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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革命斗争题材话题不断，滔滔不绝，但是，始终在浩如烟海的革命斗争题材中，又没有马上能找到一个最有吸引力的切入点。尹一青导演很是苦恼，他在一旁边冥思苦想，边自言自语地独自琢磨。他说，如果能设想一家人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由于斗争需要而组合成一家，这样就把家庭亲情和革命的利益，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想不到，尹导演这样一个脱口而出的随想，似乎一下子让沈默君茅塞顿开、豁然开朗，那留存在心坎里“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忠于革命、暗送情报的真实故事，还有抗日联军在深山老林同日军的浴血奋战，一下子在沈默君的脑海里，形成了异常清晰的创作思路。而剧中男主人公李玉和的原型，则是依据在当地确有其人的共产国际代表的地下党员张宗伟的一些经历脱胎而来，就连影片中的龙潭车站也实有其地。但是，作为围绕全剧发展的“密电码”，就是完全依靠作者另辟蹊径的丰富想象了，因为真正的李玉和是整天拎着一个皮包，作为当时当地最有代表性的铁路工人的面貌出现的。沈默君再一次整理思路，才思飞扬，他决定努力完成当时尽情讴歌以“革命斗争题材”为主线的光荣任务。沈默君逐一列出人物形象的性格、故事情节的发展，再结合著名古典传统戏曲《赵氏孤儿》中的具体章节，不到两个月时间，沈默君便联合罗静一起完成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文学剧本，并另外又起了一个剧中以铁路红灯作为联络暗号、并将红灯隐喻为照亮革命道路的《红灯志》，和《三代人》备用。沈默君又经过两个月补充搜集材料，亲自采访幸存下来的老抗日联军战士、老工人，经过第二稿修改以后，当年，以迟雨、罗静为署名的电影文学剧本，便在长影厂主办的《电影文学》杂志的第9期上公开发表了。
由于当时沈默君的“右派”帽子刚摘掉没多久，所以，他处处小心谨慎，自知自己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肯定不可能顺利地投入拍摄，故在编剧的署名上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直呼其名，而是首次以“迟雨”为笔名，而刻意隐瞒了自己曾经是“右派”身份的真实姓名。这部完全符合当时政治需要和时代要求的新编剧本，故事以东北某地为背景，通过一家三代人为保护上级交派的传递“密电码”的任务，而英勇斗争、前仆后继的感人故事，热情歌颂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换取中国革命斗争最后胜利的英雄事迹。
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第二稿公开发表后，许多热心读者纷纷来信要求李铁梅在结尾中不能死，应作为革命的后代坚强地与日寇英勇地斗争下去，这样才符合“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剧名。随后，又进行了第三、第四稿，待第四稿把结尾更改为李铁梅与柏山的游击队会合，并彻底地消灭前来追击的日寇的光明结局后，上报文化部审查才获得批准拍摄。本已十分中意这个题材的苏里导演，因在同一年奉命要投入拍摄早在4年前就曾经在社会上产生过轰动效应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续集，故改为本厂的另一个著名电影导演于彦夫执导，于彦夫学习金山导演的将话剧《红色风暴》改编成电影后故意去掉太直露的“红色”两字，也去掉了该剧本同样是太过于直露的“革命”两字，以《自有后来人》为片名拍摄成故事影片。
影片在原剧本第四稿之后，通过电影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生动地描写东北某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以铁路工人为掩护的秘密地下共产党员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结为一家三代人，虽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由于他们对革命斗争的共同信仰，而志同道合地走到一起。李玉和接受了柏山游击队转递“密电码”的任务，但是，由于叛徒王金才巡长的叛变和出卖而遭到逮捕，日寇宪兵队长鸠山对李玉和设宴劝降，严刑逼供，软硬兼施，仍然不能动摇李玉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李玉和同李奶奶惨遭日寇杀害。李铁梅继承先烈们的遗志，最后终于历经千难万险，把“密电码”送到了柏山游击队。影片以一盏铁路工人在巡道时所常用的红灯，作为秘密联系的信号，把革命斗争以红灯照亮前进道路的喻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片头字幕的推出也正是以红灯的光芒，来叠映拉开片名和演职员表，足以可见编导的用心良苦。
青年女演员齐桂荣初上银幕扮演李铁梅，后来借到珠江电影制片厂主演《党员登记表》里的黄淑英，可惜该片因“四清运动”的开展而下马；北影厂著名演员、曾在长影厂主演过《夏天的故事》、《虎穴追踪》、《患难之交》、《国庆十点钟》等影片的赵联饰演李玉和，而在此之前，赵联在建国10周年的18部献礼片之一的根据名著改编的影片《青春之歌》中扮演过叛徒戴渝；李奶奶一角则由在1949年加入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知名演员车毅担任，她曾在《卫国保家》、《保卫胜利果实》、《丰收》、《槐树庄》中出演主要角色；在长影和北影厂曾主演和参演过《神秘的旅伴》、《国庆十点钟》、《铁道卫士》、《虎穴追踪》、《春雷》、《冬梅》、《工地青年》、《生活的浪花》等多部影片的著名演员印质明开拓戏路、一改常常扮演公安人员的勇武形象，而第一次出演反派角色——叛徒王金才巡长；早年曾在上海从事戏剧表演的老演员韩焱扮演日寇特务头子鸠山。
影片中一家三口人本不是一家人的传奇故事，首先吸引住了广大观众的视线，虽然沈默君编写剧本时并没有真实生活的蓝本，但是，在北大荒艰苦劳动之后所产生的灵感，使这样一个几近虚构的剧本不但焕发出旺盛的活力，而且曲折动人的故事，再加上把家庭亲情的描写，融会到革命斗争的大洪流之中，这对当时人们的情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在广大观众中间迅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强烈的共鸣。
难能可贵是，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在处理表现英雄人物形象中，并没有刻意去描写共产党员李玉和不食人间烟火、一心只为革命的壮举，而是以他作为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通过正当职业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特别是用了一定的细节来描写他嗜好喝酒，有经常偷偷喝酒的习惯，在他被捕时，接过李奶奶递来的壮行酒，豪爽地一饮而尽，在鸠山的酒宴上却是滴酒不沾，拒绝腐蚀和拉拢，从而很有深度地表现出一个有血有肉、血肉丰满、个性突出、爱憎分明、真实可信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这为他就义之前英勇不屈的斗争言行，无形中埋下了丰厚的基础。
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正在全国隆重上映，一股《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旋风”越刮越烈。街头巷尾，机关厂矿，人们的主要话题都是在谈论这部电影，大家热血沸腾，情绪高昂。
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哈尔滨市京剧院，就根据这个电影文学剧本，再次恢复原来的名字《革命自有后来人》，由史玉良、王洪熙、于绍田三人共同执笔，迅速改编为现代京剧，由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扮演李铁梅，梁一鸣扮演李玉和，赵鸣华扮演李奶奶。史玉良亲自担任导演。云燕铭因为首次在京剧舞台上扮演李铁梅，更由于以后这出现代京剧被列入在“文革”期间江青亲自抓的“八个样板戏”之首，故论资排辈享有中国现代京剧的“第一李铁梅”之称。
哈尔滨京剧院紧锣密鼓，昼夜加班赶排这出现代京剧之后，一连在当地公演了100多场，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足以可见观众的热情高涨和该剧受欢迎的程度。尽管电影和京剧作为截然不同类型的两种艺术表现形式，但是，观众喜欢这样的故事，是按照深受教育的目的前来观看，其中，剧情里的浩然正气，深深地感染着广大观众，所以，他们对根据电影改编的现代京剧，也同样是情有独钟。1963年的６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贵宾访问了黑龙江省，《革命自有后来人》在哈尔滨市专场为贵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演出，同样也博得了朝鲜贵宾的热烈掌声。云燕铭扮演的李铁梅，扮相甜美，唱功扎实，表演富有激情，对人物性格的发展掌握得很有分寸，周恩来总理对她的表演赞赏有加。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亲自赶到后台，对演员们逐一进行表扬，云燕铭深受鼓舞，一时也想不起来用什么礼物来赠送给周总理作为留念，周总理笑着对云燕铭说：“你手上拿着的剧本不正是最好的礼物吗？”云燕铭赶紧把演出剧本递到周总理的面前，并恳切的请他多多地提出宝贵意见。
时隔不久，周总理果然在北京给云燕铭亲自写来了一封长信，他除了对这出京剧反映东北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的英勇壮举表示十分赞赏之外，还另外讲到已经把这个现代京剧的剧本，交给了当年曾在东北进行革命工作的刘少奇主席，并转达他阅读之后所提出剧本的“李铁梅通过土炕摸到邻居家”一个细节，要再深入生活，进行一番认真仔细地推敲。这一个细节在电影中并没有出现，而在京剧中只是通过舞台的道具和情节来设计的一个很细小的动作。因为刘少奇主席早年从事革命工作，曾经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又在东北长期从事过地下工作，也真想不到刘少奇主席看得是这么仔细和认真，所提的意见也是那么内行、中肯。周总理最后在信中诚恳地提到，为了这部现代京剧长期演下去，剧组人员一定要深入生活，把剧本改得更好，演得更好。云燕铭一遍又一遍仔细地看着周总理的来信，心中泛起的一股股暖流，更加坚定了要演好李铁梅的信心。
哈尔滨京剧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为了把这出现代京剧排演得更加扎实，更加感人，于是暂时停止京剧的公开演出，以编导演为主的剧组人员，第一次来到当年“北满抗联”曾经战斗过的北安、龙镇、黑河等地进行实地的体验生活。这些京剧演员们和编导等主创人员，吃、住、劳动，都和当地的铁路工人一起进行“三同”，从中不但逐渐了解和熟悉了他们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而且把普通百姓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去粗存精，有所取舍。“生活是创作源泉”，通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不但验证了刘少奇主席所提出的那个东北当地两家居民的炕洞不能相连的不真实的细节之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从真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了解和懂得许多自己原本不知道的东西。看来从事舞台表演的京剧演员们，也要同其他艺术创作的演员一样，必须要有深入生活到情感积累这必不可少的一步。大家深深地懂得，单凭着快捷的排练和模仿着演出，脱离真实生活的想当然地去表演，其艺术生命力会大打折扣而不会长久。所以，编导便把这一细节马上改为“李铁梅从后屋的小窗口钻到邻居家里去”，从而使这一细小情节更加符合实际生活。随后，哈尔滨京剧院再次恢复这出现代京剧的演出，演员们在舞台上所进行的表演，有了明显不同的感悟，其表演的感染力通过优美唱腔和形体动作，也更加的深入人心，让前来在此观看的广大观众更加赞叹不已。在演出中男女主人公所使用的“红灯”道具，还正是在体验生活时接受的一位铁路老工人送给的他在伪满时期曾经使用过的一盏方形铁路信号灯，以更加符合剧情的需要。
哈尔滨京剧院成功演出的现代京剧，也使远在上海的爱华沪剧团受到启发，而按捺不住。由凌大可、夏剑青将《革命自有后来人》又改编为现代沪剧《红灯记》，同年在上海进行了公开演出。演出没多久，这个沪剧剧本传到了江青的手里，江青看后，对此表示出异乎寻常地浓厚兴趣，于是，在1963年国庆节过后，由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让其在中国京剧院组成排演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演出阵容，著名须生演员李少春扮演李玉和，著名旦角演员杜近芳扮演李铁梅，著名老旦演员高玉倩扮演李奶奶，著名花脸演员袁世海扮演鸠山。在第二年的1964年７月，先入为主的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中国京剧院一团的《红灯记》，作为同一内容、不同剧名的现代京剧，都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两出现代京剧同台比武，演员精湛表演各有千秋，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７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何慢”的评论文章，热情赞扬京剧现代戏《革命自有后来人》和《红灯记》，在京剧革命中“勇似长江浪”。
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的期间，江青曾经把两个剧院的剧组人员全部召集在一起，她提出要求大家群策群力，共同改编好这出现代京剧，并武断地决定要统一剧名，为了不和已经上演的电影片名相重复，确定以《红灯记》为统一不变的剧名。江青还突发奇想地一时心血来潮，把剧中的叛徒王金才巡长的姓名，不知何故地改为叫“王连举”，同时，江青还霸道地命令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要停止全国的巡回演出，要停止一切唱片的发行，要停止一切对外的辅导。这三个“停止”无疑地宣判了哈尔滨市京剧院一年来苦心排演、并且已经取得演出成功的这出现代京剧的死刑。江青明确地要让原来剧中的女主角李铁梅退居第二位，要给剧中的男主角李玉和让道。江青还说：“只能有一个京剧剧本，只能有一个《红灯记》，不能出现题材‘撞车’。”后来，舞台上的李玉和形象，简直愈发成为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三突出”、“高大全”的注释符号和标志了。首演李铁梅的云燕铭，当然心里想不通，她也绝不同意江青的观点和意见，但是，到头来还是胳臂扭不过大腿，她气愤填膺，也只有保持沉默。中国京剧院一团则是完全按照江青的意图，马上进行修改和调整剧情，以及人物之间相互关联。而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则就此被迫偃旗息鼓，遭到封杀。
与此同时，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担任团长，赶紧组成一个专题考察团，前往上海去观摩仍在那里演出的现代沪剧《红灯记》，并认真仔细地去借鉴同名的现代沪剧之中的许多可取之处，在已经公演的原现代京剧剧本上再次进行修改。1965年初，由北京《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
转眼间，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席卷而来。所有的电影通通被打成了“毒草”，所有的舞台通通被迫拉上了帷幕，所有的文学作品通通被封存或者烧毁，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运动将要触及到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一直活跃在文艺界的江青更加猖狂地跳到前台，以“文艺旗手”自诩，她把最感兴趣的地方戏曲，通通勒令他人改编成现代京剧。以一个全新的面孔进行大刀阔斧的所谓的“京剧革命”。这种“京剧革命”首先挑选的主要题材全部都是当时最为流行的革命斗争题材和当代生活题材，当然，后者一定要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与隐藏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重要情节。所以，被江青重点列为第一批“八个样板戏”之内的就是已经在全国广大观众心目中，通过故事影片、现代京剧和现代沪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所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红灯记》。
在随后的正式演出当中，江青总是“横挑眉毛竖挑眼”，多次当着副院长张东川的面，指责阿甲和李少春把戏给改坏了，并下令立即修改。她在文化部部长周扬、副部长林默涵、徐平羽等人的陪同下，再次观看彩排，对一些地方没有按照她的意见的修改，大发雷霆，同时，对不服从她的命令的阿甲恼羞成怒。江青继而把事情故意闹到周总理那里，是总理出面调解，此事才告一段落。1964年11月6日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小剧场亲自观看了京剧《红灯记》的演出，毛主席对剧中“痛说革命家史”和“刑场斗争”这两场戏，最为动情，并在演出结束后，与演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不久，毛主席在江青的陪同下，又观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前来北京演出的《红灯记》。
此后，这出现代京剧《红灯记》，由中国京剧院一团进行独家演出，同时期衍生出来的昆曲《红灯传》当然要悄无声息地下马。所以，江青把窃为己有的所树立起来的“八个样板戏”，再来一番挖空心思、毫无价值的“改头换面”。演员已经第二次进行了必要的轮换，昔日的李少春由于是“牛鬼蛇神”的代表人物，在运动之初就早已被打倒了，他饰演的李玉和由钱浩梁接替，杜近芳作为梅兰芳的亲传弟子，也让她靠边站，由刘长瑜顶上李铁梅，唯有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和饰演鸠山的袁世海在当时暂时“幸免于难”，而得以继续在舞台上扮演以往相同的角色，并和刚上台主演的青年演员一同演出。
在令人感到万分恐惧、充满着“文革”运动之中，由于许多文艺团体的编导从生活实际出发，而在个别细节中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便被“四人帮”的爪牙们为了忠实于主子，硬给他们扣上了破坏样板戏的“反革命分子”，而遭到了灭顶之灾。江青曾恶狠狠地扬言：“革命样板戏一个字都不许改！”可是，她自己却出于个人目的，唯恐怕别人说她是盗名窃誉，而故意把《红灯记》剧情中明确说明的故事发生在东北某地，硬是多此一举地改成华北某地。同时江青也是出于对东北“北满抗联”的革命斗争历史有一种人为地仇视，个中原因，便是由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建国后已经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其中，“义勇军”则是明确歌颂东北的抗日联军同日寇进行的浴血奋战，而词作者田汉因与江青不和，不但早已经被打倒，而且在一年前就含冤自尽。所以，江青决不容许由她亲自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