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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知道，这圣旨来自何方，出自何人，意犹何为？
一想到孙可望那张“帝欲自为”的丑恶嘴脸，实不想为孙可望作嫁衣的他，便心冷如冰！
但再想到“百二秦关，尽陷胡尘；万千遗民，泪望王师”，他又心如滚汤，热血澎湃。
一番“去留两俳徊”后，刘文秀终于打点行装，踌躇北上。
在春暖花开的1654年4月，刘文秀同志，终于到达孙可望行营的所在地——贵阳。
孙可望很给刘文秀面子，不但带着文武百官，为其举行了隆重的郊迎仪式，而且还举办了盛大的接风宴会。
刘文秀却很不给孙可望面子，在接风宴会上，大发厥词，讲什么“皇上犹如佛菩萨，我辈犹如大和尚，需扮好各自角色，方能故敌制胜，恢复中原。”
为此，孙可望曾一度想再次“拿下”刘文秀，但想到无人可替，只得悻悻作罢！
但为防止刘文秀给他背后再搞小动作，在离黔前，他给自己的“嫡系”将领都做了“秘密训话”，要求他们对刘大招讨的军令，要区别对待，不能搞无原则服从。
安排好这一切，孙可望这才放心地踏上返回昆明的路途。
一路上，孙可望还不忘时不时地，给自己增添点“祥瑞”材料。
在经过黄果树大瀑布时，兴致甚高的他，就专门写了《望水亭记》，现摘录如下：甲午（1654）夏，驻跸旧亭，临观赞赏，俄而（不一会儿）潭水且涌数丈，势若钱塘怒潮，喷云散雾，左右惊视，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灵徵异也。爰（于是）命所司（当地官员）选胜为亭，以备临眺。亭成而胜益著，因记诸石，以纪厥异云。又题其石壁曰“雪映川霞”。
就像刘邦吹牛自已斩蛇是杀了白帝的儿子，洪秀全胡侃自已昏睡是在去见上帝，在这篇游记中，孙可望则在惊叹他看见到了神犀，别有用心地自己为自已搞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但刘文秀可不管孙可望搞的这些“八卦”，随着孙的离去，刘文秀马上在军中，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整风运动”。
他借口诸将现在威勇有余，忠谋不足，特印制了《百将传》，下发全军，组织将士们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学习、讨论，还请当地文儒们，到军营进行了专题授课。
不知不觉中，忠君爱国的观念，在这支军队萌芽生根！
在返回云南后，孙刘商定的作战计划是：即在本年八月，由湘江出长江，同张名振等会师，夺取江南。
而在当时明清对峙的湖南战场上，形势也是非常有利于明军举行大反攻的。
清朝方面，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屯齐，已经率所部满军北返；初来乍到的洪承畴，手头仅有一万多“精兵”，正被湖南大大小小的起义，搞得焦头烂额。
南眀方面，张名振率的二万“大明海军”，已进入长江；广东的新会战役，也正打得热火朝天。这两者正一北一南地拖住了清军的后腿，如果再进军给予其致命的一击，则整个明清战场，形势将会为之一变。
但在这时，刘文秀却止步不前了！
止步不前的原因，主要来自内部，这就是孙可望在返回昆明后，在一批批“民意代表”的拥护下，积极组织“筹委会”，迅速加快了正式登基称帝的步伐。
这自然引起了相当多忠于明室官员的不满，无形之中，便形成了以刘文秀为首的“拥明派”，和以孙可望为首的“去明派”的斗争。
内部的“政治斗争”取代“军事斗争”，成为南明国内的头等大事。
在纷纷攘攘、明争暗战中斗了十个月后，孙可望的“去明称帝”的计划，被无限期地迟滞了。
但与之一起被迟滞的，还有南明取胜的机会。
在这十个月中，清朝方面，却在洪承畴接二连三的“苦苦哀求”下，顺治帝只得再次抽调出一支生力军，让固山额真、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满族）率领，前往湖南湖北协助镇守。
另外，还有咱们前面提到过的，清军已取得广东新会会战的胜利，清方来自东南方向的压力，已大为减轻。
也就是说，在1655年春，当南明内部斗争暂时“尘埃落定”，刘文秀决定正式发起“东伐”战役时，他面前的形势，已变得很不乐观。
四月，在刘文秀的指挥下，南明大将卢明臣、冯双礼等部的马步兵丁六万、象四十余只，己在湖南辰州集结完毕，准备向清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刘文秀筹划的这次军事行动，共三步走。
第一步：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面向长江的通道；第二步：收复长沙、衡阳、岳州，完全控制长江的湖南段航线；第三步：与张名振部会师后，进攻武昌，打开抗清战争的新局面。
为保证第一步——攻占常德的计划，能如期实现，刘文秀采取了水陆并进的方针。即卢明臣率水军乘船由沅江进发，他率马步兵从陆上挺进。
但常德战役的失败，就坏在这“水陆并进”上。
因为这时候，长江流域已进入了梅雨季节，连日降雨，江水猛涨，道路泥泞。
在这种气侯下行军，对水军造成的麻烦，不是很大，怛对陆军而言，可就大下了。
刘文秀带领的马步兵常被洪水滞留，行动速度大受影响，根本无法做到同卢明臣的水军同期抵达。
而卢明臣统领的水军，却借着猛涨的江水，轻舟直过万重山，4月17日即到达桃源，并攻克该县。
在桃源短暂休整后，卢明臣率水军继续前进，直趋常德。
而此时常德的防御，早在5月10日，就得到“全面强化”。
统帅常德守军的，是大清军政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苏克萨哈（日后康熙朝的四大辅政大臣之一）。
在具体的作战方式上，苏克萨哈决定向曾经的老对手李定国同志虚心学习，不搞被动防御，而是——且看下文！
5月23日深夜，准备夜袭常德的卢明臣部，刚到城下，就昏头涨脑地钻进了苏克萨哈精心设计好的埋伏圈。
激战到次日中午，没有得到陆军支援，且又被围起来狠扁的南明水军，几乎全部覆灭，主帅卢明臣同志，也不幸以身殉职。
清军在常德获胜后，再接再厉，趁胜加强了辰州方面的防务。
刘文秀见状，认为事已不可为，便将军队撤回贵州，以图再举。
本已对刘文秀不满的孙可望，根本不打算再给其“东山再起”的机会。闻此兵败，马上再次解除了其兵权，赶回昆明“闲住”。
孙可望集团这边的“迟滞不达”，到最后又不了了之，可苦了在长江中“遥望南天，翘首企盼”的张名振。
就在李定国刚刚挺进广东前夕，张名振已领着他的“大明海军”，开始了艰难的长江之役！
战役之始，正为缺少引路人而寝食难安的张名振，却意外地得到了“好向导”。
这个“好向导”就是“大明智慧之神”刘伯温的后裔——刘孔昭。
在前面讲的南明朝那些事中，刘孔昭绝对够得上一个标准的“跳梁小丑”。
在弘光朝的名利场中，这个“小丑”不停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自己无与伦比的滑稽表演，为我们的故事增添了许多浓烈的悲喜色彩。
但真实的历史，就是如此地立体和丰富，在南明已快成为一抹夕阳的时候，孔昭同志却像一个追日的夸父，带着儿子，穿越生死封锁线，自觉自愿地跑到张名振军中效力。
1654年1月17日，张名振、刘孔昭、张煌言率领“大明海军”分批进入长江，冲过狼山、福山、江阴、清江等清军江防汛地，四天后即到达离京口（即镇江）只有“一水间”的瓜洲。
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张名振，终于在镇江金山发起了首次登陆战，并一举成功。
“脱手斩得小楼兰”后，张名振与刘孔昭、张煌言登临镇汇金山寺，在这曾经发生过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的地方，三人眺望浩瀚长江，遥祭苍茫孝陵，不禁泪下沾襟。
两百多年前，洪武爷在此挥师北伐、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何等雄壮！
两百多年后，胡虏再来，中原沦陷、神州陆沉，又何等悲凉！
在万千感慨中，张名振挥毫泼墨，写下了《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而赋》。
“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桴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会看大纛祃龙津。”
张名振等在金山停留数日，以待上游“秦藩”出兵会师的消息，无奈杳如黄鹤。
而清江南总督马国柱所派的各路援军，正急匆匆地向这边赶来。
见军队孤悬江中，久留不宜，张名振只得挥师东下。
东下途中，在扬州府属的吕四场，张名振率军再次发起登陆战，击败了防守清军、缴获了大批物资。
尔后，从容返回崇明岛休整一个月后，在3月29日，张名振再次率部，二进长江。
这一次，他带来的兵更多，光运兵船就达六百多艘；西进的地域也更深，直达了距南京仅数公里的仪真。
但和第一次一样，他仍设有见到“秦藩”的一兵一卒。
对“秦藩”感到隐隐约约的失望后，返回崇明的张名振，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国姓爷郑成功的身上。
5月18日，张名振带着少数军队南下，先到温州买米七船。
然后他南下闽海，到厦门面见郑成功，要求其提供兵员、火药、器械等方面的支持。
在谈判中已经悟出“战与和”关系的郑成功，为了以战促和，对张名振的“有理要求”，没有拒绝。
他派大将陈辉统水兵五千、陆兵一万、大船近百艘随之北上，这让张名振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但笑容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船队起航后，陈辉便在其船上升起大纛，俨然以主帅自居。
见状，名振同志便要求其降下大纛，陈辉执意不从，两人因此于濠头分裂。
分裂后，陈辉率所部南下，独自行动，让张名振再次成为孤军独旅！
十二月，张名振、张煌言等率所部战船四百艘，第三次进入长江。
此次，比前两次又深入一步，十八日即到达南京上元县境的朱家嘴，焚掳了多艘江西粮船。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张名振的“大明海军”，在江苏、安徽的长江江面上走走停停、往来穿梭，不断探听着“秦藩”军队的消息。
直到粮食无法补给后，张名振才茫然若失地退出长江。
常德、长冮之役在悄无声息中落幕，标志着南明在这场生死大角逐中，将无缘再创东晋淝水之战，南宋釆石之战的胜利辉煌了。
历史是大方的，也是小气的，机会一旦错过，将来的“卷案下课”，不可避免。
在这场横跨东西、纵跃南北的大会战中，南明，更象一辆五马拉的大车。李定国、张名振一心一意，郑成功三心二意，孙可望别有心意，刘文秀有心无意，各有各想，各出各力！
相反，对立面的清朝，倒是同心协力，步调一致，故终在这次大会战中，迎风向雨，笑傲江湖！
在本章的最后，让我再来交待一下两位会战重要参予者的人生归宿吧！
张名振，在退出长江后，为寻找落脚点，再一次占领舟山群岛。
但让他大失所望的是，此时的舟山，早已是人去岛空。居民不是被万恶的清政府屠杀，就是强制内迁，偌大的岛上，仅剩六户人家。
气急怨恨加上奔波劳碌，张名振一病不起，不久便在灰心失望中，黯然辞世。
他死后，部下由张煌言统领，继续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斗争。
钱谦益，在得到姚志卓飞报后，与夫人柳如是一同慷慨解囊，秘密在山区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抗清武装。
在得知张各振进入长江时，这支武装即在姚志卓的率领下，穿山越水，投身其间，为之联络引路、筹备粮草……
当会战失败，一切抱负无法施展中时，钱谦益剩下的，只有书宅私和书本。
他一面痛定思痛，在书本中抒发无尽的悔恨与故国情思；一面校勘群书，保存传统文化中点点菁华。
1664年（康熙三年），钱谦益病故，享年八十二岁。
150年后，从国家绝密资科知悉钱谦益“首鼠两端”的乾隆帝，勃然大怒，点名将这位文化大师列入《贰臣传》的乙编，并做诗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还嗤之为“有才无形之人”，下令在全国封杀其所有著作。
即使在修集大成的《四库全书》时，钱谦益的著作，也被排斥在外，书中凡涉及钱谦益名字者，或改或删。
直到在全国人民前，彻底揭露出钱谦益的“丑恶嘴脸”后，乾隆帝方吿罢休。
又过了100多年，清王朝被推翻，钱谦益的著述，终重见天日，再次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朵炫丽盛开的奇葩。
第三十二章 伤逝
十八先生案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这是一首“藏否人性、评论人生”的哲理诗。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能对一人一生作出完整全面评价的，既不是其一时的真善美，也不时其一事的假丑恶，而是那永恒流淌的时间之河……
有的人今天善良可爱，明天却邪恶可憎……
有的人在此可亲可敬，到彼却遭人唾弃……
有的人恶贯满盈，但死到临头，却感动世界……
在我们前面的故事中，这类“双面人”比比皆是，马士英、朱大典、李成栋、郑成功、刘孔昭……
也许正因为如此，人类的历史，才如此百态杂陈、百转千回。
孙可望，最终也“不能免疫”地成为了一个这样的“双面人”。
在刚到云南的三年创业期内，他曾经殚精竭虑、小心翼翼、勤勤恳恳，最终在这块彩云之南的神奇土地上，打造出一个欣欣向荣的政权！
但就在他事业一步步迈向颠峰，成为万众瞩目的“民族救星”时，其人生轨迹，开始逆转。
由“盟主”而“秦王”，由“秦王”而“国主”，一步步权力攀升，一步步威福自操，让他不可避免地体会到权力的强大和快感。
怕失掉所有的，想得到更多的，在权力的诱惑下，孙可望曾不止一次，目光复杂地向安龙张望。
“上有所好，下则媚之”，在孙可望集团内部，很快便“诞生”了以兵部尚书任僎为首的“劝进派”。
“劝进派”们为了自已的幸福，向社会大声疾呼：“明运己终，事不可为”，要求永历帝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早日“禅位”给孙可望。
除了喊口号，“劝进派”还搞出不少“祥瑞”的猫腻，为自已的理论宣传，提供“具体素材”。
其中的“星术大师”方于宣，就编出一套“帝星明于井度，天命在秦”的“美丽谎言”。
后来，连永历帝身边两个最亲近的人——“办公室主任”马吉翔和“保卫部主任”庞天寿，也非常“自觉”地加入到“劝进派”中，为劝进事业添砖加瓦！
在多种劝进势力的拥戴下，孙可望越来越想把自已由“打工仔”变成“东家”，把对天下的“使用权”，变为“所有权”。
但考虑到自已一旦称帝，就会授人以柄，外面的李定国、郑成功，甚至万恶的清政府，都有可能“名正言顺”地讨伐自已，孙可望感到进退维谷。
“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最终，孙可望还是“很明智”地把称帝这件事，暂时后放。
但他这很“有厘头”一番炒作，可把永历帝吓得够呛。
永历帝非常清楚，一旦小孙同志称帝，自己失去的，决不仅仅是政治生命……
人都有自保之心，何况对自身安全高度敏感、对个人生命高度重视的皇帝。
要自保，找外援，自已已没有多少力量的永历帝及其亲信，在对周边外援的兵力、能力、人品、与孙可望的关系等因素综合分析后，把外援的希望，寄托在了“思想比较单纯，能力比较突出，跟孙可望关系特别不好”的李定国身上。
随之，以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任组长的“引李入卫工作组”秘密成立，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地下联络工作。
在这个“工作组”中，除吴组长外，还有张福禄、全为国、张镌、徐极等二十多核心成员。
这些成员，有大臣、有太监，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当然，这个奋斗目标，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
说简单，是因为对于现在的李定国而言，一道“措词恳切、感天动地”的密旨，就可以把他引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说不简单，是因为要顺利引来李定国，必须迈过两道坎。
第一道坎是“选人”，即必须派出一个忠诚可靠的信使，越过千山万水的距离，经过兵荒马乱的考验，把皇帝的密旨，准确、安全、快捷地送到李定国同志的手中。
第二道坎是“保密”，就是这项工作，要慎之又慎、密之又密，千万不能露出一星半点的风声。否则，工作组将全盘皆输，成员将全军覆灭。
不用吴组长操心，工作组成员之一的林青阳，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送旨”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为把这件事做得更巧更妙，林青阳以“请假葬亲”为名，身藏密旨，于1652年底启程，前往李定国军中。
此时的李定国，正在肇庆战场与清军厮杀，接到永历帝的密旨后，异常冷静，认为“兹事体大，需从长计议”。
他把林信使留在军中，以待时机！
“引李入卫工作组”从冬等到春，又从春等到夏，还未见“佳音”回报，焦急万分的他们，再一次派了密使携密旨前往。
为防泄密，在派密使时，永历帝把早已吃里扒外的马吉翔，调到南宁当官。
这一次永历帝的密使，又不辱使命地来到新会战场上李定国的军中，把密旨庄严交到其手中。
这一次密旨，言辞比上次更悲切，感情比上次更哀伤，效果比上次更煽情！
以致于李定国看后，竟感动得“哽噎无语，泪如雨下”。
他冒着泄密的危险，给吴组长回了一封信，表示自已“宁负友（孙可望）不负君，在打下广东后，即接驾返粤。”
永历帝及工作组成员们，在接到李定国的回信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