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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金声桓不是“稻草人”，会傻乎乎呆在那里，等明军聚齐了再挨刀。他派人先侦察到了“大明海军”停泊的港湾，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组织了敢死队，跑到军港里见船就烧，见人就砍。
黑夜中，没有陆军掩护的“大明海军”几乎成了挨宰的菜瓜。人员、船只损失近三分之二，后来幸亏万指挥及时派兵救护，才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
没能救人反被人救的罗明受同志，只得领着残兵败将离开了这块令他伤心欲绝的地方。
“大明海军”这一败，导致万指挥威信大损，各路人马的指挥官都对这位只会纸上谈兵的前敌总指挥充满了轻蔑和鄙视。
这当口，金声桓却活跃起来，趁机带兵使用逐一操练、各个击破的战术，先打跑了两广兵，再干掉了云南兵。
金声桓连胜三仗后，其余增援赣州府的指挥官们一看这位“金兄”竟然如此生猛，纷纷抬腿走人。
一天之内，明军只剩下了城内的六千多人。
扫清外围后的清军，在9月19日后开始全面包围赣州城。待城内弹尽粮绝后，10月3日，全军出动，实施最后的攻城作业。
经过一天半的紧张作业，10月4日中午，赣州陷落。
万元吉、杨廷麟在城破后，双双投水自尽。
死前，他俩向福建方句叩拜，为没能顺利完成工作，而向隆武帝致以深深的歉意。
但他俩并不知道，他们敬爱的隆武帝，已经再也无法再收到他们的道歉了。
因为这位可怜而倒霉的皇帝，已于八月二十七日，在福建长汀以身殉职！
隆武帝在清军进入江西时，就预感到自个儿去找何腾蛟会师的想法有可能要会落空。
为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派出使者，拿着自己的手敕，去长沙命何腾蛟派出精兵一万，来江西的湖东地区“接驾”。
后来，随着局势的恶化，同样的手敕他又发了一道。
在隆武帝两次催促后，何腾蛟派出郝永忠、张先壁率领一万多人，组成“迎驾军”，分左右两路，从长沙出发向江西进发。
但在两人上路时，何腾蛟又私下授意他们，此次“迎驾军”行动的原则是——慢慢走，等等看。
他这样做，是感到在湖南独立当“一把手”实在是过瘾，没有必要再找一个无用的上级来管束自己。
对于何腾蛟命令心领神会的郝张两人，一路上果然以老牛拉破车的速度向前推进，5月17日从长沙出发，9月2日才到达郴州。到郴州后，就以前方出现重大“敌情”为由，任凭隆武帝的使者杨守明、路太平怎样死缠硬磨，就是再也不前进一步了。
隆武帝至死也没见到这支“迎驾军”的“一兵一卒”。
就在隆武帝翘首企盼“迎驾军”大驾光临时，也“死马”当作“活马”用，布置郑芝龙派军队守卫福建的门户——仙霞关。
但郑芝龙己决定不跟着隆武帝再混下去了，他以福建沿海出现海盗为名，紧急收缩军队，将仙霞关的“郑家军”撤到自己的老巢泉州、安平一带，准备以此为基地与清军讨价还价。
清军于是不费一刀一枪就越过仙霞关，进入福建。
由于郑芝龙大规模收缩军队，进入福建的清军自然无仗可打，直接大踏步地向隆武帝的行在“延平”推进。
危险正一步步向隆武帝逼近。
8月21日，感到延平已经无法立足的隆武帝起驾西行，率领五百多名御林军准备赶往明军重兵集结的赣州。
他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赶到赣州前线，用自已的名号来鼓舞士气，打赢赣州保卫战，扭转战局，重振乾坤。
隆武帝不愧是一个“把书籍当作生命、活到老、学到老”好皇帝，即使在战火纷飞的转移途中，也依然带了十车书，边走边读、怡然自得。
8月26日，他们一行人到达福建长汀，当晚停驾于此地。
次日凌晨，有大队身着明军军服的人急叩汀州城门，声称护驾。
守门士兵大喜过望，连忙大开城门，迎接亲人。
城门一开，被迎进城中的“明军”见房就烧，见人就剁。
原来这些“明军”，乃是清将李成栋派出来实施“斩首”行动的“特种部队”。
当这些“特种部队”冲进隆武帝的住所时，隆武帝闻乱惊起，持刀抵抗。
“特种部队”也不淮备捉活的，一阵乱箭之下，隆武帝壮志末酬身先死。
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皇后曾氏和不满月的皇子。
隆武帝的忽然被难，标志着南明第二个正式政权——隆武政权的灭亡。
这个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也仅仅存在了一年零二个多月。
在隆武帝死后的二十二天后，志得意满的博洛开进隆武朝的“故都”福州，降下了这个政权最后的一面旗帜。
在结束本章前，我试着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探讨一下鲁监国和隆武帝，为什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败逃，一个覆灭。
我认为，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两者都缺乏一块可以维持其发展壮大的“根据地”。
隆武帝虽然得到了除浙东之外南方各省的承认，但真正可以获得兵源财源的“根据地”，却仅仅只有一个福建省，而鲁监国则更少，仅有一个浙东地区而已。根据地小，可以获得的兵源、财源就少，也就缺少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资本。
二、政权与人民的“两张皮”。
根据地小，而为了维持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又不得已对这一块“巴掌大根据地”上的人民，加大征粮征税征兵的力度，结果弄得这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崇祯时代还要下降。
“理想很崇高，面包很重要”，让“根据地”的绝大多数的人民勒紧裤带、饿着肚子支持伟大的，但却丝毫不能给大家带来幸福的“中兴”大业，的确是勉为其难！
三、两者都没有一支能独立指挥的军队。
无论是朱以海，还是朱聿键，都是借助“军阀的枪杆子”才混上台的，这就出现了“帝（皇帝）”指挥不了“枪（军阀）”，而“枪”却在自行其是。
“帝”追求的是长远目标，而“枪”追求的是保护既得利益。两者追求的不一致，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相看两厌、分道扬镳。
三百多年后，一位伟人曾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在这里则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皇帝的军队，便没有皇帝的一切。”
四、两者都没有自己的班底。
朱以海和朱聿键同志在没有当皇帝前，都是两个无所事事的“高级流浪汉”。骤登大宝，根本无自已的“干部人才库”及“铁杆哥们队伍”，没有这两种人，一方面对如何挽救时局不能提出正确的规划，另一方面也不能保证一些正确措施具体落实。
在这一点上，朱以海同志比朱聿键同志做得要更好一些。因为毕竟前者不像后者那样脱离社会，人情世故要通一些，从而成功地笼络了张名振这样的“铁哥们”作保镖，所以他虽然地盘小、影响小，但生存的时间却比朱聿键长得多。我们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看到他在“抗清”岗位上一直战斗的身影。
清军虽然把这两个“南明政权”打得一个逃，一个亡。但是，南明的历史却没有终结，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她还会有其不俗的表现！
第二十一章 不平静的东南
郑芝龙的选择
进入福州的博洛明白，虽然现在已经从肉体上消灭了隆武帝，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心无忧地把福建划入大清的版图。
因为在八闽大地上，真正当家作主的大爷，是那位一手掌握军队，一手掌控进出口贸易的郑芝龙。
并且，这个郑芝龙，掌握的军队品种还挺多样，不但有陆军，而且还有海军。
但对此，北大荒狩猎部落出身的博洛信心十足，他准备用“一打二骗三绑架”的不正当手段，套住郑芝龙这只“狡猾狡猾的老狐狸”。
“一打”的招术就是——派出固山额真富拉克塔统兵直逼郑芝龙的老巢南安，用大兵压境来给郑芝龙制造紧张空气。
“重压之下，必有懦夫”曾经不可一世的郑芝龙，心理压力果然开始急剧增大。
他赶忙给博洛同志写信，大谈特谈自己在引导清军入闽的“丰功伟绩”，其中有一、放弃仙霞关；二、从福建各地撤军；三、通令各州县严格执行“不抵抗政策”；四、通令各地为清军准备粮草被服，提供后勤保障。
博洛见郑芝龙有了反应，得知猎物已经上钩，于是开始实施第二招——骗。
他先下令富拉克塔将军队后撤三十里，摆出一副“友好相处”的姿态。
然后他派出大清内院学士额色黑为首的高级别代表团，去与郑芝龙举行“双边会谈”。
会谈中，郑芝龙见清方开出了单设“闽粤总督”一职，并让自己担任的条件，喜不自胜，决心加快降清的步伐。
就在他“大干快上”时，有一个人跑过来对他大泼凉水。
这个人，就是他的大儿子——同时也是隆武帝“义子”的郑成功。
当时还在儒家经典的海洋中遨游的郑成功，与他那眼中只有“利益”二字的父亲相比，世界观人世观价值观有很大的区别。
在他的观念中，人生除了“利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大义”！
他劝父亲，以山高水险、濒海临岛的闽粤作基地，收拾人心、大开海道、号召天下，为大明保血脉，为汉族存气节！
但郑芝龙认为，弘光朝凭借长江的天险，四镇的雄兵尚不能保全。现在仅凭东南的一隅之地，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清朝对抗，胜算的机率几乎为零。而一旦失败，则必然失去进一步谈判的资本。
郑成功见自己的意见不被父亲采纳，于是拉上叔叔郑鸿逵一起去劝说，但两人的意见一同被郑芝龙无情“棒杀”。
1646年11月15日，铁了心当汉奸的郑芝龙带着500名保镖来到了福州。
见郑芝龙正一步步向自己精心设定的陷阱走来，博洛终于使出了自已的第三招——绑架。
为麻痹这位在“誉满海内外”大混混，博洛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并亲自主抓郑芝龙的接待工作。
他大老远就跑到福州城外恭候郑芝龙的大驾，两人一见面，博洛就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恭维的话说了一大罗筐之后，还特别保证原来让郑出任闽粤总督的承诺将“五十年不变”。
为增强表演效果，《三国演义》忠实粉丝的博洛当着郑芝龙拿出一支箭，朝天一举，折为两段后说：“若违此誓，当如此箭”。
这让相信少数民族“老实厚道”的郑芝龙，更是像加买了一份“人身保险”似的，心理的防线彻底崩溃。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郑芝龙受到了至高无尚的贵宾待遇，陆续出席了福州政界、军界、汉奸界、少数民族等界别为他举办的“高级别酒会”。
但在第四天的洪塘聚会上，当各界人士正在交杯换盏、其乐融融之际，清军忽然包围了酒会现场。
目瞪口呆的宾客突然看见酒会主持人——博洛先生来了个瞬间大变脸，只见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圣旨，以公事公办的严肃口吻向郑芝龙庄严宣告——“即刻进京、面圣听用、不得有误！”
郑芝龙现在才明白，自已被“貌似忠厚”的博洛给涮了。
但久涉江湖，经常被涮的郑芝龙很快冷静下来。
他和颜悦色地向博洛表示：“进京面圣听宣，吾所欲也；保持地方稳定，亦吾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面圣而求稳定是也！”
接着，他再次以自已如果忽然离闽，手下的兄弟们会搞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出来为借口，请博洛收回成命，宽限时日。
但年轻的博洛政治水平还依然停留在“擒贼先擒王”的初级阶段，离“斗争也需要适当妥协”的高级阶段仍还有相当长的一大段距离。
所以，博洛脑子一根筋地坚持郑芝龙必须进京，而且要即刻行动。
至于郑芝龙担心的问题，博洛也替他想好了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麻烦”郑芝龙以“教主”的名义给这些“心存不轨”的手下写信，请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接受整编。
在博洛这个不懂道理的“大绑匪”面前，一看“不识相就有会被破相”的郑芝龙只得一一照办。
做完了这一切，被绑架的郑芝龙在清军的“严密保护”下，恋恋不舍地告别家乡福建，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进京之路。
在北京，他受到多尔衮及顺冶帝的亲切接见。但对自已的“工作及待遇”问题，这两个“主儿”都只字不提。
随后，他们一行被安排下榻到一个“秘密的所在”，与“非典患者”一样被与外界完全隔离。
在渡过两年多的痛苦生活后，忽然有一天，郑芝龙同志时来运转，被清廷授与了“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爵位，并光荣地加入汉军正红旗的队伍。
郑芝龙虽然精通日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荷兰语，还做过专职翻译，但对满语这一小语种却一窍不通，所以他对这个“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爵位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但当他在入旗仪式上拜见旗主时，鼻子都气歪了。
因为这个要拜见的旗主，竟是一个被他认为如蠢猪笨狗般的小人物——左梦庚。
左梦庚，左良玉的儿子兼接班人，在被黄得功打败后，率领大部分部下投降清朝，被阿济格带回北京当作“归顺标兵”圈养了起来，后因“表现积极”被升任汉军正红旗旗主，并负责管理刘泽清、郑芝龙这些“投降大腕”。
郑芝龙不服左旗主是有原因的，想当年，他与左良玉江湖论剑、谁与争锋的时候，左梦庚这个小屁孩，还在撒尿尿和泥泥呢！
但世道就是这么不公平，已经年过半百的郑芝龙，现在就必须学会在左梦庚这个毛头小伙的领导下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
甚至连出城参加一次“北京一日游”，郑芝龙还得提前向左旗主打报告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出行。
唉！没办法，谁让人家比自己参加“投降工作”早呢！
后来，郑芝龙还搞明白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所谓的“一等精奇尼哈番”，翻译成汉语，就是个“一等子爵”。
在我国古代的爵位排名中，从高到低分别是“公侯伯子男”。这样算来，郑芝龙同志遭了一身骂，辛辛苦苦投了降，才仅仅混了个倒数第二的低等爵位。
在弘光朝时，郑芝龙同志已被封为南安伯。隆武朝时，再加封为南安候。
想当年，看今朝，郑芝龙心中的怨恨，如腾腾烈火，足以把那个当年哄骗自己的博洛烧成一根木炭。
人生啊！就像一列只能向前行驶的列车，不慎于初，必悔于终。
可爱的郑芝龙同志，虽然反省错误的过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您老应该欣慰地看到。
在东南沿海，您那个最有出息的儿子——郑成功，在抗清的大舞台上，已经“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了。
郑成功抗清
博洛在“绑架”郑芝龙后，就开始拿着他的信四处招摇撞骗。
别说，郑老大的信还真管用，在这一页白纸黑字的召唤下，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全部降清。
但却有一个郑芝龙“至亲至爱”的人，撕破他的招降信，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清的道路。
这个人，就是郑芝龙混血的大儿子——郑成功。
郑成功，生于1624年（天启四年）7月14日，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七岁以前随母亲田川氏居住在日本。
教育学家说：童年，是人一生的开始，她会影响人一生的性格。
七年多日本童年的生活，给郑成功的一生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让我借用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一本著作——《菊与刀》，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中这个美国学者说，日本人象菊又象刀，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刚愎自用又从谏如流；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忠贞不二而又心存叛逆；既固步自封而又敢于接受新鲜事物……
虽然仅仅是短暂的七年，但这些“日本人双重性格”的基因已深深植根于郑成功的血脉之中，直至影响他的一生一世。
在郑成功八岁时，已是大明海军司令之一的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并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郑森。
接郑成功回国，目的就是让他接受国内更先进的教育，以免在日本这块“文化荒漠”里虚掷年华。
在随后的岁月里，郑芝龙为这位长子，提供了普通人家无法企及的教育条件。
另外，作为靠海盗事业“发家致富”的成功人士，郑芝龙不但让郑成功要“文明其精神”，而且还要“野蛮其体魄”。
郑成功也很理解父亲的这份苦心，所以，除了文化课之外，舞剑驰射等“体育项目”，也无不精通。
22岁那年，郑成功进入大明南方最高学府——南京国子监读书。
在国子监兼职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一见他写的文章就赞扬道————“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
后来，钱谦益还主动收郑成功为自己的学生，并给其起了一个别字——大木。
大木者，国家之栋梁、社稷之伟器。
钱谦益的愿望没有落空，当弘光朝覆灭，隆武朝建立时，郑成功已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与隆帝帝“面对面”受到的那几句鼓励，对“说尽人间谎言无数”的皇帝大人来讲，或许这只是一次逢场作戏的演出。
但对于郑成功来说，却换来他一生至死不渝的回报。
以至他举起义旗，写信遣责降清的父亲时，曾这样写到：“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众，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以儿之不肖，赐国姓，掌玉碟，畀印剑，亲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上报哉？……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
这封信，比起吴三桂那份“声嘶力竭”的告父书，更少了一份虚情，多了一份真意。
郑成功虽然举起了义旗，但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却不少，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自己缺少统军挂帅的能力，二是缺少与他一同真心战斗的士兵。
在隆武朝，他虽然曾奉命与傅冠出分水关，收复江西，但真正与清兵刀枪相向的战斗经验，却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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