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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为了制造出更多的“既得利益阶层”，多尔衮决定，首先给这三王“改爵”。
他以顺治皇帝的名义，把孔有德由恭顺王改封为定南王，耿仲明由怀顺王改封为靖南王，尚可喜由智顺王改封为平南王。
读者朋友们可能要说了，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吗？这个王变成那个王，到头来还不是一个王。
这可还真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因为“此王”非“彼王”！
清朝封王，不同于明朝的用地名封王（如唐王鲁王靖江王），王的封号用的尽是我们汉语中博大精深的褒义词，如恭敬、端重、承泽等等。
这些被褒义词封出来的王爷们，只有荣誉及工资待遇，没有任何封地，从生到死，只能做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高级囚徒”。
即使出趟京城去旅游探亲或看病，都得提前向皇帝打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后，才能成行。
如果被封的这位王，封号中有了地名或方向，那么，恭喜这位王爷了，你肯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果然，“惊喜”随之也就来了。
多尔衮做出补充性规定：此次南下占领广东广西后，打下一县，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县长（知县）”；打下一府，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市长（知府）”；全省都打下来了，你们就可以任命“省长（巡抚）”。
各官员的印章，中央政府都给诸位刻好了，大家尽可拿出放心使用。
并且，为了表示对各位的信任，解决军人“两地分居”的问题及减少“性”犯罪，一下子变得体贴下属的多尔衮，还做了一项“充满人性”的规定：南下的士兵及官员，均可携带家属同往，打下两广后，可以在此地分房分地，长期驻扎。
最后，他还给了这三位王爷，新增了大量的“招兵”指标。
孔有德在原来31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6900人，耿仲明、尚可喜在原来48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5200人。
这就是多尔衮在痛定思痛后，推出的“新思维、新政策”，其核心思想就是——诱之以利、导之以法；宁与家奴、不与外人。
政策一变，心情就变，在如此“给力”的政策面前，三个王爷马上生龙活虎、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各项工作就已就绪。
1649年7月，三王陆续率部开拔，独当一面的孔有德，单独负责攻打广西；能力有限的耿仲明、尚可喜两位，联合攻打广东。
当耿仲明、尚可喜在11月初，率部开拔到江西吉安时，大清“执法官员”忽然找上门来，与两位进行单独约谈。
约谈的官员严肃地告知他们，您二位因“窝藏逃人”，已严重违反了大清的“窝藏逃人法”。
前面讲过，所谓的窝藏逃人，就是指收留、包庇从旗人庄园逃出的汉人奴隶，其构成对旗人庄主“特殊财产”的严重侵犯。
要说窝藏个把“逃人”，对贵为王爷的两位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但这回两位明显地耍大了，一下子窝藏了一千多个“逃人”。
因此，负责此案的官员，转而严厉向两位指出：“大清现在己是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只要触犯法律，都将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在办案官员的暴风骤雨下，心理素质较差的耿仲明同志，竟一时经不住考验，于11月27日这天，畏罪自杀了！
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冶绑架法律的国家，即使刚刚建国的大清也不例外。→文¤人··书·¤·屋←
就在耿仲明同志那颗脆弱的心脏，刚刚停止跳动的时候，大清中央政府的处罚决定到了。
处罚决定共有两条：一、对两位的“犯罪行为”给予书面警告；二、各罚银四千两，仅此而已！
本来，大清的最高权力机关——议政王会议，给两位王爷做出的处罚决定是削去王爵，并各处罚银五千两的。
但多尔衮考虑到正在用人之际，就“网开一面，从轻从宽”处理了。
这下，尚家乐大了，耿家悔大了！
但这还不是耿家人最后悔的。
最后悔的是：清廷认为，耿仲明同志擅自自杀的不当行为，是纯粹对组织“惩前避后、治病救人”精神的不信任，是纯粹对大清法律的再次蔑视。有鉴于此，其长子耿继茂同志自动丧失王位的继承权。此次南下，仅以阿思哈尼哈番（男爵，爵位中的最低等）的身份，作为尚可喜副手，统帅其父旧部随征。
两广失陷
在两路南下的清军，被“吸附”回北方的一年多日子里，明清边境线上一片宁静。
双方在这段时间内，自觉遵循了“各守原防、和平共处”的两项基本原则，彼此之间都没有主动向对方发起过大的攻击。
这给了永历帝一个不错的感觉——未来的岁月，可以“波谰不惊”地这样过下去了！
在这样沐浴着和平阳光的日子里，朱由榔同志，终于“有模有样”地过了一段幸福而难忘的帝王生活。
要说他在这段执政履历里，做过什么大事，的确是无史料可查。但要说他什么事也不做，却也有失公允。
这位永历帝的个人工作简历，大致如下：
朝堂内，这位“亲西方的国家领导人”，在欧洲人卜弥格的协助下，制定并颂布了《永历新历》。
甚至，动员金家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的他，还派卜弥格作为特使，去遥远的意大利“借兵灭虏”，请“万能的主”来解救他这位受苦受难的“孩子”。
上帝虽然没有给他送来救兵，但却给他送来了一位新“太子”，终于让大明江山后继有人。
朝堂外，他解决了李成栋死后，广东明军无领导人的问题，由李成栋的副手杜永和出任新的统帅。
他还把郑成功“统战”到自己的旗号下，在福建成功地开辟了抗清的“第二战场”。
秘密策反陕西吴三桂的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吴三桂同志已经作出了“择期反正”的保证。
但这种“小打小闹、拾遗补漏”式的工作作风，并没有使永历政权整体改观，民众对国家冷漠和不坚持的态度，仍“涛声依旧”。
当1649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呼啸的北风，不仅给南明带来了冽冽寒意，还带来了真正的危机！
危机是先从广东边境开始的，1649年12月3日（阴历），尚可喜、耿继茂率部从江西临江府出发，27日即到达赣粤交界的南安。
在南安，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的尚可喜开始玩“阴招”。
尚可喜会全军上下一方面杀胖猪宰肥羊、贴春联买花鞭，摆出一副喜气洋洋过大年的欢庆场面；另一方面，却秘密派出多名特务，假扮商人，潜伏到广东北大门——南雄城中。
在爆竹声声辞旧岁的除夕之夜，存心不让南雄人民好好过年的清军开始行动了。
先是假扮商人的清军特务工作者，跑到鼓楼去人为纵火。
趁守城明军赶去救火的当口，“清特”们偷偷地打开城门，放早已守在城外多时的清军入城。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仓猝应战的明南雄守将杨杰、萧启等人被杀，六千多明军战死，南雄失守。
1650年1月3日，在南雄欢渡完春节的清军，神清气爽地向下一个城市挺进，准备一战取韶州。
但韶州的明军，早己人去城空，清军便顺顺利利地开进了这座“不设防的城市”。
南雄和韶州的相继失守，让永历帝那颗平静如水的心又骚动不安起来，他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永历朝廷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会上，“转进派”马吉翔引导了会议的方向。移跸广西梧州，成为这个会议不容辩驳的决议。
但这时驻守广州的两广总督杜永和，却上疏提出不同意见，请永历帝为了防止政冶上出现重大的负面影响，暂缓移跸。
面对实力派咄咄逼人的致疑，“心虚”的永历帝只得一面做搬家的准备工作，一面派刘远生、金堡跑到广州，代表自己，“虚心”地向杜总督，解释这次移跸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月1日，永历帝一行又悄悄离开肇庆，前往梧州。
离开这块“龙兴之地”前，永历帝连下两道圣旨。
一道圣旨，是令广西的庆国公陈邦傅、忠贞营刘国俊等部，东援广州。
另一道圣旨，是升马吉翔同志为兵部尚书，与李元胤督守国都肇庆。
但因为皇帝的带头逃命，导致圣旨的权威性和执行力急剧下降，东援广州的明军虽然人多势重，但却始终没有迈出广西“省门”一步。
在各方“你推我让”的不作为中，清军于3月6日，到达广州城郊。
清军统帅尚可喜、耿仲明，首先“很有礼貌”地向杜永和同志，表达了希望和平解决广州问题的诚挚意向。
在遭到杜永和同志粗暴蛮横地拒绝后，清军在3月9日上午，开始竖梯子爬城。
这种原始、笨拙的攻城方式，在这支由李成栋亲手调教出来的明军面前，实在是“一群菜鸟”的武装演习。
结果是攻城的清军既流了汗，又流出了血，个别的倒霉孩还送了命。
初战不利的清军，只能决定采取一种虽然古老但却很靠谱的攻城的攻城方式——围城，来辛辛苦苦地解决广州问题。
他们在东西北的陆地上，三边挖壕沟围困；在南面则收卖了部分海盗头子，成立了大清的“红旗水师”，来控制水上通道，从而完成了四面围困广州的“战略构想”。
但广州城，毕竟是实力雄厚的大城市，经济承受力，远比南昌、大同这些中等城市强得多。
在围城一百天后，广州城中的居民依然是“歌照唱、舞照跳、茶照喝”，仍旧一副优哉游哉的模样，压根就没有出现“营养不良”的征兆。
究其原因，这得益于城南的那条水道。擅长“投机倒把”的广州商人，通过这里源源不断为被围的广州，补充了生存的给养，并形成了一条龙的战时供应体系。
尚耿两位傻眼了，照这样的攻城进度发展下去，恐怕就要在广州城边长期“蜗居”了。
一心想进城过好日子的两位，经过一番认真地核计后，一面向清廷请求增派援兵，一面加紧实施一项特殊的军工生产——铸炮。
到十月下旬，这两项工作都有了显著地进展。
在赣州屡立殊勋，己成为大清“今日之星”的高进库，率援兵赶到。
新铸火炮四十六门，加上高进库带过来，火炮总数达到了七十三门，可以顺利完成集中火力、毁其一点的战斗任务。
11月1日，清军集中炮火，轰击广州城墙的西北角，不怕疲劳、不惧炸膛的清军炮手们，竟整整轰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奇迹终于出现了，坚固的广州城墙，被轰塌一道三十余丈的大口子。
苦苦等待了多时的尚可喜，亲自率着清军敢死队，冲进了广州城。
在确信广州无险可守后，依然保持了高度镇定的杜永和同志，指挥着守军，紧张有序地登上了一千多只大小船只，飘然出海，撤至海南岛的琼州。
仗打了八个月，仅得了一座空城，却让数万守军从眼皮底下从容撤离，尚、耿两位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无人喝采”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广州居民，成为两位泄气败火的“良药”。
疯狂的屠城开始了。
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撰写的回忆录中记载，在这场完全是汉人屠汉人的杀戮中，共有二十多万男女老幼，悲惨地死于同族人的刀下。
就在广东战场搅成一团的时候，广西战场也出现了一塌糊涂的局面。
“孤胆汉奸”孔有德，在湖南躲过酷暑后，在1650年8月，熟门熟路地对广西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在广西，能拉出来的孔有德过几招的南明将领，就剩下曹志建和焦琏了。
曹志建现在正守在湘桂交界处的龙虎关上，准备和来犯之敌孔有德决一雌雄。
如果说火线提拔为永国公的曹志建同志的战斗能力，在“廖化级”的水平线上，那么孔有德，则已处于“张辽级”的档次。
龙虎关一战，这种差距立刻显现！
曹志建不但损失了一万多士兵，丢了龙虎关，而且更难以启齿的是，他把永国公的官印也弄丢了。
丢了就刻一个木的代替吧，刻完印后，心理调节能力极强的曹志建同志，跑到其弟驻扎广西灌阳，重整残兵，继续和孔有德叫板。
为教训这位“死不改悔”的抵抗派，九月中旬，孔有德分兵三路，逼近灌阳。
明清两军激战于青塘窝，曹志建同志再接再败，损失三千士兵和大炮28门，另手下有七名重要的将领战死。
又让他更难启齿的是，那块木刻的印也给丢了。
曹氏兄弟只得领着最后一点点残兵，逃入到深山徭峒中，以待时机。
自从把这位“很不识相”的永国公，赶到山沟里后，孔有德的攻桂之路，变得异常顺利起来。
孔有德率领的清军，以秋风扫落叶的态势，陆续攻占全州、兴安，逼近省会桂林。
大敌当前，能担当起桂林守卫重任的，也只剩下了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手下的滇军了。
但这支滇军，却在11月5日下午，带上亲人，带上财产，离开桂林，向云南方向转进，准备回家看看。
因为这支滇军的统帅赵印选、胡一青认为，既然曾有恩于他们的何腾跤已死，他们也就没有义务去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那个“素无交情”的桂林留守瞿式耜了。
滇军的不战而遁，让瞿式耜直气得捶胸顿足骂道：“朝廷平时以高爵侍你们，百姓以膏血养你们，你们今天却不发一矢就四散而逃，可知头顶三尺有神灵。”
瞿式耜同志，用神灵来约束我们的汉族，这的确是你的错，因为，你还没有弄懂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内心信仰！
在我们民族的幼年期，先知先觉的孔老夫子，就曾用“不知生，焉知死？”来教育我们这个民族。
在他老人家的谆谆告诫下，大部分汉人，变成了骨子里“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仙鬼怪”的“无畏一族”。
虽然东汉后，佛教西来，为全民增添了一些“心理约束”。但这种约束，却暗藏着“求财求利”的功用目的。
活在当下自我欢娱的世界里，不必问前世，不必管来生，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底色。
这种底色，使我们大部分汉人，在外族入侵、改朝换代的大变革面前，会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我们的民族，在大部分外，也会有少部分人，在用生命作为蜡烛，点燃令全民族感到温暖和希望的亮光。
在即将陷落的桂林城里，大学士瞿式耜是这样的一个人，总督张同敞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桂林城已无兵抗敌情况下，瞿式耜认为自己守土有责，决心与城共存亡。
在这危险万分的时刻，总督各路军务的张同敞，听闻瞿老师有如此决心，即泅渡过江，进入留守府中，要求与这位老师同生共死。
他慷慨表示：“君恩师义，同敞当与共之。”
而瞿老师则认为这位学生没有守城职责，不必留此陪他送命。
张学生则认真回答：“古人耻于独为君子，老师难道不许我与您同死吗？”讲此话时，情真意切，无虚无伪。
师生两人放声大笑，笑过之后，取酒同饮，明烛达旦。
11月5日，清兵在孔有德率领下，大摇大摆地进入桂林城。
当清兵进入留守府搜查时，见到瞿、张二位衣冠肃然，从从容容坐在大堂之上，大为惊讶的同时，也暗生敬佩。
清军将这喝了一夜酒的两位，押到孔有德面前，孔以高官厚禄相许招降，马上遭到一番从“外表到灵魂”的痛骂。
考虑到两位名气太盛，擅杀就会被社会舆论淹灭的孔有德，自作聪明地想到一条“折中处理”的办法。
他通过瞿的江苏同乡王三元，劝两位削发为僧，以规避大清法律的惩罚。
二位对这个自作多情的建议，嗤之以鼻。
好心做了驴肝肺，精神很受伤害的孔有德，马上对张同敞施以酷刑，将其手臂打断，眼睛打伤。
但从身残志坚的张同敞身上，孔有德听不到一丝求降的“软话”。
听到的，是狱卒反映的这二位孤灯对坐，以赋诗唱和，抒发正气，互勉忠贞的动人事迹……
这两位被关押了60天，写诗达百余首，平均每天两首。
二位在狱中，除写诗外，还给平乐的焦琏写信：“城中清兵无几，若劲旅直入，孔有德之头可立致也。”不幸，信被孔有德截获。
见信后孔有德，彻底丧失了做“好人好事”的耐心，在闰11月17日，将他俩残酷地杀害在叠彩山风洞前。
瞿式耜的殉国行为很好理解，因为在他的生长道路上，饱受国恩，国家曾给他铺满了鲜花和阳光。
但张同敞的殉国行为，却并不好让人理解，因为他为之殉节的这个国家，不但对其“无恩”，而且“有负”。
张同敞的曾祖父，就是明朝中后期那个大名鼎鼎的“救时宰相”——张居正。
张居正曾为了这个国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立下了巨大的功勋。连永历帝的爷爷万历帝，也曾经十分动情地说过：“首辅您为国家的付出，朕无以为报，惟有今后照顾好您的子孙，方可心安！”
但张居正一死，曾经信誓旦旦的万历帝，虽言犹在耳，却就对他的后代下手了。
出于对张居正曾经“福威自居、杀伐自为”的痛恨，万历帝对张家下达了严厉的抄家令。
在抄家和随后的审问中，张家一门十几口饿死，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自杀，在北京及老家江陵的家产被没收。
后来在大臣们“打抱不平”的上疏抗议中，良心上略微受到一丝震撼的万历帝，终于发还了张家一些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才没有让这个显经显赫一时的家庭彻底沦为“无产阶级”。
但从此，张家人就彻底沦为，一群时时处处需要夹着尾巴在世界上行走的“贱民”。
张同敞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在他的生长历程中，误解、歧视、坎坷如影随行。
直得天启年间，张居正得到平反，他才得以荫补为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从七品）。
就这点小小的补偿，却使他内心充满无比的感激。从那时起，他就立下誓言，将以生命来报达这个国家。
在李闯进京、崇祯自杀之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