的检查指出，电影方面存在影片宣传“浮夸风”、电影事业发展中头脑发热等缺点。3月27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各地电影制片厂的建设方针的请示报告》，建议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各地新建故事片厂。4月2日至5日，根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纠正“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4月23日，周总理在医院接见陈荒煤、张瑞芳、郑君里等电影界人士，在谈话中指出：“国庆献礼片不要贪多，要注意在人力、物力上留有余地，注意劳逸结合。”同时，他还提醒创作人员要“加强业余学习，提高艺术素质。”此外，周总理还特别强调：“只要年底以前生产的好片子，都应该算是献礼片。”5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7月11日至28日，文化部召开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重点讨论献礼片生产以及如何提高影片质量和加强艺术领导等问题。夏衍在讲话中提出要突破老一套“革命经”、“战争道”，思想要解放，题材要宽广，有意识地增加新品种。陈荒煤批判了“强调政治忽视艺术”等“左”的错误，呼吁要“出大师”、“出流派”。7月19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提高艺术质量的报告》，指出1958年的艺术生产中，违反艺术创作规律，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等现象十分严重，并提出了将艺术片年产量降到70部左右，鼓励题材、风格、样式多样化等多项改进措施。面对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拍摄的“艺术性纪录片”的“冒进”和“过多”、“过剩”，周恩来总理和党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早就公开指出：“我们至少要拍出7部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的彩色故事影片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隆重献礼。”
我们的电影工作者正是在这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