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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假庐山大礼堂举行，他的干部们，酝酿着独树一帜的意愿。
经国自己，也很有兴趣，主要，他不甘CC派的压制和打击。那本《我们对团的建议》的小册子，企图
摆脱党的牵制，呼之欲出。但是，一身兼总裁、团长两职的蒋先生不点头，办得到吗？
蒋先生对爱子的想法，频频心动，用红笔御批后、嘱经国研究具体办法。太子庐山河西路的别墅，顿时群贤毕集，包括蔡省三、陈元、王升、赖钟声等，开会集议，分工起草组织纲领，忙得一天星斗。
三青团组党的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兼程上山，直言诤谏，同时拉出戴季陶＇3＇分头夹击，蒋先生于是改变主意，组党一说，付之东流。
蒋先生碍难采纳，并非没有理由。他自己是国民党的总裁，且“余自束发以来，无时不以基督耶稣和总理信徒”自居，何能允许青天白日的旗帜以外，再飘出别的什么旗来，让左手和右手相互对立。
设立青年团的原意，已经变质，失掉原来团结号召的初衷。由团改党，扩大派系分裂，将置党魁于何地？
事后检讨，经国也觉得很孟浪。他的干部们，有政治狂热，缺少政治经验；注重集团利益，忽视整体利益；倾向于用主观信念的力量，去和客观的事实相抗争。
紧接夏令营的举办，选举第二届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等高阶层人事，由庐山而南京，轰轰烈烈，好戏连台。太子系的人马．许季玉、刘安琪和覃异之当选干事，罗泽恺、罗友伦、胡素当选监察。
中央团部改组，陈诚蝉联书记长，袁守谦、郑彦棻为副书记长，经国当选为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原秘书处改第一处，宣传处改第三处，服务处和工作管理处改第四处，视导、调查、研究为第五处）主管组织训练。陈、袁挂名，实权全在太子手里。
掌握到青年团的神经中枢，尽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是国民党的事，永远和我们的想象背逆。省市支团，仍由康泽系的人马控制。于是，命令的贯彻上，七折八扣，有时候，甚至地方和中央，互唱对台。
一九四七年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一九四八年的副总统选举，即是测验三青团功能的温度计。
蒋介石的原意，副总统一职，内定孙科，他对桂系的实力，始终存着戒心；但当时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德邻（宗仁），并不怎么唯命是听，一场攻坚战，在首都展开。
三青团名义上并入国民党，而各县市党部的主委，由CC担任；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分子出马。CC和三青团，势不两立，而三青团内部，尚有复兴社、太子系的激烈对抗。大部分国大代表，出身各地三青团，党中央下令支持孙科，孙科应稳操胜券，轻易击败对手李宗仁。
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仅一千二百九十五票．＇4＇李胜孙负。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如白瑜＇5＇、周天贤．刘先云、许伯超等，宁置贺衷寒、袁守谦的劝阻于不顾，也要支持李德邻顺利当选。
李、孙一役，经国歉疚，蒋先生伤心，国民党的腐朽，差不多已无药可救。
青年团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经国转为党的中央委员＇6＇ 兼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张厉生。官衔又长又大，职权无足轻重，经国对这张冷板凳，当然就兴趣索然。
好在，党的职务并不重要，他尚担任预干局的中将局长，为国防部的一级单位。
预干局的全名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一九四六年成立，和它平行的是“‘国防部监察局”，局长彭位仁，经国推荐。彭投桃报李，用的全是太子嫡系，所以“外界把监察局视为预干局的盘支。”＇7＇
抗战末期，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大前提抗战建国，还我河山，所以一呼百应．志士来归。“剿匪”是内战，性质、内容、时机和抗日战争，好比地球到月亮的距离。也许内战方殷，蒋公出乎情势需要，顾不了那么多，旧梦重温，炒第一次青年从军运动的冷饭。
预干局成立的首件大事，召集青年军干部会议，黄维＇8＇、刘安琪、钟彬、覃异之等将领，纷纷赴会。会议通过征集第二批青年从军，报请国防部批准。
蔡省三先生，偏偏另持异议，他说：
“问题是抗战刚刚结束，国军正在裁减整编，第一期青年军的复员安置，尚未竣事，许多地方都被‘青年从，扰攘不宁。现在忽然又来搞个‘青年从军运动’，实在是‘师出无名’，不切时宜。要象第一期那样，拼凑一个‘征集委员会’，势不可能。‘运动’眼看是搞不起来，于是只得作为国防部改制后的一项措施，通过行政命令来办理。由预干局会同兵役局，在全国各地‘招兵’，名义仍然叫‘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并公开宣告，入伍后系接受‘军士’的预备干邵训练，成绩优异者，可保送升学‘军官学校’，或直接晋升军士，将来可按役龄再晋级军官。这就是以升官’为诱饵。尽管如此，但是知识青年应征者扔旧为数寥寥，随后是来者不拒，文盲也收，流氓地痞，一并收罗。勉强凑数，虽然兵不足额，仍然恢复了二0一师到二0八师的八个师的建制。好歹总算让这支嫡系武装延续了下来。”＇9＇
第二期的青年军，没有第一期幸运，战局吃紧，先后被调到前线参战。结局，或残或俘，到上海失陷为止，兵员建制，荡然无存。
马歇尔使命（Marshal Mission）宣告中止，国共双方再没有借和谈假惺惺作态的必要。诚如陈立夫所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得来的，谈是谈不去的。”
国府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下总动员令，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发动夏季攻势为回应，东北、热河、冀东各个战场，展开战略性反攻。
实质上，谈谈打打，战火燎原，从日本投降那天起，任何一方都没有住过手。初期国军以兵力武器的优势，略占上风。几经交手，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不过是银样蜡枪头。
试看，毛泽东下列举证。他说：
“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二十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莫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10＇
毛泽东承认．共方付出三十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和大批被敌占领的土地，但是，共方立于主动。
孟良崮，＇11＇国军张灵甫殉难，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两役约十万人被歼。
鲁西南战役，国军四师九旅之众，遭到歼灭。
国军大书特书的一场胜仗，是胡宗南的部队，攻入延安。＇12＇但是换取到的，不过一场空欢喜。津浦线短暂通车，陇海西段，又被刘、邓大军所切断。
战场上国军频频失利，共军的新战略．执行“外线作战”。以乡村包围城市，由游击战，扩大为阵地战，“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国军变强为弱，变攻为守，双方形势消长，急转直下，连西方军事家，都为之不解。
其它方面，如政治、经济、精神、心理，＇13＇和军事一样地令人沮丧。
导源于“沈崇事件”而爆发的反美学潮，迅速蔓延全国，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了无宁日。他们提出的口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无不矛头对准南京政府，旨在瘫痪国民党的后方，打击民心士气。毛泽东称此为“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当局，自然很清楚，这是敌人的恶作剧，是中共地下党幕后的策动。经国负责的三青团组织部门，的确绞过脑汁，派精英分子，渗透到各学校，从事各种防范措施，或壁垒的明地，相互对抗，可惜成效极其有限。国民党人，即使在后方，也不是中共的对手。
经济方面，通货膨胀，生产萎缩，加上庞大的军费开支，公教人员生活，日益恶化。政府财源枯竭，唯一的希望，等待美援，美援不来，只好滥发钞票，借资挹注。
失业、饥饿、萧条，每一项因素，分别困扰着国民党政府，加上中共巧妙的宣传，轻易地转嫁到另一方去认为蒋介石集团，独裁卖国，贪污腐化，反正一无是处。
国民党若干短视暴虐的举措，＇14＇无形中亦丑化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加速崩溃的步伐。
经国当时在南京的地位，相当微妙。一只脚在党里，一只脚在军里，可都算不上高层决策人物。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没有他的的，各军种各兵团，直属参谋本部，鲜有轮到他插足的余地。
大局如斯，经国对一切的情况，看得比他父亲还要清楚，原因，蒋先生高高在上，很少有兼听的机会。
经国因而忧郁仿徨，口头上、行动上，他要扮演成乐观坚强的斗士，强调“天下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心灵深处，阴暗深沉，看不见地道那一头，有任何光芒。
扶撑危局的办法，集南京所有的诸葛亮，也提不出什么锦囊妙计。即使有，蒋先生那样的性格也听不进去。听进去的，办不办得通，尤其成问题。
避免坐以待毙，一九四七年的秋天，经国召集亲信反复研究，且得到蒋先生的首肯，终于提出一个对付中共的新方案—建立“实验绥靖区”。＇15＇
纸上谈兵，计划是不错的。
绥靖区实现全民武装，把及龄壮丁，全编成“戡乱建国义勇队”，荷枪实弹，保家保乡，巩固收复区，根绝共军兵员粮食供应。
预备在江苏、安徽、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六省，各划专区试点。
“中央训练团”，特别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区长、县长等干部，配合施行。
认真实施，也就和美国在南越办的战略村类似，是以组织对组织的一种手段。
南越这一妙招，没有成功，关键系于：
（1）属于政府方面的干部，赶不上越共方面干部对主义信仰的宗教狂热。
（2）政府军没有力量保护村民的安全。经不起越共的报复打击。
中国的情况，较越南更特殊。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彼此矛盾。绝大多数农民相信，跟着共产党走，将结束贫困，获得翻身。
凭这付印象，已命定失败，劳民伤财，空忙一阵。
经国有什么选择呢？明知不可为，亦只有临危受命，鞠躬尽瘁。
计划没有出门，困难来了。行政院重划行政区是第一关，中训团另编预算，订编制，备营房是第二关。
行政院的官僚们，对国事的轻重缓急，漠不关心。仅知道照章办事，奉公守法。一记太极拳打过来，经国已手足失措。他们说：“设立实验区，事关改变现时政区，行政院政务委员无权定夺。须将原案咨请立法院审议通过。”耗时旷日不说，能否顺利通过，还是未定之数。
最后，还是蒋先生想到的变通办法，根据“戡乱总动员令”，交国防部出面办理。但“实验绥靖区”的原定计划，早已走样。
国民党的事，如是拖泥带水，甭说，对敌斗争之不易，对付自己的官僚阶层，就够辛苦了。
“戡建班”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约一千二百余人，编为六个大队，每人发美式手枪一支，子弹两百发，官阶准尉、上尉不等，颇有点御林军的威严。
一九四八年一月，国防部戡建总队＇16＇成立。总队长胡轨，下辖六个中队，分驻苏北、皖北、豫南、鄂北、鲁南、冀东各地。但都受经国直接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组”指挥。
队员或个别、或小组，参与地方施政，组训民众等工作。有时用他们的上方宝剑，进行搜查、逮捕活动。以戡乱建国的“先锋队”、“政治兵’自居，难免轻视地方干部的尊严，发生越权揽权等情。因而，戡建的功能，未见发挥，内部倾轧的现象，不一而足。
戡建总队之外，尚设戡建小组，负责情报活动，为经国经营情报组织的滥觞。
其奈，俱往矣，随着国军的覆灭，他这支新兵，被俘、被歼的．占十之八九。他们是充州第五大队，于许世友占领济南后，自大队长谈明义以下，无一幸免。少将督导游鲲（曾任蒋主任秘书）同时成擒。
襄阳第四大队全队被歼、包括大队长刘复州在内。
潢州第三大队，因豫南战局吃紧，各奔东西，而自行解体。
淮阴第一大队，未遑开展工作，即和南京的联系切断，后陆续逃回上海。
合肥的第二大队和唐山的第六大队，一九四八年七月调到上海。
武汉“戡建小组”的组长宋特立，携秘密档案投共。
赣南时期，经国曾说过：“年轻人的日子是不夜的，可是年轻人的黄昏来得太早了。”现在，竟成了他自己的忏语，命运就这么捉弄着他。
注释＇1＇吴嘉静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共谈判与马歇尔使华》，《中报月刊》第41期（香港一九八三年六月》，第98页。＇2＇曹聚仁著《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3＇曹省三、曹云霞答《蒋经国系史话》，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第178页。＇4＇程思远著《李宗仁先生晚年》，第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一九八0年十二月北京。＇5＇白斌为广西籍立法委员＇6＇第一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7＇同＇3＇。＇8＇黄维，前国军十二兵团司令，徐蚌会战被俘，一九七五中共释俘时，恢复自由。＇9＇同＇3＇，第185页。＇10＇毛泽东著《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9页。这一统计数字，不一定正确，但国军损耗巨大是事实，董显光谓“到了民国三十六年终，中国政府日益增加的危险已呈更剧烈的现象”。《蒋总统传》，第488页。＇11＇电影《南征北战》和《红日》即描写此役经过。战争发生于山东沂蒙山区。＇12＇参阅《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一九四六年十一二月），一九四七年四月，共军主动放弃延安国军得一空城，不久，胡部被全歼。＇13＇ Russell Randall准将，认为这场战争有五个方面：战场上、财务上、政治上、精神上和心理上。见《中国时报》旧金山版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版。＇14＇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其余如特务恐怖、抓人、判刑、坐牢等。真正的共党分子，极少抓到。＇15＇同＇3＇。＇16＇国防部系统的特种工作队，尚有“人民服务总队”属邓文仪的国防部新闻局，“绥靖总队”属国防部第二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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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八一九防线
战争进入第二年（和谈破裂），共军反守为攻，国军精锐，象见到太阳的坚冰，快速融化。
毛泽东“宜将胜勇追穷寇”＇1＇的战略，就是看准蒋的弱点，不让南京有喘气的机会，由内线进攻，加速蒋氏王朝的崩解。
等到后来，蒋看到事态之严重，承认经济战场上，也遭受挫折，已生命垂危，再无法挽救了。
据董显光说：一九四八年夏间，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2＇从社会经济的实情去了解，假定，以国立大学的教授收入作例：“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如以银元来计算，约等于十五元上下，到了发行金圆券的前夕，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左右了。这份薪给，比之战前女工，还差了一半。”＇3＇这是一位教授的自述。再从当时流行的钞票面额来看，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十九日，二十五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了，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二十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三百九十万倍，物价上涨的幅度，如此巨大，可真是“法币的末日”了。
造成这样严重情势的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外在的压力，是中共的控制地区，日益扩大，到这年的六月三十日为止，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二百三十五万平万公里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一亿六千八百万。国库收入（田赋）锐减，但军费相反地直线上升。赤字成为天文数字。
国府更大的困扰，每失一地，即产生成千成万的难民，即这些人内心里拥护国民党，恐惧中共的“解放”、“翻身”。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统计，此项无家可归的难民人数，共达两千万之巨。政府无法坐视，需予人道救济，因而益增财政上的沉重负荷。
“无粮不聚兵”，早是支援战争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在战争中，已长期失去生息喘气的机会，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从事剿共战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又持续数载，民穷财尽，筋疲力竭。
美援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唯一希望，而美援却不是那么说来即来。华盛顿夹带着附带条件，那就是：国民党先要自助，着手政治革新，推行民主运动，才肯慷慨解囊。
华盛顿的观点，并不全错，但也不全对，它不能用施舍的态度，无条件地送钱送枪送炮，希望每一分钱花下去，有一的钱的功效。然而，客观事实是，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育，再猛的药物针剂，短期间，亦无法使它恢复健康，进而生机勃勃。
至于陈伯达所说的“四大豪门”等等，和真实情况，并不全部符合。
谁当财政部长，谁也没有办法，唯有“凭了印刷机，把法币象洪水似的天天泛滥出来”，应付急需。其后果是“一方面冲淡了人民原有币值的购买力，一方面更以最强大的购买者资格，把都市的与农村的物资囊括而去，生活物价飞涨，币值日降。” ＇5＇
渐渐地，灵符失灵，“举国已成法币世界，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6＇换句话说，国府的财政经济和军事一样，面临崩溃的边缘。
法币既陷在解体的过程中，改革乃变为官民上下一致的呼声，甚至“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7＇
改革早在酝酿，下决心见诸行动，却等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
七月下旬，蒋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京沪报纸盛传，币改如箭在弦。七月的最后一天，蒋突飞上海，在沪举行会议。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京前往牯岭，晤蒋会谈，于是订名为经济紧急处分方案的新政策，始拍板定案。
八月十八日，蒋下山返京。第二天，明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