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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你带着朱大伟去的，这活应该交给朱大伟干，干嘛交给我？便冷漠地说：“刘副市长的讲话是我写的，现成的发言稿，还整理什么？”
赵忠不怀好意地笑道：“刘副市长基本没按你的稿子讲，是发挥的。”
我无话可说，只好接过录音笔放进公文包内。这支录音笔是赵忠从市财政局化缘来的，刚弄来不到一个月，崭新的，价值一千五百多元。下班后，我将公文包夹在了自行车后座上，快速往家赶，路过动物园时，门前有卖菜的，老婆早晨上班前就嘱咐我下班后买把菠菜回去，我下了车挑了把水灵灵的菠菜，付了钱，我把菠菜扔进车筐内，回头一看顿时傻了眼，公文包不见了。
我不知道是被偷了，还是掉到半路了，呆立了片刻，下意识地跳上自行车往回骑，骑着、骑着我意识到，平时我都是将公文包夹在车后座的，架子很紧，从未掉过包，一定是买菜时被偷了，只要是被偷了就不可能找到了，公文包并不贵，关键是丢了录音笔，这回我可是主动把小辫子送给赵忠了。
我十分沮丧地回到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老婆说了，老婆一句也没埋怨我，通情达理地在床头柜里取出一千五百块钱塞给我，此时我岳母正在住院，这是给老人家准备的医药费，我把钱重新塞给老婆，老婆说，丢了录音笔咱们还了不就完了吗？我垂头丧气地说，哪儿有这么简单，刘副市长下面管着二三十个局，综合二处跟下属单位张张口，别说一个录音笔，小轿车也一样给，关键是领导讲话丢了不好交代。老婆安慰地说，杀人不过头点地，给你们处长打个电话，让他搪一搪，或许没这么严重。“老婆，”我底气不足地说，“其实领导讲话丢了不要紧，市招商局肯定也录了音，只是赵忠一直在找我的小辫子，这下还不知道他怎么做文章呢。”
老婆为我担心起来，他劝我去找一找李玉民，我恍然大悟，对呀，我和李玉民毕竟都是研究室出来的，我在研究室时是他最得力的干将，他现在是办公厅的主管副主任，不可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我晚饭都没吃，星夜打车去了李玉民家。
进李玉民家门时，是他老婆开的门，我在研究室时去李玉民家拜过年，他老婆认识我，很热情地把我请进客厅，此时李玉民正坐在客厅的茶几旁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我进去时屁股也没抬，只是努了一下嘴示意我坐，我心里有事，哪儿敢随便坐，只是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惴惴不安地说了丢包的事。李玉民听明白后，一边啃着鸡腿一边问我，向赵处长汇报了吗？我没拿李玉民当外人，简单说了我和赵忠近来的微妙关系，李玉民并未表态，只是说我应该先向赵忠汇报，便不再理我。
我尴尬地坐了一会儿，心想，你李玉民竟是个鸟人，看样子是下决心袖手旁观了，我心一横，起身告辞，我就不信还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李玉民的老婆也觉得丈夫有些过分了，一边数落他一边把我送出门。
我走出楼道仰望星空，发现一颗流星划破夜空，我猛然顿悟，如果这颗星星不划破夜空，谁会知道他的存在？看来它是以不存在换取了存在，我应该学习这颗流星，一旦出发就不问归程，其实人生是永远走不了回头路的。想到这儿，我掏出手机拨通了赵忠家的电话。
赵忠懒洋洋地接了电话，当他听明白我汇报的情况后，半天没说话，我叫了两声赵处长，他才像有屎拉不出来地说：“小明，这件事太严重了，明天我向厅党组汇报后再定吧。”说完电话一摔就挂了。
我茫然地站了半天，我知道赵忠有机会向我发难了。从电话的口气里，我能听出来，他将丢录音笔的事上升到了政治错误，而且怀疑我私密了录音笔，眼下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王朝权求救，王朝权是欧贝贝的老公，在市招商局办公室工作，正好负责材料这一块，市委书记和刘副市长的讲话录音，王朝权手里一定有。
果然，我给王朝权打电话时，他正在办公室整理录音，而且刚刚整理出来，王朝权在我眼里不仅为人正值，而且很有才气，只是不懂政治，一直没干起来。我打车直奔市招商局。文人小说下载
走进市招商局办公室，王朝权正在复印材料，见我进来，他看了看表，热情地说：“正好我刚干完活，时间还早，咱们找个地方喝两杯怎么样？我给你压压惊！”
我苦笑着说：“饶了我吧，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你还不清楚，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就是我明天交了差，照样有幺蛾子，人家正等着我飞蛾扑火呢。”
王朝权见我着急，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明，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我们一起下了电梯，在市招商局大门前分了手，我又打了一辆车心急如焚地往家赶。明天早晨我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整理好录音材料，而且要打印出来，二是老婆给我的一千五百元钱还真得带上，我要将这两样东西当着同事的面交给赵忠，死胖子，我看你还怎么做文章。
但是第二天上班，赵忠却迟迟没露面，欧贝贝见我心神不宁地翻着报纸，告诉我赵忠去了肖福仁办公室，很显然他还真去厅领导那儿做我的文章去了，我气哼哼地将整理的录音材料和一千五百块钱往赵忠办公桌上一扔。许智泰和朱大伟见我情绪不对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面面相觑。看来欧贝贝从王朝权那里得知了情况，简单向许智泰和朱大伟做了解释。
许智泰当场抱不平地说：“就这么点事，至于吗？小明，依我看，一千五百块钱你不用拿，让下面哪个局送一个，他们都得屁颠屁颠的，再说，以前赵忠自己也丢过。”
正说着，赵忠绷着猪脸走了进来，一进门就说：“正好大家都在，开个处务会吧。”谁都知道他要借题发挥。果然，他一开口，就将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说我丢录音笔事件是综合二处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还说此事他已经向厅党组做了汇报，厅领导对这件事深为震惊，十分重视，责令我写出事情经过，厅党组很快就会派人来调查此事。
一连几天我都没心思工作，我写的事情经过和检查已经两稿了，可是在赵忠那儿就是通不过，看来死胖子不把文章做足，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是想拉着架子要让我受点什么处分，厅党组也一直未派人来处里调查，这么拖下去我会疯掉的，我心一横，去了刘副市长办公室。
刘副市长热情地接见了我，看样子刘副市长还不知道录音笔事件，我壮着胆子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情况，刘副市长听明白情况以后，蹙眉片刻，操起内线电话就给肖福仁打。
“福仁，黄小明丢录音笔的事赵忠怎么跟你说的？”
很显然刘副市长的语气是要袒护我，我不知道肖福仁在电话里是怎么解释的，但是几分钟后刘副市长只说了一句：“乱弹琴！”便撂了电话。然后他和蔼地对我说：“小明，你到综合二处以后，我对你关心不够，不过我一直关注你的情况，你写的材料别看是赵忠汇报的，但是他揽不了你的功，我心知肚明，选人用人关键在于识人，综合二处是我的办公室，由我决策的大政方针都凝聚着你们的心血，别看我一天到晚忙得顾不上你们，其实你们每个人的情况都在我心里呢。小明，丢录音笔的事别放在心上了，吃一堑长一智，肖主任跟我说，赵忠确实向他汇报了，还上纲上线，肆意夸大，请求厅党组派人调查，肖主任根本没答应。小明，你的本事太大了，难免赵忠做周瑜啊，不过，既然走上了从政这条路，受不了委屈不行。好了，我要到省里开会，咱们改天再聊，抽空我找赵忠谈谈，小明，你放下包袱，好好干！”
走出刘副市长办公室，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刘副市长能跟我一个小小的正处级调研员如此推心置腹，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刘副市长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再一次高大起来。第一次是我和李玉民到他办公室汇报调研报告时，那时候刘副市长在我心目中是伟大的神；这一次刘副市长走下神坛，在我心中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此时此刻，我对刘副市长的印象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理有据。
但是回到综合二处面对赵忠这个土皇上，我的心情再一次黯淡下来，尽管我不是野兽，却要闯进笼子里充数，我坐在办公桌前，宛若一尊雕像，满脑子溢满的都是平庸。是做腐肉，还是做腐肉上的细菌？这是个问题。尽管生命是一部书，可是眼下谁还有兴趣读书呢？总要有一点追求，当然是虚荣，因为还有什么比虚荣更永生。我的心就要缩成一块橡胶，可以做成轮胎或者皮球，总之是有弹性的圆的什么东西。在没有生命的空间，我只能用弹性挖掘，即使挖掘的全是虚无，我也不能停止，因为我不能没有追求。以前我太幼稚了，像小孩儿一样幼稚，以为别人给你一块糖，他一定就是好人，其实面对虚荣，谁又不是乞丐？不行，不能再让时间这样无意义地流逝，即使果真这世上没有意义，我也要创造出自己的意义。
目前对于综合二处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与“土皇上”做斗争，“赶他走，像狗一样赶走他！”这个声音像幽灵一样在心底怂恿我，我顿时想起萨特最荒唐的句子：“我独自一人，却像攻克城池的军队一样前进。”不行，我不能独自一人，孤军奋战最容易腹背受敌，我要通过地下斗争迅速建立统一战线。我用余光扫视着许智泰、欧贝贝和朱大伟，眼下最想推翻“土皇上”的就是许智泰，他对综合二处“万马齐喑”的状态早就耿耿于怀，许智泰无疑是最理想的火把，就差一根火柴把他点燃，这根火柴就是我，也只能是我。只要许智泰这根火把点着了，不愁欧贝贝、朱大伟不添油。
但是时机很重要，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能少，因为大家谁也输不起，眼下还得卧薪尝胆。想到这儿，我想抽支烟，却将手中的笔塞进了嘴里，在这之前，他像一支手枪一样躺在我的手指间，我着实地吮了一口钢笔水，我并未漱口，而是毫不犹豫地咽了下去。我就是要将我的心染成蓝色，像天空一样湛蓝，我正需要蔚蓝色的思想洗涤。此时此刻，我长舒一口气，“眼睛就像火炭里撒尿的猫”。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一晃又是一年，时机终于到了，刘副市长突然调任清江省副省长，此时赵忠出国不在家，新任常务副市长的可能是彭国梁，但一直没有准信儿，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经过漫长的等待，许智泰早就等不及了。
下班后，我借机请许智泰喝酒，真是酒壮英雄胆，几杯酒下肚，许智泰的心里话就出来了，我们从希腊城邦谈到中国的史官文化，从犹太教的耶和华谈到基督教的上帝，从文艺复兴谈到当下改革开放中的解放思想，最后我们都认为，对于政客来说或者对于阴谋家来说，政治是对权力的欲望与追逐，是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但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政治的原点就是有个性的人，是唤醒人的良知。但是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我却认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道德和良知，许智泰却提出了一个不得不让我正视的问题，既然西方政治学将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那么如何才能成为游戏大师？具体说就是每个公务员都想掌握官场之道，但是“道”是什么？我们争论了很久，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达成妥协，眼下的“道”就是赶走赵忠。
我们终于谈到了正题上，许智泰压抑得太久了，一谈起赵忠，他便满脸深恶痛绝的表情，张口“这头猪”闭口“这头猪”，能看出来许智泰对赶走赵忠充满期待，唯恐我打退堂鼓，当然他对赵忠下台后更充满期待。许智泰在综合二处当了十年副处长了，他现在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上处长。
我认为许智泰之所以熬了这么久，仍然原地踏步，是因为他不懂政治。就拿这次“政变”来说，如果赶走了赵忠，处长的位置也未必就是许智泰的，或者说肯定不是许智泰的，许智泰的结局不会好于现在。因为政治最根本的原则是服从，而服从是以权力大小为依据的，权力大的，统治权力小的；权力小的，服从权力大的，这是政治学的铁则。如今你要打破这个铁则，不论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都不会允许你胡来，政治是最讲规矩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人都不守规矩，游戏还怎么玩？像许智泰这样几杯猫尿就喜怒皆形于色，这是官场最忌讳的。
但是对我来说，许智泰是最好的枪，不管怎么说，先用许智泰这把枪赶走赵忠再说，革命总是要有先烈的，民主不是目的，通过牺牲换来进步才是目的。许智泰当然以为我参与“政变”是为了当副处长，这就是许智泰的狭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是路总得一步一步走，其实我还真怕许智泰不这样认为，当然他认为同盟就是同类，这也是他不懂政治的地方。其实，我的真实目的是想通过这次“政变”为综合二处打开一扇窗，我小时候就喜欢泰戈尔的诗，其中一首有这样的句子：“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当时这句话曾使我幼稚的心灵无比震颤，我暗下决心一生都做这样的人，然而始终没有勇气拆下自己的肋骨。如今有挺身而出为了区区处长就想当肋骨的人，我也只能成全他，替他划一根火柴了。
行动不可谓不顺利，结果也不可谓不理想，一切都如我所料，赵忠被赶走了，被安排到后勤服务中心当了几天书记，很快辞职下海了。赵忠走后，许智泰惬意了不到一个月，新任常务副市长彭国梁亲自给综合二处选了一位处长，叫杨恒达，此人来头不小，曾经给东州市的老领导当了五年秘书，要知道老领导可是东州市的泰山北斗。
我早就听说当年为争常务副市长，彭副市长与刘副市长暗中叫过劲，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如今彭副市长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常务副市长，可是刘副市长又高升到了副省长的位置，与彭国梁已经不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了，我想彭国梁心中不可能不急，他选老领导的秘书给自己当办公室主任，一定另有深意！
刘一鹤走了，我跟着刘一鹤一展鸿图的梦想也化作了烟尘，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在官场上如果没有人提携你，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既想要前程，又想要自由，那才是南柯梦呢！事实上，一个人离权力越近，离自由就越远，那么为什么人们舍自由而逐权力呢？很简单，权力的本质是神性，自由的本性是人性，然而千百年来对神的顶礼膜拜确是人的天性，谁不想成为神？成不了神怎么办？只好成为膜拜者。我是鱼和熊掌都想兼得的，这也是我在仕途上迟迟没有长进的根本原因。不能再这么耽误下去了，过了年就三十五岁了，人生苦短，再不抓住机遇很可能在官场上白混一辈子。怎么办？
新任常务副市长彭国梁二十九岁就任东州市团市委书记，就已经是正局级了，再这么下去，即使熬到退休，我也未必能爬到正局级。以前我接触彭国梁不多，只知道他对追随他的下属很讲义气，性格也很豪爽，常言道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在办公厅综合处工作就是这点好，整天围着市长转，以前有赵忠挡着，我与刘一鹤的全部机缘都让他破坏掉了，新任处长杨恒达虽然还看不太透，但是一上任就将陪彭副市长去美国的机会让给了许智泰，看样子颇有点胸怀，不愧是给老领导当过秘书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很显然自由于我浮云了，眼下只能舍自由而求前程了，不管你杨恒达的胸怀是装出来的，还是的确如此，谁也别想掐断我与彭副市长的机缘。因为对于综合二处的人来说，彭副市长是所有人的机缘。
目前彭副市长的秘书胡占发已经跟他五年了，看朱大伟见到胡占发屁颠屁颠的样子，就知道朱大伟已经惦记上胡占发的位置了。本来我是无意做市长秘书的，但是做综合二处副处长、处长都没指望了，做市长秘书是摆在我面前的最后一线希望，眼下我与朱大伟比，各方面都占优势，剩下的就是看谁能博取彭副市长的赏识了。
很显然，朱大伟是想通过胡占发“曲线救国”，这就先失一招，胡占发与彭副市长的关系再紧密，他毕竟不是彭副市长，当然胡占发敲边鼓也非常重要。毫无疑问，要想取代胡占发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市长秘书，必须双管齐下，最起码不能让胡占发进谗言。当然，最关键还是求得彭副市长本人的认可，关于这一点我还真有信心，因为彭副市长很赏识我手中这支笔。不久，这支笔就发了一次神威。
那天傍晚，快下班时，彭副市长亲自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当时就有预感，彭副市长一定有重要任务交给我，而胡占发却不在场，说明这个任务除了我俩之外，不宜其他人知道。我惴惴不安地跟着彭副市长走进办公室，察言观色地揣摩着这次神秘的会见，彭副市长示意我沙发上坐，然后和颜悦色地肯定了我这段时间的工作，特别是在理解他的思路上颇让他欣慰，我谦逊地等待着进入主题。
很快主题就出现了，彭副市长若有所思地问我对“开放”的看法，“改革开放”四个字从来都是联在一起的，我不知道彭副市长为什么将这四个字分开了，我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彭副市长毫不避讳地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由于思想上的禁锢太多，“改革”几乎成了口号，没有人再敢往雷池里跳，相反，“开放”就不同了，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地球不再是圆的，而是平的，某种程度上讲，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因此他想在“开放”方面写一篇文章，还说这篇文章是《人民日报》一位副主编向他约的稿。
我知道彭副市长是东州市最年轻的市委常委，一直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那位《人民日报》副主编未必向他约稿，说不定一方面靠文章的质量，另一方面靠朋友的帮